AI读书笔记 | 罗马帝国的遗产:400—1000

本书是密西根大学课程 HISTORY 210 (Early Medieval Europe, 300-1000) 和 HISTORY 211 (Later Medieval Europe, 1000-1500) 两门课等到参考书之一。由Gemini Argon 4辅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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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引言

过去两个世纪里，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史研究一直受困于民族主义和现代性这两种宏大叙事。19世纪早期民族主义登上政治舞台后，历代学者习惯于在中世纪早期寻找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萌芽，撰写诸如《法国的诞生》或《欧洲的成长》之类的著作，试图把法国、德国、英格兰、丹麦、波兰、俄罗斯等国的历史追溯到公元1000年之前。这类研究本质上服务于一种历史目的论，大抵是为了通过研读历史来回答为什么英国人、法国人或西欧人是最优秀的，或是至少找出本族群与众不同的根源。是以整个中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史被写成单一制民族国家的起源史，低地国家史则沦为寻找未来比利时与荷兰商业活力的溯源工程。哪怕公元1000年时英格兰确实存在单一制国家，后来成为比利时的地区也确实有活跃的生产和交换，这种倒果为因的视角依然误导了人们对过去的理解。

欧洲在中世纪早期尚未诞生。公元1000年时，不存在任何共同的身份认同能把西班牙与俄罗斯、或是爱尔兰与拜占庭帝国（今巴尔干诸国、希腊和土耳其）联系起来，各基督教政体之间只有极为微弱的共同体意识，既无共同的欧洲文化，也无覆盖全境的经济体，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欧洲未来会在经济和军事上统治世界。假如去问一个生活在公元1000年的人未来世界何处能实现工业化，他会把赌注压在埃及的经济体上，绝不会选莱茵兰或低地国家，至于兰开夏郡则更像是个笑话。从政治与军事版图看，当时欧洲大陆真正的统治力量是东南角的拜占庭和西南角的安达卢斯（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西欧的加洛林王朝实验已在称霸该地区400年的法兰克王国解体后终结，西欧整体性最强的南英格兰面积又很小，大陆绝大部分地区都只受制于弱势的政治系统。

当时局部的民族认同仅见于少数依靠地理屏障或特定制度的地区，比如在英吉利海峡和阿尔卑斯山阻隔下的英格兰（11世纪初被丹麦人征服的经历催生了一批显现民族主义端倪的文献）与意大利（认同感止步于罗马以北，且未产生建立政治统一体的愿望），以及政治分裂却保有社群观念的爱尔兰。与之相对，拜占庭凭借当时欧洲最完整的政治系统，在中世纪早期结束时反而可能是欧洲认同感最强的国家，只因它并非任何现代民族国家的祖先而常被学者忽视。而在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含基督徒和穆斯林统治区）的土地上，当时根本不存在民族认同，斯堪的纳维亚除丹麦人或许有之外只有冰岛有明显证据，斯拉夫地区也尚未发展出独立于统治王朝命运的身份意识，通用的语言对于促成文化或政治统一几乎毫无作用。10世纪的许多政体固然与后世国家存在亲缘关系，但这无助于理解中世纪早期本身。

现代性宏大叙事带来的误导比民族主义更甚。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为了标榜自身对古典文化巅峰（即罗马帝国在政治与法制上的显著成就）的重新发现，将整个中世纪降格为中间时期。此后这条故事线生出两支分流，一支是17世纪晚期的科学家、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19至20世纪的工业家和社会主义者互相争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个真正的现代性原点；另一支则是20世纪的中世纪学者试图将1050至1200年的中晚期中世纪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在当时的教皇改革、12世纪的文艺复兴、大学的起源以及英格兰亨利二世与法国腓力二世等早期君主的国家建构中寻找欧洲长期历史进程的起点。在这两条线索的挤压下，11世纪晚期至今的千年欧洲史被看作一波接一波冲向进步沙滩的海浪，而一千年之前的中世纪早期依然被视为野蛮的黑暗之海，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的陨落（该帝国在东方的长期延续被无视）被看作一场需要漫长艰苦过程去扭转的根本性失败，哪怕人们承认理性主义、生产力、全球市场、知识、民主、平等、世界和平与免于被剥削的自由等现代社会要素在此期间奠定了基础。在威克姆看来，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身的特征与合法性，400到1000年的价值并不由之前或之后发生的事决定。无论借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概念把9世纪乃至10世纪塞进宏大叙事而抛弃6至8世纪，还是将这一时期他者化，都没有什么意义。

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者因证据不足难以摆脱罗马帝国失败论或民族起源神话的窠臼，此后中世纪早期研究告别了灰姑娘的处境。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彼得·布朗、迈克尔·华莱士-哈德里尔与剑桥大学的沃尔特·厄尔曼带出了一大批专攻中世纪早期与古典时代晚期的研究生，这批学者恰好赶在1980年英国高校因政府预算削减而减少教职聘任之前赴各地任教并培养出自己的学生，打破了牛津与剑桥对研究人员训练的垄断。拜占庭研究与美国、德国、意大利的同类研究同步扩张，中世纪早期考古学也从1970年时仅存于英、东德、西德、荷、丹、波兰等少数国家且局限于墓葬和金属工具的旧模式，普及为欧盟各国完备的新考古学体系，转向考察空间关系、经济和物质文化体系。欧洲科学基金会于1993至1998年开展了罗马世界的转型研究活动（成果汇编为12卷本丛书，重点关注公元800年前的西方），各国十几名或几十名代表在从斯德哥尔摩到伊斯坦布尔的酒店中每次用一周时间商讨研究方法，虽未创造出欧洲通用的撰史范式，却使围绕共同主题的跨国合作成为常态。同时，中世纪早期研究率先吸纳了语言学转向的成果，意识到一切对过去事件的书面记载皆受制于当时惯用的叙事方法，并在过去20年间依据叙事策略对几乎所有史料进行了重新评估。

这些积极变化之下潜藏着两处明显漏洞。其一是文化与政治史领域兴起的延续论范式走得太远。随着古典时代晚期被重估为罗马时代的巅峰（此前观点仅将其视为2世纪罗马治世的低劣极权翻版），不少学者认为蛮族入侵带来的混乱只是文学比喻，后罗马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几乎全部传承自罗马，比如7世纪西方遗物虽少，留存至今的文献却比除4世纪和6世纪外的任何罗马世纪都多，许多学者在论述查理曼时甚至暗示其统治实质上建立在晚期罗马政治文化体系之上，却几乎没有人把这一论点直接写出来供学界质疑和争论。过去浩劫的概念固然被用得太滥，如今接纳（也就是延续）的概念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其二是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的分歧日益加深。考古发掘表明，在5至7世纪的后罗马时代，除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少数行省外，绝大多数地区的物质文化出现了明显的简化，在不列颠和巴尔干尤为剧烈。布赖恩·沃德-珀金斯在《罗马的陨落与文明的终结》中便依此驳斥了文化史的延续论者。我们一方面拥有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636年去世）所著《语源学》这类高度罗马化的书面文本，另一方面在从塔拉戈纳、米兰到图尔的众多城市遗址中又看到了远比罗马时代简陋的居所与减少的人口。将两方面证据放到一起可以看出，罗马帝国的分裂在西罗马地区确实呈现出剧变态势。罗马时代的价值观和政治实践固然有所延续，但政治活动家所能利用的资源大幅减少，所倚仗的政治架构也极度简化，是以承认中世纪早期与罗马时代的不同，同承认罗马时代在它身上的延续一样重要。

既有研究很少将公元400至100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罗杰·柯林斯1991年的英文著作主要关注政治领域，法国学者蕾吉娜·勒让、让-皮埃尔·德沃罗伊和菲利普·德普勒的高质量社会史研究止步于公元900年且不包括拜占庭与阿拉伯世界，朱莉娅·史密斯的《罗马之后的欧洲》与马修·英尼斯2007年夏天出版的《中世纪早期西欧引论，300—900年》也仅限于拉丁欧洲。威克姆由此将整个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前罗马帝国领地与北方非罗马帝国领地一并纳入视野，在2005年《构建中世纪早期》跨区域比较法（如对比英格兰与丹麦或法兰克、法兰克与意大利或埃及、意大利与西班牙或叙利亚，详见第9章和第15章）的基础上确立了三个写作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把人们做出政治选择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作为重点，不仅介绍查理曼、英格兰的埃塞尔雷德二世、西班牙的辛达斯文托、法兰克奥斯特拉西亚的布伦希尔德、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或哈里发马蒙，更要进一步揭示这些人物统治下的政治与文化世界（这也意味着书中关于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内容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第9章和第22章）。第二个目的是在经济的语境下理解政治决策。传统政治史常把爱尔兰国王、英格兰国王、法兰克国王、拜占庭皇帝、哈里发和罗马皇帝通通放在一个层面上，实则他们处于一个以财富多少为标准的等级体系中，顶层与底层拥有的资源规模及国家制度的精细度极为悬殊，即便在西哥特人对犹太人的迫害、反圣像争论以及9世纪法兰克王国的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等文化政治问题中，经济差异也在背后发挥着作用。

第三个目的是把注意力放在公元400至1000年间的各个历史时期本身之上，尽力不用后世的眼光去评判当时的政治抉择。历史上确有一些政治人物做出过非常糟糕的决策，例如439年埃提乌斯放任汪达尔人夺走迦太基（第4章）、1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曼苏尔在西班牙的继承者发动内战（第14章）、830年虔诚者路易和自己的儿子们反目成仇（第16章），但本书旨在还原当时影响他们做出决策的社会文化系统，避免只在5世纪罗马帝国史中寻找分裂的原因，不在墨洛温时期的法兰克史中只寻找查理曼权力和野心的来源，不在10世纪的教皇活动中只寻找催生格列高利改革的因素，也不在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活力中只寻找其后来被意大利和欧洲北部商人及制造商超过的原因。全书依此先后审视了罗马帝国及其西方部分的衰落（第一部分），后罗马时代之初出现在高卢、西班牙、意大利、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各个政体（第二部分），7世纪东罗马危机之后的拜占庭历史、阿拉伯哈里发国及其10世纪包括安达卢斯在内的继承者们（第三部分），以及加洛林王朝及其继承者、头号模仿者英格兰与从俄罗斯到苏格兰的一大串北方政体在10世纪的最终定型（第四部分）。

中世纪早期文字史料的稀缺（例如苏格兰的史料贫乏到完全无法重构其社会）迫使历史学家把有限的史料翻了一遍又一遍，而不同种类的史料各自带有明显的局限。史书、信件、圣徒生平和法庭证词等记叙文字皆出自个别作者之手，带有明确的写作目的与道德偏见。以中世纪早期最多产的图尔主教格雷戈里（594年去世）为例，他身为势力庞大的高层贵族，始终积极投身政治，对同时代的王室成员爱憎分明（见第5章），作为一名职业卫道士又有责任用鼓励、诱哄、威胁等手段劝阻世人堕入罪恶，加之所选体裁的限制、文学化处理以及绝大部分事件并非亲眼所见，他对6世纪高卢的大量记述根本无处对证。不过，就算格雷戈里的记述全是出于教化目的而虚构的，为了让说教在听众（乃至未来的听众，因其主要作品《法兰克人史》在他生前并未发行）身上起作用，他也必须按照现实主义的架构方式去写作，把说教落在真实可信的经历之上。因此他所写的国王和王后用新奇方式处死敌人、或某位主教靠贿赂获得职位又恐吓下属神职人员的故事，至少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人认为统治者或主教完全有可能做出来的事，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采用盎格鲁-撒克逊英雄史诗《贝奥武甫》来研究英格兰贵族的价值观。

法律条文同样不能直接反映人们的真实社会行为（想想现代关于超速行驶的法律即可明白）。那个时代的国家力量大多非常微弱，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统治者颁发了哪些法令；即便立法者只是想在6或7世纪的西方通过法令把当时的风俗习惯确立下来，各地的风俗也相差太多，甚至在当时西班牙首都托莱多和北意大利首都帕维亚的国王，对其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也一无所知，是以最好把法律条文看成立法者自身思想的映射。相比之下，土地的赠予、买卖、租赁文书以及正式纠纷登记簿等法律文书更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这类合同文本虽高度形式化，受公证员惯用法律术语的束缚（例如有些土地买卖中土地实为秘密贷款的抵押物，合同中却未体现），且现存文本多收录于后人编纂的典籍而掺杂伪书，但在审慎剔除伪作并汇集足够数量后，仍能通过甲村有一块地、佃农乙在上面耕种、由丙以戊银第纳尔卖给丁这类记录，综合还原出甲村有多少人拥有土地、多少个丙遇到资金短缺、买主丁拥有多大规模的土地，以及甲、己、庚、辛各村在社会组织结构和土地价格上的差异。只不过13世纪前除气候干燥的埃及外，其他地区的人们都认为只有关于土地的文书才有长期保存价值，且在埃及以外全靠教堂和修道院这样稳定的机构将档案保存到1650年以后，导致我们从这些文本中只能看到教会获得的土地情况（这一局限将在第9章详述）。

考古发掘和物证虽不受记述方式限制，能够展示人们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吃什么、掌握什么技术、空间如何分布以及货物从多远运来，却无法让人得知土地归谁所有或地租金额是多少。考古告诉我们的大多是映射关系（功能关系），而文献历史告诉我们的大多是因果关系，二者正好形成平衡；同时墓葬陪葬品的选择、城市规划、建筑和外墙涂料、金属制品和陶器的设计等物质文化也表现着意义，受制于交流方式，同样需要像研究格雷戈里的作品那样谨慎评估（将在第10章讨论）。

不同地区和时代所能获得的证据种类极不均衡，给研究造成了更大的限制。例如7世纪的英格兰有完整的教会历史记录和丰富的墓地考古，法律条文、土地文书和聚落考古则较少，到了8世纪30年代之后，英格兰的历史记录、法律条文与墓地考古却突然中断了100多年，土地文书和聚落考古大大增多，结果我们对国家和更大范围经济关系的了解大增，对国王如何操纵政治以增加权力的了解却大减，连统治英格兰中南部达百年之久的麦西亚王国在9世纪20年代后如何衰败都成了未解之谜。整个中世纪早期虽有稳定的教士记录，世俗贵族参与历史写作却仅见于晚期的罗马帝国、加洛林时期的法兰克、10世纪的拜占庭以及9至10世纪的伊拉克。甚至关于同一个政治实体的史料也会出现类型不一致，如10世纪晚期奥托家族的两个权力中心里，萨克森的史料几乎都是集中于贵族钩心斗角和政治仪式的历史记录，意大利北部的史料却几乎都是集中于贵族财富规模及其与皇室庇护关系的土地文书。随着未来几十年内发现新历史文本的希望日趋渺茫，研究的天平将越发倾向于考古物质记录，而对这些有限材料的筛选与考辨，便构成了理解这六个世纪历史的起点。

Chapter2-帝国的分量

14世纪早期流传下来的一本希腊与拉丁双语儿童启蒙读物（内容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早期）里记着这样一桩案子，一个有罪的小偷被带到公堂上拷问，人们用棍子打伤他的胸部，把他吊起来用鞭子抽，把各种酷刑用了一遍，他始终不认罪，最终被送上刑场处死；另一个无辜的人随后被带上来，因为他是许多人的庇护者，又有能言善辩的人替他说话，便当庭无罪释放。这段简单的启蒙课文折射出晚期罗马社会的两条基本运行逻辑，一是司法暴力与酷刑属于公开合法的常态（哪怕是证人，只要不属于精英阶层，在公堂上也常受严刑拷问）；二是掌权者与富人依托庞大的庇护关系网享有特权。受基督教影响，君士坦丁虽于326年下令废止角斗士表演，这项活动在西罗马却一直延续到4世纪末，公开场合屠杀野兽的表演更是在5世纪初角斗废止后又延续了100多年。380年，后来在阿非利加成为禁欲主教的阿利比乌斯被朋友强拉去罗马大竞技场，起初一直闭眼不看，听到观众因一名角斗士受伤发出吼叫后睁开眼睛，旋即被血腥场面吸引得欲罢不能，其好友希波的奥古斯丁（430年去世）对此评论说他跟其他观众没什么两样。当然，有钱人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无视法律，368至371年间那些被控行巫术而在公开审判中受刑的元老院议员便是一例。地方官员的暴虐往往只有依靠更高层的庇护网络才能制止，411至413年担任昔兰尼加（今利比亚东部）托勒密城主教的森涅修斯，正是凭借自己与君士坦丁堡统治者的密切关系，才成功罢免了当地残暴的总督安德罗尼科斯（此人酷爱对市议员动用暴力，曾因税务问题将一名市议员活活打死）。无论是公开或私下的暴力、腐败还是司法不公，都是罗马国家机器的常规组成部分。这套体系并不比其他国家更文明开化，但也绝非在公元400年前后就注定走向解体，西罗马在5世纪的覆亡源于一系列应对失当的意外事件，东罗马则平稳存续并在6世纪早期达到巅峰。

罗马帝国的版图建立在地中海这一内海之上。水路运输的低廉与便捷将沿岸各行省紧密联系起来，使森涅修斯得以在昔兰尼加与君士坦丁堡之间往来自如，阿利比乌斯也能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塔加斯特（今苏格艾赫拉斯）与罗马之间轻松往返。到公元300年时，单一中心已难以有效管辖全境，公元324年后帝国便确立了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两个常设首都，分成大部分人说希腊语的东罗马和大部分人说拉丁语的西罗马两个部分，各自拥有皇帝与政府，但直到6世纪，拉丁语仍是东罗马的官方法律和军方用语。罗马城的人口在帝国早期曾达100万，公元400年时虽已不再是西罗马的行政首都（4世纪时行政首都在高卢北部的特里尔，402年后迁至意大利北部的拉文纳），人口仍有50万之多；君士坦丁堡建城之初人口少得多，但到5世纪晚期也增长到了50万。如此规模的巨型城市完全是由政府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刻意维持的。国家通过税务系统向两座首都的城市贫民免费发放谷物和橄榄油（拉丁语称作annona），西罗马的粮食运自北阿非利加（今突尼斯），东罗马的粮食则运自埃及（部分可能来自叙利亚），这笔开支占到帝国全部财政预算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再配合由私人财富供养的马戏表演，共同维系着首都的稳定（410年西哥特人洗劫罗马之所以震动全帝国，正源于这座超大城市的象征分量）。

整个罗马世界的文化与城市性（civilitas，由此衍生出文明一词）密不可分，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数千座自治城市的联盟。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市议会（拉丁文为curia，希腊文为boulē），并配备标准高度统一的宏伟建筑，包括中心广场、市政建筑、神庙（4世纪起被主教座堂和其他教堂取代）、剧场、大浴池、西罗马特有的露天竞技场以及部分地区的城墙。高卢诗人奥索尼乌斯（约395年去世）在4世纪50年代创作的《伟大城市的排名》中列举了从首位的罗马到末位的家乡波尔多（他将这两座城市都称作故土patria）共19座城市的建筑，勾勒出帝国的城市风貌。帝国早期，市议员（拉丁文为curialis，希腊文为bouleutēs）是地方最高掌权者；进入4世纪后，随着中央集权加强以及元老院和中央政府的扩张，最富有成功的市民得以凌驾于地方官僚层级之上，市议会退居次席，市议员的首要任务变成了既有油水又有风险的征税与税务担保。5世纪起市议会的正式结构逐渐弱化，6世纪时连征税权也被中央官员接管。帝国法令中常见较穷的市议员设法逃避征税负担的记载，西罗马精英的文字开始流露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考古发掘也表明西罗马城市遗址的物质遗存在公元400年后大幅简化。不过市议会的衰落并不等于城市的衰败。在东罗马，市议员从约450年起确实在文献中日益少见，但居住在地方的元老院议员、主教与最富有的市议员组成了被称为领导人（prōteuontes）的非正式精英团体，作为城市教会的庇护者决定建筑维修、节日举办乃至地方防务，东罗马许多城市最雄伟的建筑恰恰建于5至6世纪。西罗马同样存在这种不依赖传统市议会的城市向心力，高卢克莱蒙首富家族出身的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约430至485年，其父与祖父皆为执政官，本人是455至456年在位的皇帝阿维图斯的女婿）早年谋求在中央政府发展，后出任克莱蒙主教并在信件中大力倡导忠诚于本地以维护城市聚落，其姻亲（阿维图斯之子）伊克迪修斯则动用私人军队守卫克莱蒙。哪怕西罗马精英拥有乡间别墅和避暑宅邸（东罗马此类乡间住宅不多，即便有也集中于城市周边，如安条克城旁凉爽山上的达芙妮），城市依然是商业、政治、庇护体系与文化的重心，仆从、商人工匠与期待施舍的穷人始终追随富人聚集在城内。

按现代标准衡量，罗马中央政府的管辖规模很小，集中在首都和行省首府的公务人员最多时仅约3万人（不含数量可达其10倍的卫兵、会计、信使、赶牛人等低等雇员），行政效率低下，文件保管粗劣，且疆域辽阔（从罗马到高卢北部送信最少要3个星期，行军更久）。这套体系之所以能维持统一，靠的是行政机构、元老院、法律、军队与税收系统的相互咬合。皇帝在理论上拥有无限独裁权力，4世纪的君士坦丁（306至337年在位）、瓦伦提尼安一世（西罗马，364至375年在位）、试图逆转基督化进程的尤利安（360至363年在位）以及6世纪东罗马的查士丁尼（527至565年在位）都积极干预政治（干政最积极的皇帝大多有军方背景），但5世纪上半叶的许多皇帝只是在公开仪式上摆摆样子，即便有心干政也常受制于信息闭塞与复杂的层级规则。帝国的许多重臣并非全职官僚，支撑长久统治的是下属职业官僚结成的网络以及各部门根深蒂固的机构传统（包括四个近卫军长官辖区及其属下省一级的行政体系、中央六大部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市区政府）。约翰·吕多斯在550年撰写著作时，甚至将自己效力的东方近卫军长官辖区政府的传统一路上溯到建城者罗慕路斯，把整个帝国史看作本部门的沉浮史，并对查士丁尼手下试图整顿官僚习气的心腹重臣、近卫军长官卡帕多西亚的约翰（531至541年在任）深怀敌意。

在西罗马，高层政治家的典型轨迹可见于出身显赫元老院家族的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穆斯（396至455年）。他约411年进入罗马元老院担任管理奢华娱乐项目的仪式性职务，415年任护民官，416至419年以20岁的年纪出任西罗马最重要的财务官职之一圣库官（comes sacrarum largitionum），420至421年及此后数次出任罗马城市执政官，439至441年（可能已是第二次）任意大利近卫军长官，两度出任荣誉性的执政官，至晚在445年获授贵族（patricius）称号，最终于455年当了两个月皇帝便被杀死。希多尼乌斯在约10年后的信中揣测马克西穆斯定然懊悔称帝，因为皇帝受严格的时间仪式与繁重任务束缚，远不如元老院议员清闲（otium）；事实上马克西穆斯在40多年的政治生涯里担任正式官职的时间只有10年左右，其余时间都在经营庞大的庇护网与享受元老院精英标志性的清闲生活。元老院虽无正式政府职能（在政府驻地迁离罗马后更是与官僚体系分离），却是公民向往的至高之所，挤进圈子需斥巨资赞助娱乐项目和仪式，换取的则是财务与政治特权。5世纪早期，只有政府高官和皇帝直接庇护的人（protégés）所属的最高三个等级才拥有完整议员资格，称为光荣者（illustres），其男性后裔至少也能世袭最低等级的杰出者（clarissimi）头衔，各等级议员统称显贵（nobilis）。罗马帝国在古代与中世纪历史中是一个异数，其统治阶级同中国一样由文官主导。议员们自视甚高（演说家叙马库斯在402年去世前曾自诩为人类中的精华），讲究出身（希多尼乌斯便因高卢近卫军长官帕奥纽斯出身市议员家庭而非元老院家庭而看不起他，尽管4至5世纪最显赫的安尼修斯家族历史也只能上溯到2世纪晚期）与巨额财富。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记载4世纪70年代最显赫的政治家佩特罗尼乌斯·普罗布斯家产遍布罗马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405年罗马贵族美拉尼亚和皮尼亚努斯因宗教信仰抛售地产，仅一年的租金就高达12万苏勒德斯（相当于约400公斤黄金），直接冲垮了土地市场。这类地产遍及意大利南部、西西里与北非的超级富豪只存在于罗马城，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议员则是来自东罗马各省的省级精英，权势与财富规模与高卢的希多尼乌斯相仿，无法同安尼修斯家族相比。

连接罗马元老院贵族与各省精英的是建立在文学教育基础上的共同文化。西罗马贵族必须熟背维吉尔等拉丁作家的经典并练习写诗与散文改写，东罗马贵族则背诵荷马史诗（阿米阿努斯曾讽刺自命不凡的罗马议员居然只读尤维纳利斯那样粗鄙愤世的作品）。文学造诣高的人能直接凭作品获得皇帝庇护与高官厚禄，西罗马的奥索尼乌斯与东罗马的里巴尼乌斯（约393年去世，因崛起太快曾被人控告使用巫术）便是如此，哪怕两人在成名前就已是地主和中等富人。尤利安试图逆转基督化进程时曾下令禁止基督教知识分子讲授异教经典，这项失败的禁令恰恰暴露出传统文学与社会地位的绑定关系；到了5世纪，贵族们既读维吉尔或荷马，也读《圣经》以及奥古斯丁、凯撒利亚的巴西流等基督教神学家的作品（还有5世纪元老院议员帕拉狄乌斯撰写的财产管理手册）。这种普及到各城市地方官员的文学教育赋予了帝国统治阶层高度一致的知识结构与价值观，但随着后罗马时代贵族文化转向建立在刀剑与马术之上的军事传统，世俗文学教育只在日益独立的教会体系中保留了些许余绪。

与文学教育并列的是全国统一的罗马法体系，包含4至6世纪详尽的帝国法令与2至3世纪法学家的判例及法理著作。精通法律需前往罗马、贝鲁特或425年后的君士坦丁堡法学院接受专门训练（阿利比乌斯于4世纪80年代初在罗马学法，后随只受过修辞学训练的奥古斯丁赴米兰工作并双双转向教会）。狄奥多西二世在429至438年间将帝国法律汇编为《狄奥多西法典》（西罗马覆灭后诸王国立法仍参考该法典），查士丁尼又在528至534年对其进行修订扩充，并在530至533年整理出《学说汇纂》（这套法典在拜占庭延续并于12世纪在西欧复兴）。由于法律体系过于繁复，法庭审理乃至文书起草都离不开法律专家（iurisconsulti），加上打官司费用高昂且富人常利用司法腐败和庇护制度操纵判决，埃及莎草纸记录显示4至6世纪的民众往往绕开法庭，直接用私人仲裁解决民事纠纷。即便如此，埃及仲裁官裁决时依然参照罗马法条文和术语，奥古斯丁做判决前会写信征询法律专家俄斯托齐乌斯的意见，阿非利加一封约写于公元400年的书信里，一位曾当过律师的匿名地主在斥责邻居兼旧友、马特尔的律师萨尔维乌斯欺负其佃户时，也详尽罗列了萨尔维乌斯当年教给他的佃户法、继承法与所有权法来提出解决方案。

支撑文官统治与法律秩序的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公元400年时帝国军队约有50万人（误差不超过10万），主力驻扎在莱茵河、多瑙河以及与波斯接壤的东部边疆（南部撒哈拉沙漠边境无大威胁），其余分散在各省充当守备。3世纪常见的军队拥立皇帝现象在4世纪大为减少（东罗马直到602年才发生成功的军事政变），但在西罗马霍诺留（395至423年在位）等弱势皇帝治下，实权皆落入军界强人手中。将军们多出身草莽，在高度军事化的莱茵河与巴尔干边疆区尤为明显（曾在波斯和莱茵边疆服役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母语是希腊语，写作时却使用军队的语言拉丁语），但功成名就后同样能进入元老院、建立庇护网并让子女接受文学教育。这支庞大军队的给养与武器消耗了帝国大约一半的财政预算，《百官志》记载4世纪末帝国各地设有35座国有武器装备工厂，多瑙河下游遗址发现的双耳油瓶也证明驻军给养直到6世纪晚期仍由爱琴海地区远途运来。

为了供养军队、官僚、首都贫民与公共工程，帝国依靠一套沉重的税务系统，核心是按亩计征的土地税，辅以少量的商人工匠税、皇室地产收入及杂税。6世纪埃及文献显示土地出产的四分之一需作为土地税上交，有时还要加征额外税（superindictiones）。国家调动货船将阿非利加、西西里和埃及的谷物以及阿非利加、爱琴海和叙利亚的橄榄油经地中海运往北方（船主以运输货物履行部分纳税义务），使地中海成为连接帝国两半的财政动脉，高卢、莱茵兰和不列颠自成小型贸易网，西班牙内陆则相对孤立。高税率要求精准的土地评估与登记（土地买卖必须公开登记），政府更从4世纪起通过法律将农民固定在籍贯地，并将议员家族、军人、兵工厂工人、船主乃至罗马的面包师和屠夫世代绑定在各自岗位上。征税过程常伴随武装暴力和腐败，富人行贿免税（不过6世纪埃及莎草纸显示主宰俄克喜林库斯市、今名拜赫奈萨的超级富豪阿皮翁家族总是及时纳税），穷人则被迫逃亡或向权势人物交保护费以逃避国家税收。税收体制将军队补给、行政、司法与地中海货运串联成整体，一旦西罗马在帝国解体后丧失税收制度，国家形态便彻底改变。

将视角从官方与精英移向占总人口80%以上的底层农民（埃及城市人口比例最高可达三分之一，中世纪早期农民比例则升至90%以上），东西罗马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帝国早期意大利和希腊的农奴制到晚期已基本消失，缺乏自由的农民与自由农民生活相差无几（本书仅将主人供养的家庭仆人称为奴隶servi），绝大多数农民是依附于皇室、元老院议员及省级精英地产的佃户（拉丁语统称coloni），通常由承租整块地产的中间人（conductores）向其收租，也有如埃及阿皮翁家族或意大利帕拉狄乌斯那样亲自打理的。法律明确区分了自有土地、直接向征税官纳税的佃户与无地、由地主代缴税款的佃农（coloni adscripticii，其依附程度接近根本不纳税的农奴，连查士丁尼也在法律中发问佃农与农奴究竟有何区别）。整体而言，东罗马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多于西罗马，埃及租期灵活、雇工较多，叙利亚北部石灰岩山丘（详见第10章）等地的古罗马村落遗址房屋类型趋同且无明显中心，证明居民多为自由土地所有者；西罗马的意大利、阿非利加与高卢部分地区则遍布大地产（美拉尼亚和皮尼亚努斯在阿非利加塔加斯特附近的一块地产甚至比城市还大，拥有自己的主教），意大利大片土地上全是无自由的农奴，不过无论东西方，大地产内部往往也是由成百上千块分散的小土地拼凑而成的。

东西方农村的聚落形态同样截然不同。东罗马的农民普遍聚居在组织紧密、设有头人的村庄（komai或chōria）里，地主与佃户比邻而居，自治程度高，内部围绕牧场、水源与尊卑次序的争斗也异常激烈。6世纪埃及村庄阿富罗底（今考姆伊什高）遗存的莎草纸文献记录了乡村精英狄奥斯库若（约520至585年在世，其父阿波罗曾任村头人）的处境，他在亚历山大受过文学与法律教育，返乡任公证人兼诗人，却时刻感受到邻近城市安泰奥波利斯执政者对村庄自治的嫉妒，以及村内邻居、佃户、牧人和债主的威胁（村里甚至发生过由高级军官主持调查、元老院议员萨拉帕蒙与军人梅纳斯涉嫌杀害两名村民却反咬村民一口的谋杀案），唯有外敌当前时全村才会团结一致，甚至直接向狄奥多拉皇后请愿。西罗马除山区外很少有紧密的村庄，乡野间零散分布着孤立的农场、别墅与地产中心，权贵与穷人隔阂极深。5世纪第二个十年，奥古斯丁任命出身贫寒的年轻教士安东尼为阿尔及利亚东部山区福萨拉教区的主教，安东尼在村里横征暴敛乃至实施性侵，被撤职调往托贡诺顿庄园时又遭庄园佃农以集体出走相抵制（甚至惊动了罗马教皇）；而福萨拉的村民尽管愤怒控诉，在安东尼被撤后依然恐惧到没有一人敢在证词上署名，这种缺乏中间调停人的敌意环境正是奥古斯丁担心农民集体倒向多纳徒派的原因。

商品交换与手工业生产则依托财政税务网络运转。近30年对双耳瓶（盛装酒、油、鱼酱）与精美细陶的考古发现推翻了晚期罗马商业无足轻重的旧说。北非赤陶餐具遍布整个地中海遗址，土耳其爱琴海沿岸福西亚和塞浦路斯的餐具在东地中海随处可见，并深入意大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内陆（而高卢北部、不列颠与西班牙内陆极少见地中海陶器，以本地陶器为主，说明其独立于地中海核心经济网之外）。结合301年《限价令》等文献可知，意大利、高卢、埃及和叙利亚主要出口衣物（埃及还出口莎草纸，其品质较低的葡萄酒则自产自销），阿非利加、叙利亚和爱琴海出口油，意大利南部、巴勒斯坦和爱琴海出口葡萄酒。由于每年秋天从阿非利加运粮油赴罗马的船队由政府承担运输成本，顺带搭载的北非陶器与商品油在港口出售时便极具价格优势。439年汪达尔人占领北非核心区，切断了迦太基至罗马的税务中轴线，西地中海商业随之开启了两个世纪的持续倒退，东地中海的商业繁荣则一直维持到600年。

尽管帝国境内除拉丁语和希腊语外还并存着不列颠的古威尔士语、西班牙的巴斯克语、阿非利加的柏柏尔语、埃及的科普特语、黎凡特的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与阿拉姆（叙利亚）语、安纳托利亚的伊苏里亚语与亚美尼亚语（其中科普特、希伯来、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语皆有自己的文学作品），但统一的行政、军队、税收与城市格局大大缩小了地方差异（高卢语在5世纪失传，埃及人放弃了巨型神庙、法老建筑风格乃至喝啤酒的传统而改喝葡萄酒）。将从乡野村夫到城市精英全部纳入帝国归属感的核心机制，正是无处不在的庇护体系。中下层官员收税或审案时合法收取当事人的礼金（sportulae），约翰·吕多斯靠同省老乡、近卫军长官佐提科斯提拔而免费获得正式官职，4世纪40年代驻防埃及南部的中级军官阿比奈奥斯在档案中留下大量为部下、市议员、神父、工匠和农民仲裁纠纷或抓捕强盗的求助信，4世纪90年代安条克智者里巴尼乌斯的佃户甚至找军官庇护以拒交地租。庇护网一旦失灵，帝国就会出乱子，埃及农民得不到天主教会或庇护者帮助就会倒向多纳徒派或弃地逃亡，640年后阿拉伯新政府排斥乡村庇护者便招致叛乱，而5世纪西罗马地方精英不再相信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传统庇护者、转投蛮族军事领袖，更是直接导致了政权更替。

帝国四周环绕着被罗马人蔑视的异族。东方的萨珊波斯帝国（3世纪20年代至7世纪40年代）疆域向东延伸至阿富汗，同样依靠复杂的税务系统维持大一统，在363年击败入侵伊拉克核心区的尤利安后，与东罗马维持了250年仅限于边境的局部摩擦，直到614至628年大举入侵并于626年围攻君士坦丁堡。波斯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其祭司称谓magoi和magi成为希腊语和拉丁语中魔法一词的词源），且拥有罗马所不具备的强力军事贵族阶层与绵延数百年的世家传统（这一传统深刻影响了4世纪改信基督教的缓冲区亚美尼亚，并在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后比罗马传统延续得更好）。其他政治组织度较低的邻居被统称为蛮族（barbari），包括南边撒哈拉荒漠中说柏柏尔语族的游牧和半游牧部落（如5世纪初袭扰昔兰尼加的拉瓜坦部落联盟）、不列颠以北和以西威胁哈德良长城沿线的皮克特人与爱尔兰人（曾于367至368年大举侵入不列颠），以及莱茵河与多瑙河边疆外说日耳曼语族的定居农牧部族（自1世纪塔西陀起被统称为日耳曼人，实则并无共同纽带）。4世纪时的主要部族包括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中上游的阿勒曼尼人、多瑙河下游及乌克兰草原的哥特人，以及荷兰的弗里斯兰人、德国北部的萨克森人和东边的汪达尔人、伦巴第人等数十个部族。这些部族并非统一的民族，而是由众多小型部落在战时联合推举领袖组成的流变联盟（阿米阿努斯记载357年阿勒曼尼人的七位国王在芝诺多马琉斯及其侄子塞拉皮奥率领下联合十个小王对抗尤利安；374至375年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境内的夸迪人因自卫反击辩词把瓦伦提尼安一世气得中风而死，随后便并入匈人帝国并演变为苏维汇人或鲁吉人）。除乌尔菲拉翻译的哥特语《新约》和讲述372年殉道者故事的《萨瓦受难记》外，关于蛮族的文字皆出自充满说教偏见的罗马人笔下。

考古发掘证明，在与罗马贸易和充当雇佣兵的过程中，远至丹麦的日耳曼和柏柏尔世界出现了财富集中化与阶级分化，北方边疆的高卢北部与巴尔干也演变为高度军事化的社会，边境两侧的社会形态日益趋同。不过边境两侧依然存在根本的政治界限，即是否受罗马统治并认同罗马身份。4世纪在罗马军队服役的蛮族将领大多彻底罗马化，如法兰克出身的将军希尔瓦努斯（Silvanus）在355年科隆宫廷斗争中遭诬告叛国时，因担心被莱茵河对岸的同胞法兰克人杀害或出卖而不敢逃回老家，只能按罗马军阀惯例起兵称帝并兵败被杀；4世纪后期掌握帝国实权的法兰克人阿波加斯特（394年去世）与半汪达尔血统的斯提里科（408年去世）也都是在纯粹罗马政治环境中活动的职业军人。真正的转折发生在4世纪70年代中亚游牧部族匈人出现之后。匈人在375年前后摧毁了厄尔曼纳里克领导的格鲁森尼（Greuthungi）哥特人（并在430至454年阿提拉领导下形成统一政体），迫使特温基（Tervingi）哥特人于376年请求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并移居巴尔干东部（随后大多成为乌尔菲拉和皇帝瓦伦斯所属的阿里乌派基督徒）。因食物供给遭罗马人抢夺，哥特人在菲列迪根率领下造反，于378年阿德里安堡（今埃迪尔内）之战中击杀轻敌的瓦伦斯，并于382年议和、394年作为东罗马战士赴西部镇压阿波加斯特。这批哥特人成为罗马帝国境内第一个未被同化的独立民族，而在405至406年大批蛮族受匈人挤压涌入帝国后，统治者应对失措的政治错误最终将原本稳定的西罗马推向了覆灭。

Chapter3-基督教罗马世界的文化和信仰

5世纪60年代后期，里昂和欧坦两城需要为索恩河畔沙隆镇选任一位新主教，三位姓名不详的候选人分别拿出家族历史悠久、承诺给市民提供食物、许诺把教堂土地分给支持者作为竞选筹码。主持选举的主教们最终撇开这三人，选了从基层教堂职务一步步升上来的神父约翰。到了470年，当时已成为克莱蒙主教的希多尼乌斯在布尔日主持另一场主教选举，这次他没有再选神职人员，而是顺应市民呼声选了出身元老院议员家族的本地名人辛普利修。希多尼乌斯在对市民的演讲里把账算得很明白，选修士会被嫌弃太不食人间烟火，选神父会被指责论资排辈，选世俗贵族虽然会被说成任人唯亲，但辛普利修与他妻子的家族既出过许多主教也出过许多官员，还曾在罗马皇帝和蛮族首领面前捍卫过城市利益，由这样一个世俗且已婚的本地贵族出任主教最能让各方信服。在宗教辩论最激烈的东部中心亚历山大，同样的选人逻辑依然奏效。411年，有人向强硬的亚历山大宗主教提阿非罗（曾于391年下令摧毁亚历山大最著名的异教神庙塞拉潘，其继任者区利罗更于415年指示暴徒私刑处死了异教数学家兼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希帕提娅）推荐昔兰尼加的世俗贵族森涅修斯出任托勒密主教。森涅修斯是希帕提娅的学生兼密友，痴迷新柏拉图主义，在就职前甚至发公开信声明自己当主教后绝不休妻，还要继续同床共枕以谋求子嗣，私下里也拒不接受大众所信的基督复活与世界末日观念。即便如此，只因他曾在君士坦丁堡为昔兰尼加省争取到税务减免并组织地方防务抵抗柏柏尔人，提阿非罗依然照常授予他主教职位。罗马世界将新兴的基督教权力结构顺畅地吸纳进了传统的官僚与贵族庇护体系之中。

公元400年时的罗马帝国还远不是一个纯粹的基督教国家。异教贵族在罗马城到450年左右才绝迹，在君士坦丁堡则延续到500年以后；雅典和亚历山大直到6世纪仍有异教教师（查士丁尼于529年关闭了雅典的学校）；叙利亚的巴勒贝克和哈兰等小城市以及除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阿非利加之外的广大乡村地区，人口仍以异教徒（paganus原意为乡村的，3世纪起指代非基督徒，4世纪已十分常用，东罗马也用Hellene一词）为主，以弗所的约翰在6世纪中叶还记载过自己在安纳托利亚传教改宗异教徒的经历。巴勒斯坦的加利利和撒马利亚、叙利亚、幼发拉底河谷、安纳托利亚西部、西班牙东北部、亚历山大和罗马等地分布着众多犹太社群（约425年以前设有公会会长），当时在政治上尚处于边缘，未遭后来那样严重的官方迫害。不过自324年君士坦丁统治全帝国起（他于312年改信基督教），除在位仅3年的尤利安外，历任皇帝皆为基督徒。狄奥多西一世于391至392年下令禁止公开献祭和私下偶像崇拜，查士丁尼在6世纪进一步强制推行洗礼，拒绝受洗者会被没收财物乃至处死；哪怕埃德萨等基督教中心直到5世纪后期仍在庆祝异教节日，官方世界已将异教彻底清除。

公元350年之后留存下来的基督教文献数量远超世俗精英作品，但这些文本几乎全出自严守教义者之手，包括相对讲求实用的奥古斯丁、立场强硬的耶柔米（419年去世）和萨尔维安，以及圣安当、柱头修士西面等极端纯粹主义者。这些作者对身边不那么严格遵守教义的信徒持强烈批评态度，写作目的是为了改造基督教面貌，而在希多尼乌斯这类世俗贵族与极端禁欲主义者之间，还存在着庞大的中间地带。以宗教节日为例，长达3天的元旦在被禁止献祭仪式后依然存留到8世纪甚至更晚，普通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欢愉团结的节日，布道者却因其与圣诞节（本身就由异教的冬至改头换面而来）竞争而大加挞伐。主教们为了对抗传统节日，把圣诞节、大斋节、复活节和五旬节集中在12月到5月，其余月份填满各地圣徒纪念日，并将星期日确立为强制安息日（图尔的格雷戈里记载星期日干农活的人会变跛子，夫妻在星期日交欢生下的孩子天生也是跛子）。即便如此，奥古斯丁仍抱怨民众在当地殉道者纪念日里照旧酗酒享乐，与庆祝异教节日毫无二致。

地理空间与属灵世界的感知同样经历了置换。随着圣泉与山顶神庙被封禁摧毁，殉道者或圣徒墓地周围建起了新的基督教圣地。高卢中部乡间纪念布里尤德的圣于连的墓地，在5世纪中叶以前曾是供奉玛尔斯和墨丘利的神庙，民众在墓前照旧喝得酩酊大醉；教皇大格列高利在601年甚至建议前往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传教士直接接管异教神庙，让带牲畜来献祭的朝拜者自己把牲畜吃掉。在城市里，异教神庙原本集中在市中心广场周围，而基督徒认为神圣性只存在于特定教堂之中，且最早从4世纪起将圣徒遗骸与教堂绑定，建在城市边缘或郊外墓地里（罗马城中心广场周围在526年之前甚至一座教堂都没有）。这打破了希腊与罗马传统中视死人为危险污染源、严禁将成年人葬于城墙之内的禁忌。在高卢等地，城市空间被各个郊区教堂割裂成分散的小聚居区，5世纪晚期到6世纪早期，主教、贵族乃至普通市民纷纷跟风埋葬在城内圣徒遗体周围，到了7世纪市内墓地已随处可见。在看不见的世界里，异教徒眼中不好不坏的灵（希腊语为daimones）被基督教继承自犹太教（可能又受琐罗亚斯德教影响）的二元论改造成善良的天使与邪恶的恶魔，基督教地狱中的罪人远多于异教的塔尔塔洛斯和犹太教的欣嫩子谷。疾病、厄运与精神失常被归咎于恶魔附身（源于被人下咒或寻宝惊扰陵墓），居住在神庙、沙漠和陵墓中的恶魔唯有靠神职人员或苦行者驱逐，例如613年去世的雪根的狄奥多尔便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四处驱魔。严守教义的主教们既要借助民众在节日、朝圣和礼拜中的狂热推动集体团结，又想按神的恩典与属灵操练改造信徒思想，这种张力有些类似于米歇尔·福柯笔下19世纪现代主义者对旧制度的批判。而在日常道德上，除了反对离婚（离婚的法律难度越来越大，稍晚在西罗马成为不可能的事）、废止角斗以及大力推行对穷人的慈善施舍外，基督徒对等级制与合法限制人身自由安之若素（除约395年去世的尼撒的格列高利等极少数人外，没人批评奴隶制，死前释放奴隶的做法也是从异教继承来的）。

基督教为罗马世界真正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体现在三项革新上，即教会制度、正统信仰的政治化以及苦行修道空间。异教活动与拉比犹太教的组织都非常分散，基督教则建立起一套可与帝国官僚体系媲美的权职架构。到公元400年时，帝国设有罗马（其主教获得papa的尊称，直到8世纪后才专指罗马教皇）、君士坦丁堡（381年设立）、安条克和亚历山大四位宗主教（451年增设耶路撒冷宗主教），下辖各省的都主教（后称大主教）及各城市教区的主教（私人资助的教堂和修道院则往往保持自治）。4至5世纪间，神职人员多达10万人，超过了帝国行政官员的数量。依靠信徒馈赠与主教无权出让教会财产的规矩，到公元500年时主座教堂已在许多地方成为最大的地主和庇护者，吸引高卢、意大利与东罗马的世俗精英纷纷在5世纪至550年间将主教纳入职业晋升路径。由于教会机构不依附于帝国行政系统且经费完全自筹，加之全国性的大公会议与西班牙、高卢、阿非利加的地区性主教会议维系着内部联络，这套体制在5世纪西罗马解体时得以完整存续，成为变化最小的罗马机构。

将宗教信仰的准确定义上升到关乎帝国福祉的国家政治层面，使公元300至600年间的基督教异端争论达到了唯有后来宗教改革时期才能比拟的激烈程度。在西罗马，争论聚焦于神职人员自身的圣洁性与神圣恩典。君士坦丁在阿非利加遇到的多纳徒派之争，源于多纳徒派指责迦太基都主教开其良努的圣职是由背教者授予的，拒绝承认其资格并在阿非利加建立起平行圣职体系（截至335年拥有270名主教），双方还动用名为围剿者（由农民苦行者和季节性短工组成）的武装力量连年冲突，直到411年迦太基正式辩论会后才遭系统性镇压。继起的伯拉纠派认为人可凭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避开罪恶，在奥古斯丁和阿利比乌斯施压下，皇帝霍诺留与原本不情愿的罗马教皇佐息末于418年宣布其为异端，这一争论促使奥古斯丁发展出唯有靠上帝恩典才能得救的预定论（西罗马还从400年起禁止所有神职人员的性行为，而东罗马直到451年才禁止且仅限于主教）。

东罗马的争论则围绕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如何结合展开。亚历山大宗主教亚历山大与手下教士阿里乌就圣子与圣父是否同体平等发生分歧，君士坦丁于325年召开第一次大公会议（尼西亚会议），通过支持亚历山大观点的《尼西亚信经》。然而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亚他那修（373年去世）对阿里乌派穷追猛打，而4世纪中叶的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与瓦伦斯反而支持阿里乌派，直到瓦伦斯378年战死后，凯撒利亚主教巴西流（379年去世）的盟友狄奥多西一世继位并于381年召开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才最终确立《尼西亚信经》的正统地位（约翰·屈梭多模在398至404年任宗主教期间通过布道进一步削弱了首都的阿里乌派，使其仅存于哥特人等北方蛮族中）。到了5世纪，争论演变为亚历山大与安条克（君士坦丁堡总体站在安条克一边）的权力博弈。亚历山大宗主教区利罗（412至444年在位）主张基督神人二性不可分割（一性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聂斯托利（428至431年在位）则认为二性分开并反对将童贞女马利亚称为神之母（Theotokos，即圣母）。区利罗在431年第三次大公会议（以弗所会议）上罢黜了聂斯托利并确立圣母称号，其后继者又在449年短暂免去居鲁斯主教狄奥多勒的职务，最终激起罗马教皇利奥一世（440至461年在位，他是最后一个能理解并对希腊语神学辩论做出贡献的拉丁语者）与皇室女性普尔喀丽娅的反弹。451年第四次大公会议（卡尔西顿会议）裁定基督具有神人二性但只有一个位格。这一决议虽成为西罗马与拜占庭腹地的正统，却在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亚美尼亚的草根阶层中激起强大反弹（452年耶路撒冷宗主教尤维纳尔因接受卡尔西顿决议被周边修道院动员的修士驱逐了一整年）。尽管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与狄奥多拉皇后同情一性论，芝诺于482年颁布《联合敕令》、查士丁尼于553年召开第五次大公会议（引发西罗马抵制长达150年的三章争论）、希拉克略于638年提出《续论》（主张基督一志论）试图调和，一性论省份还是在6世纪后期建立起完全独立的教职体系（聂斯托利派则流向波斯乃至中国），造成了帝国基督徒最彻底的分裂。

在教会体制与神学争论之外，苦行与修道主义开辟了第三重空间。亚他那修在埃及沙漠隐士安当于357年去世后撰写的《安当传》迅速被译成拉丁文，使沙漠演变为自我封闭苦行的象征。叙利亚北部山区的柱头修士西面长老（459年去世）在高柱上一站几十年（居鲁斯的狄奥多勒记载曾有人数到他连续用头触碰脚趾1244次），但以理（493年去世）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渡口旁立柱苦修（甚至回答好奇者说自己的排泄物干得像羊粪一样）。尽管彼得·布朗指出苦行者在晚期罗马公共空间里所占位置微不足道，但他们身穿刚毛衬衣、紧束入肉的皮带与铁链的形象成了后世圣徒的模板（4世纪罗马女贵族保拉和美拉尼亚便效仿他们衣衫褴褛、浑身恶臭地长途跋涉，获耶柔米极力赞颂）。6世纪早期加沙城外的隐士巴尔萨努非奥斯和约翰留下了包含约850个问题的问答录，解答平信徒、教士和修士关于施舍穷人是否要用好粮好酒、能否为救凶手免死而撒谎、能否买异教徒的东西或与异教徒吃饭等日常困惑。大多数苦行者最终抱团组成修道院，按4世纪埃及的帕科缪、安纳托利亚的巴西流（成为东罗马黄金标准）、5世纪埃及的谢努特、高卢的约翰·卡西安以及6世纪意大利努尔西亚（今诺尔恰）的本笃（成为西罗马黄金标准，要求平等对待不同出身的修士，规定除生病外吃素、除冬天外穿薄衣）制定的书面守则作息，创造出一个理论上追求平等顺服的场所。同时，由于优秀的农民也能成为圣徒，基督教圣徒传记首次将目光投向远离城市精英的乡村社会，留下了一批反映非贵族阶层观念的珍贵史料。

宗教革新并未抹杀罗马城市热闹的公共空间政治。宽阔笔直、配有柱廊的罗马街道专为游行集会设计（7世纪阿拉伯人占领东罗马地区后游行停止，街道才被挤占变窄，见第10章）。从357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罗马巍然不动、连口水都不吐的盛大入城式（adventus，一直延续到10世纪君士坦丁七世编纂《典仪论》的时代），到525年克莱蒙被围、626年君士坦丁堡被围时主教带着圣物在城墙上的赎罪庇护游行，再到图尔的格雷戈里组织的圣马丁墓朝拜游行，政治与宗教权力皆在街头展示。紧挨着帕拉蒂诺山皇宫的罗马马克西穆斯竞技场（东哥特的狄奥多里克在500年造访罗马时仍在此举办运动会）与紧邻君士坦丁堡皇宫的大赛马场（Hippodrome），则是蓝党与绿党代表民众向皇帝当面反馈乃至发动暴乱的安全阀（唯有532年差点推翻查士丁尼的尼卡暴动超出了掌控）。法令同样在广场公开宣读，498年阿纳斯塔修斯废除商人和工匠税的法令在商业口岸埃德萨宣读时便引发全城欢庆。尽管晚期皇室礼仪日益繁琐（希多尼乌斯称之为把皇帝囚禁在皇宫里，并记录了461年他在阿尔勒与马约里安皇帝共进晚餐时皇帝按次序与七位客人交谈的规矩，对比了波斯人吃饭时不准说话的怪异礼仪），但皇帝在理论上依然对民众请愿保持开放，柱头修士但以理甚至在475年走下高柱写信抗议皇帝巴西利斯库斯支持一性论，迫使皇帝在大教堂公开收回成命；而在449年面见匈人领袖阿提拉的罗马基督徒使节口中，阿提拉只是人，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却是神（divinus一词仍等同于皇帝的），人们深信战无不胜的罗马帝国一旦灭亡，世界末日就会降临。

与公共空间严格区分的是私人家庭（domus或familia）。在私宅墙内，男主人即家长（paterfamilias）对核心成员与家奴握有不受公共法律制约的权威。由于包办婚姻旨在保卫和获取财产，且丈夫通常比妻子大10岁左右，家庭内部充满紧张气氛，5世纪前期的戏剧《抱怨者》中奴隶直言所有主人都是坏人，奥古斯丁也在《忏悔录》中记述了脾气暴戾的父亲伯特撒乌斯（西罗马对丈夫打妻子习以为常，东罗马则鄙视得多，埃及离婚请愿书中便很少提及家暴）与试图控制他的母亲莫妮卡（奥古斯丁28岁时靠欺骗手段才逃离母亲从迦太基前往罗马，他那位未经丈夫许可便独身施舍财产的女性事例伊克狄西亚也遭他批评，唯有384年去世的罗马异教贵族普莱泰克斯塔图斯与妻子保利娜留在石碑上的互赠诗展现了琴瑟和鸣的特例）。女性在法律上与兄弟享有同等的父母财产继承权，婚后也可支配个人财产，埃及4世纪时约有17%至25%的土地归女性所有，寡妇在现实中常担任子女监护人（如372年丈夫去世后掌管奥古斯丁钱袋的莫妮卡）并独立买卖地产或经营工匠铺，甚至出现过553年出任埃及安泰奥波利斯城市执政官的帕特里基娅以及多位权倾朝野的东罗马皇后（如演员出身的狄奥多拉，尽管普罗柯比在《秘史》中对其风流艳史极尽夸张诋毁）。然而在将男子气概（拉丁文virtus即美德）奉为标准的社会与教会观念中，女性依然被视为弱小甚至危险的存在，男性则在等级森严的礼法约束与暴力冲动之间摇摆（约490年去世的里耶主教福斯图斯在布道时公开宣称受权贵辱骂要忍受，受下等人谩骂则应生气报复，而受过教育的精英又极其鄙视瓦伦提尼安一世或帕奥纽斯那种在公开场合失去情绪控制的行为）。当5世纪西罗马政权崩塌、6世纪中叶东西罗马分道扬镳之后，世俗文学教育退潮、贵族军事化与财富缩水、交换经济简化、农民自治权扩大以及政治彻底地方化接踵而至，但独立存续的教会体系、正统信仰与苦行传统、土地税支撑的东方帝国模板，以及西欧延续至10世纪的公共权力与公共空间概念，依然作为罗马帝国的遗产构成了后罗马世界的基石。

Chapter4-危机与延续，400-550

484年2月25日，统治原罗马帝国北非行省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国王胡内里克下令打击国内信奉本体相同论的天主教徒（阿里乌派认为圣子和圣父只是本质类似homoiousios，尼西亚信经则提出二者本体相同homoousios）。信奉基督教阿里乌派的汪达尔人为了消灭罗马人的主流信仰，直接照搬了罗马皇帝霍诺留于412年用来对付阿非利加多纳徒派的法令，胡内里克在敕令中带着戏谑的口吻宣称，把不同时代帝王们推行的那套法令反过来用到他们自己身上，既是必须的，也是非常正当的。他甚至完整模仿了霍诺留在410年召集辩论会（于411年6月在迦太基召开，次年展开迫害）的步骤，先在483年5月召集天主教主教宣布次年2月举行正式辩论（conlatio），在面对天主教徒试图先发制人的声明时又提前备好法令缩短辩论时间（据强烈反对他的史料作者维塔的维克托记载，这桩迫害在他同年12月去世后才逐渐平息）。

维塔的维克托的激烈控诉、429年汪达尔人初抵阿非利加时波西迪乌斯对其暴力冲突的记载，以及533至534年东罗马收复北非时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对汪达尔人奢靡生活的批评，共同铸就了汪达尔人在后世的恶劣名声（色雷萨蒙德在496至523年在位期间的6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也迫害过天主教徒）。然而，胡内里克的父亲、汪达尔人最成功的国王盖萨里克（428至477年在位）在带领族人从西班牙迁到努米底亚、并于439年夺取迦太基（随后乘运粮船侵入西西里、征服撒丁岛、在455年洗劫罗马）之后，建立起的其实是一个高度罗马化的政权。汪达尔人全说拉丁语，胡内里克娶了霍诺留外甥的女儿并在意大利生活过，政府机构沿袭原阿非利加行省机关并继续任用改穿汪达尔服饰的本地官员，在罗马钱币基础上创新铸币，照常向国民征税，精英们同样热衷于修建奢华别墅与教堂，就连铲除异己以实现宗教一统的迫害逻辑也与罗马人如出一辙。

不过，盖萨里克入主迦太基确实带来了两项结构性巨变。一是汪达尔人没有像5世纪之前的罗马军人那样满足于拥立皇帝、领赏回营，而是以一个拥有土地且自视为异族的军事贵族集团取代了原有的元老院贵族阶层；二是他们截断了从迦太基到罗马的免费粮食与食用油税收供应链，使罗马城人口在5世纪中叶后锐减逾80%，并在正需扩军费用的西罗马财政系统中撕开了一个无法填平的亏空。帝国政府在435年与盖萨里克缔结条约时未能料到他会夺取迦太基，这一5世纪最大的战略失误使西罗马首次显露出解体的可能，此后罗马人在441年、460年和468年三次大规模反扑北非皆以惨败告终。公元400年时，狄奥多西一世的两个儿子霍诺留（395至423年在位）和阿卡迪乌斯（395至408年在位）分别统治着制度毫无二致的西罗马与东罗马；到了500年，东罗马正处于经济繁荣期，西罗马却已裂解为汪达尔人的阿非利加、西哥特人的西班牙和西南高卢、勃艮第人的东南高卢、法兰克人的北方高卢、东哥特人的意大利（含阿尔卑斯地区）以及散布在不列颠等边缘地带的小型自治政体。当时并没有人觉得西罗马正在衰亡，直到518年君士坦丁堡的编年史学家马尔切利努斯·科梅斯才首次提出西罗马灭亡于476年的说法。这一从400年到550年的演变过程，可以切分为四个阶段来审视。

在400至425年的第一阶段，西罗马的实权掌握在自394年起担任军队总司令（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的半汪达尔血统强人斯提里科手中。早在376年进入帝国、378年阿德里安堡大捷后盘踞伊利里亚和色雷斯（今巴尔干地区）的哥特人，于394年在国王阿拉里克（391至410年在位）率领下首次获准以自带部曲的形式加入狄奥多西的罗马军队。396年这项军事安排被撤销后，阿拉里克的部众（即后世所称的西哥特人）花了20年时间用武力索要帝国承认，先攻希腊，继而于401年北上意大利，402年被斯提里科击败赶回伊利里亚，408年再度卷土重来。与此同时，匈人势力的扩张挤压了边境部族，405年拉达盖苏斯率领另一支哥特人为主的武装越过阿尔卑斯山侵入意大利，斯提里科为了在406年于佛罗伦萨歼灭该部并与东罗马争夺伊利里亚，抽调了莱茵河前线的驻军。结果汪达尔人率领中欧诸部落趁虚在406年12月31日的新年夜渡过莱茵河侵入高卢西部，并于409年长驱直入西班牙；407年不列颠的罗马驻军指挥官君士坦丁三世（406至411年在位）也跨海侵入高卢篡位。重重危机引发的流言使斯提里科在408年的兵变中被处死，其意大利部队或遭屠杀或投奔阿拉里克。阿拉里克在408至410年间三次围困拒不讲和的罗马城，最终于410年洗劫罗马（这一事件对罗马人自信心的打击如同2001年的9·11事件对美国的震动），随后在新领袖阿陶尔夫（410至415年在位）率领下放弃南下阿非利加，北上进入高卢乱局（411年西罗马最多有四位由不同蛮族部落扶持的皇帝同时在位）。新任总司令君士坦提乌斯重新集结正规军逐个击破争位者，并在414至417年间封锁西哥特人的地中海粮食供应，迫使其投降并在417至418年替罗马人重创西班牙的汪达尔人，最终于418年将西哥特人安置在图卢兹附近。君士坦提乌斯迎娶了阿陶尔夫的遗孀、霍诺留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421年升任共治皇帝后旋即去世；425年霍诺留死后，君士坦提乌斯与普拉西提阿的幼子瓦伦提尼安三世（425至455年在位）登基，由太后普拉西提阿摄政。

同一时期的东罗马因首都君士坦丁堡固若金汤、最富庶的黎凡特与埃及远离巴尔干战火，且东方劲敌波斯萨珊王朝在几乎整个5世纪忙于其他方向战事而保持稳定。400年在反蛮族浪潮中先后诛杀军队总司令盖纳斯及其政敌弗拉维塔后，阿卡迪乌斯与其子狄奥多西二世（408至450年在位）的朝政大权均由文官及强势的皇室女性把持（主要是活跃于400至404年的皇后欧多克西亚，以及活跃于5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皇姐普尔喀丽娅），404年的约翰·屈梭多模与431年的聂斯托利两位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先后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显示出东罗马教会与国家的绑定程度远高于首都在拉文纳而非罗马城的西罗马。到425年时，西罗马除高卢最北部推进到莱茵河边的法兰克人，以及高卢西北部因不满政府在军事失利时持续征税而自5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事至40年代的巴高达（Bagaudae）农民起义军外，局势已基本平定（波尔多至图卢兹的西哥特人以及西班牙西部的苏维汇人和哈斯丁汪达尔人皆已被击败或结盟）。西班牙护教士奥罗修斯在417年写下蛮族铸剑为犁、爱罗马人如同同志和朋友的乐观词句，奥古斯丁在413至425年间撰写的《上帝之城》虽将天上之城与尘世政权剥离，同样对帝国的存续充满自信。

进入425至455年的第二阶段，东罗马在君士坦丁堡完成了涵盖东西罗马法令的《狄奥多西法典》（438年，不少内容采集自阿非利加），并在普尔喀丽娅幕后推动下召开了431年以弗所会议与451年卡尔西顿会议（她在狄奥多西二世死后扶持马尔西安于450至457年在位并与之结婚，直至453年去世）。西罗马则在武将争权后由高卢出身的埃提乌斯于433至454年间以总司令身份主宰政局。埃提乌斯把重心放在高卢，于439年平息西哥特战事，并在442至443年将阿兰人和勃艮第人分别安置在卢瓦尔河谷下游和罗讷河上游，却放任汪达尔人夺取迦太基并丢掉了由苏维汇人控制的西班牙。5世纪40年代，西罗马法令首次承认标准税收已无力维持军队并暗示加税，巴高达起义蔓延至罗马仅存的伊比利亚领地西班牙东北部，马赛的萨尔维安也在布道词《论上帝的统治》中痛斥罗马的苛税与腐败迫使民众主动投奔蛮族或巴高达起义军（东罗马历史学家普利斯库斯在讨论匈人时也记录了类似现象，不过巴高达起义军在450年便被埃提乌斯及其蛮族盟友消灭）。埃提乌斯长期依赖5世纪20年代定居多瑙河平原中部（今匈牙利东部）的匈人助战；阿提拉（435至453年在位）与其弟布列达统一内部并在440年左右征服格皮德人与东哥特人后，于451年和452年大举入侵高卢和意大利，在高卢被埃提乌斯联合西哥特人击败，从意大利撤退后于453年暴毙，其子嗣与大臣在454至455年的混战使匈人霸权瞬间瓦解。然而失去匈人外患与军事外援的埃提乌斯旋即在454年被瓦伦提尼安三世亲手暗杀，瓦伦提尼安三世本人在次年遇刺身亡，西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二世（453至466年在位）趁盖萨里克攻入罗马城的危机，扶持奥弗涅元老院议员兼前埃提乌斯部将阿维图斯称帝。

在455至500年的第三阶段，西罗马彻底被肢解。阿维图斯被马约里安（457至461年在位）和军队总司令里西梅尔率领的意大利军队击败，锐意改革的马约里安又在461年被里西梅尔政变杀害。里西梅尔独揽大权至472年去世，期间东罗马军方出身的皇帝安特米乌斯（467至472年在位）与利奥一世的小舅子巴西利斯库斯在468年联手远征汪达尔人惨败并耗尽国库，迫使里西梅尔将防线收缩至意大利本土（仅通过其外甥、后来在474至516年任勃艮第国王的贡多巴德与高卢东南部保持联系）。476年，军事强人奥多亚塞（476至493年在位）推翻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其前任尤利乌斯·尼波斯在达尔马提亚被囚禁至480年处死），通过罗马元老院向东罗马皇帝芝诺表示帝国只需一位皇帝，自己以护国公（patricius）头衔及意大利内部自称的国王（rex）名义继续靠常备军统治意大利。对帝国覆灭感受最深的是高卢，西哥特国王尤里克（466至484年在位）成为高卢第一位完全摆脱罗马传统束缚自主行动的蛮族统治者，在471至476年间将疆域扩张至罗讷河与普罗旺斯、北抵卢瓦尔河、南括除苏维汇人西北据点外的整个西班牙。时任奥弗涅中心城市克莱蒙主教的希多尼乌斯在471至475年抵抗尤里克围攻期间，绝望地谴责意大利使节为保普罗旺斯而出卖奥弗涅，并在480年左右感叹旧官僚层级已经作废，高贵身份的标志只剩下知识水平。与此同时，勃艮第人在贡多巴德率领下进占罗讷河谷，卢瓦尔河以北则由苏瓦松的埃吉迪乌斯、特里尔的阿波加斯特、不列颠军阀里奥瑟莫斯等独立军团（北方乡间别墅文化在450年左右便与不列颠一同终结，70年代巴黎全靠圣女日南斐法奔走筹粮）与法兰克诸王混战，直到图尔奈的克洛维吞并各部；而在奥地利的多瑙河边疆诺里库姆，欧吉庇乌斯撰写的圣徒塞维利努斯传记则描绘了一幅罗马政治领袖消失、民众在严冬与鲁吉人国王斐勒奇乌斯的威胁下全靠圣徒调停求生的社会瓦解图景。

东罗马在5世纪后期同样经历了军人干政，总司令阿斯帕在457至471年间操纵皇帝利奥一世（457至474年在位）直至被杀，继任总司令、出身土耳其南部盛产士兵与强盗的伊苏里亚山区的芝诺坐上皇位（474至491年在位，期间曾在475至476年被巴西利斯库斯驱逐出宫一年）。芝诺在平定家乡叛乱后，说服在巴尔干与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争权的阿马立王朝东哥特领袖狄奥多里克（489至526年在位）西征意大利，并在老练的职业官僚阿纳斯塔修斯一世（491至518年在位，活到88岁）继位后彻底摆脱了财政赤字。公元500年时，定都拉文纳的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在意大利全盘保留了罗马的行政与税收体系，于500年正式造访罗马城参拜圣彼得大教堂、元老院与帕拉蒂诺山皇宫并主持竞技，其行政官卡西奥多罗斯（约485至580年，507年起任职）在汇编的《信札》（Variae）中盛赞他为罗马价值观的捍卫者。无论是意大利的狄奥多里克还是高卢与西班牙的尤里克及阿拉里克二世（484至507年在位），都为臣民立法（反转了奥罗修斯记载阿陶尔夫在414年因哥特人太野蛮不懂守法而放弃将罗马尼亚Romania改名为哥特亚Gothia的故事）。不过，各行省精英的视野已彻底地方化，希多尼乌斯在468年成为414年后唯一出任罗马执政官的高卢人，其友人阿尔万多斯（464至468年任高卢近卫军长官）、仇敌塞罗纳图斯以及罗马将军维克多利乌斯和文森提乌斯纷纷投靠西哥特朝廷，利摩日主教卢利修斯（510年去世）、维也纳主教阿维图斯（518年去世）、西班牙西北部的编年史家沙维什的海达丢斯（约470年去世）以及阿非利加的维塔的维克托（其书中甚至从未出现罗马帝国一词）也全都只关注本国与本地事务，4世纪晚期耶柔米那种从达尔马提亚游历至巴勒斯坦并与全地中海追随者通信30年的大一统格局已一去不返。

在500至550年的第四阶段，哥特人在西地中海的霸权被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与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联手摧毁。克洛维在统一高卢北部后，于507年武伊勒（Vouillé）战役中击杀阿拉里克二世，将西哥特人驱赶至地中海沿岸的朗格多克（狄奥多里克趁机出兵以阿拉里克之子阿马拉里克的名义接管西班牙至526年，克洛维的儿子们则在534年灭亡了勃艮第王国），使过去无足轻重的军事边疆高卢北部一跃成为西欧的政治心脏。在东方，查士丁尼（527至565年在位，他是最后一位以拉丁语为母语的皇帝）利用阿纳斯塔修斯留下的巨额财政盈余，对内由卡帕多西亚的约翰整肃行政、编纂《学说汇纂》与《新律》、镇压529年和555年巴勒斯坦撒马利亚人的两次起义，并大兴土木修建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等宏伟建筑（由普罗柯比记录于《论建筑》中）。对外，查士丁尼在527至532年和540至545年两次迎战波斯（断续交战至562年）的间隙，派名将贝利萨留于533至534年轻松收复阿非利加，继而趁狄奥多里克526年处决哲学家波爱修斯并去世后东哥特王室的内斗进兵意大利。然而540年后因波斯前线吃紧罗马撤军，东哥特人在托提拉（541至552年在位）率领下反扑，长达十余年的拉锯战（至554年平息，552年罗马还占领了西班牙部分海岸）彻底摧毁了意大利的财政、经济与元老院贵族阶层。尽管普罗柯比在《秘史》中用极端色情化的语言将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描绘成恶魔，现代学者也常指责其西征掏空国库并导致610年后的危机，但查士丁尼夺回阿非利加其实花费甚少，其后继者提比略二世（578至582年在位，以挥金如土著称，证明国库再度充盈）与莫里斯（582至602年在位）也在东线有效抵御了波斯以及6世纪60年代侵入巴尔干的多瑙河新兴游牧霸主阿瓦尔人（仅将意大利大部让给了伦巴第人）。

审视这150年的变局，安德烈·皮加尼奥尔在二战刚结束时写下的名言（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死亡的，它是被暗杀的）固然失之偏颇，但西罗马故地也绝非毫无变化。5世纪的军事强人（斯提里科、君士坦提乌斯、埃提乌斯、里西梅尔、阿斯帕、芝诺、贡多巴德、欧瑞斯特）之所以无人像3世纪军人那样武力篡位，并非因为蛮族血统受限（当过一年皇帝的巴西利斯库斯可能是奥多亚塞的叔叔，属于被匈人奴役的斯基里人），而是因为自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家族以来，皇位正统性已与血缘和姻亲深度绑定。强人们与蛮族国王纷纷同皇室通婚以求让儿子名正言顺继位，这也赋予了普拉西提阿、普尔喀丽娅、利奥一世之妻韦里娜与女儿阿利雅得尼（先后嫁给芝诺和阿纳斯塔修斯）、狄奥多拉、查士丁二世遗孀索菲亚以及在525年修建圣波利乌科托斯教堂向查士丁尼示威的豪门贵妇安尼西娅·尤丽安娜（527或528年去世）巨大的政治空间。与此同时，接管西罗马各行省的并非奥多亚塞所统率的那种标准罗马正规军，而是狄奥多里克麾下那种将鲁吉人（在意大利坚持50年不与外族通婚）、格皮德人、匈人与罗马后裔凝聚在单一领袖名下的部族私军。赫维希·沃尔弗拉姆和沃尔特·波尔等人将这一过程概括为民族起源（ethnogenesis），即族群身份与核心传统是在迁徙与定居中随时重构的混合物（如7世纪弗里德加同时记载了法兰克人源自海怪五角牛quinotaur和源自特洛伊人后代这两种神话；阿里乌派信仰与沦为礼拜语言的哥特语成为哥特人的标识，而高卢的图尔的格雷戈里从未觉得只说拉丁语会影响法兰克认同）。在这些新政权中，除了希腊裔医生安提姆斯向法兰克国王提乌德里克一世（511至533年在位）提议并延续整个中世纪的贵族肉食习惯外，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由成年男性自由民参与、决定战争与司法的公共集会（法兰克和伦巴第的placitum、勃艮第的conventus，对应盎格鲁-撒克逊的gemot、斯堪的纳维亚的thing与爱尔兰的óenach），它将自由民的军事义务与政治参与直接挂钩。

真正令西罗马再也无法复原为罗马帝国的根源，在于占人口不到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的蛮族军事精英（东哥特或汪达尔总人口约10万，成年男丁仅2万至2.5万）为了跻身统治阶级而对土地的渴求。从5世纪起，无论是通过分配公共地产、按比例割让罗马地主土地以抵税，还是像汪达尔人那样强取豪夺（476年意大利的罗马军队也向奥多亚塞索要土地），军队的供养方式都从公共税收转向了私人土地租金。一旦军队拥有了土地，罗马帝国预算中最大的一笔开支便宣告消失，收税变得费力不讨好（534年东罗马在收复的阿非利加恢复征税即激起民变，6世纪80年代法兰克高卢的税率已降至帝国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且不再系统更新税册）。国家根基由税收转为土地占有，不仅使西方君主的财力远逊于保留税收的拜占庭与阿拉伯哈里发国，更削弱了中央对地方与军队的控制力（统治者可以随时停发带薪官兵的工资，却极难收回已赏赐给将领的土地）。伴随财税瓦解与帝国分裂而来的是550年前后西方物质文化的大幅简化（城市豪宅与乡间别墅荒废或分割、陶器工艺退化、跨区域贸易萎缩，唯有维持帝国统一的东罗马保持了经济复杂性）以及世俗贵族的全面军事化与教会化。希多尼乌斯的儿子阿波黎纳里斯在武伊勒为西哥特人作战，孙子阿卡迪乌斯效力法兰克国王希尔德贝尔特一世，意大利贵族波爱修斯的仇人居普良甚至让儿子从军并学说哥特语；不想从军的贵族则成批出任主教（图尔的格雷戈里家族四代之内出了七位主教，仅出了一位军官贡达夫公爵）。宽袍大袖与维吉尔的诗歌让位于将军服饰、剑术与《圣经》，而在439年汪达尔人夺取迦太基切断财税中轴、地方精英彻底倒向身边蛮族首领的连锁反应下，西罗马终于在政治地方化的浪潮中走向终结，保住埃及尼罗河粮仓的东罗马则得以继续存续。

Chapter5-墨洛温时期的高卢和日耳曼，550-750

589年，法兰克王国的贵族领袖们在劳钦公爵（Duke Rauching）带头下密谋刺杀国王希尔德贝尔特二世（575至596年在位）。希尔德贝尔特当年约19岁，已经成年，朝政大权却仍握在他的母亲布伦希尔德太后（613年去世）手里，这群贵族对太后及其支持者不满已久。阴谋败露后，可能有篡位企图的劳钦公爵被希尔德贝尔特下令在王宫（可能位于兰斯）内当场处死，在国王私人房间门口被绊倒后砍下脑袋，尸体一丝不挂地从窗户扔了出去，其巨额家产悉数充公。劳钦最亲密的两名同党乌尔西奥和伯特弗里德此时已拉起一支武装，率部逃往凡尔登以北林木茂密的弗雷讷地区，躲进乌尔西奥封地中心上方（罗马帝国以前曾是军事要塞）的一座山顶教堂里。国王的军队随后攻破教堂砍死乌尔西奥，伯特弗里德逃入凡尔登大教堂寻求庇护，追兵干脆拆下教堂屋顶的砖块将他活活砸死，令当地主教伤心不已。

这桩血案由图尔主教格雷戈里记录下来，我们对6世纪高卢的了解几乎全仰仗他一个人的手笔。格雷戈里出身罗马元老院家族，573年由布伦希尔德和她的丈夫西吉贝尔特一世（561至575年在位）任命为主教，自然站在太后一派，对劳钦等人的惨死幸灾乐祸。撇开格雷戈里的派系立场与文学加工，这起事件清晰地暴露出墨洛温王朝政治形态的几项特征，王室可能被激烈的派系斗争撕裂，摄政太后握有实权（格雷戈里甚至完全没提希尔德贝尔特的妻子费卢巴在政治上有何作为），军事贵族极其富有且能组建私人武装，但他们的野心全都集中在争夺朝廷官职上，绝不会像中世纪中期的贵族那样各自找个城堡占山为王（乌尔西奥的避难所明显是临时找的，连像样的城堡防御工事都没有）。

统治法兰克人长达250年（直至751年）的墨洛温王朝，由盘踞高卢北部图尔奈的晚期罗马军阀兼法兰克国王希尔德里克一世之子克洛维（481至511年在位）奠定霸权。克洛维吞并了高卢北部的其他法兰克小王与残存的非法兰克军阀，在莱茵河谷上游的阿勒曼尼人中确立霸权，并于507年征服西哥特的阿基坦，将高卢四分之三的土地收入囊中，还成为第一个改信天主教（此前可能短暂信奉过阿里乌派）的主要蛮族国王。到550年左右，法兰克人已彻底吞并勃艮第王国与逐渐融合为巴伐利亚人的南方日耳曼各部，在意大利北部、图林根以西的日耳曼中部、布列塔尼乃至英格兰肯特等地也确立了或强或弱的霸权，将东方国界大致推到了现代德国与捷克的交界处。王国没有固定的行政首都，核心根据地始终在巴黎、奥尔良、兰斯、梅斯和科隆所在的北方，国王带着王室和朝廷在巴黎附近的瓦兹河谷或梅斯附近的摩泽尔河谷各处行宫间巡行，对更加富有且罗马化的高卢南部则主要委派公爵、伯爵和主教去统治。墨洛温王朝首次将巴黎至科隆一线确立为再未动摇过的政治中心，同时将前罗马莱茵边疆区的东西两岸尽数纳入版图，使缺乏道路与城市、不说拉丁语的莱茵河以东地区在公元500至800年间与高卢缓慢缩小了差距。

墨洛温家族得名于克洛维充满传说色彩的祖父墨洛维（这一称谓最晚在640年已出现）。当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的王朝寿命全都超不过三四代时，法兰克在大约530年之后直至751年加洛林政变前，所有觊觎王位的人都必须宣称自己出自蓄着长发的墨洛温家族（不剪头发是王室特权，被罢黜的王室成员常被强制剃发）。墨洛温家族把国家领土当作私产，每逢老王去世便由诸子瓜分，511年克洛维去世、561年克洛维最后一个离世的儿子克洛塔尔一世去世、639年重新统一全国（613年）的克洛塔尔二世之子达戈贝尔特一世去世时皆曾分国，算下来在511年至679年（此后王室人丁凋零变为一脉单传）的168年间，法兰克王国只有22年处于统一状态，其余时间都在家族内战中度过。

在克洛维诸子混战的半个世纪里，盘踞莱茵兰东北王国的提奥德贝尔特一世（533至548年在位）表现最为抢眼。他确立了强势的法兰克与勃艮第贵族阿吉洛尔芬家族对巴伐利亚公爵之位的世袭，趁哥特人内乱渗入意大利北部，据君士坦丁堡历史学家阿加提阿斯在560年记载甚至盘算过进攻东罗马首都，还在铸造的金币上印上自己的名字和肖像，成为第一个行使这项皇帝特权而羞辱东罗马人的蛮族君主。尽管他统治的东北部罗马传统最薄弱，他却频繁采用罗马方式施政，给克莱蒙免税、向法兰克人征税（结果很不得人心）、给动乱后的凡尔登提供大额贷款以恢复商业；高卢北部自511年起定期召开主教大会，566年意大利诗人贝宁蒂乌斯·福图内特斯来到法兰克宫廷，此后三十年间用纯粹罗马式的赞美诗为国王、王后、贵族与格雷戈里等主教歌功颂德。到了下一代，西北方的希尔佩里克（561至584年在位，死后由刚出生不久的幼子克洛塔尔二世继位）、东北方的西吉贝尔特一世及其子希尔德贝尔特二世，以及勃艮第的贡特朗（561至593年在位）展开博弈。格雷戈里因希尔佩里克地盘最小、攻占图尔并支持自己在当地的政敌而视其为仇视教会的暴君，转而在584年后极力颂扬硕果仅存的成年国王贡特朗（贡特朗在587年与两个侄子希尔德贝尔特二世、克洛塔尔二世以及他们的摄政太后布伦希尔德、出身低微的弗雷德冈德签订和约，并联手消灭了在583至585年间自称贡特朗亲兄弟、获失势贵族支持的王位觊觎者贡多瓦尔德）。其实希尔佩里克和贡特朗的行事作风如出一辙，都容易暴怒残忍又容易激动悔恨，像下棋吃子一样互夺城池。由于墨洛温国王往往同时拥有好几个妻妾，王后在丈夫生前没什么权力，一旦作为太后为幼子摄政又极易招致贵族愤怒与史家诋毁；但西哥特公主出身的布伦希尔德在596年儿子希尔德贝尔特二世死后继续为两个孙子（尤其是勃艮第的提乌德里克二世）乃至613年的曾孙摄政，在593至613年间实际主宰了法兰克政局。

613年，原本偏居西北部纽斯特里亚几座小城的克洛塔尔二世联合东北方奥斯特拉西亚的贵族推翻了年届七旬、树敌过多的布伦希尔德，公开用一匹马将她分尸，并与儿子达戈贝尔特一世（623至639年在位，623至629年间先任奥斯特拉西亚小王）维持了一代人的统一局面。不过克洛塔尔二世保留了纽斯特里亚、奥斯特拉西亚和勃艮第（一般追随纽斯特里亚）三个小朝廷，各设一名宫相（maior domus，即宫廷首领）作为贵族首领。639年达戈贝尔特一世去世后，幼子西吉贝尔特三世（632至656年在位）与克洛维二世（639至657年在位）分别继任奥斯特拉西亚和纽斯特里亚国王（两人死后继位的又都是孩童），贵族派系斗争的焦点随之转向宫相之位（弗里德加便记录了643年勃艮第宫相弗拉奥卡德与贵族维利巴德火并双亡的事件），宫相与摄政太后也屡起冲突，最典型的是657至665年间为克洛维二世之子摄政的太后巴尔蒂尔德与659至680年间数任纽斯特里亚宫相的埃布罗恩的对峙，最终巴尔蒂尔德在664至665年间被软禁进巴黎附近谢勒的修道院。

王室实权在7世纪晚期达戈贝尔特诸子去世后迎来了真正的拐点。此前克洛塔尔二世在626年逼迫勃艮第宫相沃纳哈尔之子戈丁去高卢各大圣地朝圣宣誓效忠后仍将其处死，克洛维二世也在657年虐杀了把西吉贝尔特三世亲生子达戈贝尔特流放爱尔兰、立自己充当西吉贝尔特养子的儿子希尔德贝尔特（656至662？年在位）为王的奥斯特拉西亚宫相格里摩尔德（641至657年在位，兰登丕平之子）；可到了674年，当成年亲政的希尔德里克二世（662至675年在位）把贵族波蒂洛绑起来打了一顿后，波蒂洛便于675年直接动手杀死了国王和王后。此后宫相彻底掌控了废立国王的权力，埃布罗恩在673年不召贵族大会便自行拥立提乌德里克三世，并在676至678年间击败死敌欧坦主教路德加尔。而在奥斯特拉西亚，由克洛塔尔二世当年的两位支持者梅斯主教阿努尔夫与兰登丕平（一世）联姻而成的阿努尔夫与丕平家族（即后来的加洛林家族），在格里摩尔德死后失势20年，仍凭默兹河畔列日附近的巨额地产东山再起。格里摩尔德的外甥丕平二世在7世纪70年代后期重任奥斯特拉西亚宫相，于687年泰尔特里（Tertry）之战中击败纽斯特里亚，成为全法兰克唯一的宫相直至714年去世。715至719年内战爆发后，丕平二世的儿子（可能是私生子）查理·马特（铁锤，717至741年在任）击败丕平遗孀普雷科特鲁德及纽斯特里亚反抗势力，废除纽斯特里亚朝廷，确立了加洛林家族的独家统治。

王室衰微的同一时期，法兰克的外部霸权也大幅收缩。达戈贝尔特一世在631至634年征讨统一了捷克及周边斯拉夫文德人部落的国王萨摩时，还能调动图林根人、巴伐利亚人与意大利伦巴第人助阵，并为莱茵河以东立法和任命主教；但他死后，图林根公爵鲁道夫立刻叛乱自立，巴伐利亚和阿勒曼尼亚随后脱离控制。就连核心地盘阿基坦（达戈贝尔特曾于629年封异母弟查理贝尔特二世在此做过三年国王）也在650年演变为独立公爵领地，卢普斯公爵在675年危机中一度称王，8世纪的尤多公爵更成为完全自治的查理·马特盟友，普罗旺斯的贵族安特诺尔与毛隆图斯公爵也在8世纪30年代抗拒中央。查理·马特以纽斯特里亚、奥斯特拉西亚和勃艮第北部为基地连年征战，直到其子嗣在746年平定阿勒曼尼亚和阿基坦、其孙查理曼在788至794年吞并巴伐利亚，才重新恢复了达戈贝尔特时代的疆域。

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纷争中，墨洛温朝廷之所以始终像拉斯维加斯吸引扑克玩家一样吸引着全境的野心家，核心在于王室无需支付军费却坐拥庞大的财源。法兰克军队不发军饷，实行自由民义务兵役制（由贵族及其私人卫队、伯爵在城市领地招募的人马组成）。国王的收入来自大片王室地产、商业税、司法罚款以及罗马遗留的土地税（主要保存在卢瓦尔河谷和阿基坦，但税册长期不更新，税率远低于罗马时代）。克洛塔尔二世在614年干脆放弃了北方的征税权（626至627年巴黎附近克里希教会会议甚至宣布纳税者属于不得进入教士行列的下等人，卢瓦尔河谷的税收则维持到8世纪20年代），虽然这导致法兰克钱币含金量下降，却丝毫无损于国库（thesaurus）里堆积如山的金银。每逢政变（包括查理·马特在715至719年的内战），胜利者第一件事就是夺取国库，再用土地和珍宝赏赐大臣。

围绕王室资源分配，墨洛温王朝维持着一套复杂的文书行政与宫廷机制。7世纪晚期编纂的《马尔库夫范例集》收录了40种王室文件模本（涵盖任免主教和伯爵、供养信使、批准婚约、分割私产、传唤抢劫犯、命令所有法兰克人和罗马人宣誓效忠储君等），留存至今的档案原件也记录了克洛塔尔二世批准巴黎商人约翰的遗嘱、达戈贝尔特626年派大臣赴利穆赞为显贵家族分地、西吉贝尔特三世644年发公函取消未提前通知他的南方教会会议、提乌德里克三世677年驱逐不忠的昂布伦主教但允许其保留私产等日常政务。朝廷内设有听命于宫相的咨询官（referendarii，主管文书）、内务官（domestici，总管宫廷行政）和财务官（thesaurarii），还有享有与国王共餐特权的座上客（conviva regis）。德国史学家将接触国王的权利概括为近王权（königsnähe）。675年，克莱蒙主教柏莱日多赴奥斯特拉西亚朝廷与普罗旺斯贵族赫克托打土地官司时，面对支持赫克托的权臣欧坦主教路德加尔，便找了路德加尔的政敌、希尔德里克二世的岳母兼大伯遗孀西姆尼希尔德做靠山（柏莱日多因开庭日恰逢复活节前的周六而拒绝自我辩护，但赫克托与路德加尔因宫廷政变垮台逃走，使他意外赢下官司，不过他自己也在一年后的危机中被赫克托同党杀害）；连指责提乌德里克二世不道德而在609年逃离朝廷的爱尔兰苦行僧科伦巴努（615年去世）也曾是宫廷常客。此外，国王与近臣（leudes）、禁卫（antrustiones）、公爵、伯爵及自由民每年春天（如希尔德贝尔特二世在6世纪90年代固定于3月1日颁布法律）还会召开大会（placita）决定开战、拥立新王或裁决纠纷（556年克洛塔尔一世便是在莱茵兰法兰克人大会的逼迫下违心攻打萨克森人而吃败仗的）。到7世纪中叶，卢瓦尔河以北的所有居民都已自认是法兰克人，罗马人一词则专指阿基坦居民。相比于热衷立法的罗马人，法兰克人在克洛维时期制定的《萨利克法律公约》（Pactus Legis salicae）把立法功劳归于四位神话先贤而只字未提国王，地方争端依赖宣法者（rachineburgii）口头宣讲，511至614年间的王室法令合起来只有23页。

支撑这套宫廷向心力的，是法兰克大贵族远超西欧其他地区的巨额地产与跨区域分布格局。勒芒主教贝特朗（616年后去世）、卡奥尔主教德西德里乌斯（650年去世）与普罗旺斯贵族阿博（约750年去世）留下的遗嘱显示，他们各自拥有超过75处房产，规模堪比晚期罗马元老院巨富；丕平家族与7世纪早期权倾一时的阿吉洛尔芬家族（在巴黎以东的莫建立修道院并与680年去世的鲁昂主教奥多因关系密切，领地遍及莱茵兰与巴伐利亚，还在653至712年间当上意大利伦巴第国王）更是富可敌国。到了7世纪中叶，像583年去世的图尔伯爵柳达斯特那种出身低微的政客已绝迹（主教中也仅剩660年去世的努瓦永主教安利日与柏莱日多等极少数寒门），世俗贵族全员军事化（连宫廷文职官员也必须服兵役并系军人腰带），并用地产收入蓄养私人武装。同时，继科伦巴努在勃艮第建立吕克瑟伊修道院、达戈贝尔特资助圣但尼堂并作为王室墓地、巴尔蒂尔德在660年左右改造各大祭祀中心后，贵族纷纷在乡间建立脱离教区主教管辖的家族修道院，将神圣性与贵族血统绑定。最关键的是，一位大贵族的地产往往分散在相距数百千米的多个地区，不住城堡而住乡间别墅，这迫使他们无法割据一方（除阿尔萨斯公爵在8世纪前期至740年绝嗣前近乎独立，以及738年去世的奥尔良主教尤奇里乌斯等少数被欧根·埃维希称为主教共和国的地方教区外），只能围绕中央朝廷争夺权力。

中央与地方的这种精妙平衡，在卡奥尔主教德西德里乌斯的书信集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德西德里乌斯早年担任克洛塔尔二世的财务官，与达戈贝尔特的咨询官奥多因（641年任鲁昂主教）、首席财政官安利日（641年任努瓦永主教，甚至在钱币上印过头像）同朝为官且结为密友。630年他回到距离巴黎和梅斯600多千米的南方故乡卡奥尔继任主教，一边动用家族财富维修供水系统、兴建石质建筑，一边与北方的老同僚、奥斯特拉西亚宫相格里摩尔德、阿努尔夫之子以及国王西吉贝尔特三世频繁通信推荐被庇护者，甚至在信中靠情报人员精确掌握国王刚从凡尔登去了兰斯、随后要去拉昂再回莱茵兰或美因茨的行踪。正是因为他的心留在北方朝廷，才能在南方家乡当好主教；也正是因为他在南方拥有财富与职位，才能充当王室在南方的支点。尽管655至675年的危机与丕平二世掌权时期的低调（675至742年间无任何教会会议记录留存，7世纪70年代后期起《马尔库夫范例集》中的王室文件也萎缩为单纯的权利批准与司法意见）一度让地方势力疏远朝廷，查理·马特通过消灭旧派系并强制贵族每年集结随他南征北战，便再次激活了这套从未真正瓦解的法兰克政治机器。

Chapter6-地中海西部诸王国：西班牙和意大利，550-750

680年10月，西哥特国王万巴病重垂危，在众臣注视下做了忏悔并行剪发礼，手书传位于厄维哥，同时催促后者尽快行涂油礼。不料万巴随后活了过来，但按照638年第六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决议，受过剪发礼的人不得再任国王。厄维哥在四个月后的严冬紧急召集第十二次托莱多宗教会议，主教们一边批准厄维哥的继承权并解除臣民对万巴的效忠誓言，一边专门塞进一项议程，裁定当事人在失去意识时被施行的忏悔与剪发礼同样不可撤销。这套补丁大抵是为了堵死万巴本人的抗议。在政变木已成舟的情况下，掌权者依然费尽心思在教规与法条里寻找程序合法性，这恰恰点出了西哥特西班牙与法兰克王国的分水岭，即罗马式的法律原则与宗教合法性在伊比利亚依然是政治博弈的硬通货。第6章将550年至750年的西班牙与意大利并置，探讨的正是高卢之外的西地中海核心区如何以另外两种路径拆解并重组罗马帝国的遗产。

在569年利奥维吉尔德接管西班牙之前，伊比利亚半岛在409年至569年间长期处于动荡与外部遥控的状态。西哥特人虽然在5世纪70年代至483年前后基本平定了苏维汇人并修复了梅里达的大桥，但他们的重心始终留在高卢，哪怕507年败于克洛维后只剩朗格多克一条海岸，也依然把都城设在纳博讷。511年至526年间，半岛由意大利的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隔海摄政，随后的四十年里则陷入连续的兵变，南方叛将阿塔纳吉尔德更在552年引查士丁尼的东罗马军队入驻东南沿海。漫长的政权真空叠加中央高原与大河谷的地理阻隔，将半岛撕裂成两重碎片。一层是经济与物质生活向内坍缩，梅塞塔高原的乡间别墅规模缩水，陶器生产退化为粗陋的本地作坊，贵族消费能力明显萎缩。另一层是地方政治形态的剧烈分化，北方山区退回部落化或集体统治（如萨巴里亚的萨皮人、说巴斯克语的巴斯克部落，以及由大地主组成元老院实行统治的坎塔布里亚），南方与地中海沿岸则维持着高度罗马化的自治城市，科尔多瓦公然独立，梅里达的主教与贵族坐拥巨额地产，长年无视国王的存在，巴塞罗那一带直到594年仍由伯爵和主教维持着相当高的土地税征收。

利奥维吉尔德在569年至586年间用武力与制度终结了这种散装状态。他在6世纪70年代逐个拔除北方的半自治领地与南方的独立城市，584年攻克塞维利亚平定长子海尔曼吉尔德耗时五年的叛乱，次年吞并苏维汇王国，将王权之外的土地压缩到南方的东罗马飞地与北方巴斯克山区。对内，他流放梅里达富甲一方的天主教主教玛索那，没收逆党贵族家产，修订法典，兴建雷孔波利斯，并将位于半岛几何中心的托莱多确立为常设首都。利奥维吉尔德唯一没能按自己意愿解决的是宗教整合，占人口不足百分之几的哥特统治阶层信奉阿里乌派，他在580年试图调和教义却未能奏效。其子雷卡雷德继位后直接转换轨道，于587年改宗天主教，并在589年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上将阿里乌派列为非法。原本作为族群区隔标志的阿里乌派就此退场，天主教成为整个王国的政治黏合剂。

601年至642年间，西哥特政坛再次高频震荡，四十一年里换了九位国王，其中三位父死子承的君主反而倒台最快，以至于法兰克编年史家弗里德加将这种常态化的弑君篡位讥讽为哥特人的疾病。但频繁的宫廷洗牌并未诱发地方割据，苏因蒂拉甚至在628年拔除了东罗马在东南沿海的据点。地方公爵与将领们之所以热衷于杀奔托莱多夺权，恰恰因为中央王权有利可图。633年第四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确立了全国主教大会制度，到702年共召开十三次，世俗显贵与全体主教在国王主持下共同议政立法，把托莱多推上了神权与王权交汇的制度中枢。642年，年近八旬的辛达斯文托发动血腥清洗，处决七百名贵族并大举抄家充公，硬生生按下了政变循环的暂停键。此后从雷克斯文德、万巴、厄维哥、埃吉卡一直到维提扎，王位在近七十年间基本实现了和平交接，新王即便否定前任政策（如推翻旧法或清算前朝家属），也大多把冲突关在宗教会议与法律修订的框架里解决。

7世纪下半叶的西哥特王国呈现出一种头重脚轻的罗马化图景。一方面，宫廷礼仪与立法技术高度繁复，雷克斯文德与厄维哥颁布的哥特法彻底抹平了哥特人与罗马人的身份界限，行文辞藻极尽华丽，砍手骑驴或赤脚骑驼游街等羞辱叛乱者的公开仪式深得罗马与拜占庭真传。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与萨拉戈萨的布劳略等出身贵族的主教兼备古典修养与参政热情，王室与教廷为了贯彻宗教统一，更是将罗马帝国打压异端的法律逻辑推向极端，对国内犹太人展开了远超西欧各国的系统性迫害，直至694年将其全数贬为奴隶。另一方面，这套宏大的帝国式立法在穿透地方社会时明显力不从心，国王不得不隔三差五重新颁布灭绝犹太人的法令，厄维哥抱怨万巴的兵役法严苛到让全国一半人口丧失民事权利，埃吉卡则宣称全国无处不在藏匿逃亡奴隶，这种夸张的法令修辞反而暴露出中央官僚机构的执行短板。萨拉曼卡以南山区出土的板岩文书上只记着零碎的奶酪与牲畜租借清单，几乎不见外界地名，证实内地经济早已退化为一个个孤立的封闭单元，而7世纪后期的军队也大多演变为贵族领主的私人附庸。即便如此，这种地方差异与行政落差并不构成王朝崩溃的内因，直到711年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跨海入侵并在决战中击杀国王罗德里克之前，西哥特王国依然是西方凝聚力最强的政权，它的覆灭与1066年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一样，纯粹是一场军事遭遇战失利的产物。

亚平宁半岛在550年之后的起点比西班牙更为破碎。查士丁尼发动的哥特战争耗时近二十年，把意大利的罗马基础设施砸得七零八落。568年至569年，阿尔博因率领伦巴第人从潘诺尼亚南下，这场组织混乱的征服在两位国王接连遇刺后迅速失控，各地公爵在574年至584年间索性废除王位，各自为政，不少人甚至拿了东罗马皇帝提比略二世的贿赂倒戈攻打同胞。直到法兰克人受东罗马之邀大举压境，伦巴第公爵们才在584年重新选出国王奥塔里，并在590年拥立前都灵公爵阿吉卢尔夫。605年阿吉卢尔夫与东罗马议和，半岛自此定格为犬牙交错的拼盘（这一分裂格局一直延续到1871年）。伦巴第人控制着北部的波河平原与托斯卡纳，外加中部山区的斯波莱托和南部的贝内文托两个半独立公国。拜占庭人则以拉文纳总督区为核心，扼守着罗马、那不勒斯、热那亚、威尼斯以及西西里等几乎所有核心港口与海岸线。

长达两个世纪的对峙彻底重塑了双方。被困在内陆的伦巴第人持续向沿海挤压，于7世纪40年代夺取热那亚，70年代拿下普利亚，最终在751年攻陷拉文纳。而为了守住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防线，拜占庭治下的意大利也经历了彻底的军事化，拉文纳总督手握军政全权，原本的文官地主阶层转型为世代服役的军事集团，市民直接以战士或军队自居，罗马式的土地税制在半岛大部随之瓦解。

伦巴第王国始终没有形成墨洛温式的单一世袭王朝，但在7世纪摸索出了一套依托王后血统传递正统性的机制。阿吉卢尔夫通过迎娶前王遗孀、出身巴伐利亚阿吉洛尔芬家族的狄奥德琳达巩固了地位，两人的女儿贡迪佩尔加又先后嫁给阿里奥亚尔与罗泰利两任国王，将王位继承锚定在同一张姻亲网络里。与西哥特人不同，伦巴第王室对宗教正统性极度冷淡，天主教、阿里乌派与异教长期混杂，国王信什么教在政治上无关紧要，主教和教会会议也从未进入帕维亚的权力核心。阿吉卢尔夫与罗泰利真正倚重的是罗马留下的世俗行政躯壳与城市网络。643年，罗泰利颁布了篇幅仅次于西哥特法典的《罗泰利法典》，在法典序言里一口气追溯了十七任先王与自己的十一代父系祖先，用罗马式的王权观念和帕维亚的常设官僚体系，反过来包装并发明了一套属于伦巴第人的部族传统。

8世纪上半叶，柳特普兰德（712年至744年在位）将伦巴第王权推向顶峰。他每年3月1日定期召集大会，结合具体判例持续增补法典（甚至细致到规范打水时被井架配重砸死的责任认定，或是偷走洗澡妇女衣服的罚金数额），并于713年将向教会捐赠土地合法化，同时发兵降服斯波莱托与贝内文托，首次在亚平宁半岛建立起接近统一的霸权。然而，伦巴第王权向南扩张的最后一块拼图是罗马，而这恰恰踩中了地缘政治的死结。8世纪的拜占庭意大利各省正在加速脱离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与威尼斯各自走向自治，罗马也在元老院消亡后演变为由教皇主导、拥有庞大官僚机构的独立政治体。当艾斯图尔夫在751年攻占拉文纳并向罗马索取贡金时，教皇斯德望二世立刻翻过阿尔卑斯山向刚刚篡位称王的加洛林君主丕平三世求援（丕平正需要教皇的涂油礼来洗白自己的合法性）。754年至756年丕平两度南征，772年继任伦巴第国王的德西德里乌斯再度进逼罗马，最终引来查理曼在773年至774年挥师入主帕维亚，直接吞并了伦巴第王国，仅剩南方的贝内文托公国维持独立。

在被法兰克大军吞并之前，伦巴第王国的基层治理效率在西欧其实首屈一指。国王、公爵与王室总管不仅坐堂审案，还频繁派出钦差实地勘验城市与教区的边界纠纷（如674年帕尔马与皮亚琴察之争，714年至715年锡耶纳与阿雷佐之争），书面公文贯穿了整个司法流程。帕维亚的政令之所以能如此顺畅地穿透地方，仰赖于两个社会结构特征。一是精英阶层的高度城市化，伦巴第与拜占庭意大利的贵族、主教乃至新建的修道院大多挤在城墙之内，政治博弈与司法诉讼天然集中在城市公共空间里完成。二是伦巴第贵族的家底普遍单薄，普通显贵名下往往只有五到十处地产（这仅相当于法兰克大贵族财产的零头），且大多局限在本城周边。没有跨越数省的庞大庄园，贵族就养不起独立的私人武装，全国唯一能调动军队的只有掌握公职的公爵。国王即便早已停止征收土地税，仅凭手中的王室领地与官职任命权，就足以把这些资产有限的城市精英牢牢拴在帕维亚的朝廷周围。

把视野拉回整个后罗马时代的西方，法兰克、西哥特与伦巴第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制度配方。法兰克依靠墨洛温家族的血统垄断与超级贵族的庞大地产运转，西哥特迷恋托莱多的宗教大会、帝国式法典与宏大仪式，伦巴第则凭借高密度的城市网络与小体量贵族实现了精细的司法控制。但在这些分岔之下，三条路径的底层演进方向完全一致。传统的罗马文官地主阶层全面退场，世俗政治的入场券彻底交给了军人（哪怕在拜占庭统治的拉文纳和那不勒斯也是如此）。国家机器或快或慢地放弃了费力不讨好的罗马土地税制，转而把政权与军队的给养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之上。而在公元700年之前，这种财政基础的转换并未导致国家的解体，无论是托莱多、帕维亚还是巴黎周边的王廷，依然是贵族们争夺官职、土地与身份的唯一竞技场，所谓法兰克人、哥特人与伦巴第人的部族标签，早已剥离了血缘与语言的窄门，变成了一顶顶覆盖在罗马故土之上的政治帐篷。

Chapter7-无国之王：不列颠和爱尔兰，400-800

7世纪写成的《圣萨姆森传》记录了这位6世纪初出身德维得（今威尔士西南部）贵族家庭的圣徒早年游历的细节。萨姆森一路走过威尔士南部、塞文河谷与康沃尔，追寻戒律严苛的修道院，沿途频繁与毒蛇乃至手持三叉戟的女巫搏斗，最终在母亲建立的修道院当上院长并晋升主教，随后渡海前往布列塔尼与法兰克。这部传记在中世纪早期的圣徒行传里有一个极其反常的特征，即萨姆森在不列颠岛上游历并获得系统提拔的全过程中，除了他本人的世袭王室教师家世外，文本里没有出现任何一位不列颠国王，甚至几乎没有提过直系亲属之外的世俗人物，仿佛他一直活在一个纯粹的宗教真空里。可一旦萨姆森踏上布列塔尼与法兰克（作者称之为罗马尼亚），传记立刻开始详细描写当地的世俗政治体系以及他与法兰克国王希尔德贝尔特一世的交往。这种在岛内彻底隐去王权、在大陆立刻补回王权的叙事落差，直接暴露出6至7世纪不列颠诸王权的极度萎缩与边缘化。第7章将400年至800年的不列颠与爱尔兰并置，拆解的正是罗马帝国撤离后的大不列颠岛，以及从未被罗马统治过的爱尔兰，如何在缺乏罗马财政与官僚底盘的前提下，从遍地袖珍小邦演生出截然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形态。

410年前后罗马军队撤出不列颠，行省行政体系随之停摆，引发了前罗马帝国疆域内最剧烈、最彻底的经济坍塌。最迟到450年，乡间别墅尽数废弃，城市生活完全绝迹，哈德良长城周边的乡村部分荒芜，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全面中断。拉丁语虽然还留在传教士帕特里克的文字、吉尔达斯6世纪中叶措辞激烈的布道词以及零星铭文里（甚至保留了公民这类罗马式头衔），但在口语层面迅速消亡，连低地农民都只说作为威尔士语祖先的不列吞语，这在整个前西罗马世界绝无仅有。到500年前后，原本统一的行省碎裂成无数蕞尔小邦，西部的不列颠诸侯与东部迁入的盎格鲁撒克逊群体沿着塞文河平原边缘对峙，双方谁也吃不掉谁，恰恰互证了各自政权体量的袖珍。

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西部与北部（即后来的威尔士与苏格兰南部）分化出两种政治生态。在原本高度罗马化的东南威尔士低地，旧有的罗马城市领地碎裂成厄尔金、格温特等微型政权，每个国王的辖境大约只相当于现代威尔士一个郡的三分之一。6世纪晚期留存下来的教堂土地契约，以及布里斯托尔海峡周边山地堡垒遗址出土的地中海双耳油瓶与精美陶器，说明这批低地小主仍在试图维持罗马式的基督教地主生活。而在罗马化程度较浅、长期维持军事驻防的西部与北部山区，由于社会结构本就不依赖罗马文官政府，反而生长出德维得（融合了大量爱尔兰移民，其统治者伏提坡留下了拉丁文与爱尔兰文双语碑刻）与格温内思（其国王迈尔贡被吉尔达斯称为岛中之龙）这样体量较大的部族王国，向北更延伸出雷吉德、斯特拉斯克莱德与高多汀等政权。到了7至8世纪，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萨默塞特、塞文河谷与兰开夏，威尔士人被挤压进英格兰西南角、威尔士山地与苏格兰南部三个互不相连的板块，内部则整合出格温内思、德维得、波厄斯与格莱文思四大王国。这一时期的威尔士精英虽然是罗马化不列颠人的直系后裔，也从未被外族征服，但他们的文化已经彻底洗去了罗马痕迹，全面倒向小型军事扈从的英雄主义。7至9世纪的威尔士挽歌《坎迪兰挽歌》与《高多汀》（歌颂国王米尼道格于600年率军自爱丁堡南下战死卡特雷斯）反复吟咏玻璃杯里的起泡酒、银杯里的蜜酒与死战不退的亲兵。剥去诗歌里的黄金白银意象，威尔士诸王的实际执政完全没有制度化的行政机构，也没有成文立法，教会则由无数自称源于依多或帕德恩的独立家庭修道院拼凑而成。国王只能靠面对面的饮宴、战利品分肥以及向依附农民收取微薄的食物贡礼，维持着一个由亲兵、不太听话的农民和手下败将组成的脆弱圈子。

不列颠北方唯一能打破这种袖珍格局的是苏格兰中东部的皮克特王国。皮克特人操一种衍生自不列吞语的语言，实行欧洲罕见的母系王位继承制（外族君主迎娶皮克特公主所生的儿子可合法继位，如伯尼西亚国王之子塔洛尔干）。尽管全无可见的官僚基础设施，这片贫瘠土地上的核心邦国佛尔垂却在7至8世纪建立起覆盖整个皮克特七省的区域霸权。685年，佛尔垂国王布鲁德在涅赫坦斯米尔一举击杀北扩的诺森布里亚国王埃格弗里斯，终结了后者的北方霸权。8世纪的安格斯（约729年至761年在位）更横扫今苏格兰境内诸敌，证明哪怕在行政空白的边缘地带，纯粹的军事集权依然能撑起广域统治。

定居在不列颠东部低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起点比威尔士人更为原始。这批来自德国北部萨克森、昂格尔恩与弗里斯兰沿岸的海上移民，在525年至550年间建立起极度碎片化的定居点。哪怕经过6世纪后期的初步兼并，英格兰东半部依然散布着至少九个王国，而这些王国底下又是由无数面积仅百余平方千米（约合怀特岛郡的四分之一）的微型地区拼接而成的，7世纪后期的贡品清单《部族藏书》里记录的中盎格利亚诸部就是这类微型单元的活化石。考古发掘显示，早期盎格鲁撒克逊聚落彻底避开了罗马城镇遗址，物质文化退化到连陶窑都没有，直到700年仍在手制陶器，铁器微小，房屋比萨克森老家还要简陋（唯有靠近法兰克的肯特王国保留了玻璃与复杂珠宝工艺）。在人口上占绝对多数的原住低地不列颠人，反而被这群没有多少阶级分化的武装移民彻底同化，连古英语里都几乎找不到不列吞语的借词。

从6世纪末到7世纪，聚落内部开始出现阶层分化，耶韦灵的王室中心（甚至建有一座仿罗马剧院式的木制看台）与萨顿胡、普里特威尔的豪华王室墓葬相继涌现。在伯尼西亚的埃塞尔弗里斯、德伊勒的埃德温、奥斯瓦尔德、奥斯威以及麦西亚的异教国王彭达等好战君主的往复厮杀中，政治版图在700年前后收敛为诺森布里亚、麦西亚、韦塞克斯与东盎格利亚四大王国。此时的盎格鲁撒克逊王权在军事底色上与威尔士并无二致，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与8世纪30年代的《古思拉克传》（传主年轻时曾率领小股部队四处洗劫战利品，后才出家修道）歌颂的同样是分赐金环与私人效忠。迟至786年，韦塞克斯国王西内伍尔夫在情妇家中被政敌西内赫尔德偷袭杀死，双方死战到底的亲兵加起来也不过百十来号人，整个王国的国运依然系于一座木寨里的几十名扈从身上。

然而，三个结构性变量让盎格鲁撒克逊诸国在7世纪后期至8世纪甩开了威尔士，走上了国家建构的快车道。第一是低地肥沃的农业底盘与跨海贸易的兴起，国王们迅速控制了韦塞克斯的海姆维克（南安普顿）、麦西亚的伦敦、东盎格利亚的伊普斯维奇与诺森布里亚的约克等新兴港口城市，通过优先采购权与商业税获得了稳定的外部财源。第二是土地制度的转型，原本国王与贵族只能从领土上征收微薄的临时食物贡礼，但从7世纪后期开始，王室领土逐步转化为可永久赐予教会和军事贵族的私人地产，地租与劳役剥削同步加深，贵族为了保住并扩大名下的地产，在利益上与强化王权高度绑定（在文学与现实中，失去国王庇护的贵族只会沦为无依无靠的浪人）。第三是597年罗马使团入肯特与634年爱奥那爱尔兰使团入诺森布里亚开启的基督教化。664年惠特比宗教会议确立了罗马礼仪的正统地位，669年由罗马派任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更建立起覆盖所有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统一主教区与宗教会议网络。这套从欧陆移植过来的垂直教会体系，不仅催生了比德笔下统一的盎格利人（英吉利人）认同，而且由于英格兰主教极少独立干预世俗政治，反而成了王权向外扩张的制度抓手。

这三股力量在8世纪汇聚成麦西亚王国的百年霸权。埃塞尔博德（716年至757年在位）、奥法（757年至796年在位）与森伍尔夫（796年至821年在位）三代君主将亨伯河以南除韦塞克斯外的所有小国逐一消化，赫威赛与埃塞克斯的国王在文书里从次级国王一路降格为王室大臣或公爵，肯特王室则被奥法用武力直接抹平。在内部治理上，麦西亚王室从8世纪中期起在授予教会的特许状里强制保留了服兵役、修桥与修筑堡垒三项全民义务，组织人力在威尔士边境修筑起长逾百千米的奥法大堤，垄断东南沿海港口税收并改革币制（奥法成为亨伯河以南首位将自己名字刻上钱币的国王），同时频繁主持讨论世俗政务的教会大会，甚至在787年一度另立利奇菲尔德大主教区以压制亲肯特的坎特伯雷。尽管麦西亚的霸权在821年后因王室内斗而瓦解，其政权底盘也远比不上拥有罗马遗产的法兰克帝国，但奥法时代的制度建设已经把松散的部族联盟锻造成了初具雏形的早期国家。

隔海相望的爱尔兰从未见过罗马军团，它展示的是另一种极致的政治演化路径，即高度碎片化的部族王权与高度早熟的专业知识阶层长期共存。全岛在同一时间并存着100到150个被称为túath的小王国，每个王国本质上是一个以国王家族命名的血缘群落。社会底层与上层靠牛群租借维持着暂时的庇护与依附关系，国王手头只有一个收租的管家、一小队执法亲兵和一年一度的国民大会。但在这套简陋的行政骨架之外，爱尔兰却拥有一套跨越部族边界、受过严格职业训练的世袭知识精英，包括律师、诗人与基督教神职人员。8世纪的法律手册《分等》将自由民精细切分为十四个等级，甚至煞有介事地规定了国王每周的法定日程（周日喝麦芽酒，周一审案议政，周二下板棋，周三看猎鹿犬打猎，周四行房事，周五赛马，周六审案），11世纪的诗歌还罗列了五省国王眼花缭乱的出行禁忌。这种纸面上的法理繁复与现实中王权的画地为牢并不矛盾，由于缺乏穿透地方的行政工具，高一级的宗主王根本无力吞并底层的依附小邦，只能靠临时的人质与贡牛维持三四层不稳定的宗藩金字塔。从5世纪到8世纪，爱尔兰政坛基本由盘踞米斯与西阿尔斯特的尼尔家族（以废弃的古老山堡塔拉为仪式中心）和统治南方芒斯特的欧根纳赫特家族（以卡舍尔为中心）南北对峙，哪怕8世纪出现了卡塞尔与邓查德·米迪这样跨省征伐的强势君主，其统治手段也依然停留在其5世纪先祖的水平上。

爱尔兰的基督教化始于5世纪的帕特里克，到6世纪后期已全面取代异教，并在拉丁语语法、圣徒传记与神学上取得了惊人成就（培养出科伦巴努与苏格兰人约翰等影响法兰克世界的学者）。但与英格兰截然不同，爱尔兰教会并未成为强化世俗王权的推手，反而演化出独立于主教区和世俗王国之外的修道士家族帝国。北方的阿尔马靠伪造与帕特里克的渊源争夺教权，苏格兰西部的爱奥那修道院背靠尼尔家族辐射四方，而中部的科龙玛努瓦修道院则利用周边小国林立的真空，大举兼并土地与小修道院，到8世纪时不仅富过绝大多数世俗国王，还拉起了自己的私人军队直接下场参战。一个拥有全岛共同文化认同的教会，在组织上却复刻了世俗政权的割据逻辑。

爱尔兰政治模式唯一结出广域国家果实的试验场，在苏格兰西部的阿盖尔地区。5世纪后期，安特里姆北部的爱尔兰小国达尔里阿达跨海殖民阿盖尔与赫布里底群岛，其国王加布里安之子埃丹（约609年去世，爱奥那修道院创立者科伦巴的庇护人）一度称雄不列颠北方。达尔里阿达在8世纪至9世纪初虽然长期臣服于东邻皮克特王国的霸权，但两国王室通过频繁联姻（借助皮克特人的母系继承传统）打通了法统。840年至842年，达尔里阿达王子亚尔宾之子肯奈斯先后接管达尔里阿达与皮克特王位，并在维京人袭扰西部海岸的压力下，将统治中心东迁至皮克特腹地的佩思郡。到了900年前后，肯奈斯后裔统治的这片疆域被称为阿尔巴（即苏格兰的前身）。这个新王国彻底实现了爱尔兰化，说爱尔兰语，用爱尔兰法律，信奉爱尔兰式的宗教文化，由爱尔兰贵族掌权，但它之所以能摆脱爱尔兰本土那种百国林立的死局，成长为不列颠北方稳固的单一政权，靠的恰恰是脚下吞并来的那副皮克特王国的广域政治骨架。

Chapter8-后罗马时代的价值观：文化、信仰和政治规范，550-750

7世纪末期隐居在西班牙西北部比埃尔索山区的苦行者巴莱里奥出身贵族家庭，并且用文字记录了自己的人生。在他笔下，魔鬼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他，先是驱使当地的一个贵族和一位主教千方百计想让他成为神父，试图给他强加一个体制内的身份（幸好这两个人都死了），接着又指使当地的神父和修士反对他，用恶劣天气吓唬他的学生，或是让土匪把学生害死。他的学生萨图尼努斯在隐居地附近建起一座显露神迹的教堂后，也在魔鬼引诱下滋生骄傲，决定另立门户，临走前还顺手偷走了巴莱里奥的书，直到整整四十二年之后，巴莱里奥才获得王室的无条件赞助。这份浸透着愤世嫉俗、自以为是与偏执妄想的自传，还原了中世纪早期苦行者最真实的声音，同时也在无意间透露出另一个事实，哪怕在比埃尔索这样偏远闭塞、土匪横行的深山里，基督教的组织网络依然严密地覆盖着基层社会。反常的是，巴莱里奥痛斥了当地的种种道德败坏，却唯独没有提到异教死灰复燃，而在他西边不远的布拉加，主教马丁（579年去世）直到生前不久还在全力打击点燃树旁蜡烛、往泉水投面包、讲究凶日不出门以及对着草药念咒等乡间习俗，北边的阿斯图里亚斯到9世纪后期也依然留存着修士欧里奥卢斯奉大天使和圣克里斯托弗之名要求撒旦莫用冰雹祸害村庄的石板咒语。这种差异大抵是因为祈求风调雨顺的法术在当时本就处于模糊地带，阿尔勒的凯撒利乌斯曾用十字架驱散冰雹，图尔的格雷戈里也曾把圣马丁墓前的蜡烛放在树下挡灾，格雷戈里虽然在怎样使用蜡烛上与布拉加的马丁意见相左，却依然对马丁抱有敬意。第8章将视野投向550年至750年西方的文化、信仰与政治规范，拆解的正是罗马帝国崩解之后，分裂的教会体制、地方化的超自然信仰与彻底军事化的世俗贵族价值观如何在各个区域内各自演化并重新咬合。

罗马帝国晚期的教会层级体系与卡西安、本笃创立的修道院传统虽然后来毫无间断地延续到了中世纪早期，但西方教会的内部团结与跨区域联系已经随着帝国的解体而大幅松散。在550年至750年间，罗马教皇虽然在名义上是拉丁教会的最高首脑，但在法兰克、西班牙乃至意大利北部都缺乏实质性的管辖权，西哥特与法兰克频繁召开的全国教会大会从来只召集本国主教，没有外人参与。教皇大格列高利（590年至604年在职）留存至今的850多封信件里，绝大多数寄往那不勒斯、西西里、拉文纳与君士坦丁堡，扣除教皇在普罗旺斯直接占有地产的通信后，寄往高卢的信件不足30封，寄往西班牙的更只有个位数。这一时期教皇在西方唯一真正投射了制度影响力的飞地是英格兰（这得益于597年格列高利派出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传教团，以及669年后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按罗马模式重组英格兰教会，确立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向罗马教皇领受亚麻披带的传统）。

这种组织上的各自为政叠加交通与信息的闭塞，造就了彼得·布朗所说的微型基督教世界（micro-Christendoms）。613年，刚刚在法兰克和阿勒曼尼亚生活了二十年的爱尔兰修士科伦巴努南下伦巴第意大利建立博比奥修道院，直到此时他才震惊地听说历届教皇早在6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三章争论中倒向君士坦丁堡的立场，随即写信严辞谴责教皇波尼法修四世，足见稍微深奥一点的神学争端在当时连阿尔卑斯山都翻不过去。世俗政权 zwar 依然依靠书面公文运转，国王与大贵族普遍识字，但高阶的文学与神学教育已经大幅萎缩（图尔的格雷戈里引用希多尼乌斯和普鲁登修斯的次数已超过维吉尔，诺森布里亚的比德虽坐拥本尼狄克·比思科普多次从罗马买回的贾罗修道院藏书，却在整个北英格兰找不到一个能与自己过招的辩论对手）。缺乏亚历山大或安条克那样聚集着大批野心勃勃神学家的大都市，西方教会在589年西班牙取缔阿里乌派之后直至8世纪后期，几乎没有诞生过任何新的教义异端（西班牙主教们甚至为了打击微不足道的普里西利安派，在561年布拉加大会上强令吃素的神职人员必须把蔬菜放进肉汤里煮以自证清白）。除了爱尔兰与威尔士关于复活节日期的推算分歧外，西方教会的争端全面从三位一体的神学思辨退回到神职人员的纪律问题，即主教和神父的性行为、着装与买卖圣职是否会玷污其神圣性。唯一打破这种区域封闭性的是6世纪后期兴起并在7至8世纪蔚然成风的朝圣热潮，大批法兰克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涌向图尔的圣马丁墓与罗马（美因茨的波尼法修在747年抱怨朝圣路上遍布英格兰籍妓女，伦巴第王国则在8世纪40年代建立起在阿尔卑斯山边境向朝圣者发放密封通关文件的护照系统，罗马城内也随之涌现出文字导游手册与按民族划分的朝圣客栈），但这种局部的人口流动并不足以逆转礼仪、法规与文化全面地方化的基本盘。

在地方化的教会版图内部，围绕何为正统以及谁有权垄断超自然力量，体制内的高级教士与基层社会展开了长期拉锯。随着传教士在5至8世纪相继将基督教推向爱尔兰、皮克特、弗里西亚与萨克森（查理曼于772年摧毁了萨克森人的伊尔明苏尔圣柱），缺乏成文经典的日耳曼异教并未对基督教构成实质威胁，教会甚至顺手征用了盎格鲁撒克逊春神厄俄斯特（Eostre）的名字来命名复活节（Easter）。真正让努瓦永主教安利日（660年去世）或传教士波尼法修头疼的，是那些早已被信徒乃至纽斯特里亚宫相厄奇诺尔德的随从视为基督教正统习俗的节庆狂欢（波尼法修在742年写信向教皇撒迦利抱怨连罗马街头的新年庆祝都充斥着异教行为，撒迦利也只能承认确有其事）。既然单靠布道斥责无法抹除这些习俗，主教们便转而通过扩建圣徒日游行与圣地朝拜，将民众的宗教热情收编进受神职人员指导的公共仪式之中。

同样需要被体制收编和管控的还有神迹与活着的苦行者。中世纪早期的人无论贵贱都对超自然力量的即时干预深信不疑（在比德等文化精英眼里，怀疑神迹反而会被鄙视为无法理解神意的乡巴佬）。问题不在于神迹是否存在，而在于神迹掌握在谁手里。在图尔的格雷戈里看来，活着的独修苦行者极难管束，比如布列塔尼苦行者温诺克最后死于酗酒，阿登高地的柱头修士符尔福莱克则被当地主教强令下柱并砸毁高柱、送进修道院看管（格雷戈里明确表态，主教的命令或许有错，但不服从主教是更大的罪）。到了8世纪40年代，法兰克主教阿尔德贝因为自行发放头发和指甲充当圣物、宣称收到大天使米迦勒转交的耶稣来信并向非正统名单上的天使祈祷，直接得罪了推进教会秩序化的波尼法修，最终在745年罗马宗教会议上被教皇撒迦利定性为疯子并革除圣职。相比于随时可能失控或入魔的活人，死去的圣徒既不会犯错，又可以安放在主座教堂或修道院里充当稳定的政治与经济资产。巴黎的圣但尼与圣日耳曼、图尔的圣马丁等大型圣地因此成为王室与主教竞相控制的焦点（达戈贝尔特一世以后的多位墨洛温国王均葬于圣但尼，巴尔蒂尔德王后则在660年前后将高卢六大朝圣圣地统一改组为修道院），各地甚至发展出直接偷盗圣徒遗骸的做法，图尔人就为自己当年从普瓦捷偷回圣马丁遗体而深感自豪，理由是只要偷盗成功，就证明圣徒本人默许了这一正义之举。

至于游离在教会之外的世俗巫师、占卜师与女巫，立法者与神学家的态度在怀疑其法术失灵（如伦巴第国王罗泰利在643年拒绝处死女巫，认为基督徒不该相信女人能从活人肚子内部把人吃掉）与认定其背后有魔鬼撑腰之间摇摆。577年墨洛维王子与贡特朗·博索公爵在圣马丁墓躲避希尔佩里克追杀时，贡特朗找占卜师算命（被格雷戈里斥为受魔鬼欺骗），墨洛维与格雷戈里本人则采用将《圣经》放在圣马丁墓前随机翻阅的基督教占卜法。到了10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的《治疗法》与《伯德医书》里更抄满了源自修道院写本室的治病咒语。在日常实践中，信徒们采取的是高度折中的实用主义，格雷戈里虽然在理论上痛骂医生、宣称自己的痢疾全靠喝下圣马丁墓的灰尘才得以痊愈，但他自己身边就带着医生阿尔门提乌斯，墨洛温诸王始终聘请御医，西班牙梅里达的希腊医生保罗更因为成功从一名巨富贵族产妇腹中取出死胎、保住产妇性命而当上主教并获封圣徒，获救家族的巨额馈赠也让梅里达教区自此财源滚滚。

主教之所以在这两个世纪的史料里占据绝对C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基层神职网络极其单薄。哪怕在基督教化最早的意大利，卢卡教区直到10世纪也只有60座乡村洗礼教堂（12世纪时才扩张到600个以上），法兰克的乡村洗礼教堂在700年之后才逐步增加，英格兰则长期实行大教区制，直到900年后才普及乡村教堂（温彻斯特主教丹尼尔在744年去世前失明，由于无人接替他主持洗礼，教区内大批婴儿只能在未受洗的状态下夭折）。主教垄断了整个城市与教区的宗教仪式（如700年前后拉文纳大主教达米安组织男女、僧俗分列游行以祈求神迹查明派系谋杀案真凶），同时扮演着赎回战俘、要求国王减税乃至解救死刑犯的地方保护神角色。

当主教的职位绑上了如此庞大的世俗权力和地产资源，这一职位本身也就成了世俗大贵族的囊中之物。出身寒微且缺乏政治手腕的主教（如676年遇害的克莱蒙主教柏莱日多）越来越难立足，取而代之的是像马赛主教博尼图斯那样兼具罗马显贵血统与王廷重臣履历的世家子弟。贵族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原封不动地带进了主教座堂，到了7至8世纪，亲自披挂上阵的主教在法兰克与意大利比比皆是。欧塞尔主教萨瓦里克（约721年去世）接连吞并周边五个主教区，死在进攻第六个教区的路上。查理·马特的盟友、特里尔主教米洛从父祖手中世袭教职，最后在打猎时死于野猪拱撞。美因茨主教格韦力布继承了战死沙场的父亲的主教职位，并在战场上亲手斩杀杀父仇人（哪怕波尼法修在745年因此免去了他的职务，他在地方上依然备受尊敬），卢卡公爵之子、主教瓦尔普兰德则在754年战死于抵抗丕平三世的疆场。

在当时的观念里，高贵的血统非但不妨碍圣洁，反而是成为圣徒的先天加成。7至8世纪席卷西方的修道院建设热潮与土地捐赠浪潮，底层逻辑同样是贵族的家族战略。从爱奥那的科伦巴（其继任院长在百年间几乎全由本族男性包揽），到惠特比的希尔德与尼韦勒的格特鲁德等出身王室或宫相家族的女修道院院长，权贵家族通过创建修道院，把土地装进不受主教管辖的家族基金会，由本族子弟或直系亲属世袭院长（以至于比德在734年、布拉加的福鲁克托苏斯早在660年就痛斥许多家族建修道院纯粹是为了逃避世俗兵役与赋税的骗局）。与此同时，随着6至7世纪初贵族墓葬随葬习俗的消退（早期精英需要靠攀比随葬品来炫耀尚不稳固的地位，地位稳固后便不再需要），向教会捐赠土地换取灵魂救赎与家族祈福成为新的公开身份展演。到9世纪初，法兰克与意大利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落入教会与修道院名下，造就了富尔达、圣加伦、法尔法、蒙特卡西诺与圣但尼等深度介入高层政治的修道院帝国。

走出教堂与修道院，550年至750年的世俗政治规范呈现为一整套彻底军事化的男性贵族文化。评价一位好国王的标尺是疆场得胜、勤于司法、听取主教建议以及向追随者慷慨分肥（东盎格利亚国王西吉伯特在7世纪30年代退隐修道院，彭达大军压境时被国民强行架回战场鼓舞士气，最终战败身死，比德对此毫无同情）。罗马晚期文官贵族的清闲（otium）、乡间别墅清谈与宽袍大袖彻底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围场狩猎、佩戴镶金挂银的罗马式宽军带（努瓦永的安利日曾把自己的金腰带施舍给穷人，达戈贝尔特一世立刻又赐给他一条，因为官员不能不系腰带），以及在长条大厅里与武士们大块吃肉、放浪狂饮。从戏仿萨利克法典的饮酒游戏、爱尔兰《麦克达索之猪》里的酒后逞能，到732年查理·马特在奥尔良主教尤奇里乌斯摆好宴席后拂袖而去以示决裂，共餐与饮酒构成了政治结盟的试金石。在这套崇尚贴身肉搏的圈子里，对荣誉和男子气概的维护往往压倒理智，8世纪初弗留利公爵费多尔夫仅因嘲笑部将阿尔盖特的名字意为懦夫，便在对方赌气强攻斯拉夫山顶大营时，为了保全面子率全军跟进送死。

但武士的效忠终究不能只靠大厅里的几杯蜜酒打发。年轻武士在成年结婚时需要土地安家，领主如果只出不进，很快就会因为分光土地而沦为政治输家。为了破解土地政治的死锁，8世纪以后的教会与世俗领主开发出了限制三代期限的租地、按年收租的契约，以及法兰克那种原则上可随时收回的恩地（precaria）或采邑（beneficium），许多中小地主干脆先把土地捐给教会，再以恩地的形式租回来，花极少的租金就同时买到了灵魂救赎与大机构的政治庇护。在效忠领主之外，贵族们还被捆绑在血亲连带与世仇（faida）网络里。717年伦巴第国王柳特普兰德规定，被杀男子的赔命价（wergild）只分给死者的男性继承人，女性无权分钱，因为女性没有能力结仇。世仇在大多数时候会通过赔命金理性了结，但结痂的伤口随时可能因为一句酒后羞辱而崩裂，585年至587年间，芒特朗的西卡尔在赔钱与苦主克拉姆内辛德言归于好后，酒后戏言对方靠亲戚的赔命金过上了好日子，克拉姆内辛德当即认为若不报仇就如同女人一般懦弱，拔刀将西卡尔劈死在酒桌上。这套由暴力、荣誉、圣洁与精明算计交织而成的行为准则只属于贵族（678年诺森布里亚贵族伊玛在特伦特战败被俘后试图伪装成送粮农民保命，却很快因为脸孔、衣着与谈吐暴露了贵族身份）。

在这套高度男性化的军事秩序里，女性的活动空间比罗马晚期收窄了许多。除了墨洛温王朝的布伦希尔德、弗雷德冈德、巴尔蒂尔德，丕平二世的遗孀普雷科特鲁德（曾在714年后软禁继子查理·马特并短暂执掌法兰克大权），以及伦巴第的狄奥德琳达和贝内文托的斯考尼佩加等依托幼主摄政或家族联姻掌权的王后与女修道院院长外，像6世纪90年代那不勒斯的拜占庭女贵族克莱门蒂娜那样纯粹靠个人巨额财富独立操盘地方政治的女性已成绝响。在日常法律层面，女性被严格置于父亲、兄弟、丈夫乃至儿子的监护之下，寡妇手握的嫁妆与新婚礼物（在伦巴第占丈夫土地的四分之一，在法兰克可达三分之一）常年面临夫家男丁的觊觎与巧取豪夺。伦巴第法律对女性的束缚尤为严苛，柳特普兰德在734年甚至规定，农妇若持械斗殴，本人受公开羞辱，赔偿金则由被视为真正罪犯的丈夫掏腰包。

把550年至750年的西方社会归结为日耳曼化是偏离靶心的，真正重塑后罗马时代底层规范的是全面军事化与彻底的地方化。到8世纪中叶，除了少数残存飞地，西方人早已不再自称罗马人（连未被征服的不列吞人也改用威尔士语的同胞Cymry自称，把罗马人一词留给早已撤走的昔日统治者）。面对身边随处可见的罗马宏伟废墟，无论是图尔的格雷戈里、助祭保罗还是博学如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都没有流露出半点怀旧或自卑，他们要么忙着编造特洛伊或古以色列的祖先神话，要么自豪地宣称哥特人与法兰克人已经接管了罗马的荣耀。在他们眼里，那个属于元老院和军团的旧罗马早已翻篇，真正值得敬畏和朝拜的罗马，是那个装满了大教堂与殉道者墓穴的基督教圣城（以至于在爱尔兰语里，罗马ruaim一词直接演变成了修道院墓地的代名词）。这套由地方教会、圣徒遗骸、修道院地产、大厅饮宴、私人效忠与世仇荣誉搭建起来的价值底座，在此后加洛林王朝的宏大改革与帝国裂变中稳如磐石，一直撑到了公元1000年。

Chapter9-财富、贸易和农民社会

721年，意大利北部皮亚琴察的女子安斯特鲁达立下一纸契约，把自己的法律自主地位卖给了两个兄弟西吉拉德和阿洛奇斯，原因是她嫁给了兄弟俩名下的奴仆。按照约定，她日后生下的儿子世代给兄弟俩为奴，生下的女儿则可以在出嫁时赎回自主地位，赎身价和安斯特鲁达卖掉自己自由的价格一样，都是3个苏勒德斯。钱直接进了她自己的口袋。伦巴第人统治的意大利本是法律意识相当强的地方，皮亚琴察离首都帕维亚也不远，可这份契约一口气踩了三条法律红线，即禁止自由民与奴隶通婚、认定无自由身者不具备合法身份（是以她的女儿按理无从获得赎买权）、禁止女性享有独立的法律自主权。安斯特鲁达的父亲奥塔里是个小地主，虽然点头同意了这桩买卖，但整件事从头到尾由安斯特鲁达自己操办。一个年轻的女农民在出卖自身自由的同时，反倒大大方方地展现出自己制定规则、安排社会关系的能力。她的两个兄弟在皮亚琴察以北140千米、卢加诺附近的阿尔卑斯山脚村落坎皮奥内拥有中等规模的土地，算得上村里的小头领。这家人对买奴和蓄奴显然颇为上心，735年两兄弟又通过一名自由女性的哥哥买下了她的控制权（同样是因为她嫁给了两人的奴仆），亲戚托托则在8世纪20年代靠法庭裁决强行拿下了坎皮奥内的卢修斯的控制权，又在725年从名叫埃默德鲁达的女人手里买下高卢奴隶萨特雷拉努斯。卢修斯后来发现这家人很不好伺候，安斯特鲁达的女儿们日后想要脱身大抵也不容易。这种人口与权利的买卖，挑明了意大利北方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很不幸，我们对中世纪早期的农民社会其实所知甚少，传世文字几乎全出自对农民毫无同情的贵族与教士之手，加洛林时期之前的乡村面貌大半只能靠考古还原，少数存世的村庄档案也大多集中在9世纪）。要弄清农民在各个地方社会里究竟有多少活动余地，首先得算清楚当时的土地和财富是怎么分配的。

贵族占有的土地越少，留在农民手里的土地就越多，农民的自主空间自然也就越大。反过来，贵族越富，农民的土地和自主权就越少。这是个很朴素的算术问题。在墨洛温时期的法兰克（以及规模稍小但结构近似的巴伐利亚），大贵族动辄坐拥数十处地产，而在伦巴第的意大利和西哥特的西班牙，贵族的家底薄得多，到了不列颠和爱尔兰，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经济落差就更不起眼了。而且除了法兰克北部和从未被罗马统治过的爱尔兰，中世纪早期各地贵族的财富规模全都远逊于罗马帝国时代。另一个让基层关系变得复杂的变量是地产的分散化。在意大利和法兰克的许多地方，哪怕是同一个贵族名下的地产，也往往碎成几十甚至上百个互不相邻的地块，和自耕农、小地主的田产犬牙交错。在贵族势力庞大的莱茵兰，地主与自耕农同样混居一处，但由于墨洛温显贵们满脑子想的是去中央朝廷争权夺利，对亲自下场管束本村农民缺乏兴趣，基层村落照样留出了不小的自治空隙。

存世的8至9世纪修道院档案里，恰好保留了三种不同受控程度的村庄切片，即巴黎以南的帕莱索、阿尔萨斯的古尔斯多夫与布列塔尼东部的吕菲阿克。

帕莱索代表的是整座村庄归单一领主所有并支配的极端形态。根据巴黎郊外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在9世纪20年代编纂的土地档案，帕莱索有117处农庄，人口接近700，全村居民连人带地依附于修道院。档案把村里几乎每个大人和孩子的名字、自由或非自由的身份、租种面积以及应付的地租和劳役都登记得清清楚楚，农民家庭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同修道院这个唯一地主的关系。早年史学界曾把帕莱索当作西欧乡村的标准模板，但后来的证据表明，这种整村依附于单一领主的情况在公元800年以前反而是最罕见的异数，基本只集中在巴黎盆地和王室领地。

古尔斯多夫代表的是第二种形态，即村外有强势的大地主，村内土地所有权却高度分散。维桑堡修道院保存了古尔斯多夫在693年至797年间的19份地契，阿尔萨斯公爵、莱茵兰显贵西吉巴尔德家族与维桑堡修道院都在村里有地，但夹在这些大业主中间的，还有中型土地所有者阿达尔吉斯·阿洛（曾在695年和712年两次向修道院卖地，并三次替他人做见证）以及小型自耕农阿苏尔夫（696年把全部家产卖给修道院，之后大抵把地租回来改当自由佃农）。古尔斯多夫位于孚日森林边缘，但到8世纪初，周边的树林早已被开发殆尽。村里最核心的界限划在自由民与非自由民之间，非自由民全是依附佃农，而自由民（涵盖中型业主、自耕农与自由佃农，后者甚至在8世纪30年代公爵转让土地时公开出面就欠租数额做证和抗议）则以古尔斯多夫居民的身份垄断了见证权，掌管村内的小型法庭，集体决定田地、牧场与林地的耕作放牧事务。这种多方混居的村落在法兰克东部、南部以及意大利（如坎皮奥内）最为常见。

吕菲阿克以及雷东修道院（建于832年）周边的卡朗图瓦、班恩与特雷阿尔等村庄，代表了第三种形态，即以小土地所有者为主、自治程度很高的乡村社会。在9世纪30年代雷东修道院刚开始收集地契时，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自己有地的农民，村里最有权势的无非是神父和住在豪华庭院（lis）里的头领（machtiern，家底其实只相当于坎皮奥内的西吉拉德兄弟那种中型业主）。村民自己主持村级法院，自己协商判决并负责治安担保。858年特雷阿尔村的阿瑙企图杀害雷东修道院的神父阿瑙霍立安，村级法庭判他赔偿修道院一座葡萄园以保住右手，并由六名担保人（其中两名是头领，其余多是普通农民）具结，一旦阿瑙再犯就由担保人亲手处死他。说实话，我们之所以能从档案里读到这些自治村庄的细节，恰恰是因为雷东修道院在加洛林国王和布列塔尼王公的政治授权下大举兼并土地，到9世纪60年代已经成了凌驾于各村之上的大地主。9世纪30年代村民向雷东捐地还只是出于宗教虔诚，到了9世纪60年代，人们要么为了寻求政治庇护而把地捐给修道院再租回来，要么因为害怕修道院扩张而去侵占其土地、偷盗财物或否定亲戚的卖地契约，与修道院对簿公堂的官司也随之暴增。这类吕菲阿克式的自治村落原本广泛分布在不列颠、北欧以及比利牛斯和亚平宁山区等贵族势力薄弱的地带，但到了9至10世纪数量锐减，尤其是在英格兰，整个社会从700年前后只向国王或教会交象征性贡礼的吕菲阿克模式，整体滑向了900年前后依附于单一地主并缴纳重租的帕莱索模式。

哪怕在没有外部领主插手的村庄里，农民社会内部也绝非平等。地主与佃农住在同一个地理空间里构成了村庄性，而村庄内部横亘着自由民与非自由民的分水岭。自由民享有出席公共法庭和参与地方决策的权利，非自由民则被排除在外，只要村里的非自由民比例偏高，村庄的集体凝聚力就强不起来（直到10至11世纪非自由民减少，村庄的集体性才显著增强）。农民家庭内部同样等级分明，不少农户自己就蓄养着无自由身的仆役，性别分工也高度固化，耕田是男人的活，纺织是女人的活。在土地赠予契约和法庭审理记录里，农妇作为独立行为人出现的次数甚至还不如非自由民（后者至少偶尔还会上法庭争一争身份），女性的公共权利几乎全由父兄或丈夫代理。不过6至7世纪有随葬品的墓葬里，女性往往是和钥匙一起下葬的，说明她们在家里掌管着钱财与物资，纺织乃至早期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家用制陶也全由女性在屋内完成，只是法律界定的公共世界对她们关上了大门。

在公共政治层面，中世纪早期的国王们普遍把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与全体男性自由民的直接联系之上。无论是约510年的法兰克《萨利克法律公约》、约690年的韦塞克斯因尼法典，还是713年至735年间的伦巴第柳特普兰德法典，都拿出了很大篇幅针对乡村社会立法。《萨利克法律公约》第45条规定，若有外人想迁入村庄定居，村里任何一名自由男性只要找齐十名自由男性连续三周宣誓附议，就能将其否决。这套烦琐的程序在现实里未必真有人照办，但它至少反映出立法者假定乡村自由民是一个足够团结、拥有内部领导者的共同体。与这种自由民身份绑在一起的，是参加法庭审理和服兵役的公共义务。当时的实战军队规模其实很小，墨洛温王朝的军队顶多五千人，盎格鲁撒克逊军队更少，主力始终是受过训练的贵族与职业武士（678年诺森布里亚贵族伊玛在战败后靠伪装成送粮农民保命，侧面说明普通农民并不上阵厮杀，查理曼时期也规定拥有农地不超过四块的农民结组凑出一人服役，其余人改服修路、架桥、筑堡等劳役）。但各国法律始终咬定全体自由民都有参战义务（7世纪后期的西哥特甚至要求非自由民服役），而在法兰克和意大利，自由农民与贵族之间并没有一道明文规定的法律高墙。一个买得起马匹和宝剑的中型土地所有者只要愿意每年随军出征，投靠强力领主并攀一门亲事，用不了一两代人就能混进领主阶层（就像被格雷戈里百般鄙视的图尔伯爵柳达斯特那样）。这种向上的通道一直维持到公元1000年前后才随着社会阶层的固化而关闭。

把镜头拉远来看，500年至800年间虽然是两千年里西欧贵族控制力最弱、乡村自治度最高的阶段，但当时的自然环境远非后人想象的无边荒野。德国中南部的森林面积虽有扩大，绝大部分林地却早已有人伐木、放牧和打猎；从诺森布里亚、日德兰半岛的沃柏斯、荷兰的科特韦克、汉普郡的科德里斯道恩，到阿勒曼尼亚的劳赫海姆与巴伐利亚的基希海姆，考古发掘出了大批排列整齐的木屋与庭院聚落。当然，中世纪早期的人口总量与聚落密度确实比罗马时代有所下降，法国北部与英格兰东部的低地平原部分弃耕还牧，人口直到10世纪才恢复到罗马时期的水平。过去学者常把人口萎缩归咎于541年始发于东地中海、随后数度波及西欧的腺鼠疫，将其比作14世纪的黑死病，但叙利亚的考古与埃及的文献都不支持6世纪中叶出现过人口断崖式下跌，西欧的人口回落更是早在5世纪就已开始。人口下降在时间上恰好与罗马政权瓦解、贵族权力减弱相重合，大抵是非自由农民减少以及系统性的土地剥削放松，导致了地方人口的缓慢回落；等到加洛林时期贵族地产再度扩张、对佃农的压榨收紧，人口才重新被推上增长轨道。

财富分配的格局不仅塑造了农民社会，也直接决定了手工业生产与商品贸易的规模。439年汪达尔人切断迦太基至罗马的税收中轴线后，阿非利加的橄榄油双耳瓶与红土细陶在6至7世纪逐步退出地中海北部的内陆城镇与沿海小港，到7世纪后期只剩罗马、那不勒斯和马赛等大城市还能见到，并在700年前后彻底绝迹。失去了国家财政运输的托底，西欧分化出复杂度截然不同的三个贸易网络。

最简单的是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直到720年前后还在由妇女在家里手制无窑陶器、自纺衣物，除了游走工匠打造的同款胸针、小琥珀与玻璃珠，唯有王室和显贵能靠战俘奴隶贸易换来法兰克的金银釉彩奢侈品。居中的是高卢南部、意大利与西班牙部分地区，这里保留了职业工匠与陶轮制陶技术，安达卢西亚西部与罗马周边的铁器铜器、以及区域性的粗细陶器仍在城市领地内外流通。其中最大的特例是罗马城，8世纪的罗马不仅从卡拉布里亚和那不勒斯运酒、从西西里进油灯，还在8世纪后期研发出上釉的广场陶，到9世纪远销西西里与普罗旺斯，反观罗讷河口的传统枢纽马赛，则在8世纪初彻底冷清下来。真正撑起西欧最大规模内部市场的是法兰克北部的塞纳河至莱茵河核心区。这一网络原本服务于罗马帝国的莱茵河边防军，驻军成为历史后，特里尔附近的迈恩粗陶与700年后兴起的科隆巴多尔夫细陶依然行销整个莱茵河中下游。文字史料同样印证了这一网络的密集度，6世纪40年代兰斯主教写信向凡尔登主教打听猪肉价格，凡尔登商人在530年靠国王提奥德贝尔特一笔无需偿还的7000奥里斯借款重整旗鼓，7世纪30年代圣但尼兴起年度葡萄酒交易会（后迁至巴黎并延续到709年），巴黎圣母院对面早在580年就开了珠宝店，科隆稳居金属制造中心，马斯特里赫特则在7世纪凭制陶、金属、骨器与玻璃加工成长为新兴城市。

把这三层区域网络摆在桌面上，亨利·皮朗在1937年《穆罕默德和查理曼》里提出的著名模型（认为罗马式的地中海贸易一直延续到7世纪，直到阿拉伯人入侵才打断地中海商路、迫使西欧退回自给自足，直至11世纪北海贸易兴起）就显得漏洞百出。皮朗在考古学尚未起步的年代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过于看重跨海远途贸易，却无视绝大多数交换其实发生在区域内部（况且地中海西部的商船贸易早在阿拉伯人到来前很久就已萎缩，而东方的香料在阿拉伯征服后依然源源不断运抵西欧）。二是错把文字史料里最爱记录的黄金、香料、丝绸与莎草纸等奢侈品当成了衡量经济复杂度的标尺。奢侈品在简单如爱尔兰、复杂如法兰克的经济体里都找得到（倒霉的柳达斯特伯爵583年正是在逛巴黎珠宝店时被抓走处决的），它们无非是富人炫耀地位的表面文章，真正决定经济复杂程度的，是衣服、小刀与陶盘这些普通商品的产销规模。而在后罗马时代，驱动大宗手工制品流通的头号引擎是贵族阶层的购买力。贵族手下养着大批随从武士，需要解决这些人的吃穿用度，法兰克的统治阶级在西欧最富有，围绕他们转动的塞纳河与莱茵河商业体系自然也就最庞大。

在具体的生产与分销链条上，西欧的陶窑与作坊大抵和6世纪埃及莎草纸记录的模式相近，由独立工匠租赁窑炉或按合同为地主生产，而奔波在莱茵河、塞纳河、默兹河以及意大利波河（715年或730年伦巴第国王柳特普兰德曾与波河三角洲的拜占庭港口科马基奥签订食盐贸易协定）上的商人则身份混杂。既有大格列高利在594年接济过的负债小贩叙利亚人科斯马斯，也有希尔佩里克国王的犹太密友普瑞斯科、591年靠经商所得买下巴黎主教职位的叙利亚人尤塞比乌斯，乃至7世纪20年代靠经商积累起政治资本、帮斯拉夫文德人打仗并直接当上文德人国王的法兰克商人萨摩。到600年以后，莱茵河三角洲的弗里斯兰商人日渐活跃，圣但尼等大修道院也派出享有免交渡河费特权的专属商人（如769年卡洛曼二世授予的特权），而839年普吕姆的汪达尔贝尔特在神迹书里写到的那两艘沿莱茵河运送陶器和葡萄酒前往科隆售卖的商船，才是日常贸易的真实底色。

支撑这套交换体系的货币在550年之后经历了币种简化与由金转银的过程（唯有爱尔兰不用钱币，拿女奴和母牛充当一般等价物）。随着罗马税收体系瓦解，铜币退出流通，法兰克多达上千家铸币厂铸造的金币从7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成色一路下滑，到675年全面改为银币，加洛林王朝在760年前后正式确立单一的银第纳尔制（781年推广至意大利），与英格兰在8世纪60年代普及的银便士不谋而合。不过，按794年法兰克福宗教会议记录的面包价格推算，一枚加洛林银第纳尔的购买力约合2007年的12英镑，墨洛温与伦巴第使用的特雷斯金币更相当于4个第纳尔（约50英镑），面额大到根本不方便拿来日常买菜，当时的商人完全可以按货币计价直接以物易物。同样需要界定边界的是格里尔森与杜比提出的礼品经济假说。国王与贵族之间确实热衷于用礼物维系效忠或炫耀技术（如506年前后东哥特的狄奥多里克送给勃艮第国王贡多巴德一台水钟，757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五世送给丕平三世一台机械管风琴，萨顿胡墓葬里那只625年前后的拜占庭银盘大抵也是外交馈赠的产物，577年鲁昂主教普莱泰克斯塔图斯在受审时还辩称自己只是回赠别人送马的礼物而非行贿谋反），但在整个经济盘子里，礼品交换只占奢侈品流动的一角，大宗商品靠的依然是市场买卖。

后罗马时代初期，西欧地产普遍采用由自由或非自由佃农缴纳定额地租的粗放管理模式，除了巴黎至莱茵兰中部那些由地主直接驱使非自由园丁种植、专门拿到圣但尼集市上售卖的商业葡萄园外，农业生产很少以营利为目的（直到加洛林时期剥削程度更高的双轨采邑庄园制普及，才重新推动了大规模农产品交易）。但在公元700年前后，英吉利海峡与北海沿岸率先涌现出一批由国王推动的贸易站（emporia），包括法兰克的昆都维克与多雷斯塔德，英格兰的汉威克（南安普顿）、伦敦、伊普斯维奇（产出了盎格鲁撒克逊最早的轮制窑烧陶器）与约克，以及丹麦的里伯、海泽比与瑞典的比尔卡（查理曼甚至在796年写信给麦西亚国王奥法计较英格兰出口大衣的尺寸）。8世纪的北海贸易一度比地中海北部更活跃，因为地中海北部在700年马赛衰落到780年威尼斯崛起（威尼斯靠向阿拉伯人贩卖加洛林战争中的斯拉夫战俘奴隶，换回东方香料再转手卖给法兰克权贵）之间的几十年里，除了波河口的科马基奥外一度缺乏大型枢纽港口。只是到了800年之后，地中海的商业发展速度很快反超北海。地中海连接的是几个内部结构复杂的经济体，而北海周边除了法兰克之外全是购买力单薄的简单经济体，汉威克能造出来的手工制品跟多雷斯塔德或马斯特里赫特差不了多少，根本没有跨海贩运的必要。在8世纪的格局里，北海贸易的繁荣并非后世西北欧经济霸权的雏形，它无非是法兰克核心区与加洛林王朝的巨额财富及政治影响力向外溢出的副产品。

Chapter10-有形的力量：物质文化与展示

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修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整个罗马帝国最大的单体有顶建筑，也是欧洲最大的建筑，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13世纪才被塞维利亚和科隆大教堂打破。这座纪念神圣智慧的大教堂的前身在532年的尼卡暴动中被付之一炬，查士丁尼随即下令在原址重建。新教堂从动工到537年12月正式启用，只花了不到六年时间，对于如此庞大的工程而言，这样的建造速度在当时闻所未闻，在此后很长岁月里也未曾重现。更难得的是，极快的工期并未伴随任何偷工减料，教堂选用的全是顶级建材，主体结构一直维持至今。它经历过的最大一次变动发生在建成初期，557年的一场地震震塌了中央穹顶，查士丁尼在世时亲眼看着它历经数年修复并略微抬高高度，于562年重新启用。后世的统治者只是在它的外围做些修补，比如狄奥斐卢斯在840年前后于西南门廊增设了一扇纪念门，安德罗尼卡二世在14世纪第二个十年与奥斯曼建筑师希南在16世纪70年代先后在外墙加筑了扶壁，奥斯曼人将其改作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后又竖起了宣礼塔（加装宣礼塔后的建筑外观从远处看去大抵像一只俯卧的蜘蛛）。可在建筑内部，除了9世纪以后在天棚和墙壁高处的马赛克上添置了一些人物形象，整个空间格局始终維持原貌。查士丁尼最初敲定的装饰方案只铺陈纯金马赛克与彩色大理石，间或点缀十字架或花朵图案。

撑起这片内部空间的建筑学创举是正中央那座巨大的穹顶。穹顶跨度达100罗马尺（31米），由四根高达120尺（37米）的拱梁凌空托起，底下没有设置任何阻挡视线的立柱，东西两侧又各接出一个半穹顶将空间进一步拉长，东端尽头再收束为一个较小的半穹顶神龛。罗马帝国晚期的纪念性建筑哪怕规格再高，也往往习惯拆用旧建筑的现成构件，唯独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的每一根柱子与每一个柱头都是专门新造的，诸多柱头上还直接刻着查士丁尼与皇后狄奥多拉的名字缩写。为了实现这种突破常规的结构，查士丁尼没有按惯例聘请名匠，而是专门找来了两位几何学家，即特拉勒斯的安提莫斯与米利都的伊西多尔。两人的设计在落成之日就达到了预期的震撼效果。562年教堂二次启用时，示默者保罗专门赋长诗一首（为单体建筑写诗在当时颇为罕见），而十年前普罗柯比撰写的歌功颂德之作《论建筑》更是直接拿出一开篇的11页篇幅来铺陈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整整两页都在拆解穹顶施工的技术细节。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盯住了黄金天棚、彩色大理石与窗外阳光之间的光学反应（普罗柯比把绿色大理石比作开满鲜花的牧场，保罗则将其比作青翠的山峰与葡萄园）。保罗在诗里写到，任何抬头望向穹顶的人都无法把视线从那片缀满舞动群星的圆顶上移开，踏入殿堂的人只会举目四望而流连忘返；普罗柯比也给出了差不多的判断，直言穹顶的细节实在太过密集，人的眼睛根本没法在单独某一个点上停留。这类被称为艺格敷词的文学描写固然有向皇帝献媚的成分，但它们至少坐实了一件事，这座建筑从画图纸的那一刻起就是造出来给人仰望的，观众的眩晕与敬畏本就在计算之中。圣索菲亚大教堂由此确立了中心穹顶长方形教堂的母本，此后的拜占庭教堂几乎全是它的微缩或简化版本，连16世纪希南在伊斯坦布尔设计的清真寺也顺着它的结构逻辑演化成了后世奥斯曼清真寺的原型。

把圣索菲亚大教堂放回城市空间里看，它的政治分量就更清楚了。在老首都罗马，基督教时代的各大新建教堂被迫散落在城墙外围与城市边缘，把古罗马议事广场、帕拉蒂诺山皇宫以及拥有超长赛道的马克西穆斯竞技场晾在市中心充当旧时代的遗迹。可在君士坦丁平地新建的君士坦丁堡，公共空间从一开始就是高度集中的，一条两侧排满柱廊的干道从议事广场笔直通向大教堂，大教堂南面则紧挨着皇宫与大赛马场。圣索菲亚大教堂哪怕经常限制入场人数，一次也能塞进好几千人，皇帝日常参与的各类仪式就在皇宫与大教堂之间往返上演，顺着柱廊大道举办的城市游行更是暴露在全城百姓的眼皮底下。况且在建筑竞争的层面上，圣索菲亚大教堂既是对罗马万神殿和塞萨洛尼基伽勒里乌斯宫殿穹顶的超越，也是查士丁尼对城内贵族的直接压制。就在圣索菲亚动工前十年，皇室后裔、女贵族安尼西娅·尤丽安娜刚刚在君士坦丁堡市中心建起了一座规模惊人的传统巴西利卡式私人大教堂（圣波利乌科托斯教堂）。查士丁尼要想在公共仪式空间里彻底盖过这位显赫女公民的风头，证明自己才是罗马皇帝的终极典范，就只能拿出一座在体量与形制上都让人无法模仿的建筑。

从君士坦丁堡的这处穹顶出发，第10章在全书正中间承担了一个方法论转换的任务。前几章依赖的叙事史料与法律档案有一个天然的盲区，即识字并留下文本的人极少，绝大部分底层人口与地方精英的日常算计并未写进羊皮纸里。但无论是帝国皇帝、哈里发、教皇、边疆小王，还是乡野里的富农与小领主，只要手里攒下了一点资源，都会本能地通过修造建筑和摆设器物来划定地盘、震慑对手或安抚追随者。建筑和聚落遗址不会撒谎，哪怕只剩下一地石头或几排木柱基坑，也能把修造者的财力上限、审美参照系与权力野心倒推出来。顺着这条线索，本章先将大马士革的大清真寺、诺森布里亚耶韦灵的王宫建筑群以及加洛林时代罗马的圣巴西德堂与圣索菲亚大教堂并置，随后再把镜头推向世俗君主的宫殿动线与欧洲各地的乡村聚落遗址，从宏观帝国工程一直拆解到微观的农舍篱笆。

在阿拉伯人于636年至651年间征服叙利亚六七十年后，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瓦利德一世（705年至715年在位）在首都大马士革动工兴建大清真寺。工程从705年持续到716年，完工时瓦利德本人已经去世。这座建筑不是哈里发国的第一座清真寺，却是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纪念性清真寺（与它同时期兴建的还有麦地那与耶路撒冷的清真寺），它所确立的空间范式后来被福斯塔特（开罗前身）、凯鲁万、科尔多瓦等无数伊斯兰城市的清真寺反复沿用。如果单看局部构件，大马士革大清真寺几乎摆满了罗马遗产（伊拉克与伊朗的清真寺则杂糅了波斯萨珊元素），里头支撑屋顶的石柱全是从旧罗马建筑上拆卸下来的战利品（spolia），墙上那条被中世纪作家交口称赞的大理石葡萄藤状雕带，更是明摆着在模仿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但瓦利德把这些罗马零件组装起来之后，呈现出的整体空间秩序却跟罗马教堂截然相反。整座清真寺由高墙围成一个封闭庭院，一半是露天广场，另一半是由三列立柱撑起的深邃遮蔽祈祷区（后来科尔多瓦清真寺把这种立柱森林推到了极致，扩建完成后足有34列立柱、每列18根）。在基督教的巴西利卡或中心穹顶教堂里，空间是分等级的，视线与动线全部被引向神职人员专属的祭坛；而在大马士革大清真寺里，开放庭院与遮蔽区之间没有严格的隔断，除了指示麦加朝向的米哈拉布壁龛充当视觉焦点外，整个空间是扁平的。伊斯兰教没有制度化的神职人员阶层，强调的是信徒共同体的平等聚集，站在露天庭院里的信徒与站在顶棚立柱下的信徒在祈祷时可以彼此清楚地看见对方。

这套空间设计背后藏着瓦利德父子极具进攻性的政治算计。8世纪初的大马士革城里，说希腊语或叙利亚语的基督徒依然占人口大多数。瓦利德的父亲阿卜杜勒·马利克（685年至705年在位）是第一位通过物质文化大规模宣示伊斯兰教正统地位的哈里发，他在696年推进币制改革，突然废除了在钱币上印制哈里发人物头像的旧惯例，改用纯粹的宗教铭文。瓦利德把父亲的路线直接搬到了首都的地面上。大马士革市中心原本有一座古罗马朱庇特神庙，神庙废弃后，基督徒利用其巨大的外墙在里头建起了圣约翰教堂。瓦利德直接拆毁了这座基督教堂，利用朱庇特神庙现成的外墙围出长157米、宽100米的清真寺庭院，并在围墙四角竖起四座高耸的宣礼塔（四角四塔的设计后来并未被其他清真寺继承，后世多改为单塔，但瓦利德当时的意图非常直白，就是要用四个制高点向全城基督徒宣告，这片属于古罗马和基督教的核心圣地已经被新兴的穆斯林统治阶级彻底接管）。

更具颠覆性的是清真寺墙面上的视觉语言。瓦利德在面向露天庭院的门廊上部、遮蔽祈祷区的大片内墙以及庭院四周铺满了极尽奢华的马赛克镶嵌画（这批马赛克大抵是专门雇来的拜占庭工匠手制的，至今仍有部分存世）。画面上只有茂密的树木、枝叶、流淌的河水与穿插其间的精致亭台楼阁，多半是在描绘《古兰经》里的天堂图景，却唯独找不到任何一个人物或动物的影子。在传统的希腊罗马公共建筑与基督教教堂里，马赛克的核心永远是神祇、皇帝、基督或圣徒的人物肖像（圣索菲亚大教堂早期不画人物反倒是个罕见的例外），花草树木顶多充当衬托人物的背景或分割画面的边框。瓦利德把背景扶正为主角，将一切活物形象从宗教公共空间里彻底清零，与696年的无头像钱币遥相呼应，在拜占庭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视觉分水岭。

与此同时，大马士革大清真寺这种用高墙围合的封闭庭院，还顺手终结了延续千年的罗马城市规划逻辑。古典时代的罗马城市（包括君士坦丁堡）依靠中央广场、宽阔的柱廊大道、剧场与赛马场来组织公共生活，政治权威靠穿越全城的公开游行来展演。而在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传统里，街头游行毫无地位，最重要的政治仪式是信徒在清真寺大院里向哈里发或总督集体宣誓效忠。既然所有的政治集会与宗教礼拜都被收进了清真寺围墙之内，外头的街道是宽是窄就再也不关乎公共利益了。到了8世纪，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各座城市里原本宽敞笔直的罗马柱廊大道迅速被小商贩的铺面填满（其中不少商铺本身就是哈里发指定开发的商业与娱乐物业），笔直的大道退化成了只够行人与驮畜勉强错身的曲折窄巷。统治者不再关心整座城市的几何外貌，只把财力集中在清真寺、宫殿与城门这几处节点上。大马士革的多数基督徒居民哪怕不进清真寺，每天走过那些被商铺堵死的旧柱廊、抬头看见朱庇特神庙旧墙上立起的四座宣礼塔，也能切身感受到脚下的城市已经换了主人。

把视线从富裕的大马士革拉到罗马故地最贫瘠的西北边缘，即今天苏格兰边境南侧诺森伯兰郡的切维厄特丘陵，物质文化的体量瞬间缩水了几个数量级，但里头包裹的政治算计却一点不比东方帝国少。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里提过，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德温（616年至633年在位）在一处叫埃德杰芬（Ad Gefrin）的地方设有一座王室行宫，传教士保利努斯曾在7世纪20年代来这里为民众施洗。1949年考古学家通过航拍在耶韦灵锁定了这处遗址，并在20世纪50年代展开系统发掘（发掘报告于1977年出版）。由于遗址的表层土已经流失，出土的器物寒酸得令人咋舌，连件像样的金银饰品都没有，直接印证了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手头的物质资源有多么匮乏。但泥土之下保存完好的成片木柱基坑，却展示了一套远超文学想象的复杂空间布局。

在《贝奥武甫》等古英语文学作品里，早期国王的王宫无非是一座孤零零的木构长厅（比如丹麦国王罗瑟迦的鹿厅），君臣们在里头饮酒、议事、分赐金环，晚上直接睡在长厅地板上。耶韦灵遗址在6世纪晚期至650年左右的演变过程却复杂得多。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初从沿海的班伯王室中心向内陆扩张到这片定居区边缘时，耶韦灵地面上已经有一座新石器时代的石环坟场，外加一个由木墙围合的巨型空间（多半是当地原住不列颠人留下的异教祭祀中心）。尚未改宗基督教的伯尼西亚统治者没有毁掉这处不列颠圣地，反而顺着原有的宗教气场在里头加盖了几座充当异教神庙的小木屋（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全面排斥不列颠原住民物质文化的大背景下，这种直接借用原住民宗教场所的做法极为罕见）。

到了公元600年前后，耶韦灵遗址的正中央突然立起了一座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绝无仅有的木构建筑。它长约20米，平面呈楔形，就像一瓣切开的橙子横截面，最前端是一个舞台，后方则是层层抬高的阶梯式观众座席。随后几十年里，遗址内又陆续建起了一串总长度达70米的王室木构大厅，而这串宏伟长厅的轴线全都精准地指向那座木制楔形看台的中心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座楔形建筑都是一座用木头仿造的罗马式半圆形剧场，功能则是供伯尼西亚与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召集贵族与自由民举行公共大会。古英语诗歌《废墟》在吟咏巴斯等地的罗马石头遗迹时，曾带着敬畏与隔膜将其称为巨人的作品，让人误以为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一群看不懂罗马文明的乡巴佬。但耶韦灵这处位于哈德良长城以北、处于罗马不列颠尼亚行省旧界之外的遗址证明，哪怕是还在信奉异教、连烧砖砌石的技术都没掌握的伯尼西亚国王，也清楚地知道罗马帝国的公共建筑长什么样，更知道把罗马式的剧场看台搬进自己的祭祀与宫廷中心，能给王权带来多大的威望加成。正是这种对罗马政治排场的高度向往，解释了为什么这群日耳曼武士首领后来会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如此痛快地接受来自罗马的基督教使团。

如果说耶韦灵是在罗马边缘用木头模仿罗马，那么到了9世纪初的加洛林时代，身处罗马城内的教皇帕斯加尔一世（817年至824年在位）所做的，就是在真罗马的地盘上用石头、白银和成车的死人骨头，向全欧洲重申谁才是罗马正统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当时的罗马在政治上处于法兰克加洛林帝国的庇护之下，但帕斯加尔一世绝非温顺的傀儡。823年，城内几名有加洛林王室撑腰的高层贵族与教廷作对，帕斯加尔直接动手将他们处死，面对随后赶来兴师问罪的法兰克皇家使节，这位教皇更是寸步不让地为自己的处决权辩护。他在位的短短七年里大兴土木，在6世纪至12世纪这六百年间罗马城新建的最大三座教堂里，有两座半都出自他的手笔（即圣巴西德堂、圣塞西莉亚堂与多米尼卡的圣马利亚堂）。从8世纪中叶的保罗一世（757年至767年在位，兴建圣西尔维斯特堂）与哈德良一世（772年至795年在位，兴建圣聂勒及圣亚基略堂）开始，历任教皇就在持续通过翻建教堂将罗马改造为一座肉眼可见的教皇城，而帕斯加尔在820年前后建成的圣巴西德堂，把这股政治建筑风潮推到了最高潮。

圣巴西德堂扣除前院后的主体长度约50米，没有采用当时北方加洛林王室在亚琛试水的那种新潮八边形结构，而是严格遵循君士坦丁大帝修建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时的传统巴西利卡形制，廊柱则直接拆卸并复用了古罗马建筑的优质石柱与大理石。根据帕斯加尔死后不久写成的《教皇名录》记载，教皇在这座教堂里砸下了惊人的贵金属，不仅打造了一顶重达410千克的纯银华盖，还在地下室的圣巴西德灵柩上镶嵌了一幅重达45千克的圣女纯银画像。教堂的后殿、凯旋拱门以及安葬着帕斯加尔生母狄奥多拉的圣仙诺小堂里，铺满了色彩浓烈的马赛克镶嵌画。后殿主画描绘的是基督升天，两侧环绕着包括圣巴西德在内的诸位圣徒，以及头戴方型光环（代表在世之人）的教皇帕斯加尔本人——这一构图几乎原封不动地复刻了6世纪教皇菲利克斯四世在古罗马广场修建的圣葛斯默和达弥盎教堂，意在用视觉上的无缝衔接证明9世纪的教廷与古典晚期的罗马教廷一脉相承。除此之外，帕斯加尔还干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他派人把城外地下墓穴里的圣徒遗骸大批量挖出来，集中迁葬进圣巴西德堂的地下室，堂内当时的铭文公开宣称这里一共安葬了2300多位殉道圣徒。

帕斯加尔在这座50米长的建筑里塞进的每一项元素，都有极其明确的目标。

第一批受众是远在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与北方的法兰克神学家。815年，拜占庭帝国重启第二次反圣像运动，严禁描绘基督与圣徒的具象肖像，矛头直指坚持圣像崇拜的罗马教皇。帕斯加尔不仅写信痛斥君士坦丁堡的政策，还把新建的圣巴西德堂直接交给了一群流亡罗马的希腊崇拜圣像派修道士管理，地下室里那尊45千克重的圣巴西德纯银画像更是对着东方反圣像派的公开挑衅。与此同时，法兰克内部也活跃着温和的反圣像思潮（详见第17章），都灵主教克劳迪乌斯公开反对图像崇拜，而早在十五年前（约806年），查理曼的御用神学家、奥尔良主教狄奥多尔夫就在卢瓦尔河畔的圣日耳曼德佩修建了一座结构精密的私人礼拜堂，其后殿马赛克刻意避开基督与圣徒的人像，只画了约柜与两名非人类的天使，以此视觉化地传达他本人起草的《加洛林书》中批判拜占庭圣像崇拜的复杂神学立场。帕斯加尔未必见过狄奥多尔夫的私人小堂，但他很清楚法兰克人与拜占庭人在图像问题上的傲慢，圣巴西德堂满墙的人物马赛克与纯银圣像，就是教皇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神学裁决书。

第二批受众是络绎不绝来到罗马的法兰克朝圣者、商人与加洛林宫廷使节。这群北方来客在罗马城里四处打量，回去后都要向亚琛朝廷汇报。帕斯加尔用圣巴西德堂的体量、古罗马石柱与纯金马赛克告诉法兰克人，罗马自身的建筑传统与财力足以碾压北方任何一座新兴宫殿，加洛林人搞出来的八边形教堂在正宗的君士坦丁式巴西利卡面前根本不够看，罗马教廷也不需要法兰克皇帝来指导该如何推行道德与宗教改革。

第三批受众则是罗马城本土的市民与世俗贵族。圣巴西德堂坐落在埃斯奎林山通往城外圣洛伦佐大教堂的核心游行干道上，全城百姓抬头不见低头见。更重要的是那2300多具圣徒遗骸的集中搬迁。罗马城外原本散布着无数早期基督徒的地下墓穴，到了8至9世纪，这些分散在郊野的圣地不仅在战时难以防守（保罗一世在遭受伦巴第人围攻后就曾零星迁入过几具圣骨），在平时更面临着法兰克朝圣客明火执仗的盗窃；而且在罗马内部政治中，城外各处墓穴长期由地方教会和本土贵族家族把持，截留了信徒的大笔香火捐献。帕斯加尔直接把两千多具圣骨一股脑挖进城内由教廷严密控制的教堂，既断了法兰克偷骨贼的念想，也一举掏空了罗马地方派系的宗教与财源根基（这正是823年教廷内部贵族官员联手反扑、最终被帕斯加尔铁腕处死的导火索之一）。

宗教建筑之外，世俗君主的王宫与皇宫同样是一台精密计算的权力展示机器，其空间设计的核心逻辑是如何通过物理距离与视觉落差来调节近王权（königsnähe）。

在政治结构简单的部族王国里，王宫往往就是一座木构大厅，但文学作品照样会赋予它压倒性的威严，比如《贝奥武甫》里把鹿厅吹嘘成世人听闻过的最大建筑，9世纪威尔士挽歌《坎迪兰挽歌》则用失去炉火与床榻的漆黑大厅来象征王国的覆灭。哪怕只有一间大厅，门口也必定站着精壮的守卫或传令官（如《贝奥武甫》里替罗瑟迦把门的乌父加，或是11世纪威尔士故事《库尔威奇与奥尔温》里替亚瑟王看门的高文），通过将无关闲杂人等挡在门外，让获准入内饮酒的人产生自己属于特权圈层的荣耀感。449年出使匈人帝国的东罗马历史学家普利斯库斯曾亲眼见过这类木构王宫的高配版。带着帝国精英挑剔眼光的普利斯库斯在笔记里承认，阿提拉的宫殿相当华丽，主厅由刨制光滑的木料建成，外围环绕着雕刻考究的宴会厅与木柱廊，最外圈是一道带有塔楼的木围墙（普利斯库斯特意注明，这些木塔楼并非用于军事防御，纯粹是为了好看），屋里则铺挂着五颜六色的亚麻与羊毛帘布。阿提拉的大帐也好，耶韦灵的串联长厅也罢，只要能把周边小部落的访客震住，这套木头与织物搭起来的排场就算完成了任务。

到了法兰克世界，墨洛温、加洛林与奥托王朝在数百年间建起了星罗棋布的行宫网络（经过考古发掘的小型行宫有墨洛温时期的马莱与奥托时期的蒂尔达，大型石构宫殿则有加洛林时期的亚琛、英格尔海姆、贡比涅以及奥托时期的帕德博恩）。这些大型宫殿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大厅，而是利用层层嵌套的纵深房间来拉长访客觐见君主的心理距离。早在589年，奥斯特拉西亚国王希尔德贝尔特二世在梅斯王宫诱杀叛乱贵族劳钦公爵时（见第5章），就是让人领着劳钦穿过了好几道房间，最后才在私人寝宫门口将其砍死并从窗户扔出去。到了加洛林时代，英格尔海姆行宫拥有一个长100米、宽70米、带半圆拱顶与柱廊的巨型石砌中庭，诗人埃莫尔德在9世纪20年代歌咏这里有一百根立柱、上千个出入口和上千个房间，礼拜堂内绘满《圣经》故事壁画，世俗大厅的墙上则并列画着古典时代的英雄、基督教罗马皇帝以及查理·马特、丕平三世与查理曼的家族征战功业。

圣加伦的修道士诺特克尔在9世纪80年代撰写的《查理曼事迹》里，用一段虚构的外交轶事把这种空间纵深感写绝了。诺特克尔写到，拜占庭使节来到查理曼的宫殿，走进第一间大厅，看见一位被群臣簇拥在中央的大官（管马房的官员），当即跪倒以为见到了法兰克君主，结果被侍从告知这人不是；使节接着穿过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大厅，先后把宫相、管膳官和守在私人寝宫里的侍从官错当成皇帝本人，一连闹了四次笑话，最后才被领进一间独立的内室，见到通体穿金戴银、如太阳般刺眼的查理曼本尊。诺特克尔还宣称，永远保持警觉的查理曼能从自己寝宫的高窗里俯瞰整座皇宫的每一个角落，贵族们在各自屋里的出入举动全在他的视线掌控之下——这套想象出来的全视监控布局，简直就是一千年后边沁与福柯笔下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翻版。当然，如果把全欧洲的宫廷放到同一个天平上称量，法兰克人的机关技术比起真正的帝国老店君士坦丁堡还是显得粗糙。949年，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代表意大利国王贝伦加尔二世出使君士坦丁堡，走进皇宫建筑群之一的马格瑙拉宫，亲眼看见皇帝宝座旁用机关驱动的镀金铜树上站满了会按品种各自鸣叫的机械鸟，守护宝座的铜狮会张嘴咆哮，而在他低头行叩拜礼的几秒钟内，皇帝连人带宝座已经被底下的机械升降梯悄无声息地升到了贴近大殿天花板的高处。

最后，我们离开只有帝王、教皇与显贵出入的纪念性殿堂，走到泥泞的乡间，看看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聚落是如何在地面上排列组合的。文字档案几乎从不记录农舍长什么样，好在过去几十年里考古学家发掘了上百处中世纪早期的乡村遗址，让我们得以看清乡村内部阶级分化在物理空间上的成形过程。

在西罗马帝国晚期，乡间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村庄，大片土地的中心是地主用来向同侪炫耀的豪华乡间别墅，依附农民则零散地分布在田间地头。当时唯一成规模的乡村聚落集中在东罗马的安纳托利亚南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叙利亚北部的石灰岩山丘在4至6世纪依靠向地中海市场出口橄榄油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加上当地盛产易于雕琢的优质石灰岩，留下了斯尔吉拉（Serjilla）这样保存完好到连二楼墙体和屋顶石梁都还在的石砌村落遗址。斯尔吉拉村里有一座教堂、一栋社区公共建筑、一座公共浴场以及将近20座带独立庭院的双层石屋。这些石屋大多只有四间或更少的房间，少数几座稍大，外墙门框与窗棂上的石雕手艺颇为粗糙，但二楼山墙内的柱廊装饰却相当考究。村里那座公共浴场的马赛克铭文显示，它是在公元473年由村民尤利安与妻子多姆娜出资建造的。耐人寻味的是，翻遍整座斯尔吉拉村，所有的石屋都属于同一种农舍形制，找不到任何一座明显属于大地主的豪宅或收租公馆。尤利安夫妇或许手头雇着几个佃户，但他们本质上依然是村里的富农或石匠。正如第2章提到的埃及阿富罗底村那样，恰恰因为东罗马村庄里没有高高在上的世袭大领主，这群富裕自耕农之间的水平竞争才格外焦虑而充满戾气，每家每户都在石屋山墙的雕饰上暗自较劲，尤利安夫妇更是直接把象征罗马城市文明的浴场修进了山村，以此在邻里排位赛里抢占上风。

而在北起丹麦、南至阿尔卑斯山、西抵法国中部与英格兰的广阔西欧腹地（并在后罗马时代逐步扩散到法国南部与意大利中部），公元1200年以前的乡村清一色是由木构农庄组成的聚落。每座农庄通常用木篱笆围出一个场院，中央是一座长方形的木构主屋（在丹麦与德国北部，这种人畜共居的长屋可长达40米；在德国南部与英格兰，主屋则短得多），四周散落着几座充当织布工坊或储物仓库的半地穴式小屋（sunken huts）。成排的农庄顺着村中主路或围绕中心路口平行铺开，外观高度划一。但只要仔细比对基坑的尺寸，就能发现村落内部的财富与权力并不平均，丹麦日德兰半岛的沃巴瑟（Vorbasse）与多瑙河上游阿勒曼尼亚的劳赫海姆（Lauchheim）分别代表了两种演进方向。

沃巴瑟是一处罕见的、从公元前1世纪一直延续到12世纪的流动聚落遗址。和丹麦、德国北部及荷兰的许多早期村落一样，沃巴瑟每隔一两代人就会在所属的农业区块里整体拆迁挪位，直到12世纪村里建起沉重的石砌教堂，村落的位置才彻底钉死在原地直到今天。考古平面图显示，在公元3世纪至8世纪这五百年间，沃巴瑟村落的边缘始终有一座面积相当于普通农庄1.5倍的大农庄，里头的主屋更宽大，出土的罗马进口器物也更多；尤其是在公元300年前后的那一期遗址里，周围邻居的农庄位置多次变动，唯独这座大农庄钉在原处纹丝不动，证明这户人家在村里拥有跨代的稳固领导权。但这户人家并不是整座村子的地主，它的农庄除了尺寸放大了1.5倍，内部结构跟普通农户没有任何区别。更有意思的是，到了公元700年前后沃巴瑟再次整体搬迁时，这座延续了五百年的大农庄突然从平面图上消失了，所有农户重新变回了一般大小的扁平状态。这说明在缺乏国家强权与土地产权固化的北方部族社会里，乡村头领的优势地位是可逆的。

存续于6至12世纪的阿勒曼尼亚劳赫海姆村，则展示了一条不可逆的庄园化轨道。村中主路两侧排着大约10座农庄，其中一座农庄从7世纪起就明显偏大，到11世纪时面积已经膨胀到普通农庄的两倍。与沃巴瑟那座单纯放大的头领农庄不同，劳赫海姆的这座大农庄在功能结构上发生了质变，它的篱笆院里密集分布着远超自用需求的非居住类建筑基坑，显然是用来集中囤积全村地租谷物的仓库群；7世纪后期，这座大院内部还开辟了专属的小型家族墓地，随葬品极为丰厚，直到8世纪村里建起石砌教堂，这批精英墓葬才迁入教堂墓园。很明显，劳赫海姆的这座大院已经不再是普通村长的家，而是凌驾于全村之上的地主庄园管理中心。

从加洛林时代往后，西欧乡村的阶级分化进一步通过两种石头建筑彻底硬化，一是公元700年后逐步普及的石砌乡村教堂（地方贵族或富农通过出资建堂并安插常驻神父，将聚落空间与宗教权威一并锁定），二是公元900年后零星出现、1000年后遍地开花的防御性城堡。在法国北部与德国，类似劳赫海姆的庄园中心先把木篱笆加高，接着挖出深壕、垒起石墙，最后在人工堆砌的土墩高地上立起俯瞰全村的石塔（英格兰的地主在900年前后也开始把居所改建得更具防御性，但人工土墩城堡要到1066年诺曼征服后才大规模引入）。而在意大利中南部与南欧，10至12世纪的演变方向是整座村庄集体迁往山顶修筑围墙，变成被称为城寨（castrum或castellum）的堡垒化聚落，领主的居所则变成城寨制高点上的核心内堡（rocca或cassero）。

意大利托斯卡纳南部锡耶纳附近的蒙塔伦蒂（Montarrenti）遗址，完整保留了这一空间质变的每一层地层。7世纪后期，蒙塔伦蒂还只是散落在山坡与山顶上的一群单间小木屋，山坡外围有一圈木篱笆，山顶虽然单独用木篱笆圈出了一块场地，但里头木屋的尺寸跟山坡下的农舍完全一样。到了9世纪初的加洛林时期，山顶的木篱笆被推倒换成了坚固的石墙，墙内建起了一座大型木构谷仓、一座烘干谷物的烤炉与一台石磨，山顶正式演变为收缴并加工全村农业剩余的庄园中心。9世纪后期山顶建筑毁于一场大火，10世纪迅速按原样重建；到了11世纪，山顶的木屋被一座高耸的石塔（领主塔楼）取代；12世纪时，山坡下半部的村民聚居区外围也砌起了石墙。至此，蒙塔伦蒂彻底定型为一座等级森严的城寨（castrum），山顶石塔里的军事化领主阶层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山坡石墙内的依附农民。

从叙利亚斯尔吉拉村的尤利安夫妇修筑公共浴场，到托斯卡纳蒙塔伦蒂村的领主修筑山顶石塔，乡村建筑展示的底层逻辑已经彻底反转。5世纪的斯尔吉拉富农砸钱修浴场，是因为村里没有特权阶级，大家要在同一个平面上比拼谁更体面、更有城市范儿（正如5世纪70年代东罗马皇帝芝诺在叙利亚北部山丘修筑纪念柱头修士西面的巨型圣地西面城堡后，周边富裕村庄在几十年里纷纷跟风仿建精美的石砌乡村教堂）。而到了10至11世纪的蒙塔伦蒂，领主把家搬进山顶石塔，模仿的是城市贵族的防御塔楼，目的不再是跟村里的邻居比阔气，而是用厚重的石墙和刀剑在物理空间上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把农民彻底排除在政治协商的圈子之外。

把视野收拢回来，从君士坦丁堡跨度31米的圣索菲亚大穹顶、大马士革抹去人像的157米清真寺庭院、耶韦灵20米长的木制罗马看台、罗马塞满2300具圣骨的圣巴西德堂、亚琛与英格尔海姆让人迷路的深邃宫室，一直到沃巴瑟消失的大农庄与蒙塔伦蒂山顶冷硬的石塔，建筑与空间的互视性（intervisuality）构成了中世纪早期覆盖面最广的一套政治语言。文字档案只能告诉我们极少数识字精英在想什么，况且除了礼拜仪式上反复诵读的《圣经》与《古兰经》选段，没有任何一份书面文本能拥有像建筑那样庞大的受众。查士丁尼要压倒前代帝国与城内女贵族，瓦利德要在一个基督徒占多数的旧都里确立伊斯兰教的视觉霸权，埃德温要在哈德良长城以北借用罗马的排场聚拢部族，帕斯加尔一世要同时向拜占庭、法兰克与罗马本土贵族宣示教廷的集权，蒙塔伦蒂的小领主要把全村农民关进脚下的城寨，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石头与木头上动手脚。只要这些建筑还立在地面上，任何走近它们的普通人就得被迫充当观众，并在仰视穹顶、穿过窄巷、迈进大厅或抬头看一眼山顶石塔的瞬间，清楚地认领自己在权力金字塔里的位置。

Chapter11-残存的拜占庭，550-850

《历史简章》（Parastaseis Syntomoi Chronikai）是一部成书于8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匿名书稿，内容主要是对城内纪念性建筑与古代雕像的考证评论。书稿里收录了8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一群在国家机构供职的官员朋友往来的笔记与书信，记录了他们实地寻访城中雕像、辨认底座铭文并向市民打听雕像来历的过程。这些考证文字里掺杂了不少作者自己杜撰的引文，笔调有时也颇为戏谑，但确实反映出当时那群官员对街头古物的浓厚兴趣，以及辨认工作的难度。大赛马场里有一座妇女端坐于青铜座椅之上的雕像，辨识专家希罗狄安认为她可能是5世纪后期的韦里娜皇后（约484年去世），也可能是异教女神雅典娜，并坦言：“因为我听到很多人这么说……我就相信了他们的说法。”实地考察雕像甚至伴随着生命危险。中级财务官员（chartoularios）希米里乌斯曾与朋友狄奥多尔一同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北面的基内吉欧地区端详一座古雕像，不料雕像突然倒塌，当场将希米里乌斯砸死。吓得逃跑的狄奥多尔一度被指控谋杀，最后由皇帝菲利皮科斯（711年至713年在位）下令将那座惹祸的雕像就地掩埋，书稿在该章末尾警告道：“看古代雕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异教雕像。”在当时的观念里，异教雕像带有邪恶的力量，接触者必须有所防备。

反过来，如果一位专家真正掌握了雕像所刻画的内容并具备解读能力，他不仅能避开邪恶雕像的伤害，还能借此预知未来或推演历史因果。面对大赛马场里一组妇女生出野兽的雕像（大抵是古典神话中的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希罗狄安认定其中一座预示了暴君查士丁尼二世（705年至711年第二次在位）的统治，另一座带有船只形象的雕像所含预言虽尚未应验但依然有效；另一名官员阿斯克列庇欧多罗斯读了大赛马场里一座赫拉克勒斯雕像的铭文后，当即预见到坏事将至，并懊恼地感叹：“如果没读铭文，我的命运还不会那么糟糕。”与此同时，这群接触不到多少正经历史著作的8世纪官员，还试图通过雕像把历史记忆拼接到一个统一的因果框架里，例如他们看到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雕像在地震中屹立不倒，便推论他在455年遇刺身亡是一桩非正义的冤案（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瓦伦提尼安三世遇刺是他亲手谋杀名将埃提乌斯所招致的公正报应）。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依然是一座遍布古代雕像的大城市，在整个地中海世界里，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大概只有罗马才有可能催生出这样一部研究古雕像的著作；可在8世纪的罗马，教堂与基督教殉道者墓地早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坐标，而在东罗马首都，帝国的世俗传统依然占据着核心位置。不过，《历史简章》所讨论的雕像绝大多数集中于4至5世纪的早期基督教帝国（且常伴有误读），涉及6世纪的内容少得多（关于查士丁尼一世的记载更是少得令人吃惊），7至8世纪则几乎一片空白。这群8世纪的官员将满城雕像当作回忆古典黄金时代的剧场，但那个时代距离他们已经太过遥远，他们对昔日帝国的真实面貌其实知之甚少。8世纪的拜占庭帝国虽然完整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法统，却已经在内外交困中演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原有的历史参照物几乎全部发生了改变。

11.1

造成这种时空割裂的直接原因，是609年至642年间一连串灾难性的军事溃败切断了帝国对地中海东部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导致帝国疆域急剧萎缩、国家组织彻底重构，在东方罗马历史上划出了公元400年至1000年间最大的一道断层。现代历史学家习惯将这次中断之后残存下来的帝国称为拜占庭，以便与先前的罗马帝国相区分（帝国臣民自己始终用希腊语自称为罗马人即Romaioi，东方的阿拉伯邻居也这样称呼他们，西方人则称他们为希腊人，而在当时的语境里，拜占庭人一词仅指君士坦丁堡一城的居民）。

直到6世纪末期，东罗马帝国的国势原本还相当稳固。军人出身的莫里斯皇帝（582年至602年在位）于591年介入波斯萨珊王朝的王位继承纠纷，出兵扶持库思老二世（590年至628年在位）重登沙阿宝座，一举终结了两国长达二十年的边境战争。随后莫里斯腾出手来整顿巴尔干防务。自6世纪40年代起，被称为斯克拉文人（Sklavēnoi，这批小型部族大多说斯拉夫语，但早期史料并未将语言列为他们的主要族群标志）的部落便不断南下袭扰帝国；558年，说突厥语的游牧民族阿瓦尔人也进入巴尔干，于567年至568年间在匈人百年之前的旧地潘诺尼亚定居下来，在多瑙河以北的众多斯克拉文部族中建立起宗主霸权，并在582年攻占了罗马边疆重镇希尔米乌姆。591年东线停战后，莫里斯在6世纪90年代对巴尔干展开系统反击，将入侵者驱逐出境，重新稳固了多瑙河防线。然而正是这场军事胜利埋下了祸根。602年，莫里斯强令驻巴尔干的罗马军队留在多瑙河以北的敌境过冬，直接激起了前线军队哗变，莫里斯本人及其全家被部将福卡斯杀害，福卡斯随即登上皇位（602年至610年在位）。

福卡斯是自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大帝统一帝国以来，第一位通过武装政变夺取皇位的东罗马皇帝；而从他开始的602年至820年间，先后登基的21位皇帝里只有5人死在皇位上（自然死亡）。东罗马原本就不乏政变企图，但从福卡斯开始，政变的成功率大幅提高，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也随之改变。在此期间，成功的政变者依然能够建立起延续数代的家族王朝，例如延续五代的希拉克略王朝（610年至711年）、延续四代的伊苏里亚王朝（717年至802年）、延续三代的阿摩里亚王朝（820年至867年）以及延续六代的马其顿王朝（867年至1056年），世袭传统并未消失，但即便是王朝内部的父子相传也频繁被政变打断。皇位的合法性不再单纯仰赖家族血统，还要看统治者的军功以及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支持度（如果政变者在首都遭到抵制便很难成事）。在当时的政治观念里，皇帝是由人民、元老院和军队共同推举出来的，背后则代表着上帝的拣选，哪怕是儿子继承父亲的皇位也同样遵循这一逻辑。是以只要一个人的身体没有残缺（因此割掉鼻子、刺瞎双眼或挑断脚筋等致残手段成了拜占庭处置政敌的惯常做法），谁都有机会问鼎皇位，皇帝也因此更加需要借助愈发繁复的加冕与宫廷仪式，向公众展示自己确系上帝拣选的合法统治者。

福卡斯在位期间，巴尔干防线依然稳固，波斯国王库思老二世虽在603年打着为莫里斯复仇的旗号挑起战端，但战事在最初几年里仍维持在常规边境冲突的规模之内。真正的转折点是608年至610年爆发的内战，驻迦太基的阿非利加总督起兵反叛福卡斯，派儿子希拉克略（610年至641年在位）率军夺取了皇位。这场内战彻底打乱了帝国的边防部署，波斯大军趁虚而入，于611年打进安纳托利亚，接着在613年占领叙利亚，614年攻克巴勒斯坦，619年吞并埃及，波斯前锋甚至在616年至617年间推进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为了保卫安纳托利亚腹地，希拉克略被迫将驻守巴尔干的军队悉数调回东线，导致多瑙河防线彻底洞开，斯克拉文人开始在巴尔干半岛永久定居，巩固了盟主地位的阿瓦尔人也在617年一路杀到了爱琴海沿岸。短短十年之内，帝国最富庶的行省丧失殆尽，除了爱琴海诸岛以及西方的西西里与阿非利加行省之外，帝国全境均暴露在入侵者的兵锋之下。

危机在626年达到顶点，西面的阿瓦尔与斯克拉文联军同东面的波斯大军形成合围之势，将首都君士坦丁堡团团围住，而此时的希拉克略本人正率领野战主力远在800千米外的亚美尼亚作战。依靠君士坦丁堡坚不可摧的城防体系以及拜占庭海军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严密封锁，波斯军队无法渡海会师，阿瓦尔联军在城墙下无功而返，阿瓦尔人与斯克拉文人的联盟随即瓦解，阿瓦尔人在巴尔干的霸权也自此走向衰落。另一边，希拉克略经过两年冒险穿插，联合高加索的游牧部族蓝突厥人绕过波斯主力，直接杀入库思老二世的统治核心伊拉克。库思老二世在628年的宫廷政变中被杀，波斯新政权向东罗马求和并归还了此前占领的全部行省（萨珊王朝自此陷入严重内乱，库思老二世之后的七任君主在位时间都极短，直到伊嗣俟三世于633年至634年间才勉强稳住局势）。

大获全胜的希拉克略于629年在君士坦丁堡、630年在耶路撒冷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将614年被波斯人掠走的基督教至高圣物真十字架（相传为君士坦丁之母海伦娜于4世纪20年代在耶路撒冷城外发现）重新竖立在圣墓教堂之中，御用诗人皮西迪亚的乔治为此赋诗赞颂道：“（波斯人）崇拜火，而你，我的主，（崇拜）木头。”希拉克略试图趁机重塑帝国内部的宗教格局，一方面大举迫害并强迫犹太人受洗，另一方面于638年颁布《续论》抛出折中的基督一志论（Monotheletism），做最后一次团结卡尔西顿信经派与东方一性论教会的努力。然而连年战火早已把帝国的经济与军事潜力消耗殆尽，当新兴的阿拉伯大军从南方杀出时，尚未恢复元气的拜占庭军队根本无力招架。636年，阿拉伯人在加利利湖附近的耶尔穆克河战役中击溃拜占庭主力，7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丢地惨剧再度上演，叙利亚于636年陷落，巴勒斯坦于638年易手，埃及也在639年至642年间被阿拉伯人吞并。希拉克略在627年至628年间实现的帝国中兴仅仅维持了十年便化为泡影。

阿拉伯人的征服对拜占庭世界造成的冲击无论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按照历史学家迈克尔·亨迪的测算，帝国仅在7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便丧失了三分之二的领土与四分之三的财政财富，而在7世纪30年代再度丢失之后便再也未能收复。尤其是失去埃及的农业与手工业产出，对帝国造成了釜底抽薪的打击。拜占庭的疆域自此萎缩到今日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爱琴海沿岸及岛屿、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零星据点、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包括罗马）、西西里岛以及北非（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拜占庭虽然逐步收复了巴尔干南部，却又相继丢掉了北非、意大利中北部，并在9世纪20年代丧失西西里，仅保住意大利本土南部直到1050年以后）。

由于残存的本土与遥远的西部边陲行省之间只剩海路可通，拜占庭继续保持着海上国家的特征，依靠海军将君士坦丁堡与当时最富庶也最安全的西西里行省连接起来，并在626年与717年至718年的两次首都保卫战中凭制海权挽救了帝国。但失去埃及不仅意味着失去了亚历山大港庞大的造船基地与船队，还让阿拉伯人得以利用原埃及舰队控制地中海南部航线、频繁洗劫爱琴海并在717年直接驶入马尔马拉海，迫使拜占庭商船与战舰只能贴着地中海北岸航行。而在618年波斯人占领埃及、切断延续三百年的首都免费粮食供应（annona）之后，君士坦丁堡的常住人口从50万急剧萎缩至4万到7万之间。这座城市虽然仍是全欧洲最大的都会，体量却只剩原先的十分之一，靠爱琴海与黑海周边的余粮便足以维持。与5世纪西罗马人面对日耳曼诸王国缓慢渗透的渐进过程不同，7世纪东罗马遭遇的崩塌来得极其迅猛，突如其来的灾难让7世纪的拜占庭文献里塞满了基督徒与犹太人撰写的末日天启作品，人们眼看半个世界先后落入琐罗亚斯德教徒与穆斯林之手，普遍相信世界末日即将降临，一切政治分歧也随之染上了浓重的宗教对抗色彩。

11.2

为了在丢失最富庶行省的前提下养活一支足以抵御阿拉伯人的常备军，拜占庭在7世纪中叶以后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军区制度，即塞姆制（themes）。希拉克略在位期间终年奔波于前线，尚无迹象显示他对军队进行过系统改组；到了7世纪50年代后期，趁着阿拉伯人陷入第一次内战，拜占庭在安纳托利亚中东部沿着托罗斯山脉设立了常设边防区。669年至687年间，史料中正式出现了安纳托利亚四大军区的名称，即奥普西金、色雷西安、安纳托利亚与亚美尼亚军区（这四大军区的雏形大抵在7世纪四五十年代便已出现），每个军区都驻有一支主力部队，并依托辖区内至少一片较为富庶的农业区就地解决给养。这些庞大的军区起初只是叠加在原有的小型民政行省之上（旧行省继续负责民政、司法与征税，直到9世纪军区才彻底整合了地方行政），随后色雷斯与爱琴海诸岛于7世纪末、希腊于8世纪（并在9世纪后期收复后扩建）、意大利南部于9世纪后期也相继按塞姆制组建了军区。

塞姆制的确立直接改变了帝国的财政与军事运作方式。各省征收的赋税绝大部分被直接留在当地供养本军区驻军，除了向君士坦丁堡输送物资外，帝国原有的全国财政调拨体系基本瓦解。不过与西欧日耳曼王国将军队彻底转化为封建地主的做法不同，拜占庭的军区士兵依然是由国家发饷的职业军人（仅扣除缺乏训练的地方民兵），军人在本地招募并驻防，往往自己拥有或获赐土地，但并不单纯依赖私人地产的产出维生。由于货币流通枯竭，从7世纪50年代到9世纪20年代的近两百年间，除了君士坦丁堡与西西里岛之外，整个拜占庭疆域内几乎找不到钱币流通的痕迹，国家的土地税征收与军饷发放绝大部分改以粮食和实物形式完成，朝廷为此专门设立了名为皇产司（eidikon）的中央机构并在各军区派驻分支，负责统筹繁琐的军需物资调配。

由于从650年往后的一百年里阿拉伯军队年复一年深入安纳托利亚腹地劫掠，塞姆制军区在本质上是一套各自镇守本土的防御体系，它带来的直接社会后果便是地方社会的全面军事化，以及传统地方地主贵族的隐形。在650年至800年或850年间，由于城市普遍萎缩（详见第15章），以城市议会为重心的古罗马地方政治传统难以为继，史料里几乎完全看不到独立地方地主精英的活动记录；相反，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成百上千枚用于公文封缄的铅封上，留存下来的全是文武官员的名字与头衔。这些人私下里或许依然拥有田产，其中不少人也大抵是6世纪元老院及市议会精英的后裔、或是10世纪那些冠有固定姓氏的军事贵族的祖先，但在7世纪中叶至9世纪初的危急岁月里，家族血统与私人地产在政治上一時变得无足轻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完全取决于他在帝国军队或行政官僚机构里担任的官职，整个社会不得不围绕国家生存机器运转。

唯独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紧邻的马尔马拉海沿岸，情况有所不同。这里始终维持着货币经济与活跃的市民社会。写于7世纪60年代的《圣阿尔泰米奥斯神迹集》，记录了安葬在圣约翰普罗德罗莫斯教堂内的圣阿尔泰米奥斯遗骨治愈信徒疾病（多为疝气等下半身疾病）的诸多案例，无意间保留了一幅生动的首都平民生活图景。前往教堂住宿求医的病人里有许多外来移民与手工业工匠，包括因搬运重物患上疝气的银器商、铜匠、造船匠与制弓匠，这群市民拥有自己的互助组织并设有司库管账，平日里在教堂等候神迹时聚众掷骰子消遣、互相偷窃财物，甚至有人大摇大摆地在教堂里小便（圣阿尔泰米奥斯为此施展神迹，把另一个人身上的疝气直接转移到了这名不敬者身上）。同时，首都周边的官员精英也在马尔马拉海沿岸购置地产，出身官宦世家的中层官员普拉东（814年去世）于783年捐出自己在马尔马拉海南岸的地产创建萨库迪昂修道院，他的侄子狄奥多尔（826年去世）更在798年出任首都城内斯图迪乌修道院的院长；叔侄二人以修道院领袖身份强硬干预高层政治（如在796年公开痛斥君士坦丁六世的第二次婚姻属于通奸），成为自6世纪以来史料中首批不靠国家官职而凭自身宗教与地产根基参与政治的精英人物，而这种事在当时也只有紧挨着首都才有可能发生。

即便在公元700年前后的萧条期，君士坦丁堡依然由总务司（genikon，掌管帝国土地税的核心机构）等六七个中央大部门牢牢主导，庞大的教会体系同样高度依附于皇权，宗主教由皇帝直接挑选，一旦与皇帝政见不合便会被随时免职。整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套复杂的皇权仪式空间，皇宫前的大赛马场既是新皇加冕、皇帝与市民代表公开对话的场所，也是公开羞辱政敌的舞台（765年，君士坦丁五世便曾在大赛马场强迫崇拜圣像派的修士与修女手挽手游行并举行羞辱性的婚礼），连接各大广场与教堂的宽阔古典柱廊大道则常年上演精心编排的宗教与凯旋游行。

更重要的是，尽管塞姆制让财政与军事后勤走向了地方分散，但650年以后的拜占庭在政治、文化与宗教上反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首都集中化趋势。外省主教们尽可能长年逗留在君士坦丁堡，极少回自己的教区履职；在丢失了说叙利亚语和科普特语的东方行省后，帝国境内除了少数被视作外族的斯克拉文语和亚美尼亚语人口（以及日渐疏远的意大利拉丁语居民）外，几乎所有人都在说希腊语；而随着信奉一性论的省份全数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基督教内部的教派地区差异大幅缩小，一切宗教争端自此全部集中在首都内部解决，并直接聚焦于皇帝本人的个人选择。后世一篇托名教皇书信的檄文指控利奥三世（717年至741年在位）曾自称“朕乃皇帝兼神父”，这句话无论真假，都准确道出了拜占庭皇帝在宗教事务中远超前代查士丁尼一世的绝对核心地位。

11.3

在希拉克略于641年去世后的两百年里，这套高度集权的首都官僚机器与地方军区体制，支撑着拜占庭在缺乏杰出君主（除8世纪伊苏里亚王朝父子外）的情况下顽强挺过了持续的外部高压。

641年希拉克略死后，其遗孀玛蒂娜试图把持朝政，仅数月便被希拉克略的年幼孙子君士坦斯二世（641年至668年在位）的支持者推翻。君士坦斯二世在位期间，不仅死守祖父留下的基督一志论，于653年派兵将公开抵制一志论的罗马教皇马丁一世押往君士坦丁堡审讯罢黜，还先后遭遇了阿非利加总督格雷戈里（647年战死于抵御阿拉伯人袭扰的战役）与拉文纳总督奥林皮乌斯（652年去世）的世俗叛乱。7世纪60年代，君士坦斯二世率军西征意大利伦巴第人，甚至打算将帝国首都永久迁往富庶且安全的西西里岛名城锡拉库萨，最终在668年死于随行部属的政变刺杀。继位的君士坦丁四世（668年至685年在位）返回君士坦丁堡，在7世纪70年代中期顶住了阿拉伯舰队的海上封锁（不过阿拉伯人也在此时启动了对北非的全面征服，并最终于698年攻陷迦太基），并于68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六次大公会议上正式放弃基督一志论，使争吵了几个世纪的基督性质问题彻底退出了东方政治舞台。

可在北线巴尔干，新的强敌接踵而至。680年，说突厥语的保加尔人在可汗阿斯巴鲁赫（约700年去世）率领下渡过多瑙河，于681年击败拜占庭军队，迫使帝国承认其在今保加利亚北半部建立的独立政权，在此后三个世纪里与拜占庭反复争夺对斯克拉文诸部族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塞姆制下的军区士兵也开始直接干预朝廷的宗教与皇位归属，君士坦丁四世本人便承认680年的大公会议是在军方催促下召开的，而在681年，安纳托利亚军区的士兵甚至哗变要求君士坦丁四世与两个弟弟共享皇位，高喊：“我们既然相信三位一体，就要侍奉三位皇帝！”君士坦丁四世之子查士丁尼二世（685年至695年、705年至711年在位）因行事乖戾不受欢迎，于695年被军方政变推翻，遭割鼻后流放克里米亚。随后的二十年间（695年至717年），拜占庭走马灯般更换了六位靠政变上台的皇帝（包括借保加尔人援助复辟并大肆报复政敌的查士丁尼二世、短暂重拾一志论的菲利皮科斯，以及下令储备够吃三年的口粮以备战阿拉伯围城的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各大军区忙于内战火并，直到亚美尼亚军区司令利奥三世在717年阿拉伯水陆大军合围君士坦丁堡前夕夺取皇位。

利奥三世（717年至741年在位）与儿子君士坦丁五世（741年至775年在位）两代伊苏里亚王朝君主在位近六十年，彻底扭转了帝国的战略颓势。利奥三世在717年至718年成功击退阿拉伯人的大围攻（此后近五百年里君士坦丁堡再未面临如此致命的生存危机），整顿了中央行政，并于741年颁布了篇幅简短、语义清晰的希腊语法典《法律选编》（Ekloga，又称《埃克洛伽》），取代了当时已令人感到“无法理解”的查士丁尼拉丁文法典。继位的君士坦丁五世恰好赶上阿拉伯帝国爆发推翻倭马亚王朝的750年阿拔斯革命，得以首次组织拜占庭军队在东线与阿拉伯人展开对等互攻，在军中建立起一直延续到9世纪30年代的崇高威望；在北线，他在759年至775年间多次出兵痛击保加尔人，重新降服希腊境内的斯克拉文部族；在内政上，他于767年修复了君士坦丁堡的主要引水渠，改革税制，并创建了独立于地方军区之外的中央职业快速反应部队，即近卫军（tagmata）。唯独在拉丁西方，伊苏里亚王朝采取了收缩与对抗姿态，利奥三世因税收与宗教争端在8世纪30年代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教会管辖权从罗马教皇手中剥离，君士坦丁五世则在751年伦巴第人攻陷拉文纳总督区时未予救援，促使罗马教廷彻底倒向了北方的法兰克人。

然而在后世史书里，利奥三世与君士坦丁五世最出名的标签却是反圣像皇帝。

要理解8世纪爆发的反圣像运动（Iconoclasm），需要先看清圣像崇拜在7世纪后期的兴起过程。在罗马帝国晚期，唯有圣徒遗骸与真十字架这类遗物才被视作真正的圣物，基督与圣徒的画像只是供不识字信徒了解《圣经》故事的启蒙读物（正如教皇大格列高利所言）。但从6世纪后期起，东方开始流传某些画像“并非出于人类之手”（而是由神迹直接生成）的说法，626年君士坦丁堡在围城战中幸存便被归功于城门上基督画像与圣母的保佑。到了7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画像的神圣地位急剧膨胀，到公元700年前后，人们普遍相信一切圣徒画像（圣像，icon）都是直接连通神圣力量的窗口，信徒无需再去教堂瞻仰圣骨，只需对着圣像祈祷便能与圣徒直接对话，691年至692年召开的第五、第六次（Quinisext）大公会议也将基督画像确认为基督道成肉身的体现。到了8世纪，反圣像者起来反击，认为对着画像祈祷贬损了唯独属于上帝的荣光，属于典型的偶像崇拜；君士坦丁五世本人在约752年亲自撰写的《问答录》（Peuseis，其片段保存在9世纪初宗主教尼基弗鲁斯的《反驳集》里）中更从基督论角度指出，画像只能描摹基督的人性而无法画出一体的神性，唯有圣餐与象征性的十字架才能恰当地代表基督。

后世崇拜圣像派撰写的文献声称，利奥三世将726年爱琴海锡拉岛的海底火山喷发视作上帝震怒的征兆，随即下令摧毁宗教画像；但现代考证表明，所有把利奥三世与主动毁像政策联系起来的记载，全是在787年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翻案之后才被伪造或篡改塞进早期文献里的（公元700年以前关于圣像显灵的记载大多也属后人伪托）。反圣像思想在利奥三世在位期间确实已经出现，起初源于草根阶层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主教群体，如8世纪20至30年代的克劳迪奥波里斯主教托马斯（曾因移除公共场所的圣像而受到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吉尔曼诺斯的批评）与那科雷主教君士坦丁。直到750年前后，君士坦丁五世才正式采纳反圣像主张并将其确立为帝国国策，于754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的希雷亚宫召开大公会议，明令禁止一切崇拜画像的行为，将“画家的非法艺术”定性为纯粹的世俗活动，规定教堂只准保留十字架图案（如753年震后重建的首都圣伊琳娜教堂后殿穹顶上至今留存的巨型马赛克十字架）。后世文献（尤其是写于809年的《小斯德望传》，传主小斯德望修士于765年被处决，传记宣称崇拜圣像者为逃避暴政纷纷逃往克里米亚、意大利与安纳托利亚南岸）将君士坦丁五世的政策描绘成一场针对修道士的系统性血腥迫害；实际上，君士坦丁五世本人资助过多座修道院，处决的仅是少数几名政治反对派，反圣像政策在军队、朝廷、主教与首都民众中拥有广泛的草根支持，君士坦丁五世在位的最后二十年（755年至775年）也认为画像问题早已解决，将主要精力全放在了对外战争上。

扭转这一宗教航向的是君士坦丁五世的儿媳伊琳娜。775年君士坦丁五世之子利奥四世继位，五年后早逝，留下十岁的幼子君士坦丁六世（780年至797年在位），由遗孀伊琳娜太后摄政。785年，伊琳娜与她新任命的宗主教塔拉西奥斯（806年去世）公开宣布反对反圣像政策，并于786年在君士坦丁堡召集大公会议，不料会场遭到忠于君士坦丁五世传统的近卫军士兵与部分主教冲击而流产。伊琳娜随即调走军队，于次年（787年）在远离首都的尼西亚重新召开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全面批驳并谴责反圣像运动，首次在东正教历史上确立了不仅允许、而且必须崇拜圣像的正统教义（同时也通过把君士坦丁五世塑造为极权暴君，在很大程度上反向“发明”了作为一个严密体系的反圣像运动）。伊琳娜此举既有修复与罗马教皇哈德良一世关系的考量（尽管法兰克人在794年法兰克福大会上谴责了尼西亚会议），更是为了借宗教洗牌清除军政两界忠于前朝的旧臣，换上自己的亲信班底。到了797年，伊琳娜更进一步，直接发动政变废黜并刺瞎了已经成年的亲生儿子君士坦丁六世，自己作为唯一统治者登基称女皇（797年至802年在位），成为整个罗马历史上唯一一位以自己名义独立称帝的女性。

伊琳娜能够如此顺畅地执掌最高权力，并赢得萨库迪昂的普拉东与斯图迪乌的狄奥多尔等极端严守教义派修士的全力拥戴，根源在于东罗马与拜占庭特殊的皇后制度传统。与西欧法兰克王后只能靠为幼主摄政获取临时权力的格局不同，自5世纪的普尔喀丽娅、韦里娜、狄奥多拉、索菲亚到7世纪的玛蒂娜，东罗马皇后在政权结构与道德空间里一直享有独立的制度地位（普尔喀丽娅与狄奥多拉甚至与各自的皇帝丈夫之间都没有子嗣）。伊琳娜拥有独立的宅邸与门客网络，与儿子共同出现在钱币上长达十七年；即便她在802年被高级财政官员尼基弗鲁斯一世（802年至811年在位）发动政变推翻，当时也只有西方的观察者把她的垮台归咎于女性身份，而拜占庭本土的编年史家塞奥法尼斯（818年去世）则在书中满怀同情地写道：“过着虔诚而理性的生活的人们，都为上帝的判决感到吃惊，惊讶于他如何能允许一个为了真正的信仰而遭受过殉道者式磨难的女人像猪倌那样被驱逐。”

11.4

夺取皇位的尼基弗鲁斯一世在行政与财政领域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他一方面在巴尔干南部新设伯罗奔尼撒与塞萨洛尼基等军区以巩固对斯克拉文部落的控制，另一方面于809年重新修订了自利奥三世以来久未更新的全国人口与土地普查清册，取消教会的免税特权，对新发现的无主财物课税，并重新要求以钱币形式缴纳税款（塞奥法尼斯在编年史里将这些举措痛骂为“昏庸之举”，但它们实际上标志着拜占庭货币财政体系的全面复苏）。

然而尼基弗鲁斯一世在巴尔干前线的冒进却引发了一场军事灾难。自7世纪以来，大批小型斯克拉文部族定居巴尔干，到10世纪中叶君士坦丁七世撰写《帝国行政论》时，斯拉夫语已经像古英语取代不列吞语那样，成为巴尔干中北部的通用语言（仅在局部地区残留着希腊语、演变为现代罗马尼亚语的拉丁语以及现代阿尔巴尼亚语的前身），后来连说突厥语的保加尔统治阶层也被斯拉夫语同化。而在8世纪末查理曼彻底摧毁潘诺尼亚的阿瓦尔汗国（796年）之后，保加尔人趁机向北吸纳了多瑙河以北的领土与资源，在可汗克鲁姆（约800年至814年在位）统领下建立起强悍的军队。809年与811年，尼基弗鲁斯一世率大军两度攻陷并洗劫保加尔首都普里斯卡，不料克鲁姆在811年截断拜占庭军队的退路，将尼基弗鲁斯一世及其全军合围歼灭。尼基弗鲁斯一世成为自378年瓦伦斯战死阿德里安堡以来，第一位在战场上阵亡的罗马皇帝。

811年的惨败连同克鲁姆在813年至814年间击败米海尔一世（811年至813年在位）、攻占阿德里安堡并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攻势，在拜占庭内部引发了剧烈的心理震荡，人们对君士坦丁五世时代常胜军功的怀念瞬间压倒了一切。812年有人密谋拥立君士坦丁五世被刺瞎双眼的儿子复位，813年更有一群士兵直接撬开皇家陵墓的大门，跪在君士坦丁五世墓前祈祷高呼：“醒来吧，来帮助这个即将灭亡的国家！”通过兵变上台的新皇帝利奥五世（813年至820年在位）在击退克鲁姆之后，得出了与军方一致的结论，即国家唯有在实行反圣像政策时才能打胜仗。815年，利奥五世正式重启反圣像运动，罢黜了拒绝服从的宗主教尼基弗鲁斯（后者在819年前后酸楚地撰文讽刺道，如果一个人仅仅为了军事胜利就去采纳某种宗教政策，那他干脆回到亚历山大、恺撒、希律和西拿基立的异教时代算了）。

在820年利奥五世死于又一场政变（自797年以来的第五次政变）后，继位的米海尔二世（820年至829年在位）因嫌斯图迪乌的狄奥多尔态度过于强硬，选择继续维持官方的反圣像政策；狄奥多尔本人留下的书信也证实，当时公开反抗反圣像政策的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主教都顺从地接受了官方神学。米海尔二世之子狄奥斐卢斯（829年至842年在位）对反圣像立场更为执着，自833年起处决了数名活跃的崇拜圣像分子，还在839年下令在两名巴勒斯坦修士狄奥多尔与塞奥法尼斯的脸上刺上惩戒诗句（这对刺字兄弟即graptoi日后成了崇拜圣像派的英雄并被封圣）。但第二次反圣像运动在底层社会的支持度已远不及8世纪，更未能兑现军事胜利的承诺，保加尔人在816年议和后沿着边境修筑起庞大的色雷斯大围墙；北非阿拉伯人于827年入侵西西里；西班牙的阿拉伯海盗于828年攻占克里特岛，使爱琴海再度门户洞开；838年，阿拔斯哈里发穆塔西姆更是亲率大军攻陷并摧毁了皇室祖籍重镇阿莫里亚。既然反圣像同样换不来胜仗，当狄奥斐卢斯于842年病死后，为幼子米海尔三世（842年至867年在位）摄政的遗孀狄奥多拉皇后便在一年之内推翻了反圣像政策，于843年正式恢复正教圣像崇拜（同时挖开君士坦丁五世的坟墓将其挫骨扬灰，把伊琳娜女皇的遗体重新迎回皇家陵墓），反圣像运动自此彻底销声匿迹。

第二次反圣像运动之所以比第一次留下了丰富得多的神学文献，一方面是因为787年第二次尼西亚会议、斯图迪乌的狄奥多尔与宗主教尼基弗鲁斯在批判反圣像派时，已经替对手整理好了一整套现成的理论靶子，利奥五世的幕僚只需直接拿来使用即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750年以后，君士坦丁堡的世俗与神学高等教育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断层后迎来了显著复苏。在论战双方阵营里，宗主教尼基弗鲁斯在《反驳集》中熟练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来批驳反圣像思想，斯图迪乌的狄奥多尔精通凯撒利亚的巴西流与约翰·屈梭多模的教父著作；反圣像派的首席理论家文法家约翰（837年至843年任宗主教）负责汇编了815年会议的教义档案，他的亲戚数学家利奥（869年后去世）则从9世纪20年代起开办学校讲授世俗哲学与科学，培养出了下一代官僚精英；连皇帝狄奥斐卢斯本人也极为看重学问，他在838年把自821年起便被关押的西西里崇拜圣像派学者麦瑟迪乌斯（847年去世）从监狱里放出来留在皇宫探讨学术，而麦瑟迪乌斯随后便在843年正教复辟时出任宗主教。

生于8世纪70年代的助祭伊格纳西奥斯（约848年去世）的仕途轨迹，生动展现了这批文化人在政局反复中的真实生存状态。伊格纳西奥斯早年是宗主教塔拉西奥斯的门客与尼基弗鲁斯的好友，学识渊博，在书信与著作里频繁引述荷马、赫西俄德、欧里庇得斯、亚里士多德乃至毕达哥拉斯的友谊学说。当815年第二次反圣像运动启动后，本质上身为政客的伊格纳西奥斯迅速顺应新风向，在利奥五世或米海尔二世治下出任尼西亚大主教，公开为米海尔二世撰写颂诗（甚至可能还在皇宫墙上题写过反圣像诗句）；他在9世纪20至40年代与档案管理员尼基弗鲁斯等友人的通信（843年后编纂时删去了明显的反圣像言辞）显示，当时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在维持私人友谊的同时与反圣像派高层保持良好关系，官场权位与人脉远比神学分歧重要。可到了843年正教翻盘，新任宗主教麦瑟迪乌斯认定伊格纳西奥斯与前朝反圣像政权走得太近，将其短暂流放到首都近郊的一座修道院里；伊格纳西奥斯立刻在信中哭穷悔过，痛斥自己当年“鬼迷心窍地站到了敌对的那一方”，紧接着便通过为故交塔拉西奥斯与宗主教尼基弗鲁斯撰写立场鲜明的崇拜圣像派传记完成了自我洗刷，在晚年重新成为宗主教的座上宾。843年的拜占庭与1660年王政复辟时的英格兰或1990年两德统一时的东德颇为相似，绝大多数官僚与文人在旧体制下原本过得相当安稳，一旦旧体制倒台，所有人便争先恐后地通过痛骂旧体制来向更加保守、也更讲究统一教条的新正教表忠心。

在750年至850年这一百年间，拜占庭在军事反击、货币赋税重建以及首都城墙与宫殿建设上均取得了长足进展，皇帝与神学家们之所以还要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去争论画像能否受人崇拜，绝非一场无谓的学究意气。彼得·布朗曾指出，圣像之争的核心在于神圣性应当安放在世俗社会的什么位置，面对阿拉伯人的外部威压，反圣像皇帝试图将神圣权威收拢集中到十字架、圣餐、首都与皇帝本人这几个少数核心符号之上，防止神圣力量被分散到“一百张小画像上去”。在此之外，一个更宏观的背景是，从8世纪初开始，整个地中海东部世界都在各自独立地关注视觉形象的规则与力量。倭马亚哈里发瓦利德一世在705年至715年间兴建大马士革大清真寺时抹去了墙面马赛克上的一切人物图案，生活在阿拉伯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从720年前后起也主动将教堂地板马赛克上的飞禽走兽与人物形象尽数抠除，君士坦丁堡的世俗官员们则在《历史简章》里忧心忡忡地探讨着古代雕像的凶吉与魔力。在罗马帝国晚期的传统里，画像本身并不具备任何超自然神力；而在7世纪危机之后的东方，无论是崇拜圣像者还是反圣像者，都深信视觉形象内部潜藏着巨大的超自然力量，区别只在于该如何正确控制并界定这种力量。由于拜占庭皇帝在宗教事务中占据着超越古罗马皇帝乃至阿拉伯哈里发的绝对中心地位，一场起自草根的画像争论一旦被君士坦丁五世接管，便立刻与皇权的合法性固定在了一起；而当正教在843年最终胜出时，圣像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拜占庭帝国身份认同与东正教信仰最核心的视觉基石。

Chapter12-阿拉伯政治势力的形成，630—750

656年6月，奥斯曼·伊本·阿凡在阿拉伯西部的都城麦地那家中遭人谋杀。奥斯曼生前的头衔是信士的长官（amīr al-mu’minīn）与真主的代理人（khalīfat Allāh，哈里发这一称谓便源于此），他的遇害震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直接引发了持续五年的第一次内战（fitna），直到661年才恢复和平。这一核心史实本身确凿无疑，一位被后世称为塞贝奥斯的亚美尼亚编年史学家在事发后不久便留下了虽然粗略但可靠的记载，然而围绕这桩谋杀案的其余细节却从过去到今天一直争论不休。奥斯曼的许多支持者认定，他的继承人阿里（656年至661年在位）参与了谋杀以及随后的内战；属于最早一批阿拉伯史学家的赛义夫·伊本·欧麦尔（约796年去世）认为，策划谋杀的是一群心存不满的贝都因极端分子，这群人虽然支持阿里，但阿里本人对他们的行动持反对态度；以瓦基迪（823年去世）与伊本·伊沙克（约767年去世）为代表的另一批早期历史学家则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指出动手杀人的其实是来自埃及的士兵。埃及士兵之所以对奥斯曼心怀怨恨，是因为奥斯曼企图把埃及的余粮直接调运至麦地那，并且打算撤换从埃及到伊拉克各个行省的领导人，把那些早期的阿拉伯征服者换下，代之以更传统的部落首领（其中一部分人正是奥斯曼的直系亲属，也就是倭马亚家族的成员）。所有争论背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假设奥斯曼在任内确实做出了不合法的举动，或者说已经不再是一位称职、合法的哈里发，那么谋杀他究竟属于师出有名的义举，还是必须受到严惩的罪行。

面对这一问题，阿里本人大抵倾向于前一种回答，后世的什叶派传统也同样持此立场，什叶派认为奥斯曼乃至他之前的两任哈里发皆属僭越者，唯有阿里才是先知穆罕默德在632年临终时亲自指定的合法继承人。奥斯曼的支持者们则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后一种回答，其中最具实力的人物便是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伊本·艾比·苏富扬，他是奥斯曼的亲戚，自然也是倭马亚家族的一员。穆阿维叶公开要求严惩凶手，并率领叙利亚军队与阿里统领的伊拉克军队在657年于幼发拉底河畔的隋芬交战。最终阿里同意就这一争端接受仲裁，但这项妥协决定使他当场失去了一部分军队的支持，进而丧失了整场冲突中的战略优势。这部分因不满阿里妥协而叛逃的军人被称为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他们主张唯有真主才有权裁决此事，凡人无权置喙。661年，一名哈瓦利吉派成员暗杀了阿里，穆阿维叶随即成为独揽大权的哈里发（661年至680年在位）。

对于中世纪早期的许多政治人物而言，比如死于675年的法兰克国王希尔德里克二世或是死于978年的英格兰国王殉教者爱德华，我们同样可以追问究竟是谁杀了他们以及行凶的动机是什么，而答案往往是我们并不完全清楚。研究欧洲史的学者对这类事实层面的模糊并不太在意，只要能从史料里梳理出针对事件的不同解释，并据此还原出背后的政治阵营分布便已足够。但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传统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与早期基督教不同，穆斯林社群内部的宗教分歧大体上不涉及真主的性质问题（真主就是安拉，概念直接明了，不存在多少争辩空间，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理论要繁复得多，极易引发不同的神学理解），而是将焦点高度集中在政治合法性之上。21世纪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分歧可以直接回溯到656年的那场刺杀，尽管当时双方还没有使用逊尼派和什叶派这样的称谓；哈瓦利吉派如今也依然存在，分布在撒哈拉沙漠的各个绿洲以及桑给巴尔，且直到今天也没有原谅阿里当年在隋芬做出的妥协选择。在伊斯兰世界里，人们哪怕到了今天也很难不带感情色彩地讨论奥斯曼在位时的表现及其遇害事件，必须在逊尼派与什叶派或哈瓦利吉派的立场之间做出选择，而在公元800年或900年前后，这种立场对立比现在还要显著得多。关于奥斯曼被杀的详细记载最早成型于800年前后，随后在900年前后被拜拉祖里（892年去世）与塔巴里（923年去世）等学者编入长篇历史文献汇编之中。甚至连656年之后那种认为无法判断双方谁对谁错的中立态度，自8世纪起也与专门的教义问题挂上了钩，持此类观点的人被称为穆尔吉埃派（Murji’ah，意为延缓判断的人）。到了9世纪时，许多穆斯林逐渐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基础共识，并发展为后来在伊斯兰世界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传统，该传统主张在位统治者不可被废黜，社群的内部团结高于派别分歧（当时的逊尼派已经接受了奥斯曼与阿里同为合法哈里发的观点，他们保留的主要疑问集中在穆阿维叶身上），但这一历史公案的影响力在此后依然绵延不绝，现存的所有史料也全都是在上述不同宗派立场的框架内建构出来的。

从许多层面来看，讲述阿拉伯的早期历史要比讲述同时期其他人群或国家的历史困难得多。首要原因便是像奥斯曼遇刺一样，几乎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承载着重大的宗教含义，不仅是地位高于一切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直接继承人的事迹如此，公元750年以前的相当一部分历史记载也都是作者带着鲜明的宗教立场写下的。第二个原因是现存的大部分阿拉伯史料成书时间偏晚。史料晚出对于研究中世纪早期历史的学者而言原本不算什么罕见难题，毕竟学界对7世纪中期拜占庭历史的认识同样几乎全来自9世纪初期的文献，研究拜占庭的学者对此最多只是感到遗憾；可同时期的阿拉伯历史中宗教因素分量极重，晚出的史料又都带着不可调和的宗派偏见，这就让研究早期阿拉伯史的学者感到格外棘手，以至于近年来不少历史学家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怀疑观点，认为至少在7世纪90年代以前，阿拉伯历史中没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第三个困难在于史料分布的极端不均衡，7世纪与8世纪初期的阿拉伯史料十分匮乏，到了9至10世纪却出现了文献大爆发，如今存世的这两个世纪的阿拉伯文献（大多数出自伊拉克）在体量上大抵相当于整个中世纪早期全欧洲史料的总和。如此庞大的文献基数叠加近年学界对史料可信度的极端批评，使得学者们愈发不愿公开探讨判断史料真伪的统一标准，近年来针对公元750年以前具体历史细节的实证分析也相当少见。况且这些早期史料本身相当晦涩，非专业学者很难读懂，它们往往由零零碎碎的短篇故事（akhbār）拼接而成，每则故事都追溯了此前两个世纪里不同讲述者的口传链条，而不同故事之间的情节又常常截然相反。

尽管史料考辨存在重重障碍，阿拉伯的早期历史依然是我们理解欧洲与地中海历史时无法回避的关键环节。在711年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渡海入侵西班牙以前，哈里发国虽然没有统治过欧洲本土的任何区域，却在三个层面上深刻重塑了整个西方世界。第一，阿拉伯人在7世纪中叶吞并了残存罗马帝国的半壁江山，永久终结了罗马帝国继续称霸地中海的可能，迫使东罗马改头换面，演变为我们所称的拜占庭帝国。第二，哈里发国自身正是建立在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的制度基础之上的，尽管关于哈里发国的文字史料显得陌生而晦涩，但在公元750年以前，哈里发国所保留的罗马帝国晚期社会形态，恐怕比后罗马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完整。第三，哈里发国比同时期任何其他后罗马政权都更富有、更强大，到750年时，真正在地中海占据统治地位的力量正是阿拉伯人（750年之后的阿拔斯王朝时期，哈里发国的重心从穆阿维叶时代的叙利亚东移到了伊拉克，距离罗马传统更为遥远，但其在财富与知识文化上的发达程度依然远超所有邻国）。本章关注的正是阿拉伯人统治地中海东部、南部及更远地区的第一个世纪（630年至750年），重点拆解阿拉伯征服行动的推进、倭马亚哈里发国政治体制趋于稳定的过程，以及罗马与波斯社会文化传统在这一新政权内部的延续与变迁。

12.1

穆罕默德（约570年至632年）是阿拉伯半岛西部麦加城的一名商人，自610年前后开始领受真主的口头启示，随后以先知身份招收信众。当时的阿拉伯人当中虽然已有为数不少的基督徒与犹太人，但占人口大多数的依然是多神论者。穆罕默德的宗教观念无疑与犹太教传统十分接近，并且和犹太人一样秉持严格的一神论，但可信度最高的早期穆斯林文献，即成书于7世纪20年代的《麦地那宪章》，明确显示穆罕默德将信士（Believers，早期对穆罕默德追随者最常用的称呼）与犹太人区分开来看待。穆罕默德生前领受的启示在日后被汇编为《古兰经》。穆斯林传统认为《古兰经》的定本诞生于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统治时期（644年至656年），近年一些西方学者对此提出异议，约翰·万斯伯勒认为其成书时间实际上要晚得多，最晚可至公元800年，帕特里夏·克龙则倾向于7世纪晚期，而弗雷德·唐纳从文本的内容与文体风格入手，为传统定年说法做出了有力的辩护。无论哪种观点更符合实际，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无可否认的，即《古兰经》的核心内容在7世纪后期便已广为流传，在691年至692年间完工的早期伊斯兰建筑代表作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的显要位置上，就已经刻有了取自《古兰经》的铭文，且这些铭文已明确将伊斯兰教视作一种独立而完整的宗教信仰，将穆罕默德奉为这一信仰的创立者。

我们如今已无法完整复原伊斯兰教诞生最初几十年间的全部细节，但这一新信仰从创立之初起就被麦加的传统势力视作一种严峻的挑战，穆罕默德为此不得不在622年离开麦加，前往更欢迎自己的麦地那。这次迁徙（hijra）标志着伊斯兰教的正式诞生，以迁徙之年为起点的伊斯兰历法，最早在643年便已出现在埃及出土的莎草纸文书之上。整个7世纪20年代，麦地那与麦加一直在争夺区域霸权，穆罕默德最终在630年前后占领了自己的家乡，将麦加确立为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中心，同时继续保持麦地那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在占领麦加前后，穆罕默德以相当惊人的速度将自己的政治与宗教权威扩展至阿拉伯半岛的其余地区，到他632年去世时，原本一盘散沙、互相争斗不休的阿拉伯诸部族，在历史上第一次被整合成了一个建立在宗教启示基础之上的统一政权。

最初的四任哈里发，即艾布·伯克尔（632年至634年在位）、欧麦尔一世（634年至644年在位）、奥斯曼与阿里，全部挑选自穆罕默德生前的亲密同伴，并且和此后历代哈里发一样，全部出自穆罕默德所属的古莱什部落。哈里发这一称号至少在奥斯曼统治时期便已正式使用，他们以信士领袖的身份成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同时也是真主在凡间的代理人。由于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半岛上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半岛东部，当地一些部族大抵是在各自本土先知的领导下）纷纷脱离麦地那的控制，首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在位期间将主要精力投放在了重新征服整个阿拉伯半岛之上。这次统一行动推进得比穆罕默德时期更为顺利，因为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在628年击败波斯之后，萨珊王朝此前在阿拉伯半岛东部与南部沿海地区维持的传统霸权已经彻底瓦解。

到了7世纪30年代，刚刚完成内部整合的阿拉伯人在欧麦尔一世的统领下挥师北上，而此时迎面撞上的东罗马与波斯萨珊两大帝国，早已被此前长达二十余年的全面战争消耗得精疲力竭。636年，阿拉伯军队在耶尔穆克河畔击败罗马主力，整个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就此对征服者门户大开；大约在637年，阿拉伯人又在卡迪西亚击败波斯大军，将日后被称为伊拉克的两河流域富庶平原收入囊中。到640年，土耳其群山以南的整个新月沃土均已落入阿拉伯人掌控；639年至642年间，阿拉伯军队进而占领埃及，使伊拉克与埃及这两大经济中心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时隔近一千年（仅扣除7世纪20年代萨珊波斯的短暂占领）首次被纳入同一个政治体系之内。7世纪40年代，阿拉伯人继续向东征服伊朗高原，萨珊王朝末代君主伊嗣俟三世于651年被杀，阿拉伯前锋部队一路推进到今日的伊朗与阿富汗边境一带，第一波扩张浪潮至此方才暂告一段落。阿拉伯人仅用十五年时间便夺取了整个萨珊波斯帝国与半个东罗马帝国的领土，在世界历史上，唯有亚历山大大帝与后来的蒙古人在征服速度上能与之相提并论；但亚历山大的帝国与蒙古各汗国在扩张结束后很快便分崩离析，唯独阿拉伯人将这片征服领土的政治完整保持了长达三个世纪，其带来的宗教与语言文化更是永久统治了上述地区。

阿拉伯人原本就擅长作战，罗马人与波斯人此前几个世纪里一直雇佣阿拉伯部族充当边境雇佣军（投靠罗马一方的被称为加萨尼联盟，投靠波斯一方的则被称为莱赫米王国），当两大帝国在7世纪30年代双双陷入虚弱状态时，完成宗教统一的阿拉伯人能在战场上迅速取胜并不算特别意外；况且一旦在636年至637年打赢了第一轮战役，半岛上每一个拥有骆驼的阿拉伯人自然都会盼着加入远征大军，以便从丰厚的战利品里分一杯羹。真正令人吃惊的不是军事征服本身，而是阿拉伯人居然能把这些征服来的广袤土地稳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没有被当地原住民同化。毕竟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游牧民分布极为稀疏，除了也门一地能够供养较多农业人口外，其余地区人口十分有限（叙利亚与巴勒斯坦虽然早有阿拉伯人定居，但大多分布在沙漠边缘地带，人口同样不多），这意味阿拉伯征服者在所有新占领的行省里都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在西欧，除了英格兰与巴伐利亚之外的所有罗马日耳曼王国里，占人口少数的日耳曼统治者最终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被当地的罗马人口同化并丧失了原有的文化认同；阿拉伯人之所以没有重蹈覆辙，最核心的原因并非运气，而是欧麦尔一世在640年至642年间做出的一项关键制度决策，即不让阿拉伯军队像西方的日耳曼人那样分散到乡间变成拥有土地的地主贵族，而是将他们集中安置在各个新建立的驻军城市（amsār）里，变成完全依靠国家发放军饷生活的常备守卫部队。

这些新建的驻军城市包括伊拉克的库法与巴士拉、伊拉克与叙利亚交界处加济拉地区的摩苏尔、埃及的福斯塔特（即后来开罗的前身）以及北非的凯鲁万。各个行省征收上来的税金主要被用来供养这些守卫部队，领饷军人的名字被统一登记在册，这套军籍与发饷制度被称为迪旺（dīwān）。名列迪旺册籍的阿拉伯军人享有极高的经济回报，他们将自己的迪旺身份视作高贵的特权，全力排斥外人新加入名册，并在物理空间与社会政治生活上与被征服的本土居民隔离开来。欧麦尔一世的这项政策收效显著，在公元750年以前，上述各个核心行省的史料里极少见到阿拉伯人占有土地的记载（唯独在偏远的呼罗珊、以及后来征服的阿非利加与西班牙，阿拉伯人占有土地的情况相对较多，而呼罗珊的阿拉伯定居者后来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被波斯化了）。迪旺制度开创了将职业军人与平民纳税社会严格隔离开来的治理模式，其隔离程度甚至超过了晚期的罗马帝国，并在此后长期成为大多数穆斯林政权的基本制度特征。

12.2

欧麦尔一世确立的迪旺隔离制度，在财政与社会文化两个层面上引发了深远的结构性连锁反应。

在财政层面上，与西罗马帝国故地不同，原属于东罗马帝国与萨珊波斯的精密土地税体系在阿拉伯征服后丝毫没有遭到破坏，因为税收始终服务于一个不可动摇的政治目标，那就是按时向驻军城市里的阿拉伯部队发放军饷。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由于阿拉伯统治阶级始终作为一个凌驾于其他社会阶层之上并与之隔离的封闭群体存在，他们即便迎娶当地女性，生下的后代也完全秉承阿拉伯人的语言、文化、信仰与身份认同；反过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统治原住民里如果有人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必须主动设法加入阿拉伯人的圈层。这种同化压力在7世纪时还不算明显，因为早期的阿拉伯人并不鼓励非阿拉伯人改宗伊斯兰教，并且在罗马与波斯故地完整保留了原有的行省基层政府，因此在征服结束后的最初两代人时间里，本土精英完全可以在不改变自身宗教与文化认同的前提下继续在地方行政机构中掌握实权（例如8世纪早期在倭马亚首都大马士革权势显赫的曼苏尔家族，其成员便是说希腊语的基督徒，该家族还培养出了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大马士革的约翰，约750年去世）。

转折发生在公元700年前后，当时的哈里发下令将行政机构的官方通用语言统一改为阿拉伯语。从这一刻起，任何想要进入官僚机构任职的人都必须掌握阿拉伯语，是否是穆斯林也变得愈发重要。在当时地方精英的眼里，改宗伊斯兰教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阿拉伯化的过程，一个人若想谋取官职，就必须在某个阿拉伯部族内部寻找一位庇护人，成为该部族的门客（即毛拉mawlā，复数形式为麦瓦利mawālī），而且通常还要给自己改一个阿拉伯式的名字，借此在社会身份上变成阿拉伯人。这套严苛的门客准入机制保护了阿拉伯语言与文化免遭多数人口的稀释同化。至于底层农民的改宗（理论上改宗伊斯兰教可以减少纳税负担，因此零星改宗从一开始便存在），在9世纪以前推进得相当缓慢，直到9世纪以后，随着穆斯林庇护网络逐步向乡村延伸，伊斯兰化与阿拉伯化的进程才稳步加速。到了公元1000年的时候，从埃及到伊拉克的广袤疆域内，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已经占据了人口的多数；在所有被征服的领土中，唯有伊朗保留了原有的波斯语，但到1000年时波斯语也已改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并吸收了大量源于阿拉伯语的词汇。

早期阿拉伯军事精英与被占领区主体人口之间的制度性隔离，也意味着原有的罗马社会与波斯社会在征服之后得以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直到8世纪后期乃至更晚的时候才发生显著变化。

埃及出土的大量文献清晰地展示了这种延续性。尼罗河沿岸的各座城市直到公元700年以后依然由传统的基督教精英阶层管理，行政机构的阿拉伯化最初仅仅体现为希腊语的使用频率逐渐减少，而绝大多数居民在日常生活与文书往来中依然使用科普特语。目前存世的档案中，包含埃及总督库拉·伊本·沙里克（709年至715年在任）写给尼罗河中部小城阿富罗底（今考姆伊什高）市长（pagarch）巴西利奥斯的200多封官方公函，这些信件绝大多数涉及赋税催缴事务，所使用的语言依然是希腊语，或是希腊语与阿拉伯语混用。直到这一时期过后，市长一职才规定必须由拥有阿拉伯名字的穆斯林担任，地方显贵家族若想保住对城市的控制权，最迟到730年前后就必须改宗伊斯兰教。而埃及乡村社会受到的冲击则更小，在现存的8世纪埃及乡村档案里，用科普特语书写的文书占了绝大多数，阿拉伯语除了在官方政府文件中出现外，直到9世纪都颇为罕见，档案里也完全见不到清真寺的踪影，乡村社会的信仰基本上依然是基督教。如果有人在撰述公元800年以前的埃及社会史时完全略去阿拉伯人的存在，虽然在学术上并不妥当，却也情有可原，因为当时的阿拉伯人全都集中在福斯塔特的军营城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叙利亚与巴勒斯坦这两个前罗马核心行省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但总体格局与埃及高度相似。早在穆罕默德时代以前很久，黎凡特地区便已居住着大量的阿拉伯人口，倭马亚时期势力最强大的几个阿拉伯部落（其中最著名的是凯勒卜部落）便起源于叙利亚的沙漠边缘地带。大抵是因为当地原本就存在深厚的阿拉伯部落传统，征服者并未在叙利亚平地新建孤立的驻军城市，而是将守卫部队直接驻扎在罗马帝国既有的城市之内，与当地原住民的隔离程度不如埃及或伊拉克那样深；况且自穆阿维叶统治时期起，大马士革便取代麦地那成为哈里发国的首都，使叙利亚一跃成为倭马亚政府的核心行省。人们或许会推测这些因素应当促使黎凡特更早完成阿拉伯化，然而历史证据展现的图景恰恰相反，这里的阿拉伯化迹象少得惊人。大马士革在官方语言改为阿拉伯语后或许经历了缓慢的阿拉伯化，但在埃德萨等其他城市，拥有深厚基督教写作传统的叙利亚语城市精英阶层直到9世纪依然十分兴盛。在乡村地区，内盖夫沙漠中的内萨那遗址保存了晚至7世纪80年代的莎草纸文献，尽管当地居住着相当数量的阿拉伯人口，这批文书却几乎没有使用阿拉伯文书写，其中一份用希腊语写成的文件甚至看起来就是迪旺军饷登记表中的一页（唯独死海以西的梅尔特遗迹出土的少量莎草纸档案显示当地在7世纪后期已开始使用阿拉伯语）。考古学家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城乡遗址开展的大量发掘工作同样证实，当地的社会形态呈现出极强的连续性，几乎找不到阿拉伯武力征服造成的断裂痕迹；直到8世纪后期，今日的约旦北部及其他城乡地区依然在不断兴建新的基督教堂。大范围的文化变革与埃及一样，要到公元750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真正拉开序幕。

不过，阿拉伯统治精英与当地原住民在文化上的隔绝，也在行政运作中埋下了一处严重的隐患，那就是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原本存在的沟通纽带被切断了，这一问题在公元700年左右官方行政机构改用阿拉伯语之后变得尤为突出。在7世纪时，由于双方在公务中还使用同一种语言（希腊语），地方领袖尚且能够直接与中央或行省政府交涉，内萨那出土的一份7世纪80年代莎草纸文书便记载，当地一位名叫萨穆伊尔的基督教乡绅（kyrios）曾组织村民代表前往加沙，向阿拉伯行省总督当面抗议沉重的税负。可到了8世纪，地方政治人物被迫面临一项两难选择，他们要么和自己庇护的村民一起保持基督徒身份，但这意味彻底丧失与阿拉伯中央政府对话的渠道；要么改宗伊斯兰教变成阿拉伯化的毛拉以进入政府体系，但这又会让他们冒失去本土社会联系与威望的风险。在埃及，选择后一条道路的本土精英极少，导致8世纪埃及的社会关系日趋紧绷。尽管阿拉伯时期的赋税负担并不比罗马帝国晚期明显加重，但由于埃及本土市民及农民社会与福斯塔特的阿拉伯军事精英隔绝太深，缺乏中间庇护人缓冲，最终激起了从726年开始延续一个多世纪的频繁抗税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两次分别爆发于750年倭马亚王朝覆灭之际，以及812年至832年间），直到832年以后埃及乡村社会自身开始启动阿拉伯化进程，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才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庇护联系。

当然，阿拉伯文化与非阿拉伯文化之间的隔离也并非绝对密不透风，因为伊斯兰教本身就是在古典晚期近东的一神教环境（尤其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中孕育出来的，在不涉及政治合法性争端的非正式宗教领域，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很容易产生共鸣。早期的穆斯林史料便记载，穆罕默德早年曾得到基督教圣人（最重要的是叙利亚隐士巴希拉）的承认与敬重；穆斯林同样尊崇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圣地，尤其是耶路撒冷以及同为两教朝圣之地的西奈山。最能体现这种宗教交融的例子，是倭马亚王室对叙利亚东部幼发拉底河南岸草原上的定居点鲁萨法（即古罗马的塞尔吉奥波利斯）的浓厚兴趣。鲁萨法是祭拜基督教军人圣徒塞尔吉奥（St Sergios）的圣地，公元500年前后的十年间，拜占庭皇帝曾在此兴建了几座宏伟的教堂，6世纪时担任罗马雇佣军的阿拉伯基督徒加萨尼人也一直将圣塞尔吉奥奉为主保圣徒。到了8世纪30年代，倭马亚哈里发希沙姆将鲁萨法选作自己最喜爱的乡村居所，他不仅在城内兴建了成排的商业店铺，还紧挨着当地最主要的圣塞尔吉奥教堂修建了一座大清真寺，清真寺与基督教堂甚至直接共享同一个庭院。希沙姆显然对这处场所悠久的宗教神圣性抱有敬意，哪怕这种神圣性在本质上属于基督教；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基督教圣徒塞尔吉奥也在阿拉伯世界的部分地区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一位名叫萨尔吉（Sarjis）的穆斯林圣人。

12.3

在欧麦尔一世南征北战的年代，除了创立迪旺军饷制外，哈里发国的中央国家结构并未出现太大发展。当第一波征服行动于651年暂告结束时，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敏锐地察觉到，如果任由新征服的各个行省自行支配全部赋税，各地的阿拉伯军事精英就会与麦地那中央渐行渐远。为此，奥斯曼一方面要求埃及与伊拉克等农业富庶省份将一部分地方税收上缴麦地那，另一方面不再任用那些在部落中缺乏显赫门第、仅凭早期资历统领驻军城镇的老资格穆斯林，转而大举任命自己的倭马亚家族成员或传统大部落首领出任行省总督。这两项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直接触动了早期征服军人的利益，使奥斯曼在656年死于非命。然而，在第一次内战中获胜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661年至680年在位）同样出自倭马亚家族，他上台后不仅延续了奥斯曼的集权路线，比如任命自己的干弟弟齐亚德（673年去世）全权总督伊拉克与伊朗，并在叙利亚极力拉拢当地最庞大的凯勒卜部落联盟，更决意建立家族世袭王朝，安排自己由凯勒卜部落女子所生的儿子叶齐德一世（680年至683年在位）继承哈里发之位。这一世袭安排直接引发了680年至692年的第二次内战，其波及范围与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内战。

680年，阿里的次子侯赛因率先起兵反对叶齐德一世，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遭遇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并被杀害，日后被什叶派尊奉为殉道者。紧接着，第一次内战中某位首领之子阿卜杜拉·伊本·祖拜尔在麦地那与麦加拒绝承认叶齐德的权威，自立为哈里发（683年至692年在位），获得了伊拉克与叙利亚部分地区的广泛响应；叶齐德一世死后，伊拉克的库法也在什叶派领袖穆赫塔尔的率领下起兵造反，于685年至687年间维持着实质性的独立状态。更致命的危机爆发在倭马亚王朝的统治核心叙利亚内部，当地主要的阿拉伯部队分裂为两大阵营，支持倭马亚王室的凯勒卜部落遭到了卡伊斯（Qays）联盟的武装反对，后者是由阿拉伯半岛北部新近迁入叙利亚北部及加济拉地区的移民组成的部落联盟，在政治上全数倒向麦加的伊本·祖拜尔。面对全盘崩溃的险境，倭马亚家族内部推举出另一个支系的领袖马尔万一世（684年至685年在位）及其子阿卜杜勒·马利克（685年至705年在位）接掌大局。684年，马尔万一世在大马士革以北的马尔吉·拉希特战役中击败卡伊斯联军，稳住了叙利亚阵脚；阿卜杜勒·马利克继位后持续作战，先后收复伊拉克与麦加，并于692年击杀伊本·祖拜尔，历经十二年苦战重新恢复了帝国的政治统一。

第二次内战的教训让阿卜杜勒·马利克清楚地意识到，必须构建起一套更为稳固的集权政治体系，才能避免阿拉伯统治死于内部火并。从阿卜杜勒·马利克在位时期开始，存世史料的可信度与丰富程度显著提升，他与儿子瓦利德一世（705年至715年在位）从军事扩张、行省控制、派系平衡与意识形态建设四个维度全面重塑了哈里发国。

第一项举措是重启中断了一代人的对外征服运动。在西线，阿拉伯军队在7世纪40年代与70年代虽曾从埃及向西进入拜占庭阿非利加行省南部（并于670年兴建了驻军城市凯鲁万），但直到7世纪90年代才在阿尔及利亚高原上击败强悍的柏柏尔部落，进而于698年攻占迦太基，彻底完成对北非的征服；迅速接受统治并改宗的柏柏尔人随即在711年与阿拉伯人组成联军跨海入侵西班牙，到8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时已基本控制伊比利亚半岛全境，并将兵锋推入法兰克境内。在东线，阿拉伯大军于706年至712年间征服中亚名城布哈拉与撒马尔罕，占领中亚及印度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在北线，阿卜杜勒·马利克之子马斯拉马于717年至718年率领水陆大军围困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虽然最终无功而返，但哈里发国的版图在瓦利德一世时期已达到历史顶峰。与636年至651年的第一波征服相比，这一轮边疆扩张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对有限，但它确保了几个主要行省的阿拉伯军队始终有仗可打、有战利品可分，有效转移了原本可能引爆内战的内部军事压力。

第二项举措是对各核心行省实行强力控制。阿卜杜勒·马利克先将富庶的埃及交给自己的兄弟阿卜杜勒·阿齐兹（704年去世）管辖，随后又任命擅长严厉征敛的卡伊斯人库拉出任埃及总督（此时埃及的财富虽尚未大规模流向叙利亚，但历任总督对哈里发本人保持着绝对忠诚）。针对倭马亚早期最不安分的伊拉克行省，阿卜杜勒·马利克在694年任命另一位忠心耿耿的卡伊斯人哈贾吉·伊本·优素福出任伊拉克总督（697年后兼管呼罗珊，一直任职至714年去世）。施政风格极其严厉的哈贾吉在701年镇压了库法驻军的叛乱，战后直接在伊拉克常驻了一支由叙利亚人组成的正规军；伊拉克本土的阿拉伯军队自此逐步萎缩，伊拉克的丰厚税收也从这时起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大马士革。

第三项举措是在统治集团内部维持派系平衡。自第二次内战之后，叙利亚的凯勒卜部落得到了移居叙利亚中部的也门部落支持，在史料中通常被统称为亚马尼人（Yamani）。亚马尼人与卡伊斯人这两大敌对联盟在事实上把帝国境内的所有阿拉伯人都囊括了进去，双方围绕哈里发的庇护、尤其是油水丰厚的行省总督职位展开激烈竞争。无论是亚马尼人还是卡伊斯人出任总督，都会把辖区内的实权职位全部分配给本派成员，而阿卜杜勒·马利克及其继承人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刻意在两大集团之间保持中立（任命卡伊斯人库拉与哈贾吉分掌埃及与伊拉克，正是为了平衡亚马尼人在叙利亚本土的优势）。

第四项举措是将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教在公共空间里的影响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前文提到的将行政机构官方语言统一为阿拉伯语（资深档案管理官阿卜杜勒·哈米德在725年至750年间留下的大批辞藻华丽的官方公函，不仅展现了官僚机器的高度协调，其文风更直接孕育了9至11世纪盛行的阿达卜文学风格），阿卜杜勒·马利克还首次通过铸币宣示哈里发的政治与宗教主权。在此之前，阿拉伯人一直沿用或仿造带有拜占庭皇帝头像及波斯祭坛图案的旧式钱币；691年至692年，标准重量的新硬币正式投入流通，包括在前罗马领地发行的金币第纳尔与在前波斯领地发行的银币迪拉姆，到696年更是彻底取消了钱币上的一切人物肖像，改用纯粹的阿拉伯语伊斯兰经文作为装饰。与此同时，倭马亚王室斥巨资兴建了一批规模宏大的纪念性宗教建筑，首先是691年至692年完工、坐落于耶路撒冷传统犹太教祭祀中心圣殿山之上的圆顶清真寺（相传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的落脚点正在此处），紧接着瓦利德一世又在圆顶清真寺旁兴建了阿克萨清真寺（709年至715年），并先后扩建了麦地那大清真寺（706年至710年）与大马士革大清真寺（705年至716年）。这些当时在中国以西的整个欧亚大陆上体量最大的建筑群，不仅直观地展示了伊斯兰教的成功与富有，也证明各行省的税收财富到此时至少已有一部分汇聚到了叙利亚中央。倭马亚家族内部同样推行严格的伊斯兰教育（以因宗教信仰而崇尚简朴生活、并成为倭马亚王朝唯一被后世公认为公正统治者的欧麦尔二世·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为代表），到阿卜杜勒·马利克的小儿子希沙姆（724年至743年在位）统治时期，倭马亚政权已经维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稳定局面。

倭马亚王朝在750年被推翻之后，在后世史书中一直背负着极差的名声。批评者指责倭马亚君主依靠家族世袭而非社群共识获取权力（尽管取代他们的阿拔斯王朝在世袭制上与倭马亚毫无二致），并把他们描绘成只知在深宫享乐、漠视国家政务的堕落暴君。倭马亚哈里发们确实在约旦河流域以及叙利亚、约旦的沙漠边缘地带修建了多座奢华的离宫，其中杰里科城外的阿尔马佳离宫墙饰与安曼以东的库塞尔阿姆拉浴室壁画里还出现了大量人体形象（包括许多裸体女性），初看起来似乎偏离了伊斯兰教的规范。但这两处实例代表的其实是近东君主私宅内部的装饰传统（这一私人传统在此后的穆斯林社会里延续了很长时间），《古兰经》本身只严禁偶像崇拜而并未明文禁止一切人像图案，况且倭马亚哈里发在清真寺等公共建筑的装饰上始终保持高度谨慎，严格采用几何图案与植物马赛克（见第10章）。后世对倭马亚哈里发私人生活作风的种种指责，本质上属于新朝对前朝推行的除忆诅咒（damnatio memoriae），情形正如拜占庭在恢复圣像崇拜后对君士坦丁五世的抹黑一样。

在针对倭马亚王朝的各类批评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认为他们只是一群世俗的阿拉伯统治者，而非真正的穆斯林统治者（就连19世纪后期研究倭马亚史的权威学者尤利乌斯·威尔豪森也将自己的专著命名为《阿拉伯王国》）。这种判断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至少从阿卜杜勒·马利克开始，历任倭马亚哈里发都极为看重自身的宗教职责。即便是被后世史官塑造为倭马亚王朝最荒淫无度君主的瓦利德二世（743年至744年在位），其颁布的一道存世法令也清晰显示出他对真主所赋予宗教使命的严肃态度，他在法令中要求推行宗教服从，追求“对全体穆斯林，尤其是对他个人来说最正义的目标”，以及最重要的“伊斯兰教的实现”，如果将其中的专有名词稍作替换，这道法令读起来就与查理曼最具道德色彩的敕令别无二致；后来起兵推翻瓦利德二世的堂兄弟叶齐德三世（744年去世），在解释自己的反叛行为时同样使用了纯粹的穆斯林宗教语汇。在某种意义上，倭马亚哈里发对自身宗教权威角色的看重程度，甚至超过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至少超过了阿拔斯第一代人的宗教热情消退之后的历任君主），因为到了8世纪末期，解释宗教教义与法律的权威已经几乎完全从哈里发手中转移到了新兴的学者阶层乌理玛身上（见第14章）。

另一种常见的误解是认为倭马亚时期的伊斯兰教带有狭隘的阿拉伯民族排外色彩，直到阿拔斯王朝才转变为向所有人敞开大门的普世宗教。当时的阿拉伯人毫无疑问自视为最高等的民族，对被征服民族常怀敌视（库塞尔阿姆拉离宫里那幅著名的壁画便描绘了罗马皇帝、波斯萨珊国王、埃塞俄比亚国王与西哥特西班牙国王等六位君主向阿拉伯胜利者臣服的姿态），但改宗的大门在倭马亚时期始终是敞开的，且有大批非阿拉伯门客（毛拉）在倭马亚政府中升任高官，例如西班牙的征服者之一穆萨·伊本·努赛尔（713年去世）以及阿非利加行省后期的几任总督；就连倭马亚王朝最铁腕的忠臣哈贾吉，也曾任命非洲黑人学者赛义德·伊本·朱拜尔出任库法法官（后因库法当地阿拉伯人的强烈抗议才被迫撤销任命）。阿拉伯人的族群排外心理与伊斯兰教的普世包容理念之间固然存在张力，但这种矛盾并非阿拉伯人所独有。长期生活在巴士拉的阿拉伯诗人法拉兹达格（约729年去世）便在诗作中同时展现出这两重面貌，他一方面流露出强烈的阿拉伯本位优越感，厌恶前往安曼那片“可憎的土地”，因为那里“到处都是棕色头发的希腊人”；另一方面，他在歌颂从阿卜杜勒·马利克到希沙姆历任哈里发的约15首存世颂诗里，又满怀热情地运用纯粹的穆斯林意象欢呼“奔向伊斯兰教，正义已经回到了我们这里，使伊拉克遭到蹂躏的痛苦根源已解除，世界上再没有贫穷，苏莱曼（715年至717年在位的哈里发）是宇宙的瑰宝”。这种把族群军事优越感与普世宗教使命感混搭在一起的心态，在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如高卢的格雷戈里、加洛林的艾因哈德以及5世纪初敌视哥特人的森涅修斯）身上同样随处可见。

12.4

到了哈里发希沙姆（724年至743年在位）统治时期，阿拉伯帝国的疆域扩张正式触及天花板。在北方高加索战线，哈扎尔人与突厥人发起反扑，阿拉伯军队在8世纪30年代耗费了极大代价才在名将马尔万·伊本·穆罕默德（后来出任加济拉总督）的率领下将其击退；在西部边陲，北非的柏柏尔人于740年至743年爆发大规模武装起义，一度切断了倭马亚中央通往西班牙乃至阿非利加的陆上通道。这两场边疆危机虽然都在希沙姆去世前得到了控制，但希沙姆本人以对钱财的极度吝啬而闻名的事实，侧面暴露出大马士革中央政府始终未能彻底解决各行省截留税收、拒不上缴的财政难题。此时，伊拉克与埃及本土的阿拉伯人早已丧失了军事地位，除极西的柏柏尔地区与极东的呼罗珊外，倭马亚王朝后期的正规军几乎全由叙利亚人组成（叶齐德三世在744年发布的起义宣言里甚至公开承诺不再挪用各行省征收的税款）。军事力量高度集中于叙利亚一省，非但没有强化中央集权，反而意味着一旦叙利亚军队自身发生派系分裂，整个倭马亚政权就会立刻失去支柱。

743年希沙姆去世后，叙利亚军队内部的亚马尼派与卡伊斯派彻底决裂。744年，叶齐德三世在亚马尼派军队的支持下起兵杀死继位的瓦利德二世，但叶齐德三世掌权仅数月便暴毙；坐镇加济拉行省的卡伊斯派将领马尔万·伊本·穆罕默德随即率领他精心训练的卡伊斯军队南下，打着为瓦利德二世复仇的旗号夺取哈里发之位，称马尔万二世（744年至750年在位）。马尔万二世耗费了整整两年时间（744年至746年，即第三次内战）才用武力平息了亚马尼派在叙利亚本土的反抗，这是倭马亚王朝的核心省份叙利亚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受自家军队的战火蹂躏；与此同时，伊拉克也在744年至748年间接连爆发获得亚马尼人支持的什叶派与哈瓦利吉派叛乱。虽然伊拉克本地已无正规军，这些叛乱本身不难镇压，但叙利亚主力军团的内耗与分裂，已经彻底动摇了倭马亚家族统治帝国的军事霸权与政治威信。

真正埋葬倭马亚王朝的风暴爆发在东方的军事重镇呼罗珊。在此前的三十年间，什叶派秘密组织一直在呼罗珊悄无声息地传播反叛思想，其幕后的政治受益者是古莱什部落中穆罕默德直属的哈希姆家族（Hashimiyya，该家族既包含阿里的后人，也包含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人）。747年，哈希姆派组织中的一名毛拉成员阿布·穆斯林在呼罗珊东部公开鼓动起义，这场起义如滚雪球般迅速吸纳了几乎全部呼罗珊驻军；阿布·穆斯林及其同伙最终没有挑选阿里的后人，而是推举阿拔斯的后人充当起义军名义上的宗教领袖。749年，阿布·阿拔斯在库法正式自称萨法赫哈里发；挥师西进的呼罗珊大军于750年在伊拉克北部击败马尔万二世的军队，并于同年顺势夺取叙利亚与埃及，推翻了倭马亚王朝。754年萨法赫死后，其弟阿布·贾法尔继位，称曼苏尔哈里发（754年至775年在位），曼苏尔很快便处死了功臣阿布·穆斯林，将大权独揽于自身。

倭马亚王朝在呼罗珊的民意与统治基础之所以会如此彻底地崩塌，根源在于呼罗珊一省独特的社会结构。与埃及或伊拉克那种把阿拉伯军人关在孤立军营城市里的模式不同，定居在呼罗珊的阿拉伯人与占当地人口大多数的波斯原住民之间存在着远超其他地区的深度日常互动，当地非阿拉伯人改宗伊斯兰教的比例在全帝国各行省中位居第一，而定居于此的阿拉伯移民甚至生活在已经伊斯兰化的本土波斯精英统治之下并向后者缴税。这种高度混居且充满张力的社会环境原本极易演变为地方族群内战，但什叶派与哈希姆派的秘密宣传成功将其转化为一条以颠覆大马士革现存体制为共同目标的联合阵线。身为毛拉的阿布·穆斯林不仅在呼罗珊军队中赢得了大批波斯裔改宗士兵的拥戴，还利用阿拉伯人内部的派系裂痕，拉拢了痛恨卡伊斯派的亚马尼派阿拉伯士兵以及对大马士革心怀不满的东部阿拉伯移民。

由于夺取天下的呼罗珊主力部队中大部分成员并非阿拉伯人，困扰倭马亚王朝半个多世纪的卡伊斯与亚马尼部族世仇在新政权内部自然失去了分量，阿拔斯王室在充分利用亚马尼人支持的同时，也以最快速度与卡伊斯人缔结了和平。更重要的是，由于阿拔斯王朝是依靠武力重新征服了从伊朗到埃及的所有行省，新政权得以推倒重来，彻底终结了欧麦尔一世以来各省迪旺驻军独占地方赋税的旧制度。阿拔斯王朝没有把行政中心留在军事支持最强的呼罗珊，也没有继续留在叙利亚（叙利亚在744年至746年遭受马尔万二世蹂躏，749年前后遭遇大地震，750年又被阿布·穆斯林的军队洗劫，从此沦为一个在政治上得不到中央信任的普通行省），而是选择了地理位置居中且非叙利亚人聚居的伊拉克作为哈里发直隶行省。随着曼苏尔在762年建立新都巴格达，那个以阿拉伯部落血统为外壳、以罗马帝国晚期地中海行省为重心的倭马亚时代正式落幕，扎根于伊拉克的哈里发国自此走上了一条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

Chapter13-拜占庭的复兴，850-1000

相传由拜占庭皇帝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913年至920年、945年至959年在位）撰写的《典仪论》，大抵成书于他的第二个执政任期内，其后又经历过一次修订。按照这部书的记载，君士坦丁堡城内举行的诸多宗教游行都需要皇帝本人亲自出席，复活节之后的一周内每天都有一场游行，耶稣升天节、圣灵降临节、5月1日（即880年巴西尔一世为新教堂举行献堂礼的纪念日）、以利亚日、圣德米特里日以及举荣圣架节等节点也都要举行游行，全年未有间断。每次游行出动时，除了皇帝本人，随行的还有数十乃至数百名世俗与宗教领袖，有时官员的妻子也会参与其中，杂耍界的头目同样需要到场，负责在皇帝的游行路线上按规矩致以正式的欢呼喝彩。皇帝在游行过程中要先穿过皇宫内部的各个大厅、礼拜堂与内廷，从铜门走出皇宫（杂耍人士正在此处迎候），穿过马路进入对面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在教堂内完成礼拜后再原路返回皇宫。《典仪论》逐一列举了不同节日的着装规范、沿途的欢呼词句（其中有一部分依然使用拉丁语，尽管这门语言作为日常口头交流工具在君士坦丁堡已经消失了四百年），以及仪式结束后宫廷宴席上的餐桌摆放位置。单是关于圣灵降临节各项要求的记述，在这部书的现代印刷版本里就占据了整整12页篇幅。由于这一节日用于纪念耶稣复活与圣灵降临，官员们在大教堂内部无需向皇帝行叩拜礼（proskynēsis），皇后与一组经过专门挑选的官员妻子共同出席礼拜，此外还有21个不同政府部门的代表分成7组依次步入教堂。

这套烦琐的程序是否真能每年在每个节日里分毫不差地执行下来，所有官员是否每次都能全员到齐，又是谁能记全如此庞杂的规矩，本书并未给出直接的交代。但君士坦丁七世显然极为看重这些细节。《典仪论》的前言大抵出自他本人的手笔，他在前言中申明，拜占庭帝国一度丢弃了罗马帝国的仪式传统，结果导致整个国家看起来“毫无美感”，而他编纂此书的目标正是重拾旧轨，让仪式成为“平整干净的镜子，映照出帝国的荣光”，并让皇帝得以“以秩序和尊严来驾驭权力”。君士坦丁七世确实认为先前的仪式不如他所规范的这般精致，他对诸多仪式细节的规定实际上是在重建一些早已中断的活动形式（其中一部分得以恢复，另一部分则未必能够落地）。不过，对仪式抱有浓厚兴趣的远不止君士坦丁七世一人。帝国首都常年举办凯旋式等各类公开游行，即便在公元850年以前那些内外交困的艰难岁月里也从未断绝，且不断有新的仪式元素被创造出来并纳入传统（正如巴西尔一世在新教堂举行的献堂礼）。哪怕是行伍出身的皇帝也同样看重凯旋入城等庆典，并在停留首都期间严格遵守日常的宗教游行规程。968年，军人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963年至969年在位）为了参加圣灵降临节的游行，甚至临时中断了与西方皇帝奥托一世的使节、克雷莫纳主教柳特普兰德的正式外交会晤。柳特普兰德的这次出使极不顺利，是以他在写给奥托一世的报告里对拜占庭极尽贬损，声称朝廷高级官员们身上穿的都是旧衣服，唯独皇帝本人穿金戴银，而在皇宫与圣索菲亚大教堂之间夹道列队的民众则是一群赤脚的暴民，嘴里发出的欢呼声十分虚假，仪式过后的宴会食物更是难以下咽。柳特普兰德的这番敌意描写，反倒在无意间印证了这项活动的公共仪式属性，并对几乎不提普通民众的《典仪论》构成了补充。这套精密的仪式对城中至少一部分居民而言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市民阶层同样认可并尊重皇帝关于秩序和尊严的政治逻辑。

13.1

从公元850年开始的两百年是拜占庭帝国重获成功与繁荣的巅峰期，这一局面在首都的直接表现，便是各个层面均发展出了高度繁复的宫廷文化。9世纪期间，精英教育在首都逐步普及（这一进程在第二次反圣像运动期间已见端倪，见第11章），到9世纪结束时，世俗官员若未接受过系统的精英教育，在首都几乎无法参与高层政治。推动教育普及的先锋人物是佛提乌（约893年去世）。佛提乌出身显贵家庭，是伊琳娜女皇时期的宗主教塔拉西奥斯的亲戚，他在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顺着世俗官僚序列逐步晋升，最终获得司法系统内的首席秘书（prōtasēkrētis）职位，随后突然被授予神职，改任君士坦丁堡宗主教（858年至867年、877年至886年两度在任）。佛提乌本人著作颇丰，写过数部专著、大量书信以及一组概念繁复的布道词，他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反圣像运动结束后正教会文化模式与思想框架的基调，也让接受高阶文学教育成为核心世俗官员与神职人员的常态。教会内部的严守教义者曾将佛提乌渊博的世俗学识视作属灵的骄傲并加以批评，但这一群体在此时的处境相比伊琳娜时代已经更加边缘化。佛提乌最知名的著作是大约初拟于845年的《群书摘要》（Bibliothēkē），他在书中用希腊语评述了279部不同的著作，涵盖异教作家与罗马帝国晚期的基督教作者。佛提乌对这些书的讨论深入细节，频繁大段引用原文（部分古籍仅靠佛提乌引用的段落才得以存世），并以批判性的视角分析了各书的内容与文风。《群书摘要》甚至还没有涵盖佛提乌读过的全部书籍（比如他并未将诗歌收录入内），但仅凭书中列出的书目范围，已足以显露君士坦丁堡图书资源的丰厚程度，只要读者具备足够的财富、毅力与政治地位，便能接触到海量的古典文献。到了10世纪，《群书摘要》已经成为流行读物，被人们当作百科全书使用（当时流通的百科全书有好几种，《典仪论》本身也属此类）。在佛提乌的下一代人里，出任凯撒利亚（今土耳其开塞利）大主教的阿里萨斯不仅自己拥有一套《群书摘要》并对其做过编辑，还是一位极有毅力的藏书家。目前存世的由阿里萨斯监督抄写的手抄本有20多部，囊括了从柏拉图到他所处时代的诸多名作，书页上的大量注释均由阿里萨斯本人拟定甚至亲笔手写。这类精美的手抄本在当时固然价格高昂且颇为稀有，但阿里萨斯在著作中展现出的那种渊博学识，在公元900年前后的首都精英圈里已经比先前常见得多。

精英文化的繁复还体现在皇帝本人的著述活动上。马其顿王朝的开创者巴西尔一世靠兵变夺权上位，本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他安排儿子利奥六世（886年至912年在位）接受了完整的学术训练，而担任利奥六世教师的正是佛提乌。利奥六世生前留下了军事手册《战术》（Taktika）、若干诗歌、一部修道指南、多部带有鲜明个人文风的法律条文以及一些训诫书。利奥六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亲自撰写了被近代早期编者冠名为《帝国行政论》的著作，书中对拜占庭各个邻国的历史与现状做了细节丰富的记述（尽管其中不少内容并不准确），同时他还组织编写了《典仪论》与其他几部大书。就连行伍出身的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也至少整理过自己引以为豪的实战战术笔记，并在他的监督下汇编成两部著作，其中《论战斗》（On Skirmishing Warfare）一书堪称10世纪众多军事手册里的上乘之作。对于这些君主而言，撰写文章本身就是治国理政的一项基本技能。

与此同时，官场学问本身的修辞难度也在迅速抬升。君士坦丁七世的大部分作品行文较为平实直白，而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作者则偏爱接近阿里萨斯那种晦涩繁复的文风。曾在巴西尔一世手下担任私人秘书（mystikos）、并在利奥六世在位期间于895年至904年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的利奥·科伊罗士法特（公元920年后去世）便是一例。他在利奥六世统治时期为数次宫廷事件写过纪念诗（其中一首专门歌颂利奥六世重建的一座宫廷浴室），还创作了一首名为《千行神学》的长诗。这是一首围绕他本人的名字与官衔构建的离合藏头诗，内里阐述了一套带有浓厚哲学色彩的神学体系。由于利奥·科伊罗士法特在诗中流露出新柏拉图主义立场，主张唯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尤其是像他本人这样的占星专家）才能彻底理解上帝，性情挑剔且完全读得懂其中哲学典故的阿里萨斯当即指责他是异教分子。阿里萨斯的这项指控在神学上显然站不住脚，但它反映出当时官僚知识圈内部的交锋烈度。现存利奥·科伊罗士法特与保加尔可汗西美昂（893年至927年在位）之间的多封往来书信同样展现了这种高度文学化的倾向。西美昂早年曾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回信的文采丝毫不落下风。西美昂具备这种阅读能力颇为关键，因为在10世纪的第二个与第三个十年里，代表拜占庭皇帝起草国书的文人们总是热衷于在写给保加尔统治者的信件里展示柏拉图或荷马的典故。这批文人包括曾任皇帝私人秘书的宗主教尼古拉一世（925年去世），以及首席秘书狄奥多尔·达夫诺帕蒂斯，后者曾为罗曼努斯二世撰写过一首运用繁复象征手法的赞美诗，将荷马、赫利奥多罗斯与希罗多德的典故悉数囊括其中。到了10世纪末，辛那达主教利奥（约1005年去世）在书信中引用的古典作家范围更广，涵盖了普鲁塔克、赫西俄德与索福克勒斯等人，他本人在遗嘱里虽曾略带幽默地坦承自己生前读过太多业余水平的作品，但在日常行文中展示学问的做派与前辈们并无二致。

这种对古典文学的钻研以及在字句中密集镶嵌典故的风气，与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精英文化（详见第17章）以及9世纪阿拉伯社会的文人传统（详见第14章）颇有相似之处，但拜占庭与加洛林西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机制差异。加洛林君主围绕宫廷培育高阶神学文化，服务于王室主导的道德改革计划，是以在法兰克世界里，学者完全有可能单凭学术造诣就跻身重要政治人物之列，加洛林王朝的历次重大政治危机也几乎全由知识分子出面调停并做出道德裁决。拜占庭并没有加洛林那种持续的宗教改革使命感，上述拜占庭知识分子里，唯独佛提乌一人算得上凭借一套完整的神学或哲学理论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其余的知识分子本身就属于世俗或教会政治精英阶层，受教育程度在他们手里只是确认精英身份的一项构成要素，文学修养被当作接触司法与政治权力的准入凭证，却并未被当成指导权力运作的道德规范。即便是热衷著述的君士坦丁七世，其衡量政治的标尺也是秩序和尊严，而非加洛林式的道德改造与灵魂拯救。况且在843年反圣像运动落幕之后，拜占庭政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再爆发重大的神学争论，自宗主教尼古拉一世去世后，连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政治地位都相对边缘化了至少一个世纪。

10世纪拜占庭知识精英们追求的目标是恢复属于罗马人的古典过去。在4世纪的罗马帝国，文学教育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人能否踏入政治精英圈层，东罗马的里巴尼乌斯、森涅修斯、凯撒利亚的巴西流以及西罗马的奥索尼乌斯与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皆是如此。10世纪的拜占庭人致力于重建这一传统，当时的书面文学语言刻意拉开与日常希腊口语的距离，重新向罗马帝国晚期的文体靠拢，官场中也随之再次出现了对缺乏文学修养的军人皇帝的轻蔑嘲讽（君士坦丁七世在著作中便将僭夺自己皇位的岳父罗曼努斯一世·利卡潘努斯贬斥为“平庸的文盲”）。这股复古诉求同样推动了罗马法律的全面复兴。由巴西尔一世与佛提乌启动编修、在利奥六世在位期间最终定稿的《法典》（Basilika），对查士丁尼时代的《学说汇纂》《法典》与《新律》进行了系统的希腊语翻译与整合修订，被确立为拜占庭帝国此后一切立法活动的基础，从而接续上了自7世纪帝国危机以来中断的罗马法统。随着罗马文学、宫廷仪式与成文法典同步复兴，利奥六世及君士坦丁七世与查士丁尼之间横亘的那三百五十年历史断层，在拜占庭精英的观念世界里被直接抹平了。

后世乃至现代的一些评论家常将拜占庭中期的宫廷文化视作一成不变的僵化体系（这种评价其实正中10世纪拜占庭作家的下怀，因为恒久不变本就是他们刻意追求的表象），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这批作家在行文中虽然极力模仿古典修辞，内里却浸透着4至6世纪世俗作家所没有的宗教文化，他们引用《圣经》典故的频率实际上高于引用柏拉图与荷马，引用的方式也足以让6世纪的普罗柯比感到惊诧。至于那些号称沿袭古礼的宫廷仪式，不仅内容在持续翻新，在现实政治交锋中更是屡屡被打破或被拿来当作博弈筹码。906年，利奥六世为了给情妇佐伊所生的幼子（即君士坦丁七世）确立合法继承权，违反教会法规强行缔结第四次婚姻，宗主教尼古拉一世当即下令禁止皇帝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这项禁令对皇权的冲击不亚于绝罚，因为本章开头提到的所有核心宫廷仪式都会因此陷入停摆，利奥六世不得不在一年后动用强权逼迫尼古拉一世辞职（后者直到利奥六世临终前才得以复职）。在这场较量里宗主教败下阵来，可一旦换上一位根基不稳的皇帝，皇权就不得不向教权做出实质让步。969年尼基弗鲁斯·福卡斯遇刺身亡，参与合谋的皇帝外甥约翰一世·齐米斯西斯（969年至976年在位）与尼基弗鲁斯的皇后（兼约翰一世的情人）狄奥法诺准备接管政权，当时的宗主教波利埃克塔斯（970年去世）同样拒绝让约翰一世踏入圣索菲亚大教堂，强令约翰一世必须先抛弃狄奥法诺并将其逐出首都，再公开忏悔罪行，然后才准予入堂举行加冕典礼，约翰一世最终只能照办。仪式体系越是繁密，政治人物在重大危机或日常角力中借题发挥的空间就越大，而在各方不断的操纵与博弈之下，制度本身也在持续发生演变。

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与游行共同搭起了一座庞大的政治舞台，官僚体系内的各个部门与职级直接围绕皇帝运转，构成了皇权统治的底座。在某种意义上，这套官僚机构甚至比皇帝个人更为稳固，因为皇帝本人随时可能被废黜或架空，而官僚机器依然照常运转，其坚固程度超过了6世纪以后欧洲的任何政治体，也超过了除阿拔斯王朝最初一百年之外的阿拉伯哈里发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曾将19世纪的巴厘岛称为剧场国家，意指其政治体系完全由仪式构成。拜占庭并非纯粹的剧场国家，因为无论是维持排场、谋取官位还是向外国使节展示国力，底下都需要庞大的现金流支撑。949年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首次出使拜占庭拜见君士坦丁七世时，不仅在皇宫里见识了那棵造价高昂、缀满机械鸣鸟的铜树，还亲眼目睹了一场在棕枝主日前一周举行的发薪仪式。在仪式上，皇帝亲自将一袋袋金币逐一放到排队上前的高级朝廷官员与军队将领肩膀上，由于领薪的高官人数众多，单是这一项流程就持续了整整三天，级别较低的官员则留到第二周从宫廷总管手里领取俸禄（柳特普兰德当面向君士坦丁七世表示，如果自己也能参与领赏就会更喜欢这项活动，君士坦丁七世随即赏了他一磅黄金）。这场公开的发薪仪式挑明了整个拜占庭官僚阶层的核心驱动力，官员们渴望获得带薪的官职，既是为了行使权力（真正能掌握核心实权的人其实寥寥无几），更是为了凭俸禄维持自身的财富与体面生活。正如狄奥多西或查士丁尼时代的政权稳固性建立在税收之上一样，君士坦丁七世时代的这套仪式世界，同样依托于自9世纪早期以来重新整顿完备的帝国税收系统。在949年的时候，拜占庭皇帝的富裕程度远超基督教欧洲的任何一位君主，也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的穆斯林统治者，而那套极尽繁复的仪式程序，首要功能正是将这种财政与国力上的绝对优势直观地展示出来。

13.2

这套正教与宫廷交织的政治格局，直接起点是843年3月11日（四旬斋的第一个星期日），摄政太后狄奥多拉及其幕僚在这一天终结了反圣像运动，通过一场正式游行恢复了圣像崇拜的正统地位，并将该日定为年度纪念日。狄奥多拉之子米海尔三世（842年至867年在位）的皇权先后由母亲狄奥多拉与舅舅巴尔达斯把持。866年巴尔达斯遇害后，大权落入马夫出身的宫廷总管巴西尔手中。在拜占庭，家族血统的分量虽不及西欧那样重，但巴西尔如此迅速的崛起依然颇为罕见。867年，巴西尔杀死米海尔三世自立为帝，称巴西尔一世（867年至886年在位）。为了替自己的弑君行为寻找合法性借口，巴西尔一世将前主米海尔三世描绘成一名无能的酒鬼，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稳固的马其顿王朝，使其家族对拜占庭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056年，成为帝国历史上国祚最长的王朝。

巴西尔一世即位时面临的外部地缘局势对拜占庭相当有利。自861年起，阿拔斯哈里发国陷入严重的内部政治危机（详见第14章），这个欧亚大陆西部最强大的政权自此一蹶不振（仅在利奥六世在位期间有过短暂复苏），解除了长期压在拜占庭头顶的生存威胁。早在863年，梅利泰内（今马拉蒂亚）的埃米尔在率军袭扰安卡拉地区时便已兵败身亡。到了9世纪70年代，巴西尔一世正式转守为攻，挥师翻越托罗斯山脉，袭击奇里乞亚与幼发拉底河谷，一举消灭了盘踞在托罗斯山区维持自治的基督教保罗派异端武装，并将帝国的影响力深入推进到新近与拜占庭结盟的亚美尼亚巴格拉图尼诸王国之中。9世纪80年代，巴西尔一世将目光转向西方，面对阿拉伯人对西西里岛的长期征服（西西里首府锡拉库萨于878年陷落），他虽然未能扭转败局，但他的将领们却在880年至888年间利用阿拉伯人袭扰在意大利本土南部造成的混乱，将南意大利的大片土地重新纳入帝国版图，占领了伦巴第各公国的诸多领地并将其收为附庸，使拜占庭在西方的强大存在又延续了整整两个世纪。

此时拜占庭在近处最直接的军事对手，是自克鲁姆可汗时代以来已经统治巴尔干中北部达五十年之久的保加尔汗国。关于保加尔政权内部的具体运作机制，现存史料记载有限。该国先后定都于普利斯卡与（自9世纪90年代起）普雷斯拉夫，两处都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均出土了可观的财富，普雷斯拉夫还拥有颇为宏伟的石构建筑，加上南境耗资巨大的色雷斯大围墙，足见其国力不俗；但保加尔国家的财政基础至今不甚明晰，可汗虽向附庸部族收取贡品，其军队的供养大抵仍需依赖国内半自治的贵族阶层（boilades或bolyary）。当拜占庭在9世纪60年代从东部前线的防御压力中解脱出来后，保加尔人若想抵挡住帝国的反扑，就必须迅速引进拜占庭的政治技术，而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基督教与教会组织。

864年拜占庭出兵进攻保加利亚，保加尔可汗鲍里斯一世（852年至889年在位）随即在865年同意受洗并允许传教士入境。如此迅速的妥协说明鲍里斯一世在此前便已有过权衡，尽管改宗之举在国内立即激起了贵族叛乱。平定内乱后，鲍里斯一世将来自君士坦丁堡与罗马的传教团双双请进国内，在两大教廷之间左右逢源以争取最大程度的教会自治权。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这场传教竞争，最早起于863年摩拉维亚统治者拉斯蒂斯拉夫（当时在法兰克东部边疆统治着一个强大的斯克拉文政治体，详见第20章）邀请拜占庭传教士君士坦丁-西里尔与麦瑟迪乌斯兄弟前去传教。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858年至867年在位）认为摩拉维亚理应归属拉丁传教团管辖，在抗议未果后，尼古拉一世于867年成功说服急需外部承认的篡位皇帝巴西尔一世免去了佛提乌的宗主教职位，理由是佛提乌当初的选举程序不符合教会法。不过巴西尔一世很快便与佛提乌达成和解，佛提乌在9世纪70年代初入宫担任皇子利奥六世的教师，并于877年重返宗主教之位。教皇插手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任免的举动，叠加双方围绕摩拉维亚与保加尔管辖权的激烈争夺以及教义分歧的扩大，使东西两大教会陷入了自反圣像运动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关系危机。

这场争夺最终顺着地缘政治的现实落定，靠近法兰克的摩拉维亚并入拉丁语世界，紧邻拜占庭的保加尔则留在了希腊语世界，两大教会的紧张关系也在9世纪80年代随之缓和。鲍里斯一世选择倒向希腊一方获得了丰厚的制度回报，保加尔教会在870年获承认为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自治教会，拥有自己的大主教。885年麦瑟迪乌斯去世后，鲍里斯一世热情接纳了被摩拉维亚驱逐出境的麦瑟迪乌斯门徒，全盘引进了君士坦丁-西里尔当初为摩拉维亚人设计的斯拉夫语祷文（这一祷文至今仍是斯拉夫东正教的核心传统），西里尔字母也于9世纪后期在普雷斯拉夫被创制出来，催生了大批斯拉夫语宗教文献，并推动斯拉夫语逐步取代突厥语成为保加尔汗国的主要语言。保加尔人由此建立起一套行事风格日益拜占庭化、但在文化认同上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统治体系。

哪怕到了鲍里斯一世之子西美昂（893年至927年在位）统治时期保加尔与拜占庭再度兵戎相见，这种拜占庭化的政治风格也未曾逆转。西美昂在894年至897年、913年至924年间两次与拜占庭开战并连获大胜，更于913年和920年至924年两度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重现了当年克鲁姆可汗的威势。西美昂在913年或稍后不久正式称帝（basileus，斯拉夫语称为沙皇tsar，词源即罗马的恺撒），到924年更是自称保加尔人和罗马人的皇帝，引起拜占庭朝廷的极大戒备，担心他企图直接夺取拜占庭皇位（首席秘书狄奥多尔·达夫诺帕蒂斯在信中反唇相讥，问他为何不干脆把哈里发的头衔也一并加到自己头上）。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墙最终挡住了保加尔人的攻势，西美昂去世后，其继承人彼得（927年至968年在位）与拜占庭重新缔结和约，保加尔政权的地位在此时达到顶峰。考古发掘显示，彼得在位期间普雷斯拉夫等地使用的公文铅封数量显著增加（铅封正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拜占庭式官僚行政机构的标志），保加尔大主教也在这一时期正式升格为宗主教。与此同时，彼得治下的保加利亚内部还衍生出了本土的基督教异端鲍格米勒派。该教派秉持二元论观念，认为物质世界是由魔鬼创造的，并以此为据批判保加尔社会内部不断加剧的阶级分化（神父科斯马斯曾在960年前后用斯拉夫语撰写檄文痛批鲍格米勒派的上述主张）。鲍格米勒派后来直接影响了12至13世纪盛行于西欧的迦他利派异端，成为西美昂与彼得时代的保加利亚留给后世持续时间第二长的文化输出（仅次于斯拉夫语礼拜祷文）。

在拜占庭内部，利奥六世在位期间西边需要应付保加尔人的侵扰，东边又要提防短暂复苏的阿拔斯王朝，他在战场上的建树虽不及父亲巴西尔一世，但基本守住了既有疆土，他撰写的《战术》还带动了此后一个世纪拜占庭军事指南类著作的编纂风潮。利奥六世一生最挂心的是中央集权与马其顿王朝的血脉延续，他之所以顶着引发教会危机的风险坚持与情妇佐伊完成第四次结婚，正是为了确保自己唯一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能够合法继位。913年君士坦丁七世继位成为唯一皇帝时年仅八岁，在此后的七年时间里，重新出任宗主教的尼古拉一世、在913年发动未遂政变的近卫军长官（domestikos tōn scholōn，实质上的东罗马军队总司令）君士坦丁·杜卡斯、发动第二次战争的保加尔沙皇西美昂，以及在914年至919年间强行接管摄政议事会的太后佐伊，围绕摄政权乃至皇位展开了激烈争夺。最终在角逐中胜出的是海军司令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他在919年发动政变控制皇宫，将女儿海伦娜嫁给小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并于920年加冕为大皇帝（即罗曼努斯一世，920年至944年在位）。由于马其顿王朝此时根基已深，罗曼努斯一世始终不敢轻易废黜女婿，他在924年写给西美昂的信件（由狄奥多尔·达夫诺帕蒂斯执笔）里依然公开表白自己对君士坦丁七世的忠诚，但身为共治皇帝的君士坦丁七世在实质上已被边缘化。直到944年底罗曼努斯一世被自己的亲生儿子们发动政变推翻，君士坦丁七世才在一个月后顺势拿下罗曼努斯诸子，于945年时隔二十五年重新单独执掌皇权。

罗曼努斯一世在位期间重用了一位极为忠诚且富有才干的近卫军长官约翰·库尔库阿斯（922年至944年在任）。自927年拜占庭与保加尔人缔结和约后，约翰·库尔库阿斯在随后的十五年里将战略重心彻底转向东方边境，趁着阿拔斯王朝再度陷入瘫痪的契机，把延续百年的边境袭扰战升级为领土征服战。934年他一举攻克边境重镇梅利泰内，对亚美尼亚施加了强大影响，又在944年兵临埃德萨城下，迫使埃德萨的埃米尔接受和约并交出珍贵的基督教圣物曼迪罗圣像（即绘有耶稣圣容的麻布，随后被迎入君士坦丁堡皇宫供奉）。945年君士坦丁七世单独掌权后，任命巴尔达斯·福卡斯为近卫军长官（福卡斯家族在利奥六世与佐伊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把持着这一要职），955年巴尔达斯之子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子承父业。福卡斯父子两人接过约翰·库尔库阿斯的帅印继续向东推进，共掌帝国最高兵权达二十五年之久。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于958年攻占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萨莫萨塔，在君士坦丁七世之子罗曼努斯二世（959年至963年在位）统治期间更是全面开花，他先在961年跨海收复了自827年以来屡攻不克的爱琴海南部战略要地克里特岛，接着在962年控制整个幼发拉底河上游，于962年至965年占领奇里乞亚，965年攻克塞浦路斯，最终在969年收复了东罗马故都安条克。

作为几个世纪以来战功最显赫的将领，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在963年罗曼努斯二世早逝、仅留下两名年幼继承人（即巴西尔二世与君士坦丁八世）时，顺势复制了当年罗曼努斯一世的政变模式，迅速返回首都迎娶罗曼努斯二世的遗孀狄奥法诺，自任大皇帝（即尼基弗鲁斯二世，963年至969年在位），将两名年幼的共治皇帝边缘化，并成为自巴西尔一世以来首位亲自统兵出征的皇帝。969年，尼基弗鲁斯二世被自己的外甥（同时也是约翰·库尔库阿斯的侄孙）约翰一世·齐米斯西斯（969年至976年在位）刺杀。同样亲自领兵作战的约翰一世在东线一路向南推进至贝鲁特，迫使叙利亚其余地区的阿拉伯统治者悉数纳贡称臣；在巴尔干前线，他也取得了决定性突破。此前在967年，基辅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详见第20章）曾在尼基弗鲁斯二世的唆使下出兵进攻保加利亚并占领普雷斯拉夫，到了969年，斯维亚托斯拉夫卷土重来，不仅控制了整个保加尔国家，还将兵锋直接指向拜占庭本土。约翰一世在971年发起迅猛反击，将罗斯势力驱逐出保加利亚，随即利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在君士坦丁堡的君士坦丁广场举行正式仪式废黜了保加尔沙皇鲍里斯二世（968年至971年在位），彻底终结了持续两个世纪的保加尔战争。到976年去世时，约翰一世已经控制了从多瑙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广袤疆域，帝国版图比罗曼努斯一世时期扩大了三分之一以上。拜占庭人在扩张中保持了相当的审慎，没有贸然南下进攻耶路撒冷或东征巴格达，这种克制使尼基弗鲁斯二世与约翰一世在东线打下的疆土稳固维持了一百多年，直到11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塞尔柱突厥人全面入侵时才被打破。

13.3

后世学者在叙述11世纪拜占庭历史时，往往将其概括为文官势力与军队势力的二元对立与交替掌权，这种说法即便放在11世纪也失之简单，而用来描述10世纪的政局则完全偏离了事实。

马其顿王朝虽然看似带有浓厚的文官传统，并在罗曼努斯一世、尼基弗鲁斯二世与约翰一世这三位军人皇帝在位期间一度被边缘化（尼基弗鲁斯二世在首都停留时虽然照章参加各类仪式，但私下里确实感到被繁文缛节束缚了手脚），可文官与武将在10世纪绝非两个壁垒分明的敌对阵营。海军出身的罗曼努斯一世登基后，绝大多数时间都像利奥六世和君士坦丁七世那样待在首都理政；军队将领只要不在前线打仗，在宫廷仪式里扮演的角色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文官；况且个人在文官与军官轨道之间随时可以切换。例如尼基弗鲁斯·乌拉诺斯（1007年后去世），他在10世纪80年代担任掌管御用墨水瓶的文官，负责起草机密文件，后来却出任领兵大将，参加了997年至999年的战事，并在999年后出任安条克总督（他生前既写过军事指南，也写过诗歌与圣徒传记）。同一个家族内部同样可以亦文亦武，例如阿吉鲁斯家族，该家族的大多数男丁如巴西尔和利奥都是活跃在意大利与东方前线的将军，但他们的兄弟罗曼努斯·阿吉鲁斯（后来成为皇帝罗曼努斯三世，1028年至1034年在位）却走文官路线，担任君士坦丁堡的城市行政长官并掌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财政工作。

最能证明文官与武将之间不存在制度性对立的人物，是罗曼努斯一世的私生子巴西尔·利卡潘努斯（985年后去世）。巴西尔幼年时在父亲罗曼努斯一世的授意下被阉割为宦官，顺理成章地走了文官路线（但他也在958年亲自参加过至少一次东线战役）。945年他协助姐夫君士坦丁七世发动政变推翻了自己的亲兄弟，获封为宫廷总管（parakoimōmenos）。在945年至985年的四十年间，除了罗曼努斯二世在位的四年，他始终是拜占庭文官政府的实际首脑，先后积极辅佐过文人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军人皇帝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与约翰·齐米斯西斯，并在约翰一世死后协助年轻的巴西尔二世（976年至1025年在位）度过了亲政最初十年的危机。巴西尔·利卡潘努斯在需要改换门庭时从不犹豫（他在尼基弗鲁斯二世遇刺转投约翰一世的政变中便是合谋者），并在任内利用职权聚敛了巨额财富，但历任不同类型的皇帝都离不开他所代表的行政连续性。首都的文官政府与前线的军队将领在机制上彼此依赖，文官负责征税聚财以供养军队，军队则负责作战以保卫文官政权，双方对这一共生逻辑均心知肚明。

接掌帝国的巴西尔二世则直接将这两条政治脉络合二为一，他既是马其顿王朝的正统皇位继承人，又秉持着与尼基弗鲁斯·福卡斯高度相似的禁欲军人作风（终身未婚，亦无子嗣），且对文学学问毫无兴趣。11世纪60年代的学者米海尔·普塞罗斯在著作中特意指出，巴西尔二世虽然尊重拜占庭的仪式体系，却极力避开浮华的炫耀，“巴西尔参加游行并接见地方长官的时候，身上只穿一件紫袍，还不是特别明亮的那种紫，而是普通的暗色的紫，只有几颗宝石能显示出他和别人的不同”。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军营里度过，991年至995年间甚至未曾在首都待过一天，直接导致必须有皇帝在场才能选举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职位空缺了整整四年；与此同时，他又对征税敛财极为上心，据传在他漫长的统治结束时，由于国库盈余实在太多，原有的库房无法容纳，只能专门在皇宫地下开凿隧道来存放成堆的钱币。

巴西尔二世的绝对权威是在平定早年数次将领叛乱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那些叛将无一不是想要复制尼基弗鲁斯二世与约翰一世当年黄袍加身的成功路径。第一个起兵造反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公爵巴尔达斯·斯克雷罗斯，978年巴西尔二世起用尼基弗鲁斯二世的侄子、担任家族传统职位近卫军长官的小巴尔达斯·福卡斯前往前线，将斯克雷罗斯的叛军驱逐出境。此时巴西尔二世本人更担忧的是保加利亚局势，前保加尔国土的西部边陲（今塞尔维亚与马其顿地区）自1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叛乱不断，到80年代中期汇聚到首领萨穆伊尔麾下。986年，亲自统兵出征的巴西尔二世在今保加利亚西部被萨穆伊尔击败，萨穆伊尔趁势控制了昔日西美昂与彼得时代的大部分保加利亚故土（仅剩普雷斯拉夫周边的旧核心区仍留在拜占庭手中）。986年西线的惨败立刻诱发了东线军事豪族的再度反叛，巴尔达斯·斯克雷罗斯于987年卷土重来，受命前去平叛的小巴尔达斯·福卡斯这次干脆自己称帝，他先与斯克雷罗斯结盟，随即将后者扣押软禁。由于前皇尼基弗鲁斯二世在军中享有极高声望，小巴尔达斯·福卡斯的叛乱对皇位的威胁远超斯克雷罗斯，整个东部的军队悉数倒向福卡斯麾下。走投无路的巴西尔二世只得向基辅罗斯人求援借兵，最终于989年在达达尼尔海峡岸边的阿拜多斯战役中击败并杀死了小巴尔达斯·福卡斯（重获自由的斯克雷罗斯于一年后向皇帝投降，并得到了罕见的优待）。

自989年阿拜多斯之战后，巴西尔二世彻底掌握了对军队与宫廷的绝对控制（他在985年便已免去了权臣巴西尔·利卡潘努斯的宫廷总管职务）。由于此时控制埃及的阿拉伯法蒂玛王朝（详见第14章）在叙利亚的势力日渐强盛，巴西尔二世不再像10世纪60至70年代的前任那样在阿拉伯前线大举进攻，只在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各省建立霸权，将帝国的东部边界一路推至今日的土耳其与伊朗边境一线（亚美尼亚国王虽在首都阿尼保持独立，但整个地区已被纳入拜占庭的势力范围）。巴西尔二世将主要军事力量全部投向了与萨穆伊尔的持久战。萨穆伊尔以马其顿为基地主动出击，兵锋一度深入希腊腹地，并于997年在马其顿正式自称沙皇。巴西尔二世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反复拉锯，直到1014年才彻底摧毁萨穆伊尔的主力部队，并于1018年完全平息残余势力的抵抗，将保加利亚全境与亚美尼亚人一道吸纳进自己的军队体系之中。在从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算起的七十年间，战争经济已经成为拜占庭国家结构的有机构成部分。巴西尔二世在军事上几乎完全依赖由8至9世纪各支精锐扩充而来的中央职业近卫军（tagmata），并从四方大举招募外籍雇佣军，尽管军费开支庞大，战争带来的收益与严密的赋税征收依然让国库保持了巨额盈余，使帝国在他1025年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继续维持着强盛局面，直到11世纪70年代遭遇塞尔柱突厥人的猛攻。

13.4

到了10世纪中期，拜占庭政坛上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已经拥有了固定的家族姓氏。这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在9世纪时，个人的昵称还极少作为姓氏传给后代，甚至到了10世纪，姓氏的使用也尚未完全定型，比如库尔库阿斯家族的男性后代约翰便以意为矮子的个人外号齐米斯西斯行世，而利卡潘努斯家族这一姓氏更是要到11世纪才见诸史料，在10世纪的文献里尚未出现。更重要的是，10世纪那些权倾朝野的大家族，绝大多数其实刚刚兴起不久。福卡斯家族的开创者福卡斯最初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在9世纪70年代才获巴西尔一世提拔出任行省总督；库尔库阿斯与利卡潘努斯家族的第一代同样是巴西尔一世的同辈人；阿吉鲁斯家族与杜卡斯家族在9世纪40年代才首次出现在史料中；斯克雷罗斯家族的渊源稍长，但也只能追溯到9世纪初的尼基弗鲁斯一世时期。这些家族即便在更遥远的过去真有什么显赫祖先，此时也认为没有必要再去提起，家族认同从近几代算起便已足够。利奥六世在《战术》一书里便乐于借用前人观点，主张选拔将军不应看重显赫家世，因为出身低微的人往往更有动力在战场上证明自己；一个世纪后的巴西尔二世在996年颁布法典痛批权贵（dynatoi）的种种不法行为时，依然明确指出这些权贵完全可以“出身于普通人，随后获得官职，并得到荣誉和大量财富”，而他对所谓古老家族的界定，也不过是像近卫军长官家族那样，其后代“都是同等的权贵，其成功延续超过70年乃至100年”。贵族势力与家族意识在10世纪固然明显增强，但高贵血统本身尚未演变成为凌驾一切的垄断性概念。

构成拜占庭贵族身份的核心要素是国家官职与土地财产。上述各大军事家族均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与东部边境拥有大片地产，福卡斯家族与阿吉鲁斯家族根基在卡帕多西亚，斯克雷罗斯家族则在梅利泰内周边（尽管这一时期的史料里还没有浮现出12世纪怀旧边疆史诗《迪格尼斯·阿克里塔斯》里那种近似西欧骑士精神的价值观，但这些家族在边境战争环境中脱颖而出可谓顺理成章）。我们可以拿本时期野心最持久、史料记载也最翔实的福卡斯家族作为剖析样本。始祖福卡斯之子大尼基弗鲁斯·福卡斯是家族中第一位在政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他与父亲一样受宠于巴西尔一世，随后在利奥六世统治初期出任近卫军长官并任职近十年。他的儿子利奥在佐伊太后摄政期间担任同一职位，于917年惨败于保加尔人，919年被夺权的罗曼努斯一世免职，并在随后的叛乱失败后被刺瞎双眼。利奥的兄弟巴尔达斯在罗曼努斯一世在位期间被长期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直到945年君士坦丁七世亲政后才被重新召回，与儿子小尼基弗鲁斯接连执掌帝国最高兵权达二十五年之久，小尼基弗鲁斯最终更在963年登基成为尼基弗鲁斯二世皇帝。小尼基弗鲁斯的弟弟小利奥同样是名将，在兄长称帝后转任首都文官，969年约翰·齐米斯西斯发动弑君政变后，手中无兵且反应稍慢的小利奥试图为兄长复仇，于971年政变失败后同样被刺瞎双眼。987年至989年间起兵反叛巴西尔二世并战死阿拜多斯的近卫军长官小巴尔达斯，正是这位盲眼小利奥的儿子。在989年平叛之后，巴西尔二世自然不再重用福卡斯家族的成员，但小巴尔达斯的儿子尼基弗鲁斯依然有能力在1022年以卡帕多西亚为基地发动叛乱（他大抵是在安纳托利亚总督尼基弗鲁斯·希菲亚斯的鼓动下起事的，后者需要借用福卡斯家族在军中的人望来充当傀儡），他的儿子或侄子巴尔达斯又在1026年叛乱了一次，最终前者被杀、后者被刺瞎双眼，福卡斯家族自此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福卡斯家族虽然最终以叛乱者的形象载入史册，但在987年小巴尔达斯造反之前的一百年里，他们却是整个帝国最成功的军事统帅家族，执掌东方军队最高指挥权的时间累计长达四十五年，并长期把持安纳托利亚与卡帕多西亚的省级军政职位。这组家族履历揭示出一个相当关键的机制特征，即福卡斯家族虽然在卡帕多西亚老家和首都拥有足以安享尊荣的大片地产，但他们唯有在担任朝廷官职时才会被视作真正的重要人物；一旦在罗曼努斯一世或巴西尔二世治下失去官职，他们就只能如同一位亚美尼亚编年史家所言，“像关在笼子里的狮子那样咆哮”。在拜占庭的政治结构里，单靠土地财富与延续三四代的家族名望并不足以保障政治地位，权力的行使必须借由国家官职才能实现（其他名气稍逊的家族一旦失去官职，在史料中更是直接销声匿迹）。

当然，贵族名下的地产规模在10世纪确实处于扩张之中，早在9世纪末，曾在巴西尔一世发迹前资助过他的女富豪达尼利斯（约890年去世），据传便已在希腊南部拥有超过80处地产。皇室显然认为地方权贵势力的膨胀已经构成了威胁，从928年的罗曼努斯一世一直到996年的巴西尔二世，期间除了约翰·齐米斯西斯之外的每一任皇帝都曾颁布法令，阻击权贵（dynatoi）对自耕农及军区士兵土地的兼并。这些法令规定，当农民因遭遇灾荒（如927年至928年的大饥荒）或迫于地方豪强威胁而不得不出售土地时，同村的亲属、共同纳税的邻居或乡村社群享有优先购买权，严禁外部权贵插手收购；属于塞姆制军区部队的农民士兵（尽管此时军区部队在军事体系中的地位已被中央近卫军边缘化）同样不得随意出卖份地。罗曼努斯一世在934年的法令中指出，权贵敛地已经直接威胁到国家的赋税征收；君士坦丁七世在947年至948年担忧破产的农民士兵会转而投靠权贵的私人武装；尼基弗鲁斯二世在966年或967年带着罗马复兴主义者的口吻宣称，“我们希望权贵只从权贵手里买地，士兵和穷人也从和他们地位相当的人手里买地”（这一思路与4世纪罗马帝国限制社会流动的法令如出一辙）；巴西尔二世则在996年的法典中指责国家官员直接吞并整个村庄的土地，并强迫商人将集市转移到权贵私自设立的市场以截留商税。

我们在解读这批措辞严厉的皇家法令时，固然不能忽略10世纪贵族财富增长与欺压乡里的事实，但也无需过度轻信皇帝们在法条序言里渲染的末日危机修辞。首先，帝国的税收系统根本没有因为权贵买地而动摇，巴西尔二世在连年征战之余依然攒下了需要挖地下隧道存放的巨额金币储备；其次，直到10世纪末，也没有确凿证据显示大地主真的已经在拜占庭乡村占据了全面统治地位。在希腊南部，达尼利斯的事迹与一部名为《底比斯地籍》的地方税务普查记录确实表明，雅典以北的部分区域由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占优势（即便如此当地也依然存有少量自耕农），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几个军事贵族大本营情况大抵相仿；但在档案留存最为丰富的希腊北部阿托斯山地区，各大修道院（尼基弗鲁斯二世与巴西尔二世虽然在法令中抱怨修道院兼并土地，但尼基弗鲁斯二世本人同时也在大力资助阿托斯山的修道院扩张）在收购土地时，面对的却是像耶里索斯这样组织严密、拥有土地的强悍自由农民城镇社群。而在小亚细亚的爱琴海沿岸以及拜占庭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自由自耕农拥有土地的格局在此后更是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把10世纪的拜占庭与同时代的西欧放到一起对比，两者的结构分野便一目了然。拜占庭大家族在地方乡村的支配程度远不及西方贵族（详见第21章及第22章），其政治影响力对国家官职的依赖度却比西方高得多。在加洛林王朝、奥托王朝与晚期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贵族同样依赖国王的庇护，唯有像10世纪的西法兰克那样当王权彻底瓦解时，贵族才会被迫退回地方修筑城堡自力更生。而在10世纪的拜占庭，建立在货币土地税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权正处于全盛状态，官员从首都领取的高额俸禄、军队指挥权以及在宫廷出头露面的机会，将整个精英阶层牢牢吸附在中央政权周围，地方割据自治在这里根本没有生存的市场。阿托斯山地区留存下来的省级司法档案（多为各修道院之间旷日持久的土地边界诉讼）同样显示，负责审理这些地方案件的法官往往直接由君士坦丁堡派遣，并与地方行政官员协同办案，中央公共权力对基层司法保持着实质且系统的干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福卡斯等军事豪族高度警惕的巴西尔二世，却从未费心制定规则来延续自己的王朝血脉，他不仅自己终身未婚，也从未督促他那平庸的弟弟兼继承人君士坦丁八世（1025年至1028年在位）趁着两个女儿尚在育龄及早招婿传代。巴西尔二世很清楚自己死后不久就会有其他家族的人坐上皇帝宝座，但他对此毫不在意，因为在这套由税收、官僚、法典与宫廷仪式精密咬合而成的国家机器里，帝国的强盛与稳定本来就不系于单一家族的存亡。

Chapter14-从阿拔斯的巴格达到倭马亚的科尔多瓦，750—1000

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豪盖勒（约990年去世）对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抱有极深的成见。这座城市在831年由阿拉伯人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物产丰饶，市容繁华，伊本·豪盖勒在著作中也确实拿出了好几页篇幅去记录城里的可观之处。巴勒莫由旧教堂改建而成的中心大清真寺可以同时容纳7000人礼拜，全城大大小小的清真寺超过300座，密度之高举世罕见，有些街区甚至一座紧挨着一座。城内的专业集市门类齐全，灌溉系统完善的果园与花园遍布内外，这里还是当时除了埃及之外唯一能够专业生产莎草纸的地方。可在伊本·豪盖勒眼里，巴勒莫人完全糟蹋了脚下肥沃的土地，他们把大好农田拿去成片种植洋葱，并且成天生吃这种作物，把脑子吃坏了。按照他的说法，整座巴勒莫城里找不出一个有智慧、懂技术或者精通某门学问的人，也找不出一个受高尚或虔诚情感驱动的人，全城没有一人够格出任法官，当地的学校里虽然挤满了教师，但那群人全是蠢货，混进学校教书无非是为了逃避兵役。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西西里人偏偏自我感觉极好，明明阿拉伯语发音错误百出，连基本的逻辑辩论都无法完成，对伊拉克学界在法学与神学上的真正思辨一无所知，只会机械背诵几条表面教条，乡村地区更是连伊斯兰法的皮毛都没能掌握。伊本·豪盖勒为此专门写过一本小册子痛骂西西里人有多么愚蠢（很不幸，这本专著后来佚失了），并在他那部宏大的地理志《大地之形》末尾不无惊讶地感叹，西西里的土地如此肥沃，岛上的居民在10世纪70年代却过得如此贫穷，全岛上下真正算得上拿手的行当只有纺麻一项。

西西里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伊本·豪盖勒，如今已无从考证，但这位挑剔的旅行家在评价各地风物时确实拥有足够宽广的参照系。伊本·豪盖勒出生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尼西比斯，自幼在巴格达长大，于943年离开首都开启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远行，足迹遍及北非、西班牙、亚美尼亚、伊朗境内的法尔斯与呼罗珊，随后折返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与埃及，最后才踏上西西里岛。在三十年的跋涉中，他习惯于用一套统一的标尺去丈量并比对伊斯兰世界的各个角落，比如判定埃及的商业都会福斯塔特面积大约只及巴格达的三分之一，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则相当于巴格达的一半，叙利亚北部曼比季出产的牛轧糖是中亚布哈拉之外品质最好的，而摩洛哥沙漠边缘的贸易重镇西吉尔马萨富庶到了让伊拉克与呼罗珊的读者根本不敢相信的地步。耐人寻味的是，在伊本·豪盖勒四处游历的10世纪中后期，整个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早已四分五裂，同时并存着十到十五个互不统属的独立政权，沿途的统治者里固然有几个待他不错，绝大多数却令他生厌，有的甚至直接下令将他驱逐出境。但政治版图的碎裂在伊本·豪盖勒笔下几乎不构成任何障碍，因为所有这些割据政权依然被包裹在同一个穆斯林社群与同一套文化网络之内。

这种跨越地理阻隔的文化与宗教同一性，最初固然是由倭马亚王朝的军事征服开拓出来的，但真正将其浇筑成型并固化下来的，却是阿拔斯哈里发国统治的前一个半世纪。阿拔斯王朝在750年至861年间维持着高度集权的政治霸权，其大国威权一直延续到10世纪20年代，距离伊本·豪盖勒动身旅行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尽管阿拔斯王朝的新都巴格达在地理上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在昔日罗马帝国的疆界之内，可在公元750年至1000年这一历史阶段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巴格达在经济体量与书面文化上的分量压倒了西方世界的任何一个中心，其辐射力不仅笼罩着北非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西班牙的倭马亚政权以及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宫廷，甚至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亚琛，迫使查理曼的法兰克朝廷也不得不密切关注哈伦·拉希德的一举一动。

14.1

747年至750年的阿拔斯革命推翻了叙利亚的倭马亚王朝，但新政权的行政与财政框架直到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754年至775年在位）手里才算真正搭建完毕。曼苏尔即位之初面对的是一盘极不安稳的棋局，他不仅要动手清除直系家族内部的夺权叔伯，镇压762年至763年由阿里后裔掀起的武装大叛乱，还必须在替阿拔斯家族打下江山的呼罗珊主力部队与被击败的伊拉克及叙利亚旧军人集团之间维持微妙的权力平衡。755年，曼苏尔果断处决了功高震主的呼罗珊统帅阿布·穆斯林，抹平了革命时期的政治债务，并于762年在底格里斯河畔平地建起了新都巴格达。这座以标志性的环形内城为核心的都城，专门用来安置被称为子弟兵（abna）的呼罗珊常备军，并吸纳来自帝国各地、尤其是伊拉克本土的行政官僚精英。

巴格达在9世纪的人口规模大抵突破了50万人。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首先得益于底格里斯河充沛的水源与便利的漕运（相比之下，前朝旧都大马士革受制于内陆绿洲有限的水资源，城市体量从来无法膨胀到这一数量级），同时也仰赖于叙利亚与伊拉克之间的加济拉平原、尤其是伊拉克南部黑土地（Sawad）的农业产出。阿拔斯王朝早期在伊拉克南部大举兴修水利灌溉工程，使这片冲积平原的农业生产力一举超越了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但真正让巴格达成为超级都会的制度引擎，是曼苏尔建立起来的跨区域中央集权财政体系。在倭马亚时代，驻扎在各行省军营城市里的阿拉伯军人有权截留本地的大部分赋税充当军饷；而阿拔斯王朝通过武力重新征服了除西班牙之外的全部伊斯兰疆域，曼苏尔借机剥夺了各省阿拉伯驻军支配地方税收的特权，将帝国各省的赋税源源不断地抽调回巴格达。国家通过税收向驻京军队和庞大官僚机构发放薪俸，军人、官吏的消费需求又反过来养活了城内成千上万的商贩、手工业工匠与服务人员，这些城市人口再向国家缴纳商税，由此形成了一个围绕中央财政运转的巨型城市经济闭环。

为了管理这套规模远超倭马亚前朝、甚至超过4世纪以来历代罗马皇帝的财政资源，曼苏尔对中央官僚机构进行了系统改造。倭马亚时期便已存在的秘书官（kuttab）在此时被明确分派去执掌中央各个专门机构（迪旺）或地方财税部门，而在所有行政部门之上，曼苏尔设立了总揽执行权的首席大臣职位，即维齐尔（wazir，首位担任该职的大抵是约755年至770年主政的阿布·阿尤布）。在随后的岁月里，维齐尔的权柄不断膨胀，但阿拔斯哈里发也在制度上为其保留了明确的制衡边界，各行省的总督直接向哈里发本人负责而不受维齐尔统辖（不过行省的税务主管依然归维齐尔节制），而在巴格达宫廷内部，负责管理哈里发内廷事务并控制觐见通道的侍从长（hajib）更是长期充当维齐尔的政治对手。

曼苏尔打下的集权底盘在儿子马赫迪（775年至785年在位）与孙子哈伦·拉希德（786年至809年在位）统治时期得到了延续。尽管与拜占庭的边境交战未曾停歇，埃及、呼罗珊东部以及摩苏尔以西的加济拉地区也先后爆发过严重的抗税叛乱与农民起义，但帝国的中央财政与行政架构并未受到动摇。哈伦·拉希德之所以在后世成为知名度堪比萨拉丁的穆斯林君主，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世纪晚期定型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对他的文学渲染。可在真实的政治运作中，拉希德本人的精力主要投放在前线征战与宫廷仪式上，在786年至803年的十七年间，帝国的日常统治实权完全掌握在维齐尔叶海亚·伊本·哈立德·伊本·巴尔马克（805年去世）及其两个儿子法德勒与贾法尔手中。叶海亚是曼苏尔时代高官之子，也是拉希德年少时的导师，巴尔马克家族父子三人几乎包揽了中央各核心部门与各大行省的总督职位。阿拔斯王朝臻于成熟的财政汲取机制正是出自巴尔马克家族的设计，这套机制经常直接绕过行省总督（除非总督本人就是巴尔马克家族成员），将更高比例的行省税款直接解缴巴格达国库。然而在803年，日益忌惮巴尔马克家族大权独揽的拉希德突然翻脸，下令将宠臣贾法尔斩首，并把叶海亚与法德勒等巴尔马克家族成员悉数投入大牢。这场毫无征兆的清洗在后世阿拉伯文人笔下被反复嗟叹，因为就在铲除这批干练官僚仅仅几年之后，拉希德本人便在东征途中病死，并留下了一份直接引爆帝国全面内战的继承安排。

为了缓和呼罗珊地方精英对巴格达不断抽走本地税收（用于供养巴格达及拜占庭前线的呼罗珊籍子弟兵）的强烈不满，拉希德生前设计了一套双轨继承方案，他指定长子阿明（809年至813年在位）继任巴格达的哈里发，同时指定次子马蒙为阿明的顺位继承人，并允许马蒙在阿明在位期间坐镇呼罗珊享有实质性的军政与财政自治权。拉希德原本指望用一位未来的哈里发坐镇东方来安抚呼罗珊人的情绪，不料他在809年刚一去世，身处巴格达的阿明便企图剥夺马蒙的自治特权，马蒙则在呼罗珊精英的推动下于810年宣布独立。811年，马蒙麾下的将领塔希尔·伊本·侯赛因击败了阿明派出的平叛大军，随即挥师西进反攻伊拉克。塔希尔的大军围困巴格达长达一年之久，在守城正规军溃散后又与城内赤膊上阵的底层非正规民兵（ayyarun）展开残酷巷战，最终于813年攻破巴格达并擒杀阿明。

夺取哈里发名号的马蒙（811年或813年至833年在位）在战后最初几年里拒绝前往巴格达，而是继续留在呼罗珊的梅尔夫（今土库曼斯坦境内）发号施令，并表现出明显的亲什叶派倾向，甚至在817年打破王朝惯例，指定阿里后裔阿里·伊本·穆萨（赐号里达，意为获选之人）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这一举动固然巩固了呼罗珊与部分伊拉克地区的支持，却彻底激怒了巴格达的阿拔斯宗室与旧精英。巴格达随即起兵反叛，拥立拉希德的弟弟易卜拉欣（号穆巴拉克）为对立哈里发；与此同时，埃及自812年起便深陷阿明派与马蒙派的派系内战，到819年更爆发了自75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督徒抗税大起义。面对帝国西半部的全面失控，马蒙不得不在819年抛弃阿里派盟友，启程返回巴格达（里达在途中突然死去，易卜拉欣则在巴格达归顺后逃亡，后于825年获马蒙赦免）。马蒙之所以下决心离开呼罗珊还能继续保住东方各省的忠诚与赋税上缴，关键在于他与大将塔希尔家族达成了一项制度交易，从821年至873年，塔希尔家族连续四代世袭呼罗珊总督，同时兼任巴格达城的军事长官，用东方本土豪族的权威替巴格达维持东方的稳定与税款解缴。至于混乱的埃及，马蒙耗费了十余年时间，直到832年亲自统兵出征才彻底压服叛乱（唯有偏远的北非在此次内战后彻底脱离了阿拔斯王朝的实际控制）。

经过811年至813年的内战，早期的呼罗珊子弟兵已在巷战中瓦解，而马蒙最初依赖的伊朗东部贵族征召兵在实战中也暴露出稳定度不足的缺陷。为了重建一支完全听命于中央的武装力量，马蒙与他的弟弟兼继承人、极具军事手腕的穆塔西姆（833年至842年在位）开始大举从帝国疆域之外的中亚草原招募并购买突厥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奴隶出身），组建起一支全新的职业雇佣军。这批突厥军人体格强悍、战斗力出色，由于初来乍到且伊斯兰化程度很浅，他们在帝国境内没有任何地方宗族根基，也与各行省的纳税人社会毫无瓜葛，其生存与晋升完全仰赖哈里发个人的恩宠与发饷。依靠这支突厥劲旅，穆塔西姆在838年发动了阿拔斯王朝对拜占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远征并攻陷重镇阿莫里亚，突厥将领也开始被批量任命为各行省总督。在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穆塔西姆及其子瓦提克（842年至847年在位）执政期间，随着地方叛乱平息、精锐突厥军团成型以及财税官僚系统的进一步扩张，中央集权的阿拔斯哈里发国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黄金巅峰。

14.2

9世纪的巴格达不仅是帝国的赋税与军政中枢，也演变成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心脏。9至10世纪流传至今的阿拉伯语文献体量极为庞大（尤其是1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作品，绝大多数都诞生于巴格达及其周边地区），而现存文本还仅仅是当年产出的一小部分。生活于10世纪末的书商兼学者纳迪姆（约990年去世）在其编纂的《群书类述》（Fihrist）中，一口气罗列了此前两百五十年间问世的6000多部书籍名称（这一数字远超同时代君士坦丁堡的佛提乌在《群书摘要》里评述的279部书），书中还记载过一则轶事，称早期历史学家瓦基迪（823年去世）死后留下的私人藏书多达600箱。在这座庞大的学术中心里，神学、哲学、法学、诗歌、行政实务、历史、医学、自然科学与地理学各自衍生出了高度专业化的学者圈层。

把这些分门别类的专业学者联结成体的，是两套相互交织的网络。第一套网络是以宗教知识（ilm）为核心的学者共同体，即乌理玛（ulama）。由于伊斯兰教没有基督教那种制度化的神职授圣等级，解释教义与界定正统的权力便自然落到了以古兰经学者和法学家为首的乌理玛手中（早自9世纪初起，各类专门记录学者生平与师承的传记名录便已大量涌现，标志着这一群体自我认同的确立）。乌理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宏观分野之下，逊尼派内部从8世纪初起便围绕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的渊源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争论，焦点在于法律实践究竟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依据哈里发的行政立法、依据《古兰经》的普遍伦理原则，还是依据记录先知穆罕默德言行与裁决传统的圣训（hadith）。最终，主张以圣训为准绳的传统派在论战中胜出，并逐步凝聚为中世纪逊尼派的四大法学派别，即阿布·哈尼法（767年去世）创立的哈乃斐派、马利克（795年去世）创立的马利克派、沙斐仪（820年去世）创立的沙斐仪派以及伊本·罕百里（855年去世）创立的罕百里派。四大学派对待圣训与逻辑推理的尺度各有宽严，哈乃斐派赋予法律类比推理最大的空间，沙斐仪派建立了系统的法源学说，罕百里派则最严格地死守圣训的字面条文。但到了公元900年前后，这四大正统学派达成了彼此容忍的共识，并共同推动关上了独立推理的大门，这意味着从法理上讲，逊尼派此后不再承认任何新的立法原则，把哈里发和世俗统治者彻底排除在了教法制定权之外。

第二套联结知识界的网络是被称为阿达卜（adab）的文学与礼仪修养传统。阿达卜在公元800年前后成为阿拉伯书面文化的通用底色，它要求受教育者兼具优雅的言行举止与广博的跨学科通识，涵盖阿拉伯语语法、诗歌、历史掌故、行政公文写作以及圣训知识。阿达卜最核心的世俗功能，是充当进入国家官僚机构的资格准入标准，其角色完全等同于晚期罗马帝国元老院贵族的古典文学教育，或是10世纪拜占庭文官的荷马与修辞学训练；唯一的区别在于，拜占庭人苦读的是几百上千年前的古籍，而阿达卜要求掌握的绝大部分是晚近时代创作的作品，并且对地理学（如约885年去世的高官兼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哲学与医学（直至1037年去世的伊本·西那，即西方所称的阿维森纳）等实用与世俗科学敞开大门。阿达卜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短篇叙事轶事（akhbar）的偏爱，整部阿拔斯王朝的政治史与行政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成千上万则带有当事人直接引语的短小故事拼接而成的。为了在官场交际与公文撰述中随时引经据典，当时还涌现出了多部专门搜罗奇闻异事的类书，例如萨阿立比（1038年去世）编纂的《珍闻谐趣之书》，里头分门别类地记下了第一个穿深色丝绸的阿拉伯人、第一个兴建医院的哈里发、世袭维齐尔时间最长的家族、最慷慨的女性朝圣者、两位各自杀死过三名名字首字母相同的政敌的哈里发，乃至所谓每隔六任哈里发就有一人遭到废黜的无稽规律。这类琐碎的掌故在当时绝非消遣读物，而是像背诵《古兰经》和起草公函一样，属于官僚阶层确认同侪身份的必备技能。

依靠阿达卜凝结起来的阿拔斯官僚集团内部，既有强烈的职业共同体认同，又充斥着高度偶然的晋升机遇、系统性的账目造假以及随时可能丧命的派系倾轧。巴士拉法官塔努基（994年去世）撰写的阿达卜笔记《席间谈话》，完整保存了官僚圈子一直回溯到马赫迪与拉希德时代的行业记忆。书中记录过法德勒·伊本·马尔万的发迹史，此人早年不过是贵族宅邸里的一个厨房帮工，后来混进政府当上底层小吏，攒钱在乡下购置了田产；812年至813年巴格达围城战期间，躲在乡下庄园里的法德勒偶然接待了未来的哈里发穆塔西姆，凭着这桩奇遇在穆塔西姆833年登基后一路升任维齐尔。法德勒颇有理财手腕，在替两任哈里发大幅增加国库收入的同时，自己也通过做假账绕过反贪监管捞取了巨额私产，最终在836年因为试图劝阻穆塔西姆挥霍国库而被免职并处以巨额罚金。法德勒至少保住了性命，而接替他出任维齐尔的伊本·扎耶特（836年至847年在任）则没那么走运。842年新哈里发瓦提克即位之初原本对伊本·扎耶特恨之入骨，曾发誓要将他处死，只因满朝高官里唯有伊本·扎耶特一人能写出令新君满意的正式公函，才不得不留他继续掌权；可到了847年穆塔瓦基勒登基后，伊本·扎耶特终究没能逃过清算，被塞进一台由他自己在任内亲自设计发明的酷刑机器里活活折磨致死。

文官官僚体系里的派系倾轧，与军队及后宫的权力博弈紧密交织。与10世纪的拜占庭类似，阿拔斯王朝的文官与武将之间同样不存在绝对的制度隔离，巴尔马克家族的法德勒与塔希尔家族的阿卜杜拉·伊本·塔希尔（845年去世）皆是出将入相的人物，甚至连突厥将领乌塔米什（863年去世）也在死前一年当上了维齐尔。而在哈里发的深宫之内，由于阿拔斯王室实行多妻与女奴纳储制，且继承传统倾向于在成年男性宗室中挑选合格人选，幼主登基的频率远低于墨洛温法兰克或拜占庭，女性临朝摄政的空间相对受限。即便如此，哈里发的生母与正妻依然掌握着庞大的独立财源与属官网络，拉希德之母海祖兰（789年去世）与拉希德之妻、阿明生母祖拜妲（831年去世，曾在825年出面促成马蒙赦免篡位叔父易卜拉欣）都在高层政治中举足轻重。到了穆克塔迪尔（908年至932年在位）统治时期，由于新君即位时年仅十三岁，朝政大权在二十多年里完全落入其生母、拜占庭女奴出身的皇太后舍盖卜（意为麻烦，通常被尊称为夫人al-Sayyida，933年去世）手中。舍盖卜不仅效仿祖拜妲通过大规模公共慈善施舍赢取民心（从而在总体上对女性干政持怀疑态度的史官笔下保住了相对中立的评价），更在哈里发的正式朝廷之外建立了一套由男性秘书与宫廷女官共同运作的平行官僚体系，直接接管了帝国的政务与财政调拨。

在所有阿拔斯哈里发中，最试图依靠个人行动重塑君主知识与宗教权威的是马蒙。他不仅在830年于巴格达设立智慧宫，大力资助学者将托勒密、盖伦与欧几里得等古希腊科学与医学著作翻译为阿拉伯文，并组织天文学家实地测算地球周长，还试图夺回日渐被乌理玛垄断的宗教解释权。早年曼苏尔的波斯裔秘书伊本·穆卡法就曾进言，主张哈里发应当充当全帝国宗教教义与法律的最高裁决者，随着乌理玛势力的坐大，这一构想愈发难以实现，但笃信理性主义神学流派穆尔太齐赖派的马蒙决定正面出击。833年，马蒙下令启动米哈奈（mihna，即宗教审查），强令全国所有的法官与乌理玛学者必须公开承认穆尔太齐赖派的核心教义，即《古兰经》是由真主在时间中创造出来的受造物，而非与真主同在的永恒存在。这场自上而下的神学高压测试遭到了传统派领袖伊本·罕百里的坚决抵制，罕百里为此被投入监狱并遭受鞭刑。马蒙死后，穆塔西姆与瓦提克两任哈里发继续维持米哈奈审查，直到847年瓦提克的兄弟穆塔瓦基勒（847年至861年在位）继位后才下令叫停，并于849年彻底恢复传统派的名誉。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米哈奈审查，就其由君主强推晦涩教义以打击宗教反对派的政治逻辑而言，与同一时期拜占庭皇帝狄奥斐卢斯推行的第二次反圣像运动颇为神似；但它的最终失败却在伊斯兰历史上画下了一条不可逆的分水岭。自849年以后，伊斯兰教义与教法的解释权彻底归属于以伊本·罕百里为精神旗帜的乌理玛共同体，哈里发及其后继的世俗军事统治者虽然保留了信士的长官这一名号，却再也无权干预神学与教法的界定。

14.3

就在马蒙发起米哈奈审查的830年代，另一颗足以炸毁阿拔斯中央集权的制度地雷也已被埋下。穆塔西姆大举招募的中亚突厥雇佣军在巴格达城内飞扬跋扈，与巴格达市民以及失势的旧子弟兵集团摩擦不断。为了避开首都的紧张局势，穆塔西姆于836年沿着底格里斯河向北迁移一百多千米，在萨迈拉平地兴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新都城（其遗址今日沿底格里斯河岸绵延达40千米），将自己与突厥军团一并搬了过去。在阿拔斯王朝早期，哈里发另建行政与军事中心本是巩固权力的常规操作，曼苏尔营建巴格达、拉希德常驻叙利亚北部的拉卡（796年至808年）以及马蒙留驻梅尔夫皆属此类。但萨迈拉在作为帝国首都的半个多世纪（836年至892年）里，始终只是一座纯粹的军营与官署城市，从未发育出巴格达那样深厚的市民社会，这导致哈里发与他的突厥禁卫军一起被彻底孤立在了社会真空之中。

在阿拉伯帝国的制度传统里，无论是倭马亚时代的阿拉伯军营移民、阿拔斯早期的呼罗珊子弟兵，还是穆塔西姆引进的突厥奴隶军，本质上都是依靠国家税收供养、脱离地方生产的外来职业军人；随着9世纪各行省本土精英加速改宗伊斯兰教，地方穆斯林社会对这群坐享高额赋税的职业军人的怨恨本就与日俱增（在保留了浓厚前伊斯兰贵族军事传统的伊朗与呼罗珊，部分本土王公虽曾被吸纳进中央军界，如新近改宗的中亚苏对沙那王子阿夫欣，却也在841年因被指控密谋反对突厥将领而遭到清洗处死）。史家塔巴里在书中记录过一则极富事后洞察力的对话，塔希尔家族的巴格达长官伊沙克·伊本·易卜拉欣曾当面提醒穆塔西姆，说你的兄长马蒙懂得利用根基（指扎根于地方社会的塔希尔家族等本土精英），是以枝叶繁茂，而你却只使用没有根基的枝叶（指突厥雇佣军）。没有社会根基这一特征，在哈里发强势时固然保证了突厥军人的绝对依附，可一旦哈里发企图削减他们的待遇或权力，这群在地方上既无地产又无宗族退路的武装集团就会立刻陷入生死绝境。

861年，试图摆脱突厥将领控制的哈里发穆塔瓦基勒在萨迈拉被突厥军官刺杀，萨迈拉随即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无政府动乱（861年至870年）。在短短九年里，互相火并的突厥派系走马灯般拥立了五位哈里发，并将其中三位杀害；862年继位的哈里发穆斯塔因在865年协同其中一派突厥将领逃往旧都巴格达向塔希尔家族求援，直接引来萨迈拉的突厥主力南下围攻巴格达长达一年，使巴格达再度遭受重创。直到870年，阿拔斯宗室内部才涌现出一位强人，即哈里发穆耳台米德（870年至892年在位）的兄弟兼摄政统帅穆瓦法克（891年去世）。穆瓦法克早年亲自指挥过围攻巴格达的战事，与得势的突厥将领关系密切，他把挂名的哈里发留在萨迈拉，自己则将权力重心逐步挪回巴格达，到他的儿子穆瓦台迪德（892年至902年在位）继位后，帝国首都终于在892年正式迁回巴格达。

861年至870年的萨迈拉动乱虽然只持续了十年，却彻底打断了阿拔斯帝国的财政脊梁。在穆瓦法克、穆瓦台迪德与穆克塔菲（902年至908年在位）接力统治的三十八年里，中央政府虽然拼尽全力试图重建权威，但各行省的财政割据已成燎原之势。在伊朗东部，出身底层的萨法尔王朝叛军于867年至873年间在呼罗珊推翻了塔希尔家族的统治，甚至在876年大举进逼伊拉克，被击退后依然牢牢占据伊朗大片疆域，只向巴格达象征性地偶尔纳贡；在西方，突厥裔的埃及总督艾哈迈德·伊本·图伦（868年至884年在位）及其子胡马腊韦（884年至896年在位）虽然在名义上继续尊奉阿拔斯哈里发，却将埃及并吞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后的全部赋税截留在自己手中，直到905年阿拔斯军队才勉强夺回对埃及的直接控制。更致命的打击发生在帝国的赋税心脏伊拉克南部，被大庄园主买来在巴士拉周边沼泽地里清理盐碱、维护灌溉水网的东非黑人奴隶（即辛吉，Zanj），在一名什叶派领袖的率领下于869年掀起大规模武装起义，建立起独立的政权并攻陷巴士拉，这场在1791年海地革命之前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奴隶起义足足持续了十四年，直到879年至883年才被穆瓦法克倾尽全力剿灭。

核心产粮区的长期荒芜与行省税款断流，让巴格达国库常年处于透支边缘。908年年幼的穆克塔迪尔登基后，朝政在太后舍盖卜与走马灯般更换的维齐尔之间空转，各路伊拉克驻军将领为争夺有限的军饷火并不断，阿拉伯沙漠里的卡尔马特派激进武装与贝都因部落频繁劫掠两河流域，叙利亚与埃及的总督再次停止解缴税款，前几十年勉强拼凑起来的复兴成果在10世纪20年代丧失殆尽。到了936年，走投无路的哈里发被迫设立统帅中的统帅（amir al-umara）一职，将全部军政与财政实权拱手让给军事强人。945年，发迹于里海南部山区的伊朗白益家族首领艾哈迈德·伊本·白益（967年去世）率军占领巴格达，接管统帅中的统帅头衔并受封为穆伊兹·道拉（意为国家的巩固者），阿拔斯哈里发自此彻底沦为白益王朝羽翼下的宗教傀儡。

到了10世纪中叶，昔日统一的阿拔斯帝国版图已经碎裂成十几个区域性政权，伊朗东部先后由萨曼王朝与伽色尼王朝统治，伊朗西部与伊拉克掌握在白益家族的几个分支手中，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摩苏尔崛起了汉达尼德王朝，北方与东方山区散布着多个库尔德人小王朝，阿拉伯沙漠由卡尔马特派控制，埃及先后经历伊赫什德王朝与法蒂玛王朝，早就脱离巴格达管辖的北非与西班牙则分布着艾格莱卜王朝、伊德里斯王朝與科尔多瓦的倭马亚王朝。

剖析阿拔斯帝国在短短一个世纪里从极盛走向解体的深层原因，最直观的物理限制是它的疆域实在过于庞大。哈里发国的陆地面积超过了极盛期的罗马帝国，内部却没有一个像地中海那样的内海来提供廉价便捷的大宗漕运通道；尤其是在多山的伊朗高原，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贵族传统与萨珊王朝的历史记忆在伊斯兰化之后依然顽强存续（连后来延续时间最长的奥斯曼帝国也始终未能征服伊朗）。但更值得注意的制度现象是，10世纪分裂出来的这一大批伊斯兰继起国家，绝大多数并没有像5世纪西罗马帝国解体后的日耳曼诸王国那样抛弃帝国的财政与军事体制。除了安纳托利亚南部与伊朗山区的库尔德部落政权、以及11世纪叙利亚的贝都因王朝退回了依靠纳贡维持游牧部族武装的简单模式外，从白益王朝、萨曼王朝到埃及的政权，全都原封不动地复制了阿拔斯王朝的微缩模板，即依靠征收货币土地税来供养文官官僚机构与外籍职业雇佣军（尤其是突厥奴隶军人）。在除西班牙之外的绝大多数中世纪穆斯林社会里，占有土地只能带来私人财富，却无法自动转化为合法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获取权力与暴富的最可靠途径始终是在国家政权中谋取官职。是以从地方精英与驻军的视角来看，帝国的解体非但不是一场灾难，反倒是实现了各行省自倭马亚时代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那就是把本省征收的税款留在省内供养本地的军队与官僚，而不必再白白输送给遥远的巴格达。在某种意义上，10世纪的政治分裂只是让伊斯兰政权的规模从过度膨胀的帝国回归到了最符合财政效率的行省尺度。

不过，这种建立在外来突厥雇佣军与职业官僚之上的行省政权，在社会结构上依然面临着国家阶层与本土地方社会之间的深刻隔膜。在阿勒颇、摩苏尔、拉伊（今德黑兰）、梅尔夫与内沙布尔等区域中心城市里，真正掌控基层社会的是由本地地主豪族、大商人、阿里后裔以及争抢法官（哈的，qadi）职位的乌理玛学者组成的城市精英阶层。外来的总督或军事统治者必须与这些掌握征税实务和民心向背的地方豪强妥协合作，否则不是收不上税就是激起城市暴动；可反过来，由于顶层的军事统治集团（无论是突厥军阀还是白益军人）在血缘和结构上都游离于地方社会之外，当某个政权因为财政破产发不出军饷或在战场上吃败仗而摇摇欲坠时，城市里的地方精英与乌理玛往往只会袖手旁观，平静地等待下一批只要不滥杀无辜的军事征服者进城接管政权（唯有989年摩苏尔市民自发驱逐白益驻军、短暂迎回汉达尼德家族等极少数例外）。

14.4

在10世纪涌现的众多继起政权中，与欧洲及地中海世界联系最紧密、同时也展现出截然不同演化路径的，是北非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的倭马亚王朝。

法蒂玛王朝（909年至1171年）是10世纪所有伊斯兰国家里国祚最长、最富有也最稳定的政权，同时也是自阿拔斯建国以来唯一成功利用宗教救世主义完成军事动员的政权。王朝的创立者乌拜杜拉·马赫迪原本活动于叙利亚，属于什叶派分支伊斯玛仪派（该派笃信阿里后裔中有一位隐遁的伊玛目必将重返世间拯救世界）。899年，马赫迪公开宣称自己就是那位隐遁的伊玛目，导致伊斯玛仪派内部发生分裂，马赫迪本人被迫一路向西逃往北非，投奔今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库塔玛柏柏尔部落。北非的柏柏尔人素来有同情阿里后裔以反抗东方阿拉伯统治者的传统（早在789年，另一位流亡的阿里后裔伊德里斯便曾在摩洛哥建立起伊德里斯王朝）。在伊拉克籍传教士兼军事统帅阿布·阿卜杜拉（堪称法蒂玛版的阿布·穆斯林）的组织下，骁勇善战的库塔玛柏柏尔人成了法蒂玛王朝的版图开拓者与核心主力，于909年一举推翻了盘踞伊弗里基叶（今突尼斯）的艾格莱卜王朝。910年，马赫迪在凯鲁万城外正式自称哈里发（910年至934年在位），随后照搬当年阿拔斯哈里发曼苏尔的做法，在建国不到一年内便处决了功臣阿布·阿卜杜拉，并于920年在突尼斯海岸建起了坚固的新都马赫迪亚。

怀揣普世救世野心的法蒂玛哈里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目光局限在北非一隅，而是反复发兵向东攻打埃及。在平定了944年至947年由信奉哈瓦利吉派的柏柏尔人掀起的内部大叛乱后，马赫迪的曾孙穆伊兹（953年至975年在位）于960年完全统一北非，并抓住了埃及强人阿布·米斯克·卡富尔（946年至968年执政，一位出身黑人奴隶、相貌丑陋却极具政治手腕的宦官统治者）去世后的权力真空。969年，斯拉夫奴隶出身的法蒂玛名将乔哈尔（976年去世）率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埃及，在旧省会与商业中心福斯塔特城外平地建起了新的行政首都开罗（al-Qahira），穆伊兹本人也在973年正式将朝廷迁往开罗。随后法蒂玛大军继续北上推进至巴勒斯坦与叙利亚，在大马士革至阿勒颇一线与白益王朝及刚刚收复安条克的拜占庭帝国形成三方拉锯的均势；至于龙兴之地伊弗里基叶，站稳埃及脚跟的法蒂玛哈里发在10世纪90年代干脆将其日常管辖权放手交给了当地世袭的齐里家族总督。

法蒂玛王朝之所以能作为一个埃及与黎凡特政权稳固存续两百余年，关键在于它接管了当时整个地中海东部最富庶的经济体。到了10世纪后半叶，随着伊拉克因战乱与水利失修走向衰落，埃及在农业产出与国际商业贸易上的分量已经全面反超巴格达（详见第15章），穆伊兹及其继承人只需维持严密的中央财政集权与社会稳定，就能坐享庞大的赋税与商税红利。在制度运作上，法蒂玛王朝与东方的白益等政权并无本质不同，驻扎在开罗的库塔玛柏柏尔军人与斯拉夫、突厥奴隶部队同样是由国家税收供养的外来职业军；而法蒂玛王室信奉的那套掺杂着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与神秘字母数理符号的伊斯玛仪派教义，虽然支配着宫廷与军队，却始终悬浮在由逊尼派穆斯林、科普特基督徒与犹太人构成的埃及社会汪洋之上，哈里发本人既是世俗君主又是无需听命于逊尼派乌理玛的受神启伊玛目（即便到了996年至1021年在位的怪戾独裁者哈基姆手里，这位在逊尼派清真寺悬挂反逊尼派标语、下令拆毁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并被黎巴嫩德鲁兹派奉为神圣化身的哈里发，也依然没能动摇埃及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

如果说法蒂玛王朝统治的埃及代表了东方税收官僚帝国的极盛形态，那么位于伊斯兰世界最西端的西班牙（阿拉伯语称为安达卢斯），则展示了一条在西方土地政治底盘上艰难嫁接东方集权模式的特殊轨迹。

711年，柏柏尔将领塔里克·伊本·齐亚德奉大马士革倭马亚哈里发之命率领一支以柏柏尔人为主力的部队跨海击败西哥特王国，击杀国王罗德里克，到718年前后便借助一系列与本土西哥特贵族缔结的自治条约（如713年与东南部领主狄奥德米尔签订的条约）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并将首府从内陆的托莱多南迁至富庶的瓜达尔基维尔河谷重镇科尔多瓦。740年北非爆发柏柏尔人大起义并波及西班牙后，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希沙姆于742年派出一支叙利亚正规军进入西班牙平乱，这批叙利亚军人在镇压起义后留驻当地，同时也把东方叙利亚军团内部卡伊斯派与亚马尼派的派系血仇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半岛。750年阿拔斯王朝在东方推翻倭马亚家族并展开灭族清洗时，希沙姆的孙子阿布德·拉赫曼·伊本·穆阿维亚侥幸逃脱，一路流亡北非投靠母族柏柏尔人，并于755年渡海登陆西班牙。在当地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亚马尼派部队（西班牙的亚马尼派为了对抗卡伊斯派总督优素福·菲赫里，采取了与东方同胞截然相反的亲倭马亚立场）的拥戴下，他在756年攻占科尔多瓦，自立为独立于巴格达阿拔斯政权的埃米尔（即阿布德·拉赫曼一世，756年至788年在位），开创了延续至1031年的科尔多瓦倭马亚政权。

8世纪至9世纪初的安达卢斯，在社会与经济结构上其实远比埃及、叙利亚或伊拉克更接近当时的基督教西欧（见第6章及第9章）。这里的城市规模较小，手工业生产较为粗放分散，最重要的是，在阿拉伯人征服的所有行省里，唯独西班牙缺乏一套运转完备的罗马式中央土地税体系。没有现成的巨额税收，科尔多瓦的埃米尔就建不起库法或福斯塔特那种由国家发饷供养的孤立军营城市。是以无论是711年入主的柏柏尔人，还是742年派来的叙利亚正规军，全都直接分散定居到了乡村的土地上，变成了向国家承担军事义务的穆斯林地主阶层，并与原住的西哥特贵族阶层广泛通婚（到了10世纪，塞维利亚法官之子、历史与文法学家伊本·库提亚在撰写家族历史时，便极为自豪地宣称自己既是阿拉伯贵族后裔，又是西哥特末代国王维提扎的孙女哥特人莎拉的直系子孙）。面对这批手握地产、抗税能力极强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地主，早期的倭马亚埃米尔在财政汲取上举步维艰（8世纪中叶用拉丁文写成的基督教史料《754年史记》便对埃米尔的征税企图怨声载道），其直接控制的区域基本局限在科尔多瓦至塞维利亚的南方河谷；而在半岛中北部与基督教小国接壤的广袤地带，则散布着以托莱多、萨拉戈萨与图德拉（后两处长期由改宗伊斯兰教的西哥特豪族巴努·卡西家族把持）为中心的半独立军事边疆区（thugur），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几乎不受科尔多瓦节制。

直到阿布德·拉赫曼二世（822年至852年在位）与穆罕默德一世（852年至886年在位）父子执政时期，科尔多瓦才真正建立起一套模仿巴格达阿拔斯朝廷的中央官僚与赋税机器（在西班牙的制度里，统领百官的首席大臣是侍从长，其地位高于同时设置的多名维齐尔）。阿布德·拉赫曼二世大幅提高了税收定额，于825年在东南部新建由效忠倭马亚家族的阿拉伯人定居的城市穆尔西亚，分别于835年和837年在叛乱频发的梅里达与托莱多修筑大型军事要塞，并花重金从巴格达延揽文人与艺术家（最著名的便是领受巨额俸禄的伊拉克音乐家兼诗人齐亚卜，857年去世）来装点科尔多瓦宫廷，同时在各大城市扶持起以马利克学派为绝对正统的乌理玛学者网络。随着主要城市与政治精英阶层的伊斯兰化日益加深，科尔多瓦城内一小批感到文化生存空间被挤压的激进基督徒，在教士欧洛日（859年去世）与阿尔瓦的鼓动下，于9世纪50年代掀起了所谓的科尔多瓦殉教者运动，先后有不到50名基督徒故意跑到穆斯林公共场所或法官面前公开辱骂先知穆罕默德，以此逼迫当局按律判处自己死刑。这批主动寻死的激进分子虽然代表不了城内大多数温和的基督徒，但他们的绝望举动恰恰从侧面印证了穆斯林政治与文化霸权在9世纪中叶的稳步推进。

然而，科尔多瓦仿照巴格达搭建起来的集权外壳，在9世纪80年代至10世纪20年代的一场漫长动乱（fitna）中差点被地方土地势力彻底掀翻。在昏庸的埃米尔阿卜杜拉（888年至912年在位）治下，不仅北方的托莱多与梅里达边疆区脱离控制，连安达卢斯腹地的瓜达尔基维尔河谷也碎成了无数个由地方领主把持的独立城堡。这批割据强人里，既有盘踞西部重镇巴达霍斯的伊本·马尔万·加利奇（892年去世），也有在南部马拉加北侧山区伯巴斯特柔起兵、甚至在898年公然改宗基督教的欧麦尔·伊本·哈夫松（917年去世），这两人的家族均带有西哥特贵族血统；而在近在咫尺的塞维利亚，阿拉伯豪族出身的易卜拉欣·伊本·哈贾吉（911年去世）也在899年自立门户，在史料中直接被称为国王（malik）。这场动乱暴露了安达卢斯与埃及或伊拉克的底层结构差异，在西班牙（某种意义上唯有保留了萨珊贵族传统的伊朗可与之相比），拥有土地与地方堡垒的贵族阶层从未被国家官僚机器彻底抹平，一旦中央王权衰弱，地方地主便会立刻退回各自的领地实现武装自治。

力挽狂澜并将科尔多瓦政权推向历史顶峰的，是阿卜杜拉的孙子阿布德·拉赫曼三世（912年至961年在位）。这位极具铁腕的统治者即位后用两年时间平定南方腹地，随后展开了长达二十年的系统性收复战争，于928年攻克哈夫松家族的老巢伯巴斯特柔，930年拿下巴达霍斯，932年降服托莱多，将除东北部上边疆区（当地萨拉戈萨的统治权此时已由效忠倭马亚王室的图吉比斯家族取代了旧西哥特巴努·卡西家族）之外的全部割据领主连根拔起，强行迁往科尔多瓦编入受中央税收供养的常备军或文官序列。为了彻底斩断军队与地方土地的联系，阿布德·拉赫曼三世大举购买并扩编被称为斯拉夫人（Saqaliba，泛指来自东欧与北方的白人奴隶）的奴隶近卫军与北非柏柏尔雇佣兵。929年，面对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衰微以及北非法蒂玛王朝在910年自称哈里发的挑战，阿布德·拉赫曼三世正式宣布抛弃埃米尔头衔，自称哈里发，取尊号纳绥尔。

在阿布德·拉赫曼三世及其子哈卡姆二世（961年至976年在位）治下，科尔多瓦扩建了市中心的大清真寺与大片新郊区，跻身于与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和开罗并列的超级大都市行列。940年，阿布德·拉赫曼三世在科尔多瓦西北郊动工兴建了壮丽的宫殿与行政新城阿尔扎哈拉城。无论是953年至956年间奉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之命出使科尔多瓦的修道士戈尔泽的约翰，还是宫廷史官伊萨·拉齐（989年去世，其记录后被11世纪的伊本·哈扬编入《安达卢斯人物志》），都详细描绘了阿尔扎哈拉城大厅里森严繁复的觐见与宴饮礼仪。与此同时，安达卢斯的城市手工业与地中海贸易（依托955年扩建设防的东南良港阿尔梅里亚）也在9世纪的基础上进一步专业化，考古遗址中广泛出土的科尔多瓦产锰绿色釉陶盘碗上，甚至直接烧制着代表哈里发权威的阿拉伯铭文权力（al-mulk）。到了976年哈卡姆二世去世、年仅十五岁的希沙姆二世（976年至1009年、1010年至1013年在位）继位后，朝廷实权落入出身摩洛哥战场的侍从长穆罕默德·伊本·阿比·埃米尔手中。他在981年自号曼苏尔（即基督教史料中的Almanzor，981年至1002年执政），在科尔多瓦东郊另建专属的行政新城阿尔扎希拉城，将希沙姆二世彻底架空为深宫傀儡，并大举从北非招募柏柏尔新军以压制斯拉夫近卫军。曼苏尔及其子穆扎法尔（1002年至1008年执政）将每年的对北基督教圣战变成巩固个人独裁的提款机，先后在985年攻陷巴塞罗那，又在997年长途奔袭摧毁了西班牙西北角的基督教圣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然而，这套依靠雇佣兵与宫廷独裁维持的强权，在1008年穆扎法尔死后瞬间崩盘。穆扎法尔的弟弟急于篡夺哈里发名分，直接引爆了柏柏尔雇佣军、斯拉夫近卫军与科尔多瓦市民之间长达二十余年的毁灭性内战（1009年至1031年）。科尔多瓦与两座郊区宫殿新城在1013年遭到残酷洗劫，沦为傀儡的倭马亚哈里发最终在1031年被正式废黜，整个安达卢斯在同一时间碎裂成大约30个被称为泰法（Taifas，意为派系）的独立小王国。

科尔多瓦倭马亚哈里发国的崩溃速度之快、碎裂程度之彻底，远远超过了东方的阿拔斯王朝，其分裂出来的泰法政权有许多不过是单一城市及其周边的狭小领地。在瓜分安达卢斯的各路泰法统治者中，有一部分是驻守地方的斯拉夫或柏柏尔雇佣军将领，在中央解体后直接把防区变成了独立王国；东北部边疆区则由萨拉戈萨的图吉比斯家族以及1018年占领托莱多的桑塔瓦尔山区柏柏尔家族德伊勒·努尼德斯等老牌地方强藩接管；但在包括最富庶的塞维利亚在内的许多核心城市里，出面夺取政权的却是当地的世俗大地主与法官家族，这批人此前只担任地方官职而非中央官职，与9世纪末割据一方的地方豪强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阿布德·拉赫曼三世父子虽然在10世纪成功建立起了一套自罗马帝国覆亡以来西班牙从未有过的中央税收与常备军体系，但他们终究没能像埃及或伊拉克那样，把国家官职高于一切、土地财产无关宏旨的东方政治逻辑彻底灌输进伊比利亚的土壤里。在安达卢斯的社会底层，继承自西哥特时代的土地贵族政治与城市地方主义始终没有断根，只要科尔多瓦的中央强权稍一失足，就像8世纪第二个十年、9世纪80年代以及1009年之后反复上演的那样，植根于土地与城邦的地方割据势力便会立刻重新占领历史舞台的中央，直到11世纪末托莱多落入北方基督教王国之手，彻底改写了整个半岛的力量天平。

Chapter15-国家与经济：地中海东部的贸易网络，600—1000

公元900年前后，在君士坦丁堡经商绝非一件轻松的事情。根据当时的政府法令汇编《总督书》记载，城内的商人、店主以及大多数手工业工匠都必须加入特定的行会（systēma）方能获准营业，且只能在官方划定的固定街区售卖商品。金银器商人集中在梅赛大道，阿拉伯丝绸商人在安博利大道，香料与香水商人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旁的米利安里程碑一带，猪肉屠户则固定在托罗斯广场。任何商贩都不得在城内流动叫卖，违者不仅要遭受鞭笞，还会被开除出行会并驱逐出城。不同行当之间的业务边界同样森严，丝绸商人不得自己动手缝制衣服，生皮商人也不得兼做皮匠。阿拉伯丝绸商与亚麻商等行会还必须实行集体统一采购，再按照行会内部每名成员出资额度的多少来分配货物，以此遏制商人在进货时互相竞价哄抬成本。为了压低肉类价格，羊肉屠户必须远赴安纳托利亚腹地采购活羊，猪肉屠户则被严格限制在城墙之内向猪贩子买猪，严禁私自出城迎候，鱼贩子也只能在海岸码头上向渔民收购渔获，不得亲自驾船出海捕捞。被划分为五个独立行会的丝绸商人在向外国客商出售丝绸时必须向城市总督报备，部分高品级的丝绸更是严禁卖给外邦人。城市总督直接核定全城面包与葡萄酒的零售价格，并对各类店铺的利润率设定硬性上限，日常食品杂货店可以获取16%的毛利，而面包房售卖面包的利润则只能比他们从国有粮仓采购小麦的进货价高出4%（另留出16%的额度用于支付雇工薪水与磨坊烘烤成本）。

中世纪盛期与晚期的许多西欧城市里虽然也存在类似的复杂行会组织，但君士坦丁堡这套体系最显著的特征（除了出现时间远早于西方之外）在于国家政权对商业活动的深度介入。国家之所以死死盯住丝绸的产销，是因为高档丝绸直接关系到帝国皇室的体面与外交威望（相比之下，官方对亚麻贸易的管制就宽松得多）；而总督之所以对食品进货渠道与利润空间实施近乎苛刻的管制，则是因为首都必须维持稳定且廉价的粮食供给。自618年波斯大军占领埃及之后，拜占庭朝廷便永久取消了沿袭数百年的首都免费面包发放制度（annona）。7至8世纪低谷期的君士坦丁堡人口虽已大幅萎缩，单靠爱琴海与黑海南岸核心农业区的粮食产出便足以养活，但它依然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城市，且人口自9世纪起重新回升，到900年前后大抵已恢复至10万人左右（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唯有10世纪鼎盛期的科尔多瓦在人口规模上一度超过君士坦丁堡，但科尔多瓦在11世纪初内战后迅速萎缩，把第一大城市的交椅还给了拜占庭首都）。一旦城内出现粮荒或物价飞涨，市民便会直接把账算在政府头上并掀发动乱，这是任何一任皇帝与城市总督都承受不起的政治风险。人们或许会怀疑《总督书》里那些繁琐的条文在现实中究竟能执行几分，但存世的叙事史料证明，拜占庭官僚手中确实握有随时干预市场的强制力，968年克雷莫纳主教柳特普兰德在结束出使准备离境时，他私下掏钱买来的几匹违禁紫丝绸便被海关官员当场搜出并强行没收，气得他在出使报告里破口大骂。

君士坦丁堡的市场管制折射出600年至1000年间拜占庭与阿拉伯世界经济运转的一项共同底层逻辑，即商业贸易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密捆绑。这种捆绑的紧密程度因地而异，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管制力度自然严于外省，埃及的国有经济比重也明显高于西班牙的安达卢斯；政府对城市居民日常口粮的管控总是严于对长途奢侈品贸易的干预（10至11世纪阿拉伯世界的港口管理机构虽然也常为进口商品拟定官方指导价，但实际成交价依然随市场供需浮动）。即便如此，国家直接下场掌控大宗商品的现象在东方依然随处可见。在君士坦丁堡，小麦必须从国家粮仓购买；而在埃及，最重要的手工业出口商品亚麻同样由国家机构统一出售给海内外商人，坦尼斯与达米埃塔等核心亚麻纺织重镇的工坊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归国家所有。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权本身就是市场上最大的买家与需求创造者。公元1000年前后十余年间的埃及档案显示，独立商人经常（有时是迫于官方摊派而非自愿）将大批货物直接卖给政府部门；即便商人不与官府直接打交道，他们与手工业工匠也会本能地向君士坦丁堡、巴格达、福斯塔特与开罗以及科尔多瓦这几座巨型政治中心聚集，因为那里聚居着成千上万依靠国家税收领取高额俸禄的文官、职业军人与宫廷显贵。

在前几章对西欧经济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原先由国家财政驱动的跨海物资调拨随之中断，后罗马时代西方诸王国的商品贸易规模完全取决于国王、教会与世俗贵族等土地所有者的富有程度。地中海东部的底层逻辑大体相通，但关键区别在于，以货币或实物土地税为基础的强力国家机器在东方完整存续了下来，而国家财政集聚起来的购买力远比分散的私人地主要庞大得多（况且在拜占庭，私人财富很大程度上要靠谋取国家官职并领取俸禄来维系；即便在土地财富与政治权力相对分离的伊斯兰世界，地主与官僚军人的消费需求也是同向联动的）。是以观察600年至1000年间拜占庭与阿拉伯世界商品贸易的兴衰，最直接的标尺就是看国家财政财富与精英购买力的起落。而这背后又对应着一条冷酷的分配算式，无论精英阶层手里的钱来自国家赋税还是私人地租，上层精英越是富有、全社会的商业总需求越是旺盛，底层农民阶层所承受的剩余价值剥削就必然越沉重。

很不幸，由于拜占庭与哈里发国当年编制的数百万份官方与私人文书几乎全数散佚，我们对7至10世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农民社会（乃至大部分时期的土地贵族）其实所知甚少。除了埃及因为气候干燥保留了类似上埃及西底比斯地区科普特人村落杰姆（Jeme）这样的7至8世纪基层档案外，800年以后的阿拉伯语农村文书分布极不均衡，各地的乡村考古发掘成果在650年之后也明显减少；直到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福斯塔特犹太社区建立于1025年的基尼扎（genīza，意为废纸储藏室，由于犹太教徒严禁销毁任何可能写有上帝名字的纸张，使得成千上万份980年以后的商业信函与契约得以完好保存下来）才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城市商业社会运转机制的窗口。在有限的文献与日益丰富的考古证据支撑下，本章将依次拆解拜占庭从7世纪危机到9世纪复兴的轨迹、叙利亚与伊拉克在政权更迭中的经济易位、埃及跨越千年的内部市场连续性，以及最终在10世纪重新将这些区域编织成网的泛地中海贸易体系。

15.1

7世纪第二个十年（波斯入侵）与7世纪40年代（阿拉伯征服）接连降临的军事灾难，迫使拜占庭帝国对自身的财政与军事体制做出了彻底重组（见第11章）。国家赋税的征收与消耗变得高度地方化，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退回了实物征缴与实物配给，与之配套的则是同样高度地方化、以本土防御为主的塞姆制军区体系。君士坦丁堡固然继续依靠赋税调拨维持着商业消费中心的地位，但中央政府已不再像罗马时代那样组织大规模的跨海财政物资运输。与此同时，原本家底就不及西欧同侪丰厚的拜占庭世俗地主阶层，在850年以前的史料里几乎彻底隐形；在8世纪东线边疆大体稳定下来之前，安纳托利亚腹地年复一年遭受阿拉伯军队的季节性劫掠，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削弱。

贵族势力的萎缩反过来为自由农民社区留出了生存空间。7世纪早期安纳托利亚苦行者雪根的狄奥多尔的圣徒传记便显示，早在波斯人入侵前夕，安卡拉以西的乡村地区就已经是由基本独立的农民社区组成的；而一部编纂于650年至850年间的私人农业法律手册《农民的法律》（书中完全没有提及橄榄种植，说明其反映的大抵是安纳托利亚内陆高原的状况）进一步证实，这类独立农民社区在波斯与阿拉伯入侵之后依然稳固存在。在这两份文献描绘的乡村世界里，国家的征税权与司法管辖权始终在场且未受挑战，村庄内部虽然存在明显的贫富分化（富农主导村社事务并将多余土地出租给贫农耕种），但在雪根的狄奥多尔传记里外部大地主无足轻重，在《农民的法律》中更是完全不见外部地主的踪影。除了东部的卡帕多西亚等少数在4至6世纪与9至11世纪均由大贵族把持的地区外，7至8世纪帝国危机期间的乡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直接向国家纳税的自耕农支撑起来的。

国家财政收缩与贵族财富缩水投射到物质空间上，便是7至8世纪拜占庭城市的全面衰落。学界对于东罗马城市究竟是否从550年以后便已开始走下坡路尚存争论，但对于7世纪初以降爆发的系统性城市危机则毫无异议。在近年经过科学发掘的十余座小亚细亚与希腊城市遗址中，绝大多数城市在650年之后便彻底停止了新建公共建筑，大片原有的城市街区被系统性废弃。在靠近爱琴海的安纳托利亚低地名城萨迪斯，考古人员完整发掘出的一条两侧排满商铺的古典柱廊大道在7世纪第二个十年里被突然遗弃；在安卡拉，古罗马竞技场在622年被入侵的波斯军队付之一炬（发掘人员在带有焚烧痕迹的灰烬层里直接找到了一枚波斯饰片）。唯一明显的例外是克里特岛内陆城市戈尔提恩，希拉克略皇帝在7世纪初的一场地震后重建了该城，考古学家还在城内发现了一处7世纪后期依然活跃并持续扩展的手工业作坊区，但这恰恰是因为戈尔提恩地处海岛内陆，避开了波斯人、阿拉伯人与阿瓦尔人及斯克拉文人的首轮兵锋。

在帝国的其余绝大多数地区，古典时代的开放城市纷纷退化为建在旧城一角或邻近山顶上的小型防御堡垒，也就是当时人所称的卡斯特拉（kastra）。尽管这些山顶小城依然驻有军政官员和名义上的主教（主教本人往往更喜欢常住君士坦丁堡），并在战时保护着山下旧城废墟里零星残存的居民点（如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欧凯塔与阿莫里亚、希腊中部的柯林斯以及土耳其南部海岸的米拉），但除了阿莫里亚与柯林斯还保留了几分城市气象外，其余聚落在人口密度与经济分工上已很难再被称为真正的城市。即便是爱琴海沿岸幸存下来的商业中心以弗所、米利都与雅典，城市面积也大幅缩水，以弗所新建的防卫城墙把大片古典市中心甩在了墙外，墙内面积仅剩1平方千米（尽管塞奥法尼斯记载，以弗所在795年至796年依然举办过一场规模盛大的年度集市，为朝廷贡献了高达100磅黄金的商税收入）；至于塞萨洛尼基、尼西亚（伊兹尼克）、士麦那（伊兹密尔）与特拉布宗等始终保持城市属性的中心，至今仍压在现代城市地层之下难以全面发掘。即便用最乐观的眼光去估算，拜占庭帝国在7至8世纪也至少有五分之四的城市彻底或基本丧失了原有的城市功能，而幸存下来的那五分之一（除以弗所外），几乎清一色是塞姆制军区的首府驻地。唯有军区司令部与行政机关驻扎的地方，才能聚集起足够的官僚与军队消费需求，勉强维系住专业手工业与城市集市的运转。

陶瓷考古的演变轨迹与城市的萎缩严丝合缝。在罗马帝国晚期行销整个东地中海的福西亚赤陶餐具及其地方仿制品，在7世纪突然停产；标准化的爱琴海球形运酒运油双耳瓶（LRA 2）也随之瓦解，碎裂成一系列器型相近但只在本地小范围流通的后LRA 2式地方双耳瓶；在克里特岛等地尚能见到质量勉强过得去的彩绘陶器，而在希腊内陆的许多遗址里，出土的陶器甚至全部退化成了粗糙的手制陶器，标志着专业制陶工匠在当地的彻底绝迹。

不过，拜占庭核心区的商业交换网络并未像5世纪的不列颠那样彻底归零，把爱琴海与马尔马拉海沿岸重新串联起来的依然是首都君士坦丁堡。从公元600年前后开始，君士坦丁堡本地发展出了一套产业化的白陶（Glazed White Ware，简称GWW）生产体系，在7至8世纪的克里特岛、塞浦路斯以及爱琴海沿岸诸多遗址中均能零星挖出这种首都制造的釉陶餐具。成书于8世纪的私人海商法汇编《罗地海法》与7至9世纪的多部圣徒传记同样证实，爱琴海航线上始终活跃着私营商船，运载着考古发掘中难以留存的谷物、亚麻、丝绸、奴隶以及装在后LRA 2双耳瓶里的葡萄酒与橄榄油。失去埃及粮仓之后，爱琴海沿岸与黑海南岸成了喂养君士坦丁堡的核心农业腹地，单是首都数万人口的日常吃饭需求，就足以维持住爱琴海区域内的中距离海运网络，而君士坦丁堡出产的白陶大抵正是运粮商船返航时捎回各省销售的工业品。

到了9世纪20年代，拜占庭的经济地层出现了明显的复苏拐点，最直观的信号是遗址中出土钱币数量的激增。在公元660年以前的遗址里铜币随处可见，而在660年之后的整整一个半世纪里，除了君士坦丁堡与西西里岛，外省遗址里的钱币几乎绝迹；可从狄奥斐卢斯（829年至842年在位）统治时期开始，货币重新回流地方。在柯林斯遗址的发掘统计中，狄奥斐卢斯一朝出土的硬币数量，几乎是自7世纪中叶君士坦斯二世以来所有前任皇帝硬币总和的4倍；到了利奥六世（886年至912年在位）时期，出土硬币数量又是狄奥斐卢斯时期的6倍；传至君士坦丁七世时期，数量在此基础上再翻一番。这一货币化浪潮直接对应着尼基弗鲁斯一世（802年至811年在位）启动的财税改革，国家重新要求以货币形式征收土地税并用钱币发放军饷，迫使农民与地方地主必须将农产品拿到市场上换取铜币与金币，从而激活了城乡与区域间的商品流通。

随着货币重返地方与国家财富的增长，9至10世纪的拜占庭手工业生产重新走向专业化与跨区域扩张。君士坦丁堡制造的白陶在9世纪大量出现在今保加利亚境内的拜占庭港口莫森布里亚以及斯巴达郊外的农村，10世纪时更深入希腊内陆的底比斯，雅典与独立后的保加利亚首都普雷斯拉夫也开始烧造仿制首都风格的彩陶；柯林斯在10世纪崛起为区域性的制陶工业中心；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加诺斯地区则发展出专门用于系统性出口本地葡萄酒的标准双耳瓶产业（考古学家在土耳其西南部海岸发掘过一艘约公元880年沉没的货船，船舱里装满了刻有托运商人名字缩写、大抵产自克里米亚半岛的葡萄酒双耳瓶）；保加利亚与黑海南岸（连同埃及）向首都大宗出口亚麻，君士坦丁堡与塞萨洛尼基则建立起成熟的玻璃制造业。与此同时，10世纪重新崛起的地方大贵族也直接插手手工业生产与市场，早在9世纪80年代，伯罗奔尼撒的女富豪达尼利斯名下便拥有专门生产高档亚麻与丝绸的私人作坊（她后来将大批纺织工匠作为礼物送给了巴西尔一世与利奥六世），而巴西尔二世在996年的法典中更是公开担忧地方权贵强行垄断乡村集市。在人口增长、荒地开垦以及桑树种植普及的推动下，拜占庭在10世纪末不仅实现了内部经济的复杂化，甚至开始向埃及逆向出口高档丝绸。

15.2

当小亚细亚在7世纪陷入城市萎缩与经济地方化危机时，仅仅隔着一道托罗斯山脉的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由于阿拉伯大军在630年代的征服推进极快，黎凡特的城市基础设施几乎没有遭受战火破坏；而自661年穆阿维叶定都大马士革之后，叙利亚一跃成为倭马亚哈里发国的政治心脏。尽管受制于大马士革有限的水资源以及外省税收上缴的不稳定，大马士革并未膨胀为巴格达那种体量的巨型都会，但留在省内的赋税与战利品依然让倭马亚王室与地方精英富甲一方。在从661年到750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内陆的城乡社会保持了惊人的繁荣与连续性，甚至在今约旦北部的马达巴一带，无论是城市内部、郊外修道院还是周边村落，当地富有的基督徒赞助人直到8世纪后期依然在不断出资兴建铺有精美马赛克地板的新教堂。

当然，叙利亚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在倭马亚时期经历了明显的改造（见第10章）。由于阿拉伯统治者不搞罗马式的全城街头游行，而是把政治与宗教集会收进大清真寺的封闭庭院之内，古罗马城市里宽阔的柱廊大道与剧场便失去了原有的公共仪式功能；但这些市中心黄金地段并未像拜占庭的萨迪斯那样被废弃，而是被蓬勃发展的手工业作坊与商业店铺直接塞满了（尤其是在哈里发希沙姆执政的724年至743年间，官方更是带头在市中心大建具有纪念性外观的连排商铺）。在马达巴北面的格拉森（今约旦杰拉什），工匠们直接把大型陶窑盖进了古罗马剧场与异教神庙的遗址里，烧造出的精良陶器直到公元800年以前一直垄断着加利利地区的市场；在邻近的锡索波利斯（今贝特谢安），古罗马剧院与露天竞技场在700年前后同样被改造成了制陶工坊，古罗马公共浴场变成了生产传统名产亚麻的纺织作坊，一座6世纪的宏伟古典大厅则被希沙姆下令改建为规整的商业店铺街。类似的工业化改造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二十多座城市遗址中普遍可见，涵盖了玻璃、印染、纺织、铁器与铜器加工，埃德萨的叙利亚语编年史更是记载，公元700年前后替阿卜杜勒·马利克前往埃及掌管税收的基督教大地主阿萨纳西奥斯·巴尔·古摩耶，仅在埃德萨一城名下便拥有300间商铺与9座客栈。

不过，在倭马亚时期叙利亚城市手工业一片繁荣的表象之下，有两个深层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发生。

第一个变化是地中海沿海出口经济的萎缩。在罗马帝国晚期，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沿海地区曾是向全地中海出口橄榄油与葡萄酒的核心基地；随着地中海贸易圈在7世纪破裂，昔日繁华的沿海大都会安条克迅速衰落，沿海部分边缘农田遭到弃耕，只剩下今以色列境内的凯撒利亚等少数港口还在维持与埃及的海上贸易往来。

第二个变化是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内部市场的碎片化。考古发掘出土的倭马亚时期陶器虽然工艺精良、产量巨大且分出了供应精英与平民的不同档次，但每一处窑口的销售半径却比罗马时代大幅收窄。杰拉什陶窑烧造的陶器极少能够流通到地中海沿岸、红海之滨的亚喀巴或是叙利亚北部，甚至连距离杰拉什仅100千米的耶路撒冷也维持着自己完全独立的制陶传统。倭马亚时代的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实际上碎成了好几个互不连通的次级区域市场，其内部经济割裂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期正处于低谷的拜占庭爱琴海核心区。这既反映出倭马亚中央政府在财政整合上的软弱，也说明支撑起叙利亚各城手工业繁荣的，主要是当地依然富有的城市地主阶层（如阿萨纳西奥斯·巴尔·古摩耶那样把土地地租收益投入城市商铺的基督教豪族；事实上，无论是在倭马亚的叙利亚、阿拔斯的伊拉克、后阿拔斯时代内沙布尔的乌理玛家族，还是福斯塔特的犹太富商群体中，尽管伊斯兰文化对商人远比基督教世界友善，土地所有权与包税权却始终是精英财富最稳固的压舱石，商业利润最终往往都要转化为地产）。

750年的阿拔斯革命彻底终结了叙利亚的政治特权。随着帝国首都东迁伊拉克，叙利亚沦为一个在政治上备受猜忌的普通行省，从8世纪80年代起，严密的中央财政机器开始将叙利亚的赋税源源不断地抽往巴格达；屋漏偏逢连夜雨，749年加利利地区爆发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将贝特谢安等众多内陆繁华城市瞬间震成废墟（在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与财政留存后，这些震毁的城市有许多再未得到重建，贝特谢安遗址里希沙姆时代的白色石灰岩廊柱至今依然横七竖八地倒卧在黑色的玄武岩街道上）。到了9至10世纪，叙利亚境内能够继续保持繁荣的城市数量明显减少，主要集中在拉姆拉、加利利湖畔的提比利亚、凯撒利亚、亚喀巴、阿勒颇与大马士革等行政或交通节点上。但颇为反讽的是，政治上的边缘化与阿拔斯帝国的强力财政整合，反而打破了叙利亚在倭马亚时代的经济孤立状态，将其强行拉进了横跨欧亚的远途贸易网络之中。从公元800年前后开始，产自伊拉克的新潮彩色釉陶大量涌入叙利亚与巴勒斯坦（这种高档彩釉陶器的风潮随后一路向西蔓延，到1100年时彻底统治了整个伊斯兰与基督教地中海世界），西通埃及的凯撒利亚、南连红海的亚喀巴与东接两河流域的阿勒颇，在阿拔斯时代反而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枢纽。

叙利亚失去的政治与财政红利，被阿拔斯王朝全数砸进了伊拉克。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冲积而成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黑土地（Sawad），是当时全世界唯一能在农业潜力上与埃及尼罗河流域分庭抗礼的灌溉农业区。早年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亚当斯在20世纪50年代对巴格达以东的迪亚拉河与纳赫鲁万大运河（最初由波斯萨珊王朝在6世纪开凿）流域进行田野调查时，曾受到晚出文献渲染的影响，误以为当地的聚落密度与水利巅峰出现在萨珊王朝晚期，而在伊斯兰时代一路下滑；但近年按照现代陶瓷断代标准在叙利亚东北部幼发拉底河畔的拉卡（796年至808年间曾作为哈伦·拉希德的行都）周边开展的田野考古证实，公元8至9世纪的阿拔斯王朝早期才是两河流域聚落密度与土地开发的真正历史顶点。

为了喂养762年建都后人口迅速突破50万的巴格达（以及836年后在纳赫鲁万运河北端兴建的军事首都萨迈拉），阿拔斯皇室与用俸禄和税收利润在伊拉克大举购置地产的高官们，对水利灌溉与荒地开垦投入了巨额资本。除了第14章提到的引进大批东非黑人奴隶（辛吉）在巴士拉周边的南部沼泽地带排干盐碱、修筑河堤外，巴格达留存下来的阿拔斯早期法学契约范本显示，国家与私人大地主在兴修水利和组织农业生产时，更多是直接花钱雇佣拿货币工资的自由劳工，并与佃农签订包含土地开发投资条款的分成租约。这种高度市场化的资本投入直接推动了农业作物的革新，原本产自亚洲季风区的水稻在伊拉克南部得到大面积推广，到9世纪时大米已经成为两河流域普遍种植并消费的主粮之一。

在庞大农业剩余与全帝国赋税汇流的支撑下，9世纪的巴格达成了当时全世界无可争议的第一手工业与商业都会，城内密集生产着高档丝绸、棉布、玻璃器皿以及在795年从撒马尔罕引进中国技术建立作坊生产的纸张。以巴格达为枢纽，伊拉克的彩釉陶器与纺织品向西一直行销至埃及，向南则顺着波斯湾直通大海。20世纪60至70年代在伊朗波斯湾港口什拉夫开展的考古发掘证实，早在8世纪后期，阿拔斯哈里发国便已打通了前往印度洋、东南亚与中国广州的常态化远洋商路，贸易体量极为庞大（成书于10世纪50年代的伊朗船长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尔所撰《印度奇观录》，以及后来收入《一千零一夜》的辛巴达航海故事，描绘的正是这群波斯湾海商在印度洋至南海航线上的真实冒险经历）。直到10世纪中叶，随着阿拔斯财政集权瓦解、各省税款断流，加之军阀在937年的内战中为了短期军事防御人为掘毁了纳赫鲁万大运河的主干堤坝（尽管白益王朝统治者阿杜德·道拉在981年至983年间曾出资修复过一次），伊拉克的农业根基受到重创，巴格达才将保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经济霸主地位重新让给了埃及。

15.3

在从公元400年到1400年的一千年间，埃及始终是整个地中海世界最富有、经济结构最复杂也最稳定的基石（唯有在9世纪那一个世纪里一度被集全帝国之力供养的伊拉克短暂压过一头，但到950年前后便迅速夺回了领先地位）。埃及之所以能拥有如此惊人的经济韧性，底层物理基础在于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带来的肥沃淤泥与可靠水源，这使得埃及水浇地的小麦收获率能够稳定达到播种量的10倍左右（相比之下，中世纪欧洲与近东旱作农业的小麦收获率顶多只有种子的3到4倍，而且每隔一年或两年还必须休耕恢复地力）。在极其高产的小麦之外，埃及还大规模出产经济价值极高的亚麻与葡萄酒，并且由于整个尼罗河流域在政治上几乎永远处于单一中央政权的统一管辖之下，灌溉运河系统的定期维护从未中断。极高的农业剩余率，使得埃及农民的劳动足以养活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庞大非农城市人口，这一城市化比例在古代与中世纪早期世界里绝无仅有，对7至10世纪亚历山大、福斯塔特、塞加拉以及中埃及艾赫米姆等城市的考古发掘均显示，当时的埃及城市居民普遍居住在密集的多层公寓楼房之中。

在农村基层，阿拉伯征服后的最初两百年里，埃及的土地所有权其实比罗马帝国晚期（如6世纪垄断俄克喜林库斯的阿皮翁家族时代）更为分散，乡村事务与赋税征收主要由富农出身的村长在城市市长的监督下完成。直到公元850年以后，埃及的大地主阶层才通过三条途径重新膨胀起来，一是越来越多的科普特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后获得了政府赠予或出租的国有土地；二是早年被限制在福斯塔特军营城里领饷的阿拉伯人开始下乡购置田产；三是从800年前后起，财政部门开始将地方征税权外包给包税人，手握包税权的权贵趁机在地方兼并土地，到9世纪后期甚至出现了将整座村庄囊括在内的私人大地产（day’a）。

但无论乡村的土地所有权是分散还是集中，埃及作为单一内部市场的运转从未受到干扰，因为国家严密的货币与实物征税机器始终在将财富源源不断地抽入城市，而纵贯南北的尼罗河又为全境提供了极其廉价的水路运输通道。考古发现清晰地勾勒出这条跨越千里的国内贸易大动脉，位于埃及最南端阿斯旺的陶窑，在整个600年至1000年间持续不断地烧造罗马式赤陶、白釉陶、彩绘陶以及800年后仿制的伊拉克式彩釉陶，顺着尼罗河一路北运销往1000千米外的地中海沿岸。纺织品的国内流通网络同样密集，福斯塔特以南150千米处的法尤姆农业盆地出土了一批9世纪60至70年代的阿拉伯语莎草纸商业信函，主角是居住在法尤姆城的织物商人阿布·胡赖拉，信件记录显示他与合伙人以福斯塔特为总枢纽，将衣物南运至上埃及的古斯、北销至地中海边的亚历山大；在阿斯旺名窑与坦尼斯、古斯（亚麻中心）、拜赫奈萨（羊毛中心）以及尼罗河三角洲（莎草纸产业中心，直到9世纪末至10世纪才逐步被以亚麻废料制造的纸张取代）等国家级手工业重镇之下，埃及各地还散布着无数使用本地黏土和原料服务周边村镇的地方作坊，共同构成了一套多层次的内部交换体系。

到了9世纪后期至10世纪，长期以内部自给自足为主的埃及经济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结构转向，即大规模面向地中海的工业品出口。这一转向的起点是突厥裔自主总督艾哈迈德·伊本·图伦（868年至884年在位）执政时期，图伦本人及其麾下高官开始将巨额公共资金与私人资本投入尼罗河三角洲海岛港口坦尼斯的官办与私营亚麻纺织业（现存最早标有纪年的坦尼斯高档刺绣织物便产于9世纪80年代）。进入10世纪后，尤其是969年法蒂玛王朝征服埃及，将埃及、突尼斯与西西里岛统一纳入同一个帝国版图之后，亚历山大与坦尼斯港口的商船云集，埃及产的亚麻成衣、原麻布匹与产业化生产的甘蔗糖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往巴勒斯坦、突尼斯、西西里乃至西班牙的安达卢斯。

福斯塔特犹太会堂基尼扎档案里保存的第一位商业巨头约瑟夫（阿拉伯名优素福）·伊本·雅克布·伊本·奥卡尔（活跃于约970年至1040年间）的私人通信，为我们完整还原了公元1000年前后这张跨海贸易网的运作细节。伊本·奥卡尔家族祖籍大抵在伊朗，到他父亲一代已定居福斯塔特。他本人终身居住在福斯塔特与紧邻的新都开罗，在总部雇佣了大批秘书，并在埃及各地以及海外的突尼斯、西西里派驻了许多商业代理人（他本人在社交与宗教界同样地位显赫，不仅是福斯塔特犹太社区的领袖，还充当着巴格达与耶路撒冷两大犹太经学院驻埃及的官方代表）。伊本·奥卡尔父子经营的商品多达83种，其核心业务是从中埃及拜赫奈萨周边的集镇与法尤姆收购原麻与亚麻布，顺尼罗河运抵福斯塔特后再直接转运亚历山大港（刻意绕开尼罗河三角洲东侧的官办亚麻中心），装船远销突尼斯与西西里；与此同时，他们还出口埃及本地产的茜草染料与蔗糖，转口贩卖从印度洋运抵红海的胡椒、香料、靛蓝染料、苏木（巴西木）与高档珍珠，并从地中海西岸换回北非转口的撒哈拉黄金、欧洲的铜与铅、突尼斯的橄榄油与肥皂、蜂蜡、兽皮以及丝绸。福斯塔特与开罗在此时已正式取代巴格达，成为连接印度洋与地中海贸易圈的首要中转枢纽。

当然，跨海远途贸易在带来厚利的同时，也时刻伴随着价格波动与代理人道德风险。基尼扎档案里保存了一封写于公元1000年前后的长信，写信人是伊本·奥卡尔在西边的代理人兼客户萨姆汗·伊本·达乌德·伊本·西齐里（意为西西里人之子）。萨姆汗在信里满腹怨气地逐条控诉伊本·奥卡尔的霸道行径，抱怨自己替伊本·奥卡尔推销苏木赔了本钱，又被迫以零利润的价格替他抛售积压的珍珠；更让萨姆汗崩溃的是，伊本·奥卡尔无端怀疑他的账目，公然拒绝兑付萨姆汗开给债主的汇票，害得萨姆汗在当地商界名誉扫地。这类商业纠纷信函生动展现了前现代长途贸易中依靠私人信誉网络维持代理关系的脆弱与紧绷；但我们也必须留意基尼扎档案天然存在的视角偏差，由于写信做记录的犹太商人大多专门从事跨海国际贸易，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埃及经济全靠海外市场拉动，而在真实的经济总量里，顺着尼罗河在埃及本土城乡之间流转的国内贸易，始终占据着压倒性的比重。

15.4

把拜占庭、叙利亚、伊拉克与埃及这四个东地中海核心区（再加上西地中海的突尼斯与安达卢斯）在600年至1000年间的轨迹拼合到一起，就能看清整个地中海跨区域贸易网络从彻底断裂到重新织就的全过程。

地中海历史上第一次形成覆盖全流域的大宗商品贸易网是在罗马帝国时代。随着西罗马帝国覆亡，西地中海的跨海贸易从450年起一路萎缩，到700年前后彻底熄火（见第9章）；东地中海的跨海贸易则在7世纪上半叶的波斯与阿拉伯战争冲击下急剧滑坡，到8世纪时，整个地中海的跨海商业活动跌入了千年以来的最低谷。在8世纪的地中海水面上，除了拜占庭爱琴海内部、以及罗马与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岛之间的第勒尼安海小三角还维持着区域性的短途航运外，跨海大宗食品与手工业品贸易几乎完全绝迹，只剩下从罗马沿南意大利海岸通往君士坦丁堡这一条主干海路还在勉强维持，运载着少量的东方丝绸、香料与西方的木材和奴隶。

转机在9世纪缓慢浮现。在亚得里亚海北端，威尼斯自750年后凭借向穆斯林世界贩卖中欧斯拉夫战俘奴隶与阿尔卑斯木材、换取东方奢侈品而迅速暴富，威尼斯商船队频繁出入君士坦丁堡与埃及亚历山大港（9世纪20年代威尼斯商人正是在亚历山大港将基督教圣徒圣马可的遗体偷运回威尼斯，奉为城市的守护神）。在地中海中部，突尼斯的艾格莱卜王朝于9世纪征服西西里岛，将西西里与突尼斯紧紧绑成了同一个经济贸易区，并以此为跳板与埃及展开常态化通商；南意大利的阿玛尔菲与那不勒斯等港口城邦更是不顾宗教界限，主动与北非阿拉伯舰队结盟（甚至协同阿拉伯人洗劫意大利本土），换取进入突尼斯与埃及港口经商的特权，到10世纪时阿玛尔菲商人的身影已遍布开罗与爱琴海（880年代拜占庭海军在海上截获的阿拉伯商船队里，装载的货物便已是产自突尼斯的大宗橄榄油）。

到了10世纪，地中海的跨区域贸易迎来了两个质的飞跃。

第一个飞跃是贸易地理版图的全面合拢。原本长期游离在主航线之外的地区纷纷被重新拉回牌桌，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海岸水下发掘出的数艘10世纪中叶阿拉伯沉船证实，来自西班牙安达卢斯的商船正装载着橄榄油双耳瓶、釉陶餐具、黄铜器与玻璃器皿直接北上法兰克海岸交易；阿布德·拉赫曼三世于955年重点扩建设防的东南港口阿尔梅里亚，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丝绸、藏红花与深红染料汇聚出口，到1000年前后已成为福斯塔特基尼扎商业信函里高频出现的港口名字；而在东北部，完成军事复兴的拜占庭帝国也彻底结束了长达两百年的内向收缩，通过土耳其南部海岸的枢纽港安塔利亚，向叙利亚与埃及大举出口高档丝绸、造船木材以及充当埃及市民重要蛋白质来源的奶酪。到10世纪末，商船已经可以从地中海的任意一座主要港口出发，顺着成熟的中转航线抵达其他任何一个角落。

第二个飞跃是跨海贸易的商品结构从单纯的奢侈品重新扩展到了大宗日常商品。谷物固然再也没有重返国际贸易舞台（因为谷物到处都能种植，当年罗马帝国跨越地中海的大规模运粮本就是国家财政调拨而非市场交换的产物），但突尼斯出产的橄榄油与精美彩釉陶器在10世纪末再次大批量销往埃及与意大利（比萨城教堂外墙上镶嵌的装饰陶盘有许多便产自突尼斯与埃及），贸易体量重新恢复到了公元400年的古典水平。最能体现这种跨区域经济共生深度的现象发生在纺织业，最迟到公元1000年，像伊本·奥卡尔这样的埃及大商人竟然选择绕开埃及本土规模庞大的纺织工坊，直接把原麻运往上千千米外的突尼斯与西西里岛，交由那里的工匠织成亚麻成衣后再行分销。这说明埃及、突尼斯与西西里之间的海路运输成本已经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区域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市场竞争已经紧密咬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到了公元1000年，重新整合完毕的地中海贸易网络无论在贸易体量还是分工复杂度上，都已经彻底超越了8至9世纪的北海贸易圈（见第9章），并为11世纪以后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商业共和国的武力介入以及十字军东征时代的商业扩张铺平了道路；而在整个体系正中央充当核心引擎的，始终是拥有最高农业剩余率与庞大国内市场的埃及。当然，无论亚历山大、巴勒莫、突尼斯、阿尔梅里亚、安塔利亚与威尼斯的码头有多么繁忙，在整个600年至1000年的经济底盘上，发生在各个区域内部城乡之间的日常交换依然在总量上远远压倒跨海国际贸易；而9至10世纪地中海与北欧同步出现的商业繁荣、城市手工业扩张乃至廉价衣物向农村的渗透，归根结底都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之上，那就是国家征税机器与世俗、教会地主阶层对底层农民劳动剩余更为系统、也更为沉重的榨取。$]?>

Chapter16-加洛林世纪，751—887

查理曼（768年至814年在位）留存至今的书信里，只有少数几封不属于外交公函，其中一封是这位国王于791年写给妻子法斯特拉达王后的家书。查理曼在信中提到，自己的儿子（也是法斯特拉达的继子）、意大利国王丕平（781年至810年在位）刚刚派人向他报捷，称自己率军在今日的匈牙利境内击败了阿瓦尔人，并在战报中附上了一份在战斗里表现出色的主教、公爵、伯爵与领主名单（很不幸，这封信是作为公文写作模板保存下来的，后世抄写者略去了名单上的具体人名）。紧接着，查理曼在信里详细罗列了自己与随行朝臣在收到捷报后连续三天举行感恩祈祷仪式所念诵的祷词，规定在三天的祈祷期内严禁食肉与饮酒，但允许人们根据各自的财产状况花钱赎买免除禁食的义务。查理曼要求留守后方的法斯特拉达照此办理，在当地组织同样的祈祷仪式，并在信件末尾命令她今后多给自己写信汇报情况。

整封信的语气很难用亲密来形容，读起来更像是一位君主在向高级臣僚下达行政指令（在加洛林宫廷体制内，王后本来就属于高级臣僚，是以我们也没有理由单凭这封公文式的信件去揣测夫妻二人的私下感情）。但这封短笺恰好折射出加洛林王朝早期政治运作的几项核心特征。首先，它展示了帝国高层对前线信息的系统性掌控，791年的查理曼大约已经43岁，按照当时的标准对于亲自披挂上阵而言已算高龄（尽管他在此后十余年里依然继续担任最高统帅），但他要求前方将领必须将战况与立功人员名单事无巨细地汇总上报，信息交换已经成为法兰克政治体系里常态化的一环。其次，这封信能够流传下来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墨洛温王朝时期并非完全没有类似的通信，但留存至今的加洛林政治文书在数量上出现了大幅度的跃升，并在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达到顶峰。更为关键的是信中把军事胜利直接转化为集体斋戒与祈祷仪式的做法。根据传记作者艾因哈德的记载，查理曼本人在私下里其实相当世俗，喜爱笑话、歌曲、女色、打猎、游泳与烤肉，只是不太爱喝酒；但他在法兰克的公共政治实践里全面引入了布道与道德训诫的要素，这种将权力运作道德化与宗教化的倾向贯穿了整个加洛林世纪。

16.1

加洛林家族的霸权奠基于查理·马特（717年至741年在位）在715年至719年内战中的胜利（见第5章）。查理·马特夺取法兰克宫相之位后，恢复了每年夏季出兵征战的惯例，并在他生前最后十七年里几乎从未间断。从720年到804年的八十余年间，法兰克人大概只有八个年份没有外出打仗，有些年份甚至一年要打上两三场战役。查理·马特四面出击，重新吞并了南方的普罗旺斯，挡住了从西班牙北上的阿拉伯军队，占领北方的弗里西亚，并在阿尔萨斯与阿基坦重新确立了法兰克人的军事霸权。凭借一生未尝败绩的军事威望，他在法兰克核心区建立起绝对的个人权威，将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彻底变成傀儡（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即737年之后，他甚至在没有拥立任何国王的情况下直接实行统治），并毫不手软地铲除了所有潜在的内部政敌。741年查理·马特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丕平三世（741年至768年在位）与卡洛曼一世（741年至747年在位）效仿墨洛温王室瓜分国土的传统，共同出任宫相，继续维持每年夏季的对外征伐，于746年在坎施塔特经过一场血腥屠杀彻底征服了阿勒曼尼亚。747年，卡洛曼一世貌似自愿地放弃权力前往罗马，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剃发出家为修士，留下丕平三世一人独揽大权，并在754年至756年间将兵锋推入意大利，又在759年至769年间通过连续十年的征讨彻底吞并了富庶的阿基坦。

早在743年，为了平息各地公爵借口宫相无权统辖而掀起的叛乱，丕平三世与卡洛曼一世曾不得不重新找来一位墨洛温宗室希尔德里克三世充当傀儡国王。等到卡洛曼一世退隐之后，面对家族内部政敌的不断挑战，大权独揽的丕平三世决定直接迈出称王那一步。根据四十多年后编纂的官方史书《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记载，丕平先派使节前往罗马询问教皇撒迦利（741年至752年在位），法兰克国王空有王号而无实权究竟是否妥当，撒迦利给出了符合丕平心意的回答，即拥有实权的人称王，比徒有虚名的人称王更好。751年，丕平三世正式加冕成为加洛林王朝的第一任国王，末代墨洛温君主希尔德里克三世则被剪去象征王室血统特权的长发，关进修道院了事（自此以后，加洛林王朝的历代君主均蓄短发与胡须，以示与前朝长发国王的区别）。

后世的加洛林官方史料极力将751年的改朝换代描绘成一场经过全体法兰克显贵一致同意、由美因茨大主教波尼法修主持神圣涂油礼的和平权力交接。涂油礼这一仪式效仿自7世纪后期的西哥特王室与《圣经·旧约》传统，丕平三世作为第一位接受涂油礼的法兰克国王，显然需要借助这套全新的宗教仪式来为新王朝赋予神圣色彩；但剥去仪式的包装，751年的事件本质上依然是一场篡位政变，丕平王权的合法性在当时立刻遭到了质疑。753年至754年，正遭伦巴第国王艾斯图尔夫围攻的新任教皇斯德望二世（752年至757年在位）亲自翻越阿尔卑斯山北上塞纳河谷求援，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踏足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罗马教皇。斯德望二世在圣但尼修道院再次亲手为丕平及其两个儿子施行涂油礼，以最高宗教权威的名义确认了加洛林家族的王室身份，丕平则履约两次发兵翻越山口南下击败伦巴第人。这是一场双方各取所需的政治结盟，教皇需要法兰克大军的刀剑来保卫罗马，而自7世纪80年代起便已是法兰克头号豪门的加洛林家族，则需要依靠罗马教皇这一外部的、非法兰克人的最高道德权威来补齐篡位的合法性短板。为了回报教会的鼎力支持并强化王权对教会的统御，丕平与卡洛曼早在742年至747年间便已重启了自7世纪70年代以来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教会大会（期间至少召开过四次），751年称王后，丕平更在重臣梅斯主教格罗德刚（766年去世）的协助下深度介入教会治理，并于765年下令在全境强制征收什一税，使法兰克各地教会的财富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

768年丕平三世去世后，查理曼与弟弟卡洛曼二世（768年至771年在位）按照惯例瓜分了王国，兄弟二人关系高度紧绷，随时可能爆发内战，直到卡洛曼二世在771年突然病死（这场及时的死亡大抵并非纯粹的巧合）。查理曼最初在文献里被称为大查理（Charles Magnus），原本只是为了将他与自己的同名长子查理区分开来，但到了9世纪，这个称号已经演变为对他个人超凡统治魅力的尊崇，并直接融入了他的名字，在法语与英语中固定为查理曼（Charlemagne），其耀眼程度甚至让后世史官在叙事中不自觉地淡化了查理·马特与丕平三世这两位同样强悍的前辈。查理曼在长达四十六年的统治期内，不仅全盘继承了父祖两代的军事动员机器，更将对外征服的规模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其兵锋主要集中在四个方向。

第一个也是耗时最久的主攻方向，是法兰克北方的异教邻居萨克森。法兰克人与萨克森人的边境冲突此前已经断断续续打了两百多年，萨克森内部并非单一的统一政权，而是由众多互不统属的小部族组成，各部族每年定期召开一次大会，仅在面临外部军事威胁时才临时拼凑起规模不等的联军共同应战。查理曼自772年起便立志彻底吞并萨克森，首战即攻陷并洗劫了萨克森人最重要的宗教圣地伊尔明苏尔圣柱，掠得大批财宝；然而恰恰因为萨克森内部高度分散、没有一个可以一战定乾坤的政治中心，某一部族投降后另一部族随时可能再次起事，查理曼足足耗费了三十多年时间，直到804年才算彻底完成对萨克森的征服（在785年至793年间曾出现过一段短暂的和平期，当时查理曼一度误以为自己已经赢下了战争）。整个征服过程充满了极端的军事暴力，782年法兰克军队在遭遇一场伏击败仗后，查理曼下令在费尔登一次屠杀了4500名萨克森战俘；从780年开始，法兰克人更将武力征服与强迫改宗绑定在一起，颁布严酷法令对拒绝受洗或恢复异教仪式的萨克森人直接判处死刑，成为中世纪早期极为罕见的依靠刀剑强推基督教的案例。对于萨克森本土社会而言，法兰克的征服还直接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结构革命，在法兰克王权与新建萨克森教会系统的扶持下，投靠法兰克的萨克森本土贵族阶层（连同迁入的外来法兰克显贵）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排他性的私人土地所有权，将其余自由民彻底甩在身后，为萨克森贵族在随后一个世纪里积累财富、并在10世纪初接管东法兰克王位打下了地基（详见第18章）。

第二个方向是伦巴第人统治的意大利，这场征服推进得要顺利得多。773年，面对伦巴第国王德西德里乌斯的军事压迫，教皇哈德良一世（772年至795年在位）效仿前任向查理曼求援。尽管查理曼的母亲贝尔特拉达太后、堂弟阿德拉尔德以及朝中数名核心幕僚均对出兵意大利持反对态度，查理曼依然力排众议，在773年至774年间发动了一场罕见的跨越冬夏两季的远征。由于伦巴第王国的中央集权程度很高（见第6章），当法兰克大军在774年攻克伦巴第首都帕维亚并俘虏德西德里乌斯之后，整个北意大利的抵抗便几乎立刻停止，唯有南方的贝内文托公爵阿里奇斯二世拒绝臣服，于774年将自己的头衔从公爵升格为独立的大公（prince）。查理曼将帕维亚国库里积攒的伦巴第王室财宝尽数运回北方充实自己的金库，但他并没有像处置阿勒曼尼亚、阿基坦或后来的萨克森那样直接抹掉伦巴第的国号，而是正式启用了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这一双重头衔，保留帕维亚作为加洛林帝国内部唯一独立的行政首都，并于781年任命儿子丕平为意大利分封国王，持续不断地从意大利汲取物质财富与成熟的文书行政经验。

第三个方向是墨洛温旧疆内最后一个维持实质自治的领地巴伐利亚。巴伐利亚大公塔西洛三世（748年至788年在位）出自显赫的阿吉洛尔芬家族，年少时曾受舅父丕平三世的监护，并于757年成年之际在贡比涅大会上向丕平宣誓效忠；但从763年起，塔西洛便不再随同法兰克军队出征，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作为独立君主统治巴伐利亚，并且娶了伦巴第末代国王德西德里乌斯的女儿，与伦巴第王室结成紧密同盟。从781年开始，腾出手来的查理曼步步紧逼，于787年陈兵巴伐利亚边境发出武力威胁，迫使失去国内贵族支持的塔西洛投降，重新行礼成为查理曼的封臣（vassal）。然而这次屈服并没能保住塔西洛的地位，788年，查理曼在英格尔海姆召集由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伦巴第人与萨克森人代表共同组成的联合法庭，公开审判塔西洛早年背弃757年效忠誓言的叛君之罪。法庭一致判处塔西洛死刑，查理曼随即出面展现出仁慈君主的姿态，将死刑改判为强制剃发忏悔，把塔西洛像751年的希尔德里克三世那样送进修道院终身监禁。

788年对塔西洛的公开审判，标志着加洛林王朝处置高层政敌的政治规范发生了重要转变。过去有历史学家认为墨洛温国王习惯从肉体上消灭失势政敌，而加洛林国王则只将其囚禁并没收家产；这种对比固然有些夸张，因为加洛林君主在必要时照样会杀人或沿袭西哥特与拜占庭的做法刺瞎政敌双眼，但6至7世纪那种将政敌当众缓慢折磨致死的残酷刑罚确实基本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正是788年这种先由法庭按律判处死刑、再由君主法外施恩改判刺瞎或关入修道院的公开司法仪式。这种把司法审判过程与道德羞辱仪式公开展示出来的做法，既能彻底剥夺政敌的政治生命，又无需背负滥杀的恶名。随着阿吉洛尔芬家族被连根拔起，巴伐利亚本土的其余贵族阶层几乎完好无损地被直接吸纳进了法兰克帝国的政治体系之中。

第四个方向是巴伐利亚东面的游牧政权阿瓦尔汗国。吞并巴伐利亚使法兰克疆界直接推到了阿瓦尔人的家门口，双方于791年正式开战。此时的阿瓦尔汗国虽然在军事实力上已远不及7世纪初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巅峰岁月，但阿瓦尔可汗在过去两百年里通过索取东罗马帝国岁币与洗劫周边地区，依然攒下了富可敌国的财富。795年至796年，法兰克与意大利分封王丕平统领的三路大军长驱直入匈牙利平原，一举攻破阿瓦尔人的中心王庭塞堡圈（the Ring），将其国库洗劫一空。这场战役缴获的战利品数量惊人，足足供加洛林王室与顶层大贵族挥霍了一代人的时间，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由衷地感叹：“人们想不起来法兰克人所卷入的战争中，还有哪一场使他们发了这样一笔大财，增加了这么多的财富。”阿瓦尔汗国在遭受这次毁灭性打击后迅速分崩离析，其留下的多瑙河中游政治真空随后被新兴的斯克拉文诸部族政权接管（详见第20章）。

到了804年萨克森彻底平定之时，查理曼统治的疆域面积已经扩大到768年即位时的1.5倍，比祖父查理·马特去世时翻了一番还多（在西南方向的西班牙，查理曼曾在778年率大军深入围攻萨拉戈萨，撤军途中其后卫部队在比利牛斯山西段的龙塞斯瓦列斯山口遭到巴斯克人伏击而蒙受了在位期间罕见的败绩，但随后依然通过785年与801年的两次战役吞并了加泰罗尼亚北部的狭长地带）。至此，法兰克的扩张运动正式触及地理与经济边界。此时环绕在帝国四周的新邻居，包括北方的丹麦人、南方的阿拉伯人与贝内文托公国，以及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的各个斯克拉文部族，这些对手要么本身贫穷落后、抢不到多少战利品，要么距离法兰克核心区过于遥远。从804年往后的一代人时间里，加洛林军队的任务从开疆拓土转向了维持边境秩序并向周边独立部族索取贡品（后世不少学者认为，停止对外扩张导致贵族失去了外部掠夺的财源，迫使他们转而在帝国内部展开零和博弈，为日后的内战埋下了隐患，不过这一恶果要到一代人之后才真正显现出来）。

在查理曼统治的后半期，法兰克统治阶层掌握的财富体量达到了中世纪早期闻所未闻的高度，而查理曼分配这笔庞大财富的机制，正是维系加洛林帝国集权的秘密所在。除了从伦巴第与阿瓦尔国库里直接搬回来的金银财宝，查理曼手里还握有原伦巴第王室领地、阿基坦与巴伐利亚的公爵领地、在萨克森等地大举没收的叛乱者土地，以及遍布全帝国的大约600个伯爵辖区（郡）与180个主教区的职位任命权，外加随时可以被王室强行分割借用的庞大教会与修道院地产。查理曼将这些土地与官职统称为荣誉（honores），分赐给效忠自己的世俗贵族与教士，但他极少将王室或教会土地作为可世袭的永久私产直接送人，而是普遍采用恩地（beneficia，即采邑）的形式暂时授予受封者。贵族们固然渴望将这些恩地与伯爵官职长期留在自己家族手里传给子孙，但在制度上恩地随时可以被国王收回，贵族唯有持续不断地向朝廷表现忠诚、积极参与宫廷事务与军事征召，才能保住手头的既得利益。

在源源不断的土地分肥与军事胜利刺激下，法兰克精英阶层的文化自信在8世纪90年代膨胀到了顶点。宫廷文人们开始在著作里公开将法兰克人描绘为继古以色列人之后上帝重新拣选的新天选之民，《圣经·旧约》的政治意象在朝廷里随处可见，查理曼本人则被宫廷学者们直接尊称为大卫王（大抵正是因为这种以古以色列自居的心态，加洛林王室对国内的犹太人社群抱有相当宽容的态度，查理曼之子虔诚者路易对犹太人的贸易与法律保护，甚至引来了出身前西哥特统治区、秉承西哥特狂热反犹传统的里昂大主教阿哥巴德的激烈抗议）。而在宗教修辞之外，艾因哈德也在传记里带着几分自鸣得意的口吻，用希腊语原文记下了一句当时东罗马拜占庭人评价法兰克人的谚语，即如果你和一个法兰克人是朋友，那么你肯定不是他的邻居。在当时的法兰克统治阶级眼里，贪婪的领土扩张本身就是自身武德与上帝恩宠的直接证明。

到了8世纪90年代至800年，查理曼又通过两项极具象征意义的举措将中央集权推向顶峰。第一项举措是在794年至796年间于奥斯特拉西亚北部、丕平家族的龙兴之地营建常设首都亚琛。亚琛紧邻便于王室狩猎的阿登森林，查理曼与儿子路易在城内大兴土木，建起了包括保存至今的八边形宫廷礼拜堂在内的宏伟建筑群。随着年事渐高，查理曼待在亚琛的时间越来越长，使巡游不定的法兰克王廷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一座固定的政治与行政中心舞台。第二项举措是在800年圣诞节前往罗马，在圣彼得大教堂接受教皇利奥三世的涂油加冕，正式启用了罗马皇帝这一称号（为了迫使自诩正统的拜占庭帝国承认自己的皇帝头衔，查理曼在812年甚至发兵威胁拜占庭在亚得里亚海北端的飞地威尼斯，最终换来了君士坦丁堡使节对他的皇帝欢呼）。皇帝头衔本身并未给查理曼增加多少实质性的新权力，因为早在8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就已经成为自4世纪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以来第一位真正统治整个西欧大陆（除不列颠与西班牙大部外）的集权君主，其疆域之辽阔、军事胜利持续时间之久远超墨洛温极盛期的克洛维与达戈贝尔特一世（况且查理曼虽然原本打算按法兰克传统将国土平分给三个嫡子，但长子查理与次子意大利的丕平先后在810年与811年早逝，使帝国得以维持了自查理·马特以来连续四代的实质单一继承）。真正的问题在于，手握如此庞大的帝国与个人威望，查理曼打算拿它来做些什么。

16.2

查理曼及其宫廷幕僚在帝国全境推行了一套极具野心的政治与文化改造工程，后世常将其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但用当时文献里高频出现的两个词，即改革（renovatio）或修正（correctio）来概括其实更为准确，因为这场运动并非无中生有地复活古典传统，而是旨在对世俗与教会臣民的外部行为规范乃至内心信仰世界进行全面纠偏与标准化。

这一修正纲领在查理曼于789年颁布的《教育通令》（General Admonition）中得到了最集中、最系统的表述。在这份传抄极广的法令里，国王一方面重新颁布了早期教会大公会议制定的教规，为全国神职人员确立了统一的纪律模板；另一方面直接向全体世俗臣民布道，告诫他们必须保持社会和谐、维护司法正义、戒绝伪证与家族世仇，做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与道德训诫同步推出的是系统的教育改革计划，该计划（连同《教育通令》本身）主要由加洛林第一代改革学者中最具影响力的诺森布里亚人阿尔昆（804年去世，786年至796年间常驻查理曼宫廷，后出任查理曼赐予他的图尔圣马丁修道院院长）一手设计。阿尔昆在8世纪80或90年代替查理曼代笔起草的一封致全国教会公开信（《论研习文学》）中将背后的逻辑讲得很清楚，知识先于行动，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系统的读写与文法教育，就不可能具备良好的道德行为与准确的宗教理解力，因为哪怕是《圣经》文本里也到处充满了复杂的修辞比喻，没有足够的语言学训练根本无法参透其中的神意。

加洛林的道德与教育修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穿透了基层社会，学界历来存有争论，但在精英阶层内部，这场运动无疑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整个加洛林统治集团都被卷入了神学与政策辩论之中，哪怕内心并不感兴趣也必须装出高度重视的姿态。在794年由查理曼亲自主持的法兰克福大会上，与会的主教与世俗贵族们耗费了大量时间去辩论西班牙传来的嗣子说异端（Adoptionism）以及拜占庭在787年第二次尼西亚会议上恢复圣像崇拜的决议（法兰克人对此持反对立场），这是西方世界时隔两个多世纪首次重新围绕高阶教义问题展开大型政治讨论。到了9世纪30至40年代，几乎所有的政治冲突、宫廷政变与王室内战都被当事人套上神学与政治伦理概念加以论证，政坛上同时活跃着二十多位兼具高级政客与多产作家双重身份的人物。这种读写与神学素养甚至延伸到了世俗贵族女性群体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塞蒂马尼亚的伯纳德（844年去世）的妻子多达（约843年去世），她被丈夫留在法兰克南部的于泽斯期间，不仅能够与当地的教父学者深入交流，还亲手为自己远在朝廷充当人质的长子威廉撰写了一部探讨道德与政治行为准则的《教子手记》，全书随处可见熟练的《圣经》引文与教父神学典故。

促成这场修正运动的制度土壤是多方面的。加洛林家族靠751年的政变夺取王位，天然需要通过高举教会改革大旗来巩固自身的合法性；自8世纪40年代恢复并持续召开的教会大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道德化法条，从丕平三世时期起便已被直接吸纳进王室法令；以新以色列人与罗马帝国继承人自居的政治宣传，刺激朝廷去模仿4至6世纪罗马皇帝主持大公会议界定正统的做法，而7世纪西哥特西班牙那种高度道德化的政教合一立法传统（查理曼麾下另一位核心神学家、奥尔良主教狄奥多尔夫本人正是来自西班牙的西哥特后裔）也提供了现成的参考模板。但最核心的推手依然是查理曼本人的个人意志。8世纪80至90年代聚集在宫廷里的那批顶级学者，包括英格兰的阿尔昆、西哥特人狄奥多尔夫、伦巴第意大利的助祭保罗，以及法兰克本土的圣里基耶修道院院长安吉尔贝与艾因哈德，全都是查理曼亲自出面邀请并用丰厚的修道院地产与礼物留在朝廷服务数十年的。这位自己终身都没能完全学会握笔写字的君主，在经历了8世纪70年代尤其是征服意大利的辉煌胜利后，真诚地相信自己肩负着上帝交付的特殊使命，不仅要在肉体上统治法兰克人与周边各族，还要为所有臣民死后的灵魂得救负责。

道德修正与帝国扩张直接催生了查理曼统治时期立法活动的井喷，最典型的载体便是王室大会颁布的敕令集（capitularia）。这些按章节（capitula）编排的敕令体裁各异，有的属于正式成文的皇家法典补充条文，有的则只是发给地方巡察代表的行动指令提纲甚至参会者的现场笔记。单是查理曼一朝留存下来的标准敕令集就有85部之多（高频立法的冲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774年征服意大利后伦巴第成熟成文法传统的刺激），此外他还颁布了修订版《萨利克法典》，并下令为萨克森人等新征服部族记录编纂各自的部族法典。

当然，由于加洛林宫廷并未建立起罗马帝国晚期那种统一的官方档案保存与分发机构，这些敕令在实际传播中的覆盖面极不均衡，许多敕令仅靠单一孤本抄本才得以幸存。827年，塞纳河畔圣万德里耶修道院院长安日西苏打算搜集整理查理曼与虔诚者路易两朝的敕令编纂成册献给路易皇帝，结果他翻遍各处档案也只找到了29部敕令（其中803年以前颁布的更是只有789年《教育通令》孤零零一部）。不过，那些真正受到朝廷重视的核心法令确实得到了强力推广，比如803年颁布的那部补充《萨利克法典》的重要敕令，流传至今的中世纪抄本多达53个（安日西苏自然也将其收录入内），其中一份抄本末尾还留有现场批注，记录了巴黎伯爵斯蒂芬在巴黎召集地方公共大会当众宣读该敕令、并让到场的地方精英逐一在卷末签名确认遵行的全过程。这种颁布敕令集的立法惯例在虔诚者路易时期一直延续到830年，在西法兰克与意大利更是维持到了9世纪后期（东法兰克则主要由教会大会承担立法职能）。

透过这批密集的敕令、编年史与书信档案，我们可以看清加洛林帝国在缺乏罗马帝国或阿拉伯哈里发国那种常设货币税收与庞大专职官僚系统的前提下，究竟是依靠哪几根制度支柱来统治这片从萨克森荒原一直延伸到意大利古城的广袤疆域的（在欧洲历史上，此后唯有拿破仑与希特勒在各自的权力巅峰期短暂控制过比查理曼更大的陆地版图）。

第一根支柱是从中央延伸到地方的双层大会政治网络。每年初夏军事出征季节来临之前，国王都会召集全国性的王室大会，世俗大贵族、伯爵与主教们齐聚一堂。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882年去世）在其撰写的《宫廷治理》（该书大量吸收了查理曼堂弟、科尔比修道院院长阿德拉尔德约写于812年的同名佚书内容）中透露，国王通常并不全程坐在会场里压制讨论，而是留在场外迎候并接收汇报，让与会显贵们自己就政策与立法议题展开实质性辩论；秃头查理的表兄尼塔尔（845年去世）在其历史著作中也记录了841年5月内战前夕的一次王室大会，与会贵族围绕大军究竟该走哪条行军路线争执不下，秃头查理最终采纳了少数派的意见（尼塔尔本人认为查理选错了路线），足见王室大会绝非单纯听取君主训令的橡皮图章。而在地方层面，每个伯爵辖区（郡）每年由伯爵召集两到三次地方大会（placita），传达中央敕令并审理司法案件；加洛林朝廷在从英吉利海峡到意大利中部的广大地区内统一推广了名为参审员（scabini）的常设地方司法专家制度，由这批熟稔法律的地方名流在法庭上协助伯爵做出裁决。

地方大会同时还承担着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仪式功能，即组织全体自由民向君主宣誓效忠。在经历了785年至786年黑森与图林根贵族的未遂叛乱后，查理曼于789年首次下令在全境推行普遍效忠宣誓；792年，查理曼未获继承权的庶长子驼背丕平发动叛乱，事后受审的一些叛乱分子辩称自己当初在789年并未宣誓效忠（大抵是因为当时尚未成年，但这一借口并没能救他们的命，查理曼照样将他们处死），查理曼随即在793年重申并收紧了宣誓规程，规定全国所有年满12周岁的自由男性都必须在地方大会上公开宣誓效忠国王，其姓名由伯爵与地方长官逐一登记造册。到了802年查理曼称帝之后，誓词内容被进一步扩充，要求臣民以基督徒对上帝负责的态度向皇帝履行全面的道德与政治服从；与此同时，查理曼严禁臣民向国王与天主之外的任何人进行私人效忠宣誓以防结党谋反，并在806年的敕令中规定，凡违反禁令私自结盟宣誓者，将被罚当众互相殴打并剪除对方的头发（情节严重者甚至削去鼻子）。通过将普遍宣誓纳入地方大会议程，哪怕在国王本人一辈子都不会踏足的偏远省份，王权的威严也能借由这套带有强烈宗教天谴意味的仪式直接投射到每一名成年自由民头上。

第二根支柱是以王宫为核心的恩庇磁吸与跨区域的帝国贵族网络。如果不算外出带兵打仗，查理曼、虔诚者路易及其子嗣日常活动的范围其实相当狭窄，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三大皇家核心区之内，即塞纳河流域、莱茵河中游河谷，以及夹在两者之间、遍布丕平家族祖传领地的亚琛至默兹河一带。但各地的野心家们为了谋取官职、司法裁决与土地赏赐，必须源源不断地主动奔赴王宫朝觐，并在每年王室大会期间向国王献上战马与武器等岁贡礼物（在没有正式土地税的情况下，这些岁贡礼物连同出征士兵自备三个月口粮与武器装备的强制义务，共同撑起了帝国的军事财政）。

为了控制核心区之外的遥远行省，加洛林君主在依靠当地老牌家族充任普通伯爵与主教的同时，特意培育并重用了大约四五十个跨越全帝国流动的顶级豪门，也就是德国历史学家格尔德·特伦巴赫在1939年命名的帝国贵族（Reichsaristokratie）。这批家族绝大多数发迹于奥斯特拉西亚、莱茵河中游与勃艮第北部等加洛林龙兴之地，他们在墨洛温晚期本就家底丰厚，而在跟随加洛林君主四处征服的过程中，更获赐了散布在帝国各个角落的修道院、伯爵领与恩地，其财富与权势达到了前代贵族难以想象的规模。最典型的例子是被现代学者称为维多家族（Widonids）的豪门，该家族起家于莱茵河中游与摩泽尔河谷，8世纪时便与特里尔主教米洛（见第8章）关系密切，并控制着莱茵兰的霍恩巴赫修道院；到了虔诚者路易及其子嗣在位时期，维多家族的成员同时被朝廷派往帝国最西端的布列塔尼边境（出任瓦讷伯爵与布列塔尼边疆侯爵）和帝国最南端的意大利中部斯波莱托公国镇守边疆。哪怕家族内部成员在王室内战中各自站队（在833年至834年的危机中，瓦讷伯爵盖伊效忠路易皇帝，其兄兰贝特则支持洛泰尔，两兄弟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盖伊战死），哪怕他们在偏远的斯波莱托建立起了近乎自治的家族统治，维多家族的根本利益依然与加洛林帝国的大一统格局死死绑在一起（是以在887年加洛林帝国崩解后，斯波莱托的盖伊三世才会拼命北上争夺西法兰克与意大利王位，并于891年加冕称帝；一旦大一统彻底无望，维多家族在9世纪90年代后便迅速丢掉了外省地盘退回莱茵兰老家，成为日后德意志萨利安王朝的先祖）。在这四五十个寡头家族之下，国王还在各省直接册封了大批跨区域调动的王室封臣（vassi dominici），用人身依附的效忠礼仪将他们变成王权插向地方的楔子。

第三根支柱是巡察钦差（missi dominici）制度与高频运转的书面公文网络。派遣王室特使的做法在墨洛温与伦巴第时期虽有先例，但查理曼在802年将其彻底常规化，把法兰克核心区划分为若干固定的巡察区（missatica），每个巡察区每年派出一对钦差（通常由一名伯爵搭配一名主教或大主教）巡视地方，直接受理民众针对当地伯爵的司法控诉并监督敕令执行。现存的法庭案卷证实钦差确实能够约束地方大员，例如在804年亚得里亚海北端伊斯特里亚的里扎纳审判中，三名皇家钦差现场听取了172名当地市民领袖对伊斯特里亚公爵约翰破坏拜占庭时代地方自治习俗、横征暴敛的联名控诉，当场迫使约翰公爵认错道歉并立据恢复旧俗。与此同时，钦差、伯爵与主教之间依靠信使维持着密集的书面通信，比如817年特里尔大主教海蒂以钦差身份致信土伦主教弗罗塔尔，紧急动员兵力平定意大利国王伯纳德的叛乱；832年虔诚者路易致信两名王室封臣，命令他们随时为过境的钦差与伯爵充当传递密信的信使；845年秃头查理致信教会领袖要求全面清查修道院资产（费里耶尔修道院院长卢普斯为此留存了详细的书面回复）；854年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更以钦差身份亲自造册登记了辖区内全体向秃头查理宣誓效忠者的姓名清单。

这套依靠大会、寡头家族、钦差与羊皮纸公文拼接起来的统治机器，在现实中究竟有多大效能，现代学者给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画像。乐观派强调其制度弹性、快速反应能力（如817年路易闪电般平定伯纳德叛乱），以及依托科尔比、圣加伦、赖兴瑙等皇家大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图书馆培养出来的高素质读写精英（甚至连世俗贵族的遗嘱里都常列有私人藏书）。怀疑派则指出所谓的道德修正与钦差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纸面文章，官场上下腐败横行，奥尔良主教狄奥多尔夫在800年前后出任法国南部巡察钦差后专门写过一首长诗《斥法官》，痛陈当地诉讼当事人排着队拿金银器皿、马匹与织物向他和随行官员行贿的乱象；阿德拉尔德的弟弟瓦拉（836年去世）在9世纪20年代赴意大利担任钦差时，发现当地一名寡妇被强占家产并谋杀的恶性案件，竟然被意大利王国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联手捂盖子；里昂大主教阿哥巴德也在827年写信痛批朝廷权臣奥尔良伯爵马特弗里德，指责他在路易皇帝与地方恶霸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专门保护罪犯免受皇室的修正（以至于历史学家迈克尔·华莱士·哈德里尔不无讽刺地评论道，幸亏辛克马尔等人的这套修正计划在现实里没能彻底奏效，否则加洛林社会早就变成一个恐怖的警察国家了）。

平心而论，这两幅看似矛盾的图景在9世纪其实同时成立。加洛林贵族在地方上固然贪婪暴虐、徇私枉法，但他们确实普遍接受了公共官职带有道德责任的意识形态，并真诚地担心滥用职权会危及自己死后的灵魂救赎；更重要的是，哪怕帝国版图大到远远超出了前现代交通与通信技术的极限，在整个9世纪的意大利、法兰克与塞蒂马尼亚（今朗格多克）基层档案里，我们依然能频繁看到普通农民敢于走上公共法庭，直接控告自己的领主非法侵占土地、抬高地租或企图将自己贬为农奴。这些农民在由贵族主持的法庭上虽然十有八九会败诉，但他们直到9世纪末依然愿意并且敢于去公共法庭打这种官司，本身就证明加洛林国家的公共司法权威在乡村基层依然是真实可感的（到了10世纪王权瓦解之后，这类农民告领主的法庭记录便从档案里彻底消失了）。

16.3

814年查理曼去世，一年前已在亚琛由父亲亲手加冕为共治皇帝的独子虔诚者路易（814年至840年在位），立即从自己长期经营的阿基坦分封王国挥师北上接管亚琛皇宫。以局外革新者姿态入主中枢的路易，进宫第一件事就是对父亲留下的宫廷进行道德清洗，将查理曼生前留在身边不许出嫁、在800年最后一任王后死后集体扮演后宫女主角色、且各自拥有公开情夫的几个同胞姐妹（如与宫廷学者安吉尔贝生下史家尼塔尔的贝塔公主）尽数驱逐出宫，送往修道院软禁（与终生情妇不断的父亲及大多数加洛林男丁不同，路易本人的性生活严格限制在婚姻之内）。紧接着在816年至817年，路易在亚琛接连主持召开两次全国教会改革大会，在阿尼安的本笃协助下统一修订了努尔西亚的本笃会规，强令全帝国所有修道院一律遵行。

817年，路易颁布了著名的《帝国整顿诏书》（Ordinatio Imperii），打破法兰克平分国土的旧惯例，规定自己死后由长子洛泰尔继承皇帝称号与最高宗主权，次子丕平（分管阿基坦）与三子日耳曼人路易（分管巴伐利亚）仅作为从属于长兄的分封国王，同时绝口不提自己的侄子、自812年起便担任意大利国王的伯纳德（已故兄长意大利的丕平之子）的地位。被彻底排除在未来权力格局之外的伯纳德随即在意大利起兵反叛（奥尔良主教狄奥多尔夫等一批查理曼时代的老臣也涉嫌暗中支持并因此倒台），路易迅速调集大军南下将其迫降，于818年按律判处伯纳德死刑，再照例改判刺瞎双眼，不料伯纳德在受刑过程中因创伤过重死去。

在随后的820年代里，无人敢再挑战的路易将加洛林皇权的道德与制度自信推上了顶峰。在从阿基坦跟随他北上的大官长海利萨查（814年至830年在任）与身兼圣但尼等五座大修道院院长的大教士伊尔杜安辅佐下，亚琛朝廷高频颁布敕令集，接见四方使节；到了822年，路易更在阿蒂尼大会上主动效仿公元390年向安布罗斯低头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当众为四年前导致侄子伯纳德惨死以及放逐堂兄阿德拉尔德与瓦拉的行为做公开宗教忏悔，并将阿德拉尔德与瓦拉召回朝廷委以重任。在822年的语境下，这场公开认罪非但不是皇权软弱的表现，反而是路易完全掌控宫廷道德话语权的实力展示。

然而，这套建立在817年继承方案之上的稳定格局，在829年至830年间被路易自己的第二次婚姻彻底撞碎。818年原配皇后去世后，路易在819年迎娶了出身韦尔夫家族的年轻美女尤迪丝，而尤迪丝在823年为路易生下了第四个儿子查理（即后来的秃头查理）。为了让这个幼子在未来也能分到一块王国，路易不得不动手拆改已被教会确认的817年神圣诏书，于829年宣布将阿勒曼尼亚划给年仅六岁的查理。这一举动直接激怒了既得利益受损的长子洛泰尔（824年已正式加冕为共治皇帝，但实权被父亲限制在意大利一地）及其背后的宫廷派系。就在一年前的828年，路易刚刚借口西班牙边境战事失利，免去了洛泰尔的岳父图尔伯爵于格及其盟友奥尔良伯爵马特弗里德的官职；829年，路易又召守边有功的巴塞罗那伯爵、塞蒂马尼亚的伯纳德入朝出任与皇后关系极其密切的宫廷总管（chamberlain）。行事跋扈的伯纳德在几个月内便排挤掉旧臣，成为朝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政敌们随即放出风声，公开指控伯纳德与尤迪丝皇后通奸，甚至暗示幼子查理根本就是私生子。

830年4月，洛泰尔联合两个弟弟（阿基坦的丕平与巴伐利亚的路易），在海利萨查、伊尔杜安与瓦拉等朝廷元老的倒戈支持下发动第一次兵变，塞蒂马尼亚的伯纳德仓皇逃回南方，尤迪丝皇后被关进修道院，路易皇帝本人也被架空；但路易凭借娴熟的政治手腕分化瓦解了儿子们的同盟，在同年10月的大会上便重新夺回朝廷控制权，迎回尤迪丝并洗刷了她的通奸罪名（不过他聪明地没有再召回惹祸的伯纳德）。可皇室父子间的猜忌已无法弥合，833年夏天，危机以更剧烈的形式重演。路易率领大军前往阿尔萨斯的罗特菲尔德，与三个儿子及随同洛泰尔北上的教皇格列高利四世对峙；在双方谈判期间，路易麾下的贵族与士兵被儿子们逐一策反，一夜之间全数倒戈投向洛泰尔营中（该地从此被时人讥讽地称为谎言之地）。沦为光杆司令的路易遭到正式废黜，洛泰尔成为唯一皇帝，并在苏瓦松圣梅达尔修道院强迫父亲脱下军装武器，当众宣读罪状做屈辱的强制忏悔（路易吸取了680年西哥特国王万巴的教训，无论如何拒绝宣誓出家为修士，从而保住了日后复位的法理可能）。果不其然，洛泰尔独霸权力的傲慢做派很快又把两个弟弟推到了对立面，巴伐利亚的路易与阿基坦的丕平在834年春起兵反攻，将洛泰尔逐回意大利，把父亲虔诚者路易重新迎回皇位，并于835年在梅斯大教堂为路易举行了隆重的复辟加冕礼（路易复位后并未对参与叛乱的旧臣实施肉体报复，仅剥夺了追随洛泰尔逃往意大利的马特弗里德等人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官职，伊尔杜安等人很快便官复原职）。

830年至834年间的两度废立，过去常被史学家当作虔诚者路易软弱无能以及加洛林贵族趁机坐大的铁证；但如果我们翻开当时贵族留下的私人信函，看到的却是一群在皇室神仙打架中战战兢兢、生怕站错队丢掉饭碗的焦虑官僚。此时早已退休隐居在法兰克福附近塞利根施塔特修道院的艾因哈德，在830年与833年政变爆发时都极其精明地选择了称病不出，可风暴稍一平息，他便急忙写信给朝中好友打听风向，托他们务必在老皇帝路易面前保住自己的忠诚名声；与此同时，由于塞利根施塔特紧挨着巴伐利亚的路易的地盘，艾因哈德又赶紧向小路易示好，甚至在833年洛泰尔短暂得势期间专门派门徒给洛泰尔送去惯常的礼物，并叮嘱门徒仔细观察洛泰尔收礼时的脸色。艾因哈德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地多头下注，是因为加洛林君主一旦认定某位贵族不忠，随时可以动手剥夺其名下的恩地采邑。在833年下半年的信件里，艾因哈德一面托朋友向新当家洛泰尔替一位名叫弗鲁莫德的病重老贵族求情，保住后者在遥远的日内瓦附近获赐的一块查理曼时代的采邑；一面又替另一对采邑横跨洛泰尔与巴伐利亚路易两国的贵族兄弟四处疏通关系（赖兴瑙修道院院长、诗人瓦拉弗里德·斯特拉波后来在为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撰写序言时，便用充满讽刺的笔调调侃艾因哈德在路易朝廷危机期间通过神的启示与漩涡保持了相当瞩目的安全距离；而没能保持距离的瓦拉弗里德本人，则在839年至842年间因为站错队被日耳曼人路易直接赶出了赖兴瑙修道院）。

真正将帝国推向永久分裂的转折点发生在840年虔诚者路易去世之后。此前在838年，阿基坦国王丕平早逝，老皇帝路易趁机剥夺了皇孙小丕平的继承权，将帝国富庶的西半部尽数划给了尤迪丝所生的幼子秃头查理。840年夏天路易一闭眼，长子洛泰尔立刻要求行使817年诏书赋予自己的帝国全境最高宗主权，而秃头查理与日耳曼人路易则联手抗拒长兄的欺压，内战于841年至842年全面爆发。整个840年至841年间，交战三方都在一边行军对峙，一边用封官许愿和没收采邑的威胁拼命挖对方的贵族墙脚；直到841年6月，三兄弟的主力在奥塞尔附近的丰特努瓦撞在一起，打了一场伤亡惨重到把全法兰克贵族都吓破了胆的血腥会战。洛泰尔战败后在842年被两个弟弟联手逐出亚琛，被迫坐上谈判桌，最终三方代表在对全帝国的王室领地、修道院与伯爵区收入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清点核算后，于843年8月缔结了《凡尔登条约》。

根据《凡尔登条约》，秃头查理分得西法兰克（涵盖阿基坦），日耳曼人路易分得东法兰克（涵盖巴伐利亚、阿勒曼尼亚与萨克森），长兄洛泰尔则保住了皇帝头衔，并分得一条从北海之滨的弗里西亚、亚琛经勃艮第、普罗旺斯一直延伸到意大利的狭长中部王国。从纯地理防务的角度看，洛泰尔的中部王国瘦长得近乎荒谬，但这恰恰是因为《凡尔登条约》的设计逻辑根本不是为了划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边界，而是为了把王室地产与修道院最密集的塞纳河至莱茵河法兰克核心区精巧地一分为三，确保三兄弟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块核心区的王室领地，再各自搭上自己原本经营多年的外围王国（洛泰尔分到的北方亚琛核心区在855年他死后传给次子洛泰尔二世，从此被称为洛泰尔尼亚即洛林；869年洛泰尔二世绝嗣死后，洛泰尔尼亚在870年《梅尔森条约》中被秃头查理与日耳曼人路易联手瓜分，昔日的帝国首都亚琛自此沦为两不管的边境地带，并在10世纪最终并入东法兰克）。当时没有任何人认为843年的分家是永久性的，它无非是回归了墨洛温王朝与加洛林早期诸王共同分享同一个法兰克王国的传统常态。

在843年至875年的三十余年间，分立的三大王国在各自的轨道上依然维持着加洛林式的集权统治。

在东法兰克，日耳曼人路易（840年至876年在位）在842年血腥镇压了萨克森自由民与农奴联合掀起的斯特林加（Stellinga）大起义后，对国内保持着稳固的控制。他在位期间虽然没有颁布过成文的敕令集，行政机构也比西边简略（东法兰克绝大部分土地从未属于罗马帝国，城市稀少），但他依托莱茵河畔美因茨大主教（如847年至856年在任的著名神学家拉巴努斯·毛如斯）主持的教会大会推进立法，亲自前往偏远的萨克森主持852年地方大会审理积案，轻松化解了857年至873年间三个成年儿子的接连叛乱，并将主要军事精力投放在东部斯拉夫边疆，与阿瓦尔崩溃后崛起的波希米亚人以及大摩拉维亚公国统治者拉斯蒂斯拉夫（846年至870年在位，后被法兰克人俘获刺瞎双眼）和斯瓦托普卢克（日耳曼人称为兹温提巴尔德，870年至894年在位）展开长期的攻势作战。

在意大利，洛泰尔的长子路易二世（840年至875年在位，850年起单独执政并承袭皇帝头衔）与极具政治手腕的妻子安吉尔贝尔加皇后（891年去世）对政府实行着比北方诸王更为直接的管控。路易二世不仅高频颁布加洛林式的改革敕令集（意大利颁布敕令集的传统一直延续到898年），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大胆提拔本土伦巴第贵族进入中枢，与妻子娘家苏柏家族等定居意大利的帝国贵族紧密合作，还在866年至872年间长期驻军意大利南部，经过苦战从阿拉伯人手中一举收复了重镇巴里（尽管在871年，警惕加洛林势力深入南部的贝内文托大公阿德奇斯突然发动兵变将路易二世夫妇扣押囚禁了一个月，令皇帝颜面扫地，但路易二世获释后立即通过教皇重新加冕挽回威信，在北意大利的统治依然无人能够撼动）。

相比于顺风顺水的兄长与侄儿，统治西法兰克的秃头查理（840年至877年在位）面临的外部与内部环境最为恶劣，也因此留下了最为丰富的史料记载。秃头查理即位之初，不仅要在阿基坦与拒绝放弃继承权的侄子小丕平反复拉锯（小丕平一直闹到848年才失去阿基坦主权，此后仍多次勾结外敌作乱，直到864年前后死在狱中），更要独自承受来自海上丹麦维京人的系统性洗劫。这批以船队为移动基地的异教私人武装团伙（其单支队伍规模大抵与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军队相当，小于法兰克正规军）自834年首次洗劫莱茵河口贸易站杜里斯特以来，迅速摸清了法兰克内战期间河防空虚的弱点。在莱茵河方向，洛泰尔一世在841年后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将杜里斯特与大半个弗里西亚作为采邑封给了流亡的丹麦王室成员哈拉尔德及其弟罗里科，罗里科在845年至875年的三十年间大体忠实地替法兰克人看守河口门户，使莱茵兰腹地在881年之前基本免遭维京人深入洗劫；可在秃头查理的西法兰克，漫长的大西洋与英吉利海峡海岸线以及塞纳河、卢瓦尔河与加龙河三大水系门户洞开，维京船队从841年起年年顺河深入内陆洗劫城市与富庶修道院，甚至直接在河口岛屿扎营过冬。

无法彻底根除维京水患成了秃头查理统治生涯里一道持续流血的政治伤口。为了应付打了就跑的维京船队，查理不得不交替使用军事围剿、花钱买平安（即缴纳丹麦金，为此他曾在国内专门开征过两次特别税款，招来教俗精英的广泛怨言）以及修筑设防桥梁阻断航道（如862年在塞纳河下游的皮特雷斯、873年在卢瓦尔河上修筑两端带堡垒的木桥）等手段，直到865年以后维京主力暂时转往英格兰，西法兰克的防务压力才算稍有缓解。前线战事的吃紧直接削弱了查理震慑国内大贵族的威望，854年阿基坦贵族曾邀请日耳曼人路易派儿子入主，到了858年维京人攻势最猛烈之际，以安茹伯爵强人罗贝尔（出身莱茵兰帝国贵族罗贝尔家族）为首的大批西法兰克世俗显贵更是公开叛变，直接把日耳曼人路易迎进西法兰克企图推翻查理；危急关头，全靠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率领西法兰克主教团坚决拒绝为入侵的东法兰克国王涂油背书，才迫使日耳曼人路易撤军，帮查理保住了王位。

即便在如此紧绷的局势下，秃头查理依然牢牢握着西法兰克的最高人事与制度生杀大权。他一方面大举提拔忠于自己的新贵（如镇守南方塞蒂马尼亚的哥特亚侯爵伯纳德，以及自己第二任妻子里希尔德的弟弟博索，博索在872年被任命为皇子口吃者路易在阿基坦的宫廷总管兼布尔日与维埃纳伯爵，876年更获封意大利总督并迎娶路易二世皇帝的独生女埃尔明加德），慷慨地将王室地产作为可世袭私产赐予支持者；另一方面又毫不手软地随时收回失宠者的官职与采邑（如866年强人罗贝尔在与维京人作战时阵亡后，查理立即收回了安茹等封爵地，拒绝让罗贝尔年幼的儿子厄德承袭，直到882年厄德才重获王室起用出任巴黎伯爵；878年哥特亚侯爵伯纳德起兵反叛继位的口吃者路易时，同样被朝廷一举剥夺了全部官职与领地）。在意识形态与行政建构上，秃头查理比840年以后的任何一位加洛林君主都更热衷于推进改革与仪式展演。他在贡比涅仿照亚琛的格局兴建了全新的王室宫殿与礼拜堂；在864年颁布了大量引述罗马《狄奥多西法典》的《皮特雷斯敕令》，不仅系统重申了巡察钦差与地方司法规程，还成功推行了全国性的币制改革（出土钱币证实该法令得到了严格执行）；在875年侄子路易二世绝嗣去世后，他闪电般南下罗马抢先加冕为皇帝，并在876年6月至7月间举行的蓬蒂翁全国大会上，开会时身穿传统法兰克服饰入场，闭幕时则换上全套拜占庭式紫袍并头戴皇冠接受群臣朝拜（尽管他随后企图趁兄长日耳曼人路易去世之机吞并莱茵兰，结果在安德纳赫被侄子小路易击败，并在877年第二次南下意大利途中病死，但他留下的西法兰克王权机器依然完整而强悍）。

16.4

直到9世纪70年代末期依然运转正常的加洛林帝国体系，为何会在短短十年之后的887年至888年间突然全线崩塌，在同一年里碎裂成五个王国，并涌现出六七位非加洛林男系的国王（《富尔达年代记》将其鄙夷地称为一批小国王即reguli，包括西法兰克罗贝尔家族的巴黎伯爵厄德、先后在西法兰克与意大利称王的维多家族斯波莱托公爵盖伊、普罗旺斯的博索之子路易、意大利安罗奇家族的弗留利侯爵贝伦加尔，以及上勃艮第韦尔夫家族的鲁道夫）。

直接触发这场总崩盘的导火索其实非常简单，并非地方大贵族蓄谋篡位，纯粹是加洛林王室在生物学上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绝嗣危机。在此前一个多世纪里，加洛林家族面临的麻烦向来是合法男丁太多而土地不够分，是以历代君主不得不通过暴力清除（如丕平三世剪除卡洛曼一世之子德罗戈，虔诚者路易刺瞎侄子意大利的丕平之子伯纳德）或政治降格（如阿德拉尔德与瓦拉出家担任修道院长，被刺瞎的伯纳德之子丕平降格为博韦伯爵，其后代在日后演变为世袭的香槟伯爵家族），将旁支与私生子排除在王位继承序列之外。直到9世纪70年代初，全帝国境内拥有合法婚生身份的加洛林成年男性依然多达8人；可在此后的十余年里，死神以惊人的速度清空了加洛林家谱。洛泰尔一世的三个儿子（路易二世、洛泰尔二世、普罗旺斯的查理）先后绝嗣而亡；日耳曼人路易的三个儿子（卡洛曼、小路易、胖子查理）里前两人同样没有留下合法婚生子；秃头查理之子口吃者路易（877年至879年在位）虽然留下了三个儿子，但长子路易三世与次子卡洛曼二世在882年与884年接连意外身亡，剩下的唯一幼子糊涂查理（口吃者路易死后才出生的遗腹子）在887年时年仅八岁。

结果到了884年，随着堂兄弟与侄儿们一个个死光，日耳曼人路易唯一在世的小儿子、原本只分到阿勒曼尼亚一隅的胖子查理（876年至887年在位，881年加冕为帝），在短短几年内不费吹灰之力地逐一继承了意大利、东法兰克与西法兰克的王位，使自840年以来分裂了四十多年的加洛林大帝国首次重新归于一统。

胖子查理在当时与后世都背负着极差的名声，主要是因为他在885年至886年维京人大举围攻巴黎期间（巴黎伯爵厄德在守城战中一战成名），率领帝国大军赶到城下却避免决战，选择花钱买通维京人放其去洗劫勃艮第了事。但胖子查理在执政前期的表现其实并不算昏庸，真正让满朝权贵看清帝国即将变天的，是胖子查理本人身患重病（大抵是癫痫或脑疾，在887年曾接受过开颅放血手术），且膝下同样没有合法婚生儿子，只有一个名叫伯纳德的私生子。此前洛泰尔二世耗费了整整十年心血试图与不孕的妻子离婚、以便让情妇瓦尔德拉达所生的私生子于格获得合法继承权，最终在教会阻挠下饮恨而终（见第17章）；胖子查理为了消除隐患，在885年诱捕并刺瞎了仍在洛泰尔尼亚兴风作浪的私生子于格，同时试图请教皇出面帮自己的私生子伯纳德洗白身份，未果后又在887年上演了一出指控结婚二十多年的妻子里奇加德皇后与重臣通奸的离婚闹剧，指望另娶新妻生下合法继承人（早在879年口吃者路易死后，外戚博索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普罗旺斯自立为王，正是因为他早已看穿加洛林男系即将断绝的趋势）。

就在胖子查理折腾离婚与继承人问题的887年11月，他的侄子、已故兄长巴伐利亚国王卡洛曼的私生子、长期驻守在巴伐利亚东部卡林西亚边疆的阿努尔夫率军发动政变，东法兰克贵族集体倒戈，胖子查理被迫退位并在几个星期后的888年1月凄凉病死（他的私生子伯纳德后来在891年起兵反抗阿努尔夫时被杀）。阿努尔夫虽然靠政变拿下了东法兰克王位，但对于西法兰克、勃艮第与意大利的大贵族而言，一个来自巴伐利亚边疆的私生子并不具备要求全帝国天然效忠的正统光环；而西法兰克唯一的合法婚生幼子糊涂查理又只有八岁，根本无力统军抵御近在咫尺的维京人。正是在这种皇室合法男丁断绝的突发真空之下，原本一直效忠于加洛林体制、且大多拥有加洛林女性血统的各地头号权贵（如巴黎的厄德、斯波莱托的盖伊、弗留利的贝伦加尔与韦尔夫家族的鲁道夫），才被迫或顺势走上前台，在各自的区域内戴上了王冠。

不过，为什么当888年加洛林家族的血缘纽带断裂时，这批顶层大贵族没有推举出一位新的全帝国共主，而是毫不犹豫地各自关起门来做起了区域性小国王。这就触及了840年以后加洛林社会最深刻的一场结构变迁，即帝国贵族阶层的全面地区化；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逼着这群原本跨区流动的帝国贵族一步步走向地区化的推手，恰恰是此前加洛林国王们自己手中的集权大棒。

在830年至843年的连年内战、以及858年日耳曼人路易入侵西法兰克等一系列王室同室操戈之中，交战的各位加洛林国王为了逼迫贵族站队，频繁动用王权武器，一旦某位贵族支持了对立的兄弟，国王就会立刻没收他在本国境内的全部伯爵官职、修道院管辖权与王室恩地。贵族名下的私有世袭地产（allods）在王室清算中相对容易保住（例如834年追随洛泰尔逃往意大利的奥尔良伯爵马特弗里德，以及861年被日耳曼人路易免职的一批东法兰克贵族，事后都保住了自己在老家的私有田产），但跨越国界的官职与恩地采邑必定会在站队失败时化为乌有。

面对王室内部没完没了的分家与火并，精明的帝国大贵族们很快就算清了利害账，与其像查理曼时代那样把鸡蛋分散放在横跨全帝国的几个篮子里、每次国王打架都要损失一半官职，不如主动通过分家析产将家族的政治重心与地产收缩集中到某一个单一王国之内。最典型的实证是意大利安罗奇家族的弗留利侯爵埃弗拉德与妻子吉塞拉（虔诚者路易的女儿）在863年至864年间共同立下的那份著名遗嘱。埃弗拉德夫妇名下的地产原本遍布意大利、阿勒曼尼亚与今日的比利时，他们在遗嘱中不仅将珍贵的私人藏书与金银器皿分给众子女，更刻意按照地理区域对地产进行了集中切割，结果他们的长子贝伦加尔（即日后的意大利国王）将全部政治生涯锁在了意大利东北部的弗留利，而另一个儿子鲁道夫（892年去世）则完全留在西北方的阿图瓦与英吉利海峡沿岸发展，兄弟二人自此活在了两个互不相干的政治世界里。横跨阿勒曼尼亚与勃艮第的韦尔夫家族在858年的危机中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投靠秃头查理的那一支虽然可能保住了在东法兰克的部分私产，但其仕途从此彻底局限在西法兰克与勃艮第，与留在日耳曼人路易麾下的同族兄弟分道扬镳。

伴随着顶层豪门主动收缩战线的，是地方伯爵职位父子相传预期的不断硬化。早在查理曼时代，只要贵族不犯谋反大罪，朝廷在任命新伯爵时本就倾向于在同一家族内部挑选（如巴黎伯爵一职在8世纪50年代至9世纪50年代的百年间大抵一直由吉拉德家族把持）。到了843年三家分晋之后，由于每个王国的地盘都缩小了三分之二，国王在境内长距离调动伯爵的回旋余地大幅收窄，伯爵之子承袭父亲原有辖区或邻近辖区渐渐变成了不可触碰的潜规则。一旦国王拒绝让前任伯爵的儿子继任而空降外人，往往会在当地激起惨烈的流血世仇，882年至884年间巴伐利亚东部边疆便因为老伯爵之子未能袭职而与新任伯爵打得天翻地覆；而在西法兰克，哪怕强人罗贝尔早在866年便已战死、其子厄德被秃头查理剥夺了继承权长达十余年，地方政治记忆也从未抹去罗贝尔家族的产权索求，等到厄德在882年重获重用出任巴黎伯爵并在886年成功拿回父亲生前在卢瓦尔河流域的封爵地时，他便瞬间攒齐了在888年问鼎王位的全部政治资本。到了858年以后，像840年代强人罗贝尔那样毫无阻碍地从莱茵兰跨区空降到卢瓦尔河谷当伯爵的案例已成绝响，任何外来空降官员都会在当地招致本土贵族强烈的排外抵制（唯有外戚博索在洛泰尔尼亚、罗讷河谷与意大利之间的跨区腾挪算是个例外）。当胖子查理在884年依靠家族绝嗣的巧合把七个分立的王国重新拼合到一起时，这七个王国底下的贵族集团早已在过去四十年的分治中各自凝结成了高度内向、彼此封闭的区域权力网络，唯一还能把这七张网勉强拴在同一个帝国名义之下的，就只剩下加洛林家族的正统血脉与军事威望；而当这根最后的家族细线在887年冬天崩断时，早已在各自地盘上就位的区域贵族们甚至不需要打破任何现有制度，便顺理成章地步入了一个属于地方王国的新时代。

Chapter17-知识分子和政治

828年1月下旬的一天清晨，艾因哈德在亚琛皇宫虔诚者路易的卧房门外，看见圣但尼修道院院长伊尔杜安正坐在那里等候皇帝起床。决定谁能获准觐见皇帝，本就是伊尔杜安身为宫廷大教士的日常职责之一。不过艾因哈德那天早上过去，专门是为了找伊尔杜安兴师问罪的。两人站在卧房外的高窗旁一边交谈，一边透过窗户俯瞰宫殿的其他区域（圣加伦的修道士诺特克尔在9世纪80年代撰写《查理曼事迹》时曾提到，查理曼在设计亚琛宫殿时特意留了一扇能将宫内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的窗户，诺特克尔指的大抵就是艾因哈德与伊尔杜安当时所站的那扇窗子）。

这场清晨交涉的起因是一桩跨国盗窃圣徒遗骸的公案。早在826年，伊尔杜安从罗马弄回了殉道者圣塞巴斯蒂安的遗体，将其安放在自己兼领的几座修道院之一，即苏瓦松的圣梅达尔修道院，此举立刻在法兰克权贵圈里掀起了一股赴罗马搜罗圣物的风潮。827年，艾因哈德效仿伊尔杜安，派自己的公证人拉特雷格前往罗马，联系上了一个名叫德乌斯多纳的罗马助祭。德乌斯多纳是个职业小偷兼文物贩子，他带着拉特雷格钻进罗马城外拉比卡纳大道的地下墓穴，动手盗出了圣玛策林与圣伯多禄两具圣徒遗体，随后一路向北偷运出境。一旦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法兰克地界，拉特雷格便不再遮遮掩掩，直接组织起一支公开的迎圣游行队伍，在沿途大批民众的围观簇拥下，将两具遗骨护送至今日德国中部的奥登瓦尔德森林。艾因哈德名下的绝大部分地产都集中在那一带，他当时已经计划好退休后去奥登瓦尔德森林里的米歇尔施塔特定居，便把两位圣徒的遗体安放在了米歇尔施塔特的一座教堂里。不料这两位圣徒对新住处并不满意，接连托梦给艾因哈德，要求迁移到法兰克福附近的塞利根施塔特教堂去。塞利根施塔特的教堂同样归艾因哈德所有，他当即照办。迁葬完成之后，塞利根施塔特便开始频繁显现治愈疾病的神迹，被治好的病人为数不少，一直持续到9世纪30年代后期艾因哈德动笔写下《圣玛策林与圣伯多禄迁葬及神迹记》之时。

麻烦出在当初运送圣骨的途中。拉特雷格前往罗马时，随行的还有伊尔杜安的仆人胡努斯，此人趁乱偷走了圣玛策林的一部分遗骨并交给了自家主人伊尔杜安。紧接着坊间便传出流言，声称伊尔杜安其实把圣玛策林与圣伯多禄两具遗体全数偷了去，如今正并排供奉在苏瓦松的圣梅达尔修道院里。对于艾因哈德而言，这则谣言的杀伤力比丢骨头本身还要致命，因为它直接损害了艾因哈德本人的名誉以及塞利根施塔特所藏圣物的神圣威信，是以他必须把被盗的那部分遗骨讨回来。在亚琛的高窗底下，伊尔杜安极为勉强地承认圣玛策林的部分遗骨确在自己手中（需要留意的是，艾因哈德动笔记录这段交涉的时间是830年10月，当时伊尔杜安已经因为参与同年春天的未遂政变而失势）。828年4月，这部分遗骨从苏瓦松运抵亚琛，正式交还到艾因哈德手里。

伊尔杜安的归还之举，反倒帮艾因哈德在帝国首都狠狠做了一次免费宣传。由于圣玛策林的遗骨被摆在了帝国政治中心亚琛的礼拜堂里，先前的谣言不攻自破，前来瞻仰朝拜的人络绎不绝，连虔诚者路易与皇后尤迪丝也亲自到场礼拜并献上厚礼。神迹在亚琛接连显现，一直持续到那年年底艾因哈德将这部分遗骨送回塞利根施塔特与原遗体重新团聚。艾因哈德把这两具圣骨的政治与宗教价值压榨到了极致，他在书中满怀喜悦地记下一桩小事，那年复活节后不久，他的好友、宫廷图书管理员格沃德正从郊外赶回亚琛，半路上听人说起宫廷里的最新谈资，“大臣们现在都在议论艾因哈德家里发生的神迹奇事，那是圣徒带来的……”这大抵是艾因哈德一生中最感荣耀的时刻之一。

这则围绕偷盗与讨还圣骨展开的故事，把加洛林政治世界里三个最核心的要素同时推到了台前，即作为权力与道德中枢的宫殿、作为政治沟通媒介的公共仪式，以及深度介入高层决策的知识分子。故事里的两位主角本身就是顶级学者，艾因哈德是查理曼的传记作者，当时已在宫廷核心圈活跃了整整三十年；伊尔杜安也绝非寻常权臣，就在828年，他刚刚耗费心血将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二世寄赠给路易皇帝的一部希腊文著作（即被视作圣但尼本人的伪狄奥尼修斯著作）翻译成拉丁文。拆解宫殿、仪式与知识分子这三者的互动机制，正是理解9世纪加洛林政治文化的关键。

17.1

无论是在常设首都亚琛还是在国王巡幸的其他行宫，王室或皇室宫殿都是加洛林疆域内最核心的政治枢纽。科尔比修道院院长阿德拉尔德的传记作者帕斯卡修斯·拉特伯都在《科尔比的阿德拉尔德传》里曾抱怨，王室宫殿就是一个充满了行动与喧嚣的漩涡。只要统治者发出召唤，任何一位世俗显贵或教会领袖都必须赶赴宫殿听命；各地的受害者若想向王室寻求司法正义，同样要千里迢迢跑到宫殿里去，先接受大教士或宫廷伯爵的初审讯问，再由这些高官决定是否将案件呈报给国王本人裁决。这一运作方式承袭自墨洛温王朝的传统，但在加洛林时代变得更加系统化与等级化。

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在《宫廷治理》（该书大量沿用了阿德拉尔德约写于812年的同名佚书内容）中，详细开列了宫廷内部的官职序列，以掌管全国教会事务的大教士和掌管文书档案的大官长为首，按官阶高低一路排到最末端的皇家猎人与养鹰人。存世的史料反复证实，这套宫廷官阶序列在实践中确实等级森严，哪怕具体的权力排名会随着人事更迭而随时调整。比如829年至830年间塞蒂马尼亚的伯纳德出任宫廷总管，按照辛克马尔与阿德拉尔德的记载，宫廷总管的法定职责是管理皇宫日常物资供给并直接听命于皇后，在百官序列里原本排在第四位，可伯纳德上任仅几个月便权倾朝野，成为地位仅次于路易皇帝的头号实权人物。一辈子从未踏进过亚琛皇宫的圣加伦修道士诺特克尔，也曾凭着听来的传闻在《查理曼事迹》里描绘宫廷宴会上的森严等级，查理曼本人由公爵们侍奉进餐，公爵们由伯爵与贵族侍奉，再往下则是宫廷学者与大大小小的官吏按品级层层伺候。

由于宫廷内部的规矩与风向时刻都在变化，任何有上进心的政治人物都不敢让自己跟不上宫廷的步伐，一套组织清晰、讲究同乡与门第引荐的庇护体系也随之在宫内成型。辛克马尔与阿德拉尔德甚至在书中带着几分阴谋论色彩假设，朝廷在选任宫廷官员时会刻意照顾地域平衡，好让外省来客无论来自哪个角落，都能在宫里找到同族或同乡替自己引路；诺特克尔则描绘道，每当某地的主教去世，所有想要谋取这一教职的候选人都会立刻托皇帝身边的亲信近臣替自己美言。艾因哈德本人在宫廷里似乎从未担任过正式的行政官职，但他留存至今的书信集里塞满了充当政治中间人的记录，他频繁直接致信国王或托在任高官递话，请求国王批准某位大主教或修道院院长的任命、延长某位贵族名下恩地采邑的期限，或是恳请国王垂听某位当事人的申诉。森严的宫廷规矩底下包裹着的，是一个竞争激烈、往往不择手段的名利场。

但与此同时，这座充斥着钻营与腐败的世俗宫廷，在加洛林时代又被赋予了全帝国道德中心的神圣角色，这一双重属性自公元780年代查理曼启动道德修正工程起便已确立。加洛林朝廷刻意安排宫廷高级官员直接统辖全国教会事务，到了虔诚者路易在位时期，皇帝本人在传记作者笔下甚至表现得比专职教士还要像教士。我们在上一章开头已经看到，查理曼在宫廷内部创立了赎罪式的集体斋戒祈祷仪式，并于805年将其推广至全帝国，以此应对当年爆发的饥荒；823年当帝国再次出现灾荒凶兆时，虔诚者路易也立刻照此办理。

支撑这套灾异反应机制的，是当时在加洛林欧洲广为流行的一部7世纪爱尔兰政论著作《论世界的十二大弊端》。该书在剖析第九大弊端即不义的国王时明确指出，如果一位国王欺压子民、背离司法正义或者怠于保护教会，那么饥荒、外敌入侵与国家覆灭等天谴就会接踵而至。到了9世纪，以辛克马尔的集大成之作《论国王个人与王室治理》为代表，大批劝诫君主保持正义的政治著述纷纷援引这第九大弊端以及连篇累牍的《圣经·旧约》经文。在这些作者看来，国王必须首先严格管束好自己个人的私德与言行，然后才能通过立法与执法去恰当地管理臣民；一旦国王自身失德，整个帝国就会陷入险境。国王与皇帝固然握有任命主教的绝对权力（在整个加洛林世纪里，君主的这项人事权从未受到挑战），但主教们反过来也肩负着监督全社会道德状况的神圣职责，而监督的对象自然包括王室成员在私人内宅与公共场合的一举一动。每当公共利益面临严重威胁，尤其是在829年至834年的朝政危机以及840年至843年的皇室内战期间，主教们都会极其认真地把这项道德监督权搬上台面。

在加洛林人的观念世界里，宫廷的世俗政治角色与宗教道德角色原本就是高度重合的，人们处理宗教事务的逻辑与处理世俗政治的逻辑往往如出一辙。艾因哈德将圣玛策林与圣伯多禄视作自己在天国里的庇护人，就如同他把路易皇帝视作自己在尘世里的庇护人一样（是以当836年他的妻子伊玛病逝时，艾因哈德在写给友人卢普斯的信里既为丧妻而悲痛，又深感困惑与伤心，因为他在天上的圣徒庇护人竟然没有回应他的祈祷、保住妻子的性命）。正因为私人道德与国家气运被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加洛林世界每逢爆发重大政治危机，往往就会同步伴随一场剧烈的道德恐慌，而恐慌的焦点十有八九会落到王后或皇室女性的风流韵事之上。

回看整个9世纪，针对后宫女性的性丑闻指控几乎贯穿了每一次政局震荡。查理曼在位的最后几年里，亚琛后宫由他的几位未婚女儿掌管，814年虔诚者路易一上台，便以通奸罪名将这批姐妹尽数逐出宫廷（这一指控实际上也变相波及了纵容女儿的查理曼本人）。830年洛泰尔派系发动第一次政变时，最核心的政治借口便是指控继母尤迪丝皇后与新任宫廷总管塞蒂马尼亚的伯纳德通奸，当时的几乎所有文献都记录了这桩丑闻；到了850年左右，帕斯卡修斯·拉特伯都更在《阿色纽斯的墓志铭》里将尤迪丝的绯闻上升到政治理论高度，认定后宫乱伦标志着整个世界正常秩序的彻底颠倒，直接证明虔诚者路易连自己的家室与宫廷都管束不住，自然也就丧失了充当帝国统治者的合格资质。再往后，洛泰尔二世在850年代末指控妻子杜特贝加王后与亲兄弟乱伦肛交；胖子查理在887年倒台前夕指控妻子里奇加德皇后与重臣韦尔切利主教柳特沃德通奸；东法兰克国王阿努尔夫的妻子欧塔王后在899年同样遭到了通奸指控。

在这些连环绯闻里，除了814年针对查理曼女儿们的指控确有事实依据外，其余针对王后的罪名毫无疑问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编造出来的构陷。但我们绝不能据此认为加洛林王后的政治地位软弱可欺；恰恰相反，王后们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沦为政敌泼脏水的靶子，正是因为她们在丈夫执政期间掌握着比墨洛温时代的前辈们更为显赫的宫廷实权（墨洛温时代的女性强权大多体现在太后为幼主摄政阶段，而加洛林王朝在10世纪后期以前极少出现幼主登基的局面，王后的权势直接体现在丈夫在位时的日常朝政与内廷管理之中）。更重要的是，除了洛泰尔二世与胖子查理那样由国王本人为了达到离婚目的而主动拿妻子不忠当借口的情况外，所有这些后宫通奸指控的真正首要目标其实都不是王后本人，而是她身后的国王或皇帝。政敌们通过渲染后宫的淫乱污秽，残酷地向天下人展示在位君主连自己的床榻都看不住，其作为全体人民道德修正者的能力是何等低下。在一个把道德控制力当作统治合法性前提的体制里，摧毁君主的道德威信就等于直接抽掉了他皇位底下的基石。

宫廷内外的和谐与紧张，最终都要通过繁复的公共仪式展演出来。无论是艾因哈德在塞利根施塔特与亚琛精心筹备的迎圣弥撒、唱诗班游行与合葬庆典（艾因哈德希望借此向所有人确立自己对圣骨的合法所有权，并展示圣徒得到了最得体的礼遇），还是王室的日常活动，仪式本身都是一种公开的政治表达。在所有展示王权秩序的世俗仪式中，最耐人寻味的是皇家狩猎。虔诚者路易在位期间，官方年代记不厌其烦地记录皇帝在重大政治集会结束后外出打猎的行程，艾因哈德也特意记下路易在828年瞻仰圣玛策林遗骨后紧接着便动身去打猎了。然而在830年至834年帝国政局剧烈动荡的那五年间，《圣伯丁年代记》里关于路易打猎的记载却突然彻底中断。这并非因为路易在那几年里没有去打猎（他的传记作者之一明确记载他在831年和834年都照常组织了狩猎，路易本人大抵正是想在831年那种危急年份里通过照常打猎向外界显示朝局一切如常），而是因为在年代记编纂者看来，狩猎是一套象征政治和谐与帝国秩序的仪式，根本不配出现在君臣父子兵戎相见的动荡记录里。

仪式展演的最大风险，在于主持仪式的人永远无法完全控制围观受众会从仪式里解读出什么含义，路易皇帝在822年与833年的两次公开忏悔便是再清楚不过的例证。822年路易在阿蒂尼大会上为侄子意大利国王伯纳德之死做公开忏悔，原本是由皇帝本人自愿发起并牢牢把控节奏的仪式，意在弥合818年流血事件给统治集团留下的裂痕。可到了833年洛泰尔手下的主教们起草废黜路易的檄文时，伯纳德之死照样被原封不动地翻出来当成头号罪状加以控诉，仿佛822年的阿蒂尼忏悔根本不存在一样；帕斯卡修斯·拉特伯都在《科尔比的阿德拉尔德传》里提起阿蒂尼大会时（正是那次和解让阿德拉尔德得以重返朝廷），也对路易的诚意给出了完全负面的解读，“所有人事先都以为他是自愿的，却都看出他并不情愿”。822年的自愿忏悔在当时看似巩固了皇权，从事后角度看却无异于引火烧身，直接为叛乱者在833年苏瓦松逼迫路易退位时的强制忏悔提供了现成的程序模板；而在833年政变与834年路易复辟之后，各方对苏瓦松忏悔的定性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倒转，路易的政敌一口咬定皇帝在苏瓦松是自愿认罪忏悔的（是以忏悔不可撤销），路易的盟友则坚称皇帝完全是在武力胁迫下走完仪式的（是以忏悔自始无效）。

到了9世纪下半叶，围绕公共空间（当时人普遍使用publicus一词）内的仪式谈判依然在上演。876年秃头查理在蓬蒂翁召开教会大会，在会议闭幕式上精心安排了一套宣示自己新获罗马皇帝身份的仪式，他脱下会议开幕时穿的传统法兰克服饰，换上全套拜占庭式紫袍并头戴皇冠，随后由罗马教廷特使引导同样头戴后冠的里希尔德皇后步入会场，再由教廷特使主持闭幕礼拜。这场演出的效果完全取决于观众是谁。远在东法兰克的《富尔达年代记》作者对拜占庭礼仪知之甚少，且在政治上敌视秃头查理，于是在史书里用两行文字嘲笑查理穿了一身古怪的希腊行头；可在西法兰克内部，负责撰写《圣伯丁年代记》的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尽管对蓬蒂翁大会通过的绝大多数教务决议持强烈反对态度，却被查理的这场闭幕仪式深深打动了。辛克马尔本人就是制定加冕礼仪的专家，完全看得懂这套仪式背后的帝国法统寓意，而秃头查理本来也就是演给辛克马尔这批西法兰克教俗权贵看的，对于这批目标受众而言，蓬蒂翁的仪式展演无疑达到了预期的政治目的。

17.2

在这座高度道德化与仪式化的政治角斗场里，从8世纪80年代查理曼招揽学者起，连续三代知识分子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正是这批文人的深度介入，赋予了加洛林时代不同于6至8世纪初的鲜明特征，其知识分子集体参政的活跃度在整个中世纪西方历史上罕有其匹，唯有后世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可与之相比（当然，知识分子的参与并未让政客们的实际行为变得更高尚，反倒是极大丰富了政客们在干出恶行时用来自我辩护与美化动机的道德辞令）。

在9世纪的法兰克政坛，良好的教育与学识本身就足以让一个人跻身显贵之列。传统的门阀贵族固然有时还会摆出身份架子去鄙视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比如虔诚者路易的传记作者德根在书中便对兰斯大主教埃勃充满敌意，反复揪住埃勃出身王室农奴家庭的卑微血统破口大骂（在833年至834年支持洛泰尔叛乱的众多主教里，毫无家族根基的埃勃成了路易复位后极少数被单独拎出来严惩免职的替罪羊）；《富尔达年代记》的一位作者在887年也把胖子查理宠信的低微幕僚、韦尔切利主教柳特沃德比作《圣经》里的恶人哈曼。但德根之流本身只是二流作者，而在真正的核心知识精英圈里，共同的学术修养有效抹平了门第落差。无论是出身相对平凡的艾因哈德与诗人兼礼仪学家瓦拉弗里德·斯特拉波，还是来自英格兰、爱尔兰与西班牙、在法兰克本土毫无家族根基的外来学者（从早期的阿尔昆、狄奥多尔夫到晚期的神学家苏格兰人约翰，约877年去世），都能够凭借学识与拉巴努斯·毛如斯、辛克马尔、哥特沙勒（约869年去世，他是瓦拉弗里德的好友、辛克马尔的死敌）等出身顶级贵族的学者平起平坐。

把这群知识分子粘合成一个紧密共同体的，首先是共同的求学经历。亚琛宫廷学校、图尔、科尔比、圣加伦、赖兴瑙以及富尔达（艾因哈德、拉巴努斯·毛如斯、瓦拉弗里德与哥特沙勒四人全都在富尔达修道院学校接受过训练）等二十余处活跃的教学中心，为帝国培养出了同气连枝的校友网络。更重要的是他们共享着同一套经典知识结构，包括《圣经》、教会法典、维吉尔、奥古斯丁、大格列高利、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比德以及其余拉丁教父的著作。当任何一位加洛林作家在文章里抛出一个冷僻典故时，他完全可以默认全国各地的同行都看得懂自己在说什么。况且这套阅读书单并未局限在修道士与主教内部，而是广泛渗透进了世俗大贵族阶层。辛克马尔可以给秃头查理撰写引经据典的长篇政论，秃头查理自己也会主动向费里耶尔修道院院长卢普斯（862年去世）索阅奥古斯丁反对做伪证的布道词；意大利弗留利侯爵埃弗拉德在863年至864年立下的遗嘱里，更开列了一座藏书多达五十余部的私人图书馆，涵盖《圣经》及注释、多部法典（其中一部大抵是卢普斯帮他搜罗编纂的）、古罗马军事家维吉休斯的兵书、奥古斯丁与伊西多尔的著作、圣徒传记与历史书，表明当时的读书界已经远远超出了专职作家的狭小圈子。

然而，当这群满怀道德修正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试图用笔墨直接引导帝国的现实政治走向时，结果往往充满了挫败感。828年年末，面对帝国境内的自然灾异，虔诚者路易宣布于次年（829年）在美因茨、巴黎、里昂与图卢兹四座城市召开四场大型教会大会，专门研讨如何平息上帝的愤怒，并为此提前向朝野名流广泛征求意见。据帕斯卡修斯·拉特伯都在晦涩的对话体瓦拉传记《阿色纽斯的墓志铭》中记载，科尔比院长瓦拉专门准备了一份备忘日程表（schedula）呈交829年教会大会，矛头直指未经教会同意的王室主教任命以及世俗显贵对教会地产的侵占。几乎在同一时刻，艾因哈德也向路易皇帝呈交了一部警告文集。这两份直接呈给皇帝的正式文本虽已散佚，但艾因哈德在自己的《迁葬及神迹记》里保留了同一时期两份内容相近的小册子概要，严厉谴责当时的司法压迫、仇恨与背信弃义。艾因哈德包装这两份政治谏言的方式颇为奇特，他宣称其中呈交路易皇帝的那一份是由大天使加百列（化身为圣玛策林的形象）托梦口授给塞利根施塔特一名刚刚重获光明的盲人男子、再由自己记录成文的；而另一份则是附身在一名农家小女孩身上的恶魔维戈（Wiggo）当众亲口说出来的罪恶控诉。

路易皇帝广开言路的姿态虽然引来了如此不同寻常的批评意见，但在现实决策中却毫无用处。艾因哈德在书中不无悲哀地写道，“那本小书里要求或催促（路易）去做的事，他几乎一件都没试着去做”。829年巴黎宗教会议刚刚列出一长串要求国王与法兰克臣民改过自新的道德清单，路易皇帝转头就在同一年任命塞蒂马尼亚的伯纳德出任宫廷总管，在绝大多数旁观者看来，这无异于用比疾病本身更致命的毒药去治病。失望透顶的瓦拉（艾因哈德本人则谨慎地留在局外）随即倒向了洛泰尔的反对派阵营。可等到833年瓦拉与帕斯卡修斯跟随洛泰尔踏上阿尔萨斯的谎言之地、亲眼看见路易皇帝的军队在赤裸裸的利益诱惑下瞬间土崩瓦解时，这位老学者同样感到目瞪口呆。帕斯卡修斯在书中痛心地写道，“他们四散奔逃，就像扑着翅膀的鸡……没有认真的指挥，也没有精心的安排”，最让帕斯卡修斯难以接受的是，交战双方的世俗大贵族们纯粹是在玩弄权术，根本没人把瓦拉的道德救国方案当回事。

尽管世俗巨头们在骨子里按现实政治逻辑行事，但在加洛林时代的政治规范下，没有任何一方敢于彻底抛弃道德化的包装，是以知识分子在每一次政局变动中依然被各方拉出来设计仪式、起草檄文。833年路易被迫做公开忏悔时，针对皇帝的核心控诉状是由里昂大主教阿哥巴德执笔起草的；等到834年路易重登帝位，皇帝立刻命令手下的主教与修道院长们站在保皇立场上重新书写833年至834年的危机叙事，并于835年在蒂翁维尔大会上正式宣读；与此同时，拉巴努斯·毛如斯在834年专门撰写了一篇论证皇子对父皇服从责任的神学文章，路易皇帝在836年致信训诫长子洛泰尔时，干脆将拉巴努斯的文字大段原文照搬了过去。知识分子或许改变不了贵族们的私欲，但他们成功垄断了政治合法性的表达语言，并在日后秃头查理的时代由尼塔尔、卢普斯与辛克马尔继续将这一传统维持下去。

加洛林精英阶层这套日益精密的拉丁文教育体系，在社会层面上究竟是包容的还是排他的，需要分两面来看。

一方面，随着受教育阶层使用的书面拉丁语在语法上越来越考究，它与帝国西部和南部绝大多数居民日常所说的罗曼语族口语（即古法语的前身）之间的距离被彻底拉开了。正是在加洛林时代，原始法语第一次被当时的作者们明确识别为一门独立于拉丁语之外的语言；与此同时，帝国东部以及相当比例的加洛林精英日常说的是日耳曼语（德语）。在9世纪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是，当時の文献开始频繁特意提及某位大人物（如查理曼、虔诚者路易与瓦拉）兼通两种语言，这反过来说明当时已经有许多人只会说一种语言（艾因哈德之所以对恶魔维戈附身事件感到格外震惊，正是因为那个被附身的乡下小女孩原本只会说德语，恶魔维戈却借她的嘴说出了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在盎格鲁撒克逊学者阿尔昆的推动下，加洛林宫廷与教会推行的拉丁语规范发音越来越远离法语口语演变方向，使高阶书面拉丁语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套类似官话的宫廷与教会内部语言。但至少在世俗贵族阶层内部，掌握拉丁文读写的人数远比后人想象的要多。9世纪30年代，来自西法兰克的卢普斯前往德国中部的富尔达修道院进修了整整数年，期间完全不需要学习德语，因为在这座聚集了大批世俗贵族子弟的庞大修道院学校里，拉丁语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日常交流语言；弗留利侯爵埃弗拉德在遗嘱中将拉丁文藏书分赠给女儿们（女儿尤迪丝分到了奥古斯丁、阿尔昆的著作与伦巴第法典），以及远在于泽斯的贵族妻子多达在840年代初写下熟练运用《圣经》与教父典故的《教子手记》，更证实最迟到公元810年左右（即加洛林学校教育启动仅仅二十五年后），连并非出身最顶级家族的世俗贵族女性都能接受到相当精深的拉丁文学教育，贵族男性的受教育程度自然更为普遍。

另一方面，这套教育体系又严格地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世界排除在外。朝廷虽然偶尔空谈发展大众教育，也有人尝试将《创世记》与福音书翻译改编成德语诗歌，但底层农民只有在教士下乡布道（实际覆盖面极小）或痛斥民间迷信时才会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里昂大主教阿哥巴德曾撰文愤怒批判当地农民相信天气巫术，还猛烈攻击过当时流传的一则荒诞谣言，该谣言称当地爆发的牛瘟是由贝内文托大公格里摩尔德四世派人四处播撒毒灰引起的（不过帕斯卡修斯·拉特伯都偶然记下的一笔显示，北方科尔比修道院里的那群知识分子当时同样被贝内文托毒灰的传言吓得不轻；艾因哈德对塞利根施塔特圣骨神迹的痴迷，也说明顶级学者对超自然神迹的感知模式与当地农夫毫无二致）。在乡村基层，随着乡村教堂的普及，驻村神父构成了教育网络在理论上能够触及的最底层。意大利存世的契约档案显示不少乡村神父确实会亲笔签名，主教颁布的教区章程也普遍假定神父们都熟悉《诗篇》；但在现实中，绝大多数乡村神父出身于当地的富裕农户或小精英家庭，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完全扎根在乡土社区内部，高高在上的主教根本无法在日常细节上控制他们的思想与生活。加洛林国家真正能够穿透到乡村基层的抓手，始终是公共司法体系而非道德教育工程。

17.3

在精英阶层内部，修道院写本室与学校网络的扩张直接催生了9世纪文本生产与神学辩论的繁荣。加洛林学者们不仅自己撰写法律、神学、《圣经》注释、祷文、历史与政治理论（例如9世纪20至50年代最杰出的《圣经》注释家拉巴努斯·毛如斯，曾在834年路易皇帝复辟的关键节点将自己撰写的《友弟德传》注释献给同名的尤迪丝皇后），还组织力量抄写了海量的早期基督教作品与古典拉丁文著作（古典拉丁文学作品在加洛林抄本总量里虽然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绝大部分古罗马拉丁文经典，全靠这一时期的加洛林抄本才得以保存下来）。学者们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跨区域搜寻底本以补全残卷、校勘异文，费里耶尔院长卢普斯在9世纪30至50年代留下的书信里有十几封都是在向各方索借书籍，他在写给罗马教皇本笃三世（855年至858年在位）的信中甚至精确指明想借阅耶柔米所撰《耶利米书》注释“从第七书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卷次。

一项关键的书写技术革新极大地加速了书籍的复制与流通，那就是加洛林小写体（Carolingian minuscule）的发明。与8世纪后期笔画繁复难认的旧式花体字相比，加洛林小写体字形清晰、抄写速度极快，到9世纪初期已成为几乎全帝国通用的标准字体。当时世俗大贵族的私人藏书最多可达五十部左右（如弗留利的埃弗拉德），而各大皇家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量则动辄达到数百部，许多经典还同时备有不止一种抄本。当分布在帝国各个角落的学者们可以默认同行手头也摆着完全相同的参考书时，神学理论辩论的烈度与政治影响力便随之急剧上升。

早在8世纪90年代，加洛林政界便已针对两场外部教义风波展开过大规模论战。第一场风波是由西班牙主教托莱多的以利班德与乌赫尔的菲利克斯提出的嗣子说（Adoptionism，主张圣子就其人性而言是圣父的养子），这是西方基督教世界近四个世纪以来出现的第一个新教义异端；第二场风波则是针对拜占庭帝国在787年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上恢复圣像崇拜的决定（由于当时法兰克懂希腊语的人极少，加洛林神学家其实并没能完全搞懂拜占庭神学辩论的核心概念，但这并不妨碍奥尔良主教狄奥多尔夫在790年至793年间写出长篇巨著《加洛林书》猛烈抨击宗教图像崇拜）。794年查理曼在法兰克福召开教会大会，正式将嗣子说与拜占庭圣像崇拜一并否定，阿尔昆随后也在800年撰写长文反驳嗣子说，以便在学术声望上压过自己的竞争对手狄奥多尔夫。客观而言，在加洛林疆域内部（除了最南端原属西哥特统治的边境地带外），真正支持嗣子说的人加起来恐怕还不到一打，立场极端的反圣像派人数也同样寥寥无几（主要集中在几位西班牙裔学者身上，其中走得最远的是9世纪20年代的都灵主教克劳迪乌斯，他将朝圣、崇拜十字架与圣徒遗骨统统斥为偶像崇拜，结果因为言论过于出格而遭到法兰克主流神学家的猛烈围攻）；但朝廷与理论家们依然把这两场争论当成关乎帝国信仰纯洁性的头等大事来办。

到了9世纪30至50年代，查理曼与阿尔昆当初在亚琛播下的学术辩论种子，在各大修道院与教会学校组成的虚拟共同体内部结出了意想不到的苦果。尽管加洛林学者自己从不追求标新立异，一心只想回归早期教父的正统思想，但高强度的公开辩论不可避免地把神学推向了新的极端（839年甚至发生了宫廷学者助祭博多在出使途中突然改宗犹太教并逃往穆斯林西班牙的事件，令虔诚者路易与朝臣们惊恐万分）。其中有两位重要学者因为理论越界而遭到官方教会大会的正式谴责，一个是梅斯的阿马拉里乌斯，另一个则是哥特沙勒。

梅斯的阿马拉里乌斯（850年去世）先后在特里尔和里昂担任大主教，是9世纪初期最重要的礼拜仪式专家，曾受查理曼与虔诚者路易的庇护。他在9世纪20年代卸任闲居期间撰写了《论礼拜仪式》（Liber Officialis），对教会礼拜仪式中的每一个步骤与细节都赋予了详尽的象征寓意解释，并在随后的十余年里根据读者的质疑批评以及从罗马搜集到的新信息，对该书进行了三次修订。835年，当里昂大主教阿哥巴德因在833年支持洛泰尔叛乱而被路易皇帝流放免职后，阿马拉里乌斯被朝廷派往里昂接替阿哥巴德的教职。这项任命让他一脚踩进了政治与学术的双重雷区，因为里昂教区上下依然坚定地效忠于阿哥巴德。留守城中的大学者里昂的弗罗鲁斯认为，阿马拉里乌斯那套随心所欲的寓意解经法简直是对人类智力的极大侮辱，因为寓意解释只能用于上帝亲口启示的《圣经》经文，而人为制定的礼拜仪式根本不属于这一范畴，况且阿马拉里乌斯在书中寻找象征意义的某些说法古怪到了近乎异端的地步。阿哥巴德与弗罗鲁斯接连撰写小册子，凶狠地痛批阿马拉里乌斯的错误。838年，阿马拉里乌斯被传唤至基耶尔济教会大会，要求他当众回应批评并拿出早期教父的权威依据来证明自己学说的正确性。阿马拉里乌斯在会上回答道，“不管我写了什么，我都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诵读过”。这句话等于公开承认自己的理论没有任何教父权威支撑，直接决定了他的政治死刑。大会当即谴责他为异端并免去了他在里昂的职务（阿哥巴德随即被召回里昂官复原职，这背后显然也有路易皇帝想要重新团结旧政敌的政治考量；不过阿马拉里乌斯的《论礼拜仪式》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因为教会终究需要一部详细解释礼拜流程的指南，该书在此后依然广为流传）。

相比于阿马拉里乌斯，萨克森贵族出身的修士哥特沙勒是一位更为严谨认真的神学家，他在848年美因茨大会与849年基耶尔济大会上接连遭到谴责（《富尔达年代记》与《圣伯丁年代记》均着重记录了此事），引发了一场撕裂整个9世纪40至50年代加洛林知识界的大地震。哥特沙勒深入钻研奥古斯丁关于预定论的神学著作，严格援引教父权威，却推导出了令当局毛骨悚然的双重预定论结论，他主张上帝自始便已预定了一部分人必然得救、另一部分人必然受诅咒下地狱，而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救赎只对前一部分被预定得救的人有效，对后一部分人毫无作用。

哥特沙勒本人在848年至849年遭到拉巴努斯·毛如斯与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的联手定罪与终身监禁，但他的理论却在学者圈内赢得了广泛的同情，里昂的弗罗鲁斯、科尔比的拉特兰、特鲁瓦的普鲁登修斯以及费里耶尔的卢普斯都在不同程度上撰文支持哥特沙勒，与激烈反对他的辛克马尔和拉巴努斯展开长达十余年的笔战（辛克马尔为此专门邀请宫廷学者苏格兰人约翰撰文反驳哥特沙勒，不料约翰写出的著作本身也因观点过于激进而引发了新的争议）。到了9世纪50年代，围绕预定论的辩论彻底失控，先后有至少五次教会大会针对这一议题做出了相互冲突的决议，直到860年秃头查理与洛泰尔二世在图希联合召开教会大会，才靠行政裁决否定了哥特沙勒的几个核心论点。

辛克马尔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打倒哥特沙勒，并非因为哥特沙勒缺乏经典权威依据（争论双方的理论全都源自奥古斯丁），而是因为哥特沙勒那套极端的双重预定论彻底抹杀了个人信仰努力与道德善行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得救与沉沦早已由上帝单方面预定、个人后天的行为毫无意义，那么加洛林王朝耗费几代人心血推行的整套道德修正计划、立法劝诫与灵魂拯救工程，在逻辑上就会瞬间沦为无稽之谈。辛克马尔在冗长的论战文章里真正想要捍卫的底线其实很简单，即绝不能容许一场脱离社会现实的纯学术争论毁掉加洛林国家的意识形态根基。在这十余年间，法兰克王廷俨然变成了当年召开尼西亚与卡尔西顿会议时的东罗马帝国，晦涩的神学理论争端直接上升为关乎国家稳定的头等政治大事。

17.4

在加洛林的政治文化世界里，罗马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罗马本身并未对上述法兰克内部的神学学术争论做出多少理论贡献，但它是加洛林家族最初获取王权与皇权合法性的源头。在行政管辖上，被称为圣彼得教产（Patrimony of St Peter）的罗马及其周边拉齐奥地区并未被正式并入加洛林帝国版图，加洛林君主与斯波莱托公爵等地方强权虽然随时可以对罗马施加军事压力，却从未真正控制过这座城市，对教皇的选举过程更是几乎插不上手。当时的罗马拥有2万至2.5万人口，按照西欧标准是一座庞大而富庶的都会，城内拥有一套复杂程度不亚于亚琛的仪式体系、一个同样庞杂的官僚机构，以及派系林立的本土贵族政治圈。

加洛林朝廷公开承认自己根本搞不懂罗马内部的政治究竟是怎么运转的。北方朝廷一次次派代表南下罗马调查情况，结果往往是一头雾水地空手而归，正如《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在记录823年罗马内部仇杀事件时所坦承的那样，法兰克使节“无法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整个9世纪一共更换了21位教皇，每一次教皇更替都伴随着罗马城内派系格局的重新洗牌，而哈德良一世（772年至795年在位）、帕斯加尔一世（817年至824年在位）、利奥四世（847年至855年在位）、尼古拉一世（858年至867年在位）与若望八世（872年至882年在位）等强硬派教皇的政治立场，在法兰克人看来更是难以预测。哈德良一世与继任者利奥三世（795年至816年在位）与查理曼关系密切，乐于在仪式与名分上满足查理曼的要求，以换取法兰克人在意大利中部的免费军事保护；格列高利四世（827年至844年在位）在833年亲自北上出现在谎言之地的对峙现场为洛泰尔站台；而帕斯加尔一世却在823年毫不手软地处决了教廷内部两名亲洛泰尔的高官（见第10章）。自帕斯加尔一世死后，加洛林王室在实践中通常尽量避免卷入罗马城内难以控制的派系泥潭（到了896年圣诞节后，罗马内部的派系仇杀甚至演出了教皇斯德望六世把前任教皇福尔摩赛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受审的恐怖闹剧，那场审判把罗马人自己也吓坏了，斯德望六世没撑过一年便被杀死）。

在大多数时候，加洛林君主并不比当年的墨洛温国王更在乎罗马教皇的具体想法，他们需要的只是教皇维持加洛林统治合法性的那道涂油手续（比如教皇对拜占庭反圣像运动的敌视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就毫无影响力）。然而到了9世纪下半叶，由于加洛林内部频繁爆发神学与教务争端，且习惯于通过教会大会走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罗马教皇作为整个拉丁教会最高终审法官的法理地位被各方当事人主动激活了。在尼古拉一世（858年至867年在位）任内，从法兰克各地呈交罗马请求教皇终审裁决的案件络绎不绝，涵盖主教职位的罢免争议、神学理论纠纷（哥特沙勒在860年图希大会后便向尼古拉一世提起了上诉，只是尼古拉一世尚未及审理便已去世）以及王室的婚姻官司；反过来，当尼古拉一世围绕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佛提乌的合法性以及保加利亚改宗管辖权与拜占庭发生激烈冲突时（见第13章），他也主动寻求并获得了辛克马尔等法兰克主教的全力声援与理论撰述支持。

把加洛林王朝的家族继承政治、后宫道德恐慌、法律程序执念以及尼古拉一世的教皇终审权威彻底拧在一起的标志性事件，是857年至869年间洛泰尔二世与妻子杜特贝加的离婚风波。

这桩官司的起因原本非常简单。洛泰尔尼亚国王洛泰尔二世在855年迎娶了出身显赫博索家族的贵族女子杜特贝加，但婚后不久便反悔了，于857年试图回到早已为他生下私生子于格的旧情人瓦尔德拉达身边。如果是在半个世纪前，查理曼还可以随心所欲地休掉妻子另娶；可到了9世纪中叶，加洛林教会改革自己确立起来的严格婚姻法反过来捆住了国王的手脚，洛泰尔二世必须找出一项符合教会法的极端理由才能废除婚姻。为此，洛泰尔二世及其幕僚编造出了一套骇人听闻的罪名，指控杜特贝加在婚前曾与自己的亲兄弟于贝尔发生肛交，并因此怀上了身孕（这在生理上自然是不可能的，洛泰尔的支持者便将其解释为巫术作用的结果），随后又服药流产，一口气把乱伦、鸡奸、巫术与杀婴四项重罪全安在了王后头上。

858年，杜特贝加的代表在接受神判（ordeal）考验时顺利过关，被证明无罪；但洛泰尔二世并未罢休，于860年在亚琛召集大会组织公审，通过高强度施压逼迫杜特贝加当众认罪并自请退隐修道院。这一结果在862年的亚琛教会大会上获得了本国主教们谨慎的批准，情妇瓦尔德拉达随即被册封为王后；次年（863年），来到梅斯的罗马教廷特使也同意了这一决定，杜特贝加再次被押出来认罪。随后，洛泰尔二世麾下最资深的两位大主教，即科隆大主教贡特尔与特里尔大主教杜特高德，于863年底亲自带着案卷前往罗马，寻求教皇尼古拉一世的最终批准。不料尼古拉一世断然拒绝背书，事态瞬间发生戏剧性逆转，尼古拉一世宣布梅斯大会的决定全盘无效，强令洛泰尔二世必须迎回合法妻子杜特贝加，并当场免去了科隆的贡特尔与特里尔的杜特高德两位大主教的职务。洛泰尔二世直到死也没能如愿离婚，869年，当他南下意大利协同哥哥路易二世皇帝劝说态度稍显柔和的继任教皇哈德良二世（867年至872年在位）改判时，在返程途中突发高烧暴毙。

这桩长达十二年的离婚案之所以闹得不可开交，首先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只要洛泰尔二世没有合法的婚生儿子，他的两个叔父秃头查理与日耳曼人路易就能在他死后名正言顺地瓜分洛泰尔尼亚（两人在869年至870年确实这样做了）。是以秃头查理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杜特贝加一边，不仅庇护了逃亡投奔自己的杜特贝加姐弟，还让手下的首席理论家辛克马尔撰写长篇专著为杜特贝加辩护，逐条回击洛泰尔尼亚主教团的讨伐檄文。

但地缘利益之外，真正决定这场争端走向的，依然是一系列被加洛林知识分子高度理论化了的原则问题，包括基督教婚姻的神圣不可解消性、神判裁决的终局效力（辛克马尔与尼古拉一世均主张858年的神判已经终结了此案）、王后供认如此污秽罪行给国家带来的道德污染（洛泰尔二世的支持者、梅斯主教阿德文提乌斯辩称，单凭杜特贝加曾经亲口供认罪行这一条，就足以剥夺她继续担任王后的资格）、国王深陷婚姻丑闻对王权尊严的损害，以及罗马教皇作为西方教会最高审判官的裁决权。遭到教皇免职的科隆大主教贡特尔在狂怒之下曾起草抗议信拒绝服从，痛骂尼古拉一世的决定是“这一侮辱性的判决……不利于我们，既无正义，也无理由，更违反教会法律”；当尼古拉一世在865年用居高临下的傲慢语气致信训诫秃头查理与日耳曼人路易、并在另一桩案件里直接推翻了包括辛克马尔在内的西法兰克高级教士罢免苏瓦松主教的决定时，连原先为教皇叫好的辛克马尔也彻底变了脸色。可问题在于，当时的法兰克精英阶层自己对正确的合法程序执着到了作茧自缚的地步，既然这些案件最初都是法兰克人自己主动呈交罗马请求教皇做出合法裁决的，那么当尼古拉一世这位作风空前强硬的教皇真的拿起法律大棒砸下来时，法兰克人除了捏着鼻子认账之外别无他法（尼古拉一世死后，继任的哈德良二世曾试图阻止秃头查理与日耳曼人路易瓜分洛泰尔尼亚，并在871年至872年插手被解职的拉昂主教小辛克马尔的上诉案，但在遭到辛克马尔等人的强硬顶撞后迅速退缩；到了875年路易二世死后，若望八世虽试图利用手中的皇帝加冕权挑选符合教廷心意的皇帝去南意大利攻打阿拉伯人，却发现自己只能给皇帝戴皇冠而根本决定不了谁当皇帝）。

17.5

把视野拉宽到整个9世纪的欧亚大陆西部，法兰克、拜占庭与阿拔斯哈里发国这三大政治系统几乎在同一时期都出现了知识分子深度介入政治的现象。这三个中心在同一时段掀起学术复兴大抵属于历史巧合，查理曼是因为军事扩张大获成功而产生了强烈的宗教使命感，疆域缩水后的拜占庭是因为在8世纪稳住了阵脚、得以于800年前后在首都恢复著书立说的传统，阿拔斯王朝则是因为财政集权让巴格达拥有了充裕的资金去供养大规模的学术活动，三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联。但把这三个同样自视为人类宗教拯救主角的强大政权放到一起做横向比对，它们之间的结构差异反而比表面的共性更值得留意。

在拜占庭，9至10世纪稳步发展的受教育统治阶层主要由世俗官僚精英组成（见第13章）。拜占庭复兴古典教育与修订罗马法典的目标，是重拾希腊与罗马的古老传统，而这一传统本来就假定帝国的统治阶级内部应当保有一套发达的书写文化；由于拜占庭皇帝本人长期处于正教信仰与宫廷仪式的绝对核心位置，这套书写文化在此时自然也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拜占庭的政治与学术圈里，完全看不到加洛林道德修正计划中那种火烧眉毛般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家王朝历史根基的深浅不同。拜占庭人清楚自己的罗马皇权已经延续了一千年，统治着半个基督教世界，国家机器坚固完备，是以他们觉得自己只需要从容不迫地重新找回古罗马的既有辉煌便已足够；而加洛林家族的王权历史只有短短三代人，法兰克人的宗教自信直到8世纪后期才在查理曼与虔诚者路易父子手里建立起来，是以不得不采取异常激进的运动式手段去推进改革。

在阿拔斯哈里发国，教育与政治宗教的关系则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见第14章）。自750年以后，哈里发本人在宗教教义领域的中心地位便开始逐步滑落，唯独马蒙在833年至847年间试图通过米哈奈宗教审查夺回教义裁决权，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由于伊斯兰教没有基督教那种正式的神职人员层级系统，诠释信仰与教法的权威落到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共同体乌理玛手中，到850年时乌理玛已成为伊斯兰教正统的唯一界定者。9世纪哈里发国的阿达卜（adab）教育虽然像拜占庭的古典教育一样教授治国理政与公文写作之术，但宗教权威的获取靠的是学者个人的学识声望与哲学修辞技巧，而非皇帝、教皇、主教或修道院长这类官方授予的制度职位。自847年米哈奈审查终结之后，除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外，哈里发与世俗统治者们便基本退出了道德化政治的领域。伊斯兰世界里固然也出过像11世纪塞尔柱帝国维齐尔尼扎姆·穆尔克（1092年去世）那样兼具政治实权与理论建树的知识分子重臣，足以与拜占庭的佛提乌以及法兰克的阿尔昆、辛克马尔相提并论；但对于绝大多数穆斯林学者而言，进入朝廷参政只是最有利可图的一条世俗职业路径，却并非履行道德职责的必要前提，阿拉伯宫廷的政治仪式虽然繁复，里头包含的宗教元素与成文规范也比拜占庭和法兰克少得多。

拜占庭与阿拉伯的政治系统都建立在稳固的税收体系之上，阿拉伯系统更通过将世俗政权与宗教救赎问题稳定切割而获得了额外的韧性；唯独没有税收底盘的加洛林法兰克，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真诚地相信国家政权的核心使命就是通过让精英阶层接受特定的宗教教育，去完成对境内全体臣民的道德改造与灵魂拯救。正是在这一特殊使命的驱动下，9世纪的法兰克政坛为纯粹的政治知识分子留出了拜占庭与阿拉伯世界难以想象的制度空间。像艾因哈德或费里耶尔的卢普斯这样并未担任正式中枢行政官职的学者，完全可以单凭自己的学识与道德智慧在帝国大会上发言并影响决策；而在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法兰克境内同时活跃着的伊尔杜安与辛克马尔式的人物（既身居高位又在政治与道德理论层面扮演核心角色），在数量与密度上也远远超过了拜占庭的佛提乌们与阿拉伯的尼扎姆·穆尔克们。站在公元400年至1200年拉丁西方内部的历史尺度上看，加洛林道德改革是这一时期最成功的西方政体所结出的硕果；可一旦换到同时期君士坦丁堡或巴格达的外部视角下审视，这场改革却显得过于焦虑、震动过大且制度根基浅薄，就像是一群时刻担心上帝正盯着自己一举一动的人掀起的阵风式运动（毕竟上帝恐怕很难有那么好的耐心去盯紧法兰克人的每一桩琐事）。

到了9世纪80年代，甚至在887年胖子查理倒台之前，加洛林的道德改革计划便已开始走向衰退。882年去世的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是最后一位真正潜心钻研理论的政治领袖，而877年去世的秃头查理大抵也是最后一位有兴趣阅读这些长篇理论文章的加洛林国王。进入10世纪后，修道院与主教座堂学校里的教学与抄书工作虽然照常延续，法兰克各地的主教们也依然在主持召开改革会议，但这些活动绝大部分退缩到了地方层面，在9世纪70年代之后便已丧失了对王室高层决策的影响力（唯有10世纪后期的德意志偶有例外）。当加洛林王朝在877年至887年间走向陨落、非加洛林家族的新兴统治者接管各个继起王国后，那种深信法兰克政治家的每一项决定都直接关系到上帝旨意的乐观与焦虑随之消散，高层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幅淡化，道德改革也被迫降格为地方乡野的纯粹宗教事务。不过，加洛林知识分子在9世纪推上中心舞台的一整套制度观念并未就此湮灭，尤其是在10世纪后期的英格兰与11世纪早期的德意志，强大的王廷再次局部重启了加洛林式的道德改革工程；而其中最核心的一项政治原则，即国王与主教应当分工合作，国王有权选任主教，主教则有权利与义务在道德上纠正国王，更是作为西欧政治文化的共同遗产一直延续到了11世纪后期乃至更晚的时代。

Chapter18-10世纪的继起国家

欧里亚克的热尔贝（约940年至1003年）大概是10世纪欧洲知识界最出彩的人物。他出生在法国中南部群山环抱的欧里亚克，家里并无显赫的贵族背景，早年在家乡的地区性朝圣中心圣热罗修道院读书。967年前后，巴塞罗那伯爵博雷尔偶然发现了他的才华，将他带往加泰罗尼亚进修了几年；970年左右，热尔贝随博雷尔前往罗马，获得了教皇若望十三世（原书作若望八世）与皇帝奥托一世（936年至973年在位）的赏识，留在宫廷里教授数学、天文学、逻辑学与修辞学。972年，他以教师身份移居西法兰克的兰斯，在那里一待就是二十年，既担任声名远播的座堂学校教师，又充当兰斯大主教阿达尔贝罗的私人秘书。根据热尔贝的学生、历史学家里歇尔的记载，奥托二世皇帝（973年至983年在位）极为推崇热尔贝在哲学与辩论上的造诣，于982年任命他出任北意大利博比奥修道院院长；但热尔贝在博比奥触动了当地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在883年底奥托二世病逝后被迫逃回兰斯。

从热尔贝留存至今的983年至997年书信集来看，重返兰斯后的他彻底卷入了高层政治漩涡，有时替庇护人阿达尔贝罗奔走，有时则为自己的前途谋划。他一面跨越国界全力支持东法兰克与意大利年仅三岁的幼主奥托三世（983年至1002年在位）及其摄政太后狄奥凡诺，一面在西法兰克内部协助阿达尔贝罗扶持并无加洛林王室血统的巴黎公爵于格·卡佩，对抗在位的加洛林国王洛泰尔（954年至986年在位），并在987年成功将在于格·卡佩推上西法兰克王位（987年至996年在位）。989年阿达尔贝罗去世后，热尔贝原本以为自己能顺理成章地接任兰斯大主教，不料急于分化政敌的于格·卡佩为了削弱正在争位的洛泰尔之弟、下洛泰尔尼亚公爵查理的势力，竟然挑选了洛泰尔国王的私生子阿努尔夫出任大主教。于格·卡佩的这步棋完全打错了算盘，阿努尔夫上任后转头就把兰斯城献给了叔父查理。990年，于格·卡佩出兵俘获查理与阿努尔夫，随即于991年在韦尔奇的圣巴斯勒召集宗教会议，以叛国罪名罢免了阿努尔夫，而一手操办这场审判定罪的正是热尔贝，他也如愿接替阿努尔夫当上了兰斯大主教（991年至997年在任）。然而，于格·卡佩在罢免大主教前并未征询罗马教皇的意见，遭到教廷的强烈抵制；尽管西法兰克主教团极力辩称罢免程序符合教会法，缺乏家族根基的热尔贝依然在兰斯承受着巨大的合法性压力。996年于格·卡佩一死，在西法兰克立足不稳的热尔贝便果断弃职东走萨克森，投奔年轻的奥托三世朝廷，于997年出任皇帝的私人老师，旋即获任拉文纳大主教，最终在999年由奥托三世直接推上罗马教皇宝座，取名西尔维斯特二世，直至1003年在罗马去世。

热尔贝的一生经历过好几次足以让人身败名裂的政治挫折，但他每次都能在权贵的庇护下绝处逢生。我们在第17章已经看到，9世纪同样出身寒微、全凭王室提拔坐上兰斯大主教之位的埃勃，一旦卷入王室派系倾轧便被门阀贵族彻底碾碎；一百年后的热尔贝同样毫无家世背景，同样在风云突变的高层政治里四处钻营，甚至在备受质疑的情况下强行接管兰斯教区，最后却能一路爬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位。保住他性命并让他步步高升的护身符，是他无人能及的学者本领。他和一百五十年前的费里耶尔院长卢普斯一样，常年写信向四方搜求古籍抄本（尤其是数学著作与西塞罗的作品），这身本事让他得以在前加洛林帝国的故土上跨国自由流动，说明9世纪确立的宫廷知识分子参政传统，在10世纪依然保留着相当的活动空间。

不过，把热尔贝放回9世纪的参照系里仔细比对，10世纪政治文化的两处深刻变化便立刻浮现出来。

第一处变化是加洛林道德修正工程的退潮。在9世纪，哪怕是卢普斯那样的二流学者，在给国王写信时也会摆出宗教导师的架子训诫君主必须履行道德义务；可到了997年奥托三世写信邀请热尔贝入宫任教时，热尔贝在回信里绝口不提任何道德劝诫，而是满怀热情地向皇帝推销自己能够传授的数学与几何学知识（萨克森历史学家、梅泽堡主教蒂特马尔后来在编年史里回忆，热尔贝曾在马格德堡亲手为奥托三世制造了一座精密的天文钟）。翻遍热尔贝的整部书信集，他从来不对掌权者进行道德说教，只负责向主子提供准确的情报、设计可操作的政治方案并以此博取恩宠。奥托王朝的君主们虽然在领土与帝国野心上处处追慕查理曼（蒂特马尔便公开将奥托一世与查理曼并列），却彻底抛弃了加洛林时代那种动辄颁布长篇道德敕令集的意识形态执念（直到1002年继位的亨利二世才在某种程度上重拾了宗教改革话语）。

第二处变化是政治视野与身份认同的急速收缩。在10世纪的王室成员之外，像兰斯大主教阿达尔贝罗与热尔贝这样同时关心并介入好几个继起王国事务的政客已属凤毛麟角（这还是因为兰斯地处边境，且阿达尔贝罗本人的家族在洛泰尔尼亚拥有庞大的亲族网络）。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更是对邻国事务表现出彻底的冷漠。西法兰克的两位核心史家弗洛多尔德与里歇尔在著作里几乎完全不提东法兰克与意大利发生了什么；东边的萨克森史家维杜金德与蒂特马尔同样只记述东法兰克本国的历史，哪怕写到奥托一世在962年征服意大利，也只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唯一的例外是意大利克雷莫纳主教柳特普兰德，他在著作里同时探讨了意大利与东法兰克的政局，但这纯粹是因为他当时正流亡在法兰克福，写书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庇护人奥托一世）。

后世的法兰西、德意志与意大利三国在此时确实已经开始分道扬镳，但我们必须注意，在公元1000年以前，现代意义上彼此独立的法国与德国概念根本尚未诞生，就连现代学者习惯使用的西法兰克与东法兰克这两个词，在当时的文献里也极少出现。当时更普遍的叫法，是把东边的王国直接称为法兰克，或者称为法兰克与萨克森，以此彰显奥托王室的老家与核心根据地位于萨克森（法语中的法兰西France一词原本就是法兰克Francia的同义词；而在东边的土地上，法兰克尼亚只是萨克森、斯瓦比亚、巴伐利亚等几大部族区域中的一个，那个把所有东部区域统括在内的德意志王国regnum Teutonicum称谓，要到11世纪才会正式出现）。然而，双方史家在称呼邻国时使用的词汇已经暴露出文化心理上的疏离，在西边的弗洛多尔德与里歇尔笔下，唯有法国北部才是真正的法兰克，东边的居民则被称为来自莱茵河那边的人（Transrhenenses）或是借用古罗马地理名词称为日耳曼尼亚的居民；反过来，在东边的维杜金德笔下，真正的法兰克在东方，西边则被贬称为高卢（Gallia），原始法语被称为高卢语；蒂特马尔甚至在书里直言“被外国人统治是最大的惩罚”，而在他的语境里，西法兰克人显然已经被归入了外国人的行列。本章将首先顺着东法兰克、意大利与西法兰克各自演化的轨迹拆解这三大继起国家，最后再将它们放回同一个平面上，检验加洛林政治遗产在10世纪的存续与变异。

18.1

在888年分裂出来的所有后加洛林继起国家里，东法兰克毫无疑问是最强大的一个，但它的强盛绝非得益于优越的自然与行政基础设施。东法兰克的中部与南部被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区域间的陆路交通极其闭塞，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全境唯一拥有古罗马道路遗产以及科隆、美因茨等大城市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只有最西侧的莱茵河走廊；而北方的萨克森与南方的巴伐利亚之间足足隔着一个月的路程，两地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日常往来，国王无论把驻地设在哪一头，都意味着对另一头放任自流。东法兰克之所以能在这种简陋的硬件条件下脱颖而出，是因为日耳曼人路易在9世纪搭建起来的那套区域政治体系大体安然度过了900年前后的王朝更替危机，并在萨克森奥托王朝手里得到了强有力的军事充能。

887年底，巴伐利亚卡林西亚边疆区的阿努尔夫（887年至899年在位）推翻叔父胖子查理夺取东法兰克王位，以巴伐利亚为基地发号施令。作为当时加洛林故土上辈分最高、实力最强的君主，阿努尔夫不仅迫使新立的勃艮第国王鲁道夫一世（888年至912年在位）与意大利国王贝伦加尔一世（888年至924年在位）承认自己的宗主权，甚至在888年一度受邀接管西法兰克王位，并在894年至896年间亲率大军南下占领意大利、在罗马加冕为帝。然而阿努尔夫在896年突发中风，于899年病死，留下年仅六岁的幼子孩童路易（900年至911年在位）。这位东部加洛林男系的末代君主在位十一年间毫无作为，使东法兰克在896年至911年间陷入了长达十五年的中央权力真空。

填补这一真空的，是在各大传统区域内部迅速凝聚成型的新兴公爵（dux）势力。在巴伐利亚，柳特波德家族的阿努尔夫公爵（907年至937年在位）接管了原属于加洛林分封王国的整套地方机器，独自召集全巴伐利亚的贵族大会、统领地方军队、直接任命辖区内的主教，甚至在918年一度自称国王；在阿勒曼尼亚（此时已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斯瓦比亚），本土公爵同样依托旧分封王国的底盘确立了统治；在洛泰尔尼亚与莱茵河中游的法兰克尼亚核心区，康拉德家族的格布哈特（910年去世）与他的侄子康拉德在906年前后通过击败竞争对手建立起公国霸权；而在从未形成过单一政治实体的萨克森，柳道夫家族的奥托公爵（912年去世，其父柳道夫死于866年，其兄布伦死于880年，父兄二人原本只是驻守东部边境抗击斯克拉文人与维京人的军事统帅）在去世前已基本整合了整个萨克森的贵族力量，并将地盘完整交到了儿子亨利手中。

911年孩童路易绝嗣而亡，统治着最具加洛林王室色彩的法兰克尼亚公国的康拉德被推举为新国王，即康拉德一世（911年至918年在位）。然而康拉德一世在位七年间始终无法压服昔日平起平坐的公爵同僚，尤其是萨克森的亨利与巴伐利亚的阿努尔夫，甚至眼睁睁看着富庶的洛泰尔尼亚倒向了西法兰克国王糊涂查理（898年至923年在位）。918年康拉德一世临终前夕，看清实力对比的他（在其弟兼继承人、法兰克尼亚公爵埃伯哈德的配合下）建议法兰克与萨克森显贵将王冠转交给自己最大的对手萨克森公爵亨利，后者于919年正式继位，成为萨克森王朝（奥托王朝）的开国君主亨利一世（919年至936年在位）。

亨利一世在919年登基之初的处境相当微妙，南方的斯瓦比亚与巴伐利亚贵族根本没有出席他的推举大会，在这些南方人眼里，一个来自遥远北方、连法兰克人都算不上的萨克森公爵，并没有比巴伐利亚公爵更高贵的王室血统。亨利一世展现了极高明的政治克制，他在加冕时主动谢绝了大主教的涂油受膏礼，也不摆出居高临下的集权君主架子，而是逐一与斯瓦比亚公爵和巴伐利亚公爵缔结了名为友好同盟（amicitiae）的契约，在表面上承认各公爵与自己处于近似平等的伙伴地位，换取他们对自己王室名分的承认。稳住内部后，亨利一世在925年出兵从西法兰克手中夺回洛泰尔尼亚，并依托萨克森本土强悍的军事力量向东痛击斯拉夫部族；更重要的是，他在933年的里亚德战役中一举击败了令全欧洲闻风丧胆的马扎尔人（即匈牙利人，这支半游牧骑兵在894年后摧毁大摩拉维亚公国并占领匈牙利平原，自10世纪初起年年长途奔袭洗劫德意志、意大利乃至西法兰克），迫使马扎尔人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不敢再犯萨克森边境，亨利一世的个人威望随之达到顶峰。

到了936年亨利一世去世、其长子奥托一世（936年至973年在位）继位时，王权与公爵之间的力量天平已经彻底扭转。奥托一世不仅将加冕地点特意选在象征加洛林帝国正统的旧都亚琛，由美因茨大主教主持了极其庄严的涂油受膏大典，更在随后的加冕盛宴上，安排斯瓦比亚、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与洛泰尔尼亚四位大公爵亲自充当侍从，在宴会厅里伺候自己进餐，用公开的仪式语言宣告公爵不过是服务于国王的臣属。

为了防止王室力量因分家而稀释，亨利一世与奥托一世父子果断废除了加洛林王朝诸子平分国土的传统，确立了长子独自继承王位的原则（这是东法兰克自9世纪70年代以来首次、也是1190年以前最后一次在国王有兄弟在世的情况下实行单一继承）。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奥托同父异母兄长唐克马尔与同胞弟弟亨利对此极为不满，于939年至941年间先后起兵造反（万幸的是兄弟二人并未同时发难），法兰克尼亚公爵埃伯哈德与洛泰尔尼亚公爵吉塞尔伯特纷纷响应叛乱，全境各大公爵里唯独由亨利一世扶植上台的康拉德家族成员、斯瓦比亚公爵赫尔曼（926年至948年在位）始终效忠王室。奥托一世凭借强硬的军事手腕平定了这场危及国本的大内战，唐克马尔被杀，法兰克尼亚公爵埃伯哈德与洛泰尔尼亚公爵吉塞尔伯特在939年的安德纳赫战役中双双阵亡。

战胜后的奥托一世趁势对全国各公国进行了大洗牌。他直接废除了法兰克尼亚公爵的头衔，将这片遍布王室地产的战略核心区收归国王直辖；对于其余公国，由于东法兰克并不存在加洛林时代那种可以跨区空降的庞大帝国贵族阶层，奥托一世便直接把自己的至亲家族成员塞进各公国充当公爵。他宽恕了造反的弟弟亨利，于947年任命其出任巴伐利亚公爵（947年至955年在位）；在忠心耿耿的斯瓦比亚公爵赫尔曼死后，安排自己的长子柳道夫迎娶赫尔曼的独生女伊达并承袭斯瓦比亚公爵之位（948年至953年在位）；随后又任命自己最年幼的弟弟、科隆大主教布伦兼领洛泰尔尼亚公爵。

这套家族包揽公爵的方案在953年至954年曾遭遇过一次严重反噬，由于奥托一世在951年首次进军意大利并迎娶意大利前王遗孀阿德莱德，感到继承权受威胁的长子柳道夫联合妹夫洛泰尔尼亚公爵红人康拉德起兵反叛，战火迅速蔓延至巴伐利亚与萨克森本土。关键时刻，马扎尔人在954年趁乱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反倒帮了奥托一世的大忙，叛乱贵族在外部异教强敌压境的舆论压力下纷纷向国王投降；955年8月，奥托一世统领全境各公国联军在斯瓦比亚边境奥格斯堡城外的莱希费尔德战役中彻底歼灭马扎尔主力，一劳永逸地解除了匈牙利游牧骑兵对中欧的威胁。

自955年莱希费尔德大捷之后，奥托一世的霸权在基督教西方再无敌手。早在948年，他便在英格尔海姆主持召开宗教大会，传唤西法兰克国王路易四世与权臣伟大的于格到场，由自己协同罗马教廷代表对西法兰克的内政纠纷做出裁决；在意大利方向，他在951年至952年迫使意大利国王贝伦加尔二世（950年至962年在位）臣服纳贡，随后更于961年至962年亲率大军第二次南下吞并意大利王国，在罗马接受教皇加冕恢复了中断数十年的西方帝国皇冠。在奥托一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意大利，其声威之显赫足以让蒂特马尔将他奉为查理曼之后最伟大的统治者。

奥托一世打下的王朝根基是如此牢固，以至于他的继承人们哪怕遭遇严重军事挫败或长期幼主当国，也未能动摇帝国的统治框架。奥托二世（973年至983年在位）在位十年间四处出击却屡屡受挫，978年率军西征一直打到巴黎城下却无功而返，982年更在南意大利克罗托内附近的斯蒂洛海角之战中被西西里的阿拉伯军队杀得全军覆没，本人仅以身免，并于次年在罗马病死，留下年仅三岁的幼子奥托三世（983年至1002年在位）。在长达十余年的主少国疑期间，奥托二世的母亲阿德莱德太后（999年去世）与拜占庭公主出身的遗孀狄奥凡诺太后（991年去世）先后临朝摄政，这两位手腕铁血的女性统治者如同当年墨洛温王朝的布伦希尔德一样牢牢弹压住各方诸侯，平稳完成了权力交接。到了1002年年仅二十一岁的奥托三世在意大利突然病死且未留子嗣时，东法兰克各大公国的诸侯虽然在斯瓦比亚公爵赫尔曼二世与萨克森麦森边疆侯爵埃克哈德之间有过短暂摇摆，最终却一致推举了奥托一世的侄孙、巴伐利亚公爵亨利四世继位，即亨利二世（1002年至1024年在位）。这场平稳的皇室旁支继承，证明东法兰克连同意大利在此时已经彻底凝结为一个稳固的单一政治体系。

不过，如果我们拆开奥托帝国的内部治理机制就会发现，它对地方的控制方式其实比9世纪的加洛林前辈要间接得多，也粗放得多。

在萨克森本土与法兰克尼亚以外的南方大公国（斯瓦比亚与巴伐利亚），公爵在实质上垄断了原属于王室的领地、地方大会召集权、军队指挥权与司法权。最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是维杜金德记下的一句话，当年奥托一世安排长子柳道夫接任斯瓦比亚公爵时，柳道夫必须先迎娶前任公爵赫尔曼的女儿伊达，唯此才能“得到公爵之位和他的全部地产”；换句话说，如果前任公爵留有儿子继承家族私产，新派去的公爵在当地就会沦为一个寸土全无的光杆司令。奥托王朝也没有恢复加洛林时代的常设巡察钦差制度，只偶尔从王室礼拜堂里派出宫廷教士充当临时特使。为了制衡大权在握的公爵，奥托君主采取的标准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方面趁公爵叛乱或更替之机直接肢解大公国（例如在950年代后期由布伦将洛泰尔尼亚一分为二拆成上、下洛泰尔尼亚，在976年将卡林西亚与意大利东北的维罗纳边疆区从巴伐利亚公国里彻底剥离出来单设公国），另一方面则大举向自己亲自挑选任命的各地主教（多选拔自王室宫廷教士团）授予大片地产与彻底脱离伯爵管辖的司法豁免权，用帝国教会网络去架空世俗公爵的权力。

在缺乏严密地方官僚机构的情况下，奥托王朝之所以还能维持住压倒性的中央强权，靠的是四样实打实的政治与物质资本。第一是密集分布在萨克森南部（希尔德斯海姆与梅泽堡之间）的柳道夫家族祖传领地，外加亚琛与美因茨至法兰克福一带残存的加洛林旧王室地产，国王通过不间断地在这两大核心区之间巡幸（并在马格德堡与奎德林堡主持盛大的复活节全国朝会）来直接行使统治；第二是掌控着全境公爵、侯爵与主教职位的最高人事分配权；第三是970年前后（原书误作790年左右）在萨克森王室核心区哈茨山脉戈斯拉尔附近发现的大型银矿，源源不断的白银产出让奥托王室在此后近两百年里拥有了充沛的铸币与赏赐财源；第四，也是最核心的一样，便是以萨克森东部边疆区（Marches）为基地的强悍军队与对外扩张红利。

在亨利一世与奥托一世父子治下，萨克森人对易北河至奥得河流域（大致相当于1945年至1990年间的东德地区）的斯拉夫诸部族展开了残酷的征服与索贡战争，大片的边疆土地、战利品与斯拉夫战俘奴隶让萨克森军事贵族赚得盆满钵满，从而将整个萨克森精英阶层的利益牢牢绑在了王室的战车之上（哪怕982年奥托二世在南意大利惨败的消息传回北方，引发了983年易北河以东斯拉夫部族的大规模联合起义，将萨克森人建起的主教区与边防要塞一扫而空，使帝国的东扩战果倒退了一个世纪，奥托王室对萨克森本土军队与边防指挥权的控制也未曾动摇分毫）。与此同时，国王依然握有从全帝国各大教会领地强行征调重装骑兵的权力，一份罕见留存至今的981年行政文书《武装士兵名册》（Indiculus Loricatorum），详细开列了奥托二世在南意大利作战急需增援时，从东法兰克各主教区、大修道院与世俗领主名下征调重甲骑兵的具体配额清单（其中绝大多数兵员由教会地产承担）。手握戈斯拉尔的白银、萨克森的边防军团以及随时可供调遣的帝国教会骑兵，奥托王朝哪怕行政手段略显粗糙，也依然稳坐10世纪西欧头号霸主的宝座。

18.2

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王国，我们看到的政治图景与东法兰克恰恰相反。这里的官僚与司法制度远比德意志成熟精密，可坐在首都帕维亚王座上的国王却异常软弱。

意大利王国的辖境从北方阿尔卑斯山麓一直向南延伸到罗马城北郊，常设首都帕维亚不仅驻有中央朝廷与宫廷高等法院，还维系着一套直到11世纪后期依然运转良好的标准化文书司法体系。每个伯爵辖区（郡）每年定期在中心城市召开三次公开的司法大会（placita），由伯爵或王室钦差（钦差一职在10世纪的意大利依然保留，只是已经演变为由本地主教或显贵兼任的常设地方官职）主持，协助审案的则是大批受过系统读写与法律训练的半职业世俗法官（iudices）与公证人。除了完备的法庭网络，意大利政府在帕维亚周边的伦巴第与艾米利亚核心区还保有比德意志更系统、更丰厚的王室地产收入与商业税收。单就制度底盘与财富体量而言，962年奥托一世眼里的意大利，与773年查理曼眼里的意大利一样，都是一块极富吸引力的肥肉。

然而，与这套精密国家机器并存的，却是意大利贵族政治的高度碎片化与城市地方化。早在8世纪伦巴第时代，意大利贵族的家底就比法兰克同行单薄得多，且习惯于聚居在城市之内（见第6章）。加洛林征服之后，虽然从北方涌入了维多家族（盘踞斯波莱托）、苏柏家族（路易二世皇后安吉尔贝尔加的娘家）以及来自巴伐利亚的卢卡伯爵博尼法乔家族（846年至931年间世袭托斯卡纳侯爵）等跨国帝国大贵族，并在9世纪后期崛起了南托斯卡纳的阿尔多布兰德斯齐家族与东艾米利亚的卡诺萨家族（详见第21章）等本土新贵，但到了10世纪初，所有这些大家族的活动半径都已经急剧收缩到了三四个相邻的伯国、甚至单一的伯国范围之内。

意大利地方政治最独特的结构特征，在于其伯国（郡）的行政边界与天主教主教区的边界几乎完全重合，且每一个伯国都以一座历史悠久的罗马古城为中心。由于当地的世俗小贵族、法官与神职人员全都集中居住在同一座中心城池的城墙之内，他们的全部政治野心与家族利益自然也就锁死在了本城及其周边的乡村领地（contado）里。在王室核心区之外，意大利虽然也分布着东北部的弗留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南部的斯波莱托以及西北部的伊夫雷亚与都灵等几个大侯国（marches），但除了托斯卡纳侯国一直到11世纪依然维持着跨城市的区域统一性之外，其余地区全都以单一城市为单位各自为政。无论是维罗纳、帕多瓦、比萨，还是王室核心区内的帕尔马、贝加莫与米兰，每一座城市都发展出了强烈的本地认同，把邻近城市视作竞争对手，而把远在帕维亚的国王甚至上级侯爵当成可以随时利用或换掉的外部力量。

正是在这种城市地方主义的底色之上，意大利在888年至962年间上演了长达七十余年的王位走马灯。

887年胖子查理倒台后，弗留利侯爵贝伦加尔一世（888年至924年在位，915年加冕为帝）率先在帕维亚称王。在他长达三十六年的统治生涯里，意大利的贵族们只要对他稍有不满，就会立刻翻山或跨海请来另一位竞争者与之打对台，贝伦加尔一世先后迎战过至少五位对立君主，包括889年夺位并称帝的斯波莱托公爵盖伊（894年去世）及其子兰贝特（898年去世）、两度南征的东法兰克国王阿努尔夫、900年被请来的普罗旺斯国王路易三世（905年被贝伦加尔一世俘获并刺瞎双眼，史称瞎子路易），以及922年受西北贵族邀请入境的勃艮第国王鲁道夫二世。贝伦加尔一世虽然靠着顽强的耐力熬死了前三位对手、弄瞎了第四位，并在905年至922年间维持了十余年没有对立国王的独尊局面，但他的实际权威始终局限在自己的大本营意大利东北部（西北部贵族接连支持他的每一个敌人，中部的托斯卡纳则常年保持中立），且他在战场上屡战屡败，先在899年的布伦塔河战役中被初次入境的马扎尔骑兵杀得大败，晚年又败于勃艮第的鲁道夫二世。

为了在缺乏军事威望的情况下收买各地支持者、同时应对马扎尔人的流寇劫掠，贝伦加尔一世大举向地方教会与世俗领主颁布特许状，一方面批准地方精英自行修筑设防私堡（castella）并授予司法豁免权，另一方面则效仿盖伊与瞎子路易的做法，将整座城市城墙之内的伯爵行政与司法管辖权直接打包移交给当地的主教。这套拿国家公权换取政治选票的权宜之计虽然帮贝伦加尔一世保住了三十多年王位，却进一步掏空了帕维亚中央的权威（924年，贝伦加尔一世雇佣的马扎尔骑兵哗变焚掠了首都帕维亚，他本人也在维罗纳死于部属刺杀）。

厌倦了混乱的意大利诸侯在926年又从阿尔卑斯山西侧请来了普罗旺斯的实际掌权者、阿尔勒伯爵于格（926年至947年在位）。于格是一位手腕强硬且精力充沛的野心家，由于他自己在意大利本土没有任何家族领地根基，他便把帕维亚周边的王室核心区当作大本营，采取了与同时代的奥托一世如出一辙的集权手段。他频繁调动甚至清洗本土老牌侯爵家族（调动频率比奥托一世还要高），将自己从普罗旺斯带来的亲族批量安插到各大要害职位上，比如在931年铲除托斯卡纳的博尼法乔家族后，先后任命自己的同胞兄弟博索与私生子于贝尔接掌托斯卡纳侯爵（931年至969年），又任命另一个私生子博索出任皮亚琴察主教兼帕维亚朝廷大官长，试图依托效忠王室的主教网络与亲族侯爵重建中央集权。但对于习惯了地方自治的意大利权贵而言，于格始终是一个依靠高压手段统治的贪婪外人（后来流亡德意志的克雷莫纳主教柳特普兰德在《报复书》里更是用尽笔墨渲染于格后宫的淫乱与残暴，系统性地抹杀其统治的合法性）。945年，早年逃往德意志的伊夫雷亚侯爵贝伦加尔二世率领一支小部队重返意大利，满朝文武瞬间背弃于格倒戈相向，于格被迫退回普罗旺斯老家并于947年死去；接掌政权的贝伦加尔二世（950年至962年在位）先在951年向南下干预的奥托一世俯首称臣，最终在962年被第二次南征的奥托一世轻易废黜囚禁。

奥托王朝在962年吞并意大利王国后，采取了一种极其契合意大利国情的低成本统治模式，那就是长期缺席。在962年至1000年的三十八年间，奥托一世与奥托三世虽然先后在意大利待了九年和五年，但三代奥托皇帝真正在意大利境内停留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总时间的三分之一（进入11世纪后这一比例更是进一步骤降）。当皇帝不在意大利时，北方的朝廷无需维持帕维亚昂贵的常设宫廷开支，只采取因地制宜的制衡策略，在世俗伯爵势大的地方全力扶持主教并授予全城豁免权，在主教尾大不掉的地方则反过来提拔世俗伯爵或新兴乡村领主（如卡诺萨家族）。意大利各城市的主教与贵族们既能在日常事务中充分享受无人干涉的自治，又能在需要确认地产产权或打赢跨区官司时，继续利用帕维亚的巡回法庭体系或派人翻越阿尔卑斯山向皇帝索取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皇家特许状。这种皆大欢喜的平衡一直维持到了11世纪80年代叙任权之争引发全面内战之时。

在意大利王国南界之外，罗马城与更南方的亚平宁半岛南部则遵循着另一套完全本土化的王朝政治逻辑。

当年曾挡住查理曼南下步伐的贝内文托大公国，在经历十年内战后于849年正式分裂为贝内文托与萨勒诺两个公国，9世纪60年代卡普亚又从萨勒诺独立出来。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贝内文托、萨勒诺与卡普亚这三个伦巴第王公政权，同那不勒斯、阿玛尔菲与加埃塔这三个前拜占庭沿海商业城邦（外加880年代大举反攻吞并阿普利亚的拜占庭帝国直接管辖区，以及西西里的阿拉伯人）混战不休，各自内部也在10世纪中叶碎裂成了许多小领主领地（唯独萨勒诺公国保持着较强的内部统一）。尽管这些南方小国军事实力孱弱（路易二世与奥托三代皇帝都曾发兵南下试图将其彻底征服，只因距离北方根据地实在太远、且奥托二世在982年遭遇克罗托内惨败而未能竟功），但它们全都在各自的城市里建立起了稳固的家族世袭王朝。

正是这种南意大利式的城市家族王朝模式，直接塑造了10世纪上半叶罗马城的政治生态。在大约904年至963年的六十年间，罗马城的实际统治权牢牢掌握在本土豪门狄奥菲拉特（Theophylact）家族连续四代人手中。这个家族对罗马的控制是如此稳固，以至于在约925年至932年间，罗马甚至出现了一位公开以女元老院议员兼女贵族（senatrix et patricia）头衔独立执掌全城大权的女性统治者，即狄奥菲拉特的女儿玛洛齐亚（她是整个10世纪欧洲仅有的几位独立女性统治者之一，其余几位出现在英格兰的麦西亚与东欧的基辅罗斯）。932年，玛洛齐亚在试图与意大利国王阿尔勒的于格举行婚礼时，被自己的亲生儿子阿尔贝里克发动政变推翻囚禁。阿尔贝里克（932年至954年在位）随后完全模仿南边的卡普亚与萨勒诺统治者，自封为全体罗马人的大公（princeps），在二十二年间将历任罗马教皇彻底变成了只负责签署宗教文书的驯服工具。

到了954年阿尔贝里克临终前夕，他却干了一件打破世俗与神权分界线的蠢事，他强令罗马贵族与神职人员在圣彼得墓前宣誓，不仅让自己的少年儿子屋大维直接继承罗马世俗大公之位，还要在当时的教皇阿戈培二世死后直接推举屋大维兼任罗马教皇。956年，年仅十八岁的屋大维果真登上了教皇宝座，取名若望十二世（956年至964年在位）。将世俗风流王公与基督教最高祭司两个角色强行塞进同一个人身上，直接引爆了罗马政治机器的紊乱；当若望十二世为了抵御贝伦加尔二世而在962年请来奥托一世加冕、随后又反悔背叛奥托时，奥托一世在963年率军进驻罗马，召开宗教会议废黜了声名狼藉的若望十二世。然而，打倒了狄奥菲拉特家族的垄断之后，罗马立即陷入了更血腥的派系混战，克雷森提家族等本土贵族轮番扶立各自的傀儡教皇并谋杀对立教皇。由于罗马是帝国皇帝加冕的唯一合法场所，奥托君主哪怕可以放弃南意大利，也绝不能对罗马撒手不管。到了996年至1001年间，满脑子浪漫复古情怀的年轻皇帝奥托三世干脆把自己的皇宫直接搬到了罗马帕拉蒂诺山上，打出复兴罗马帝国（Renovatio Imperii Romanorum）的旗号，并自8世纪中叶以来首次打破罗马本土贵族对教皇职位的垄断，先后任命自己的萨克森堂兄（格列高利五世）与法兰克老师热尔贝（西尔维斯特二世）出任教皇，试图从根子上解决罗马的派系顽疾；不料1001年罗马市民的一场暴动便将奥托三世与热尔贝双双逐出罗马，这场早产的帝国实验随着奥托三世在次年初的病死而宣告流产（直到11世纪40年代亨利三世再次强行任命德意志主教出任教皇，才真正开启了改变欧洲历史的教皇改革时代）。

18.3

与东法兰克和意大利相比，西法兰克毫无疑问是10世纪所有后加洛林继起国家里最不成功的一个（甚至连夹在法意之间罗讷河谷里那个弱小的勃艮第王国，从888年独立直到1032年并入德意志帝国，也在一百四十多年里维持了单一家族王朝的和平延续，唯有南部沿海一度遭阿拉伯海盗盘踞；而西法兰克连基本的政局稳定都没能做到）。西法兰克不幸同时染上了东法兰克那种高度依赖个人关系的粗放王权，以及意大利那种走马灯般更换王朝的政治动荡，两项弱点叠加在一起，直接导致西法兰克王权在10世纪40年代以后彻底丧失了全国性的控制力。

888年胖子查理死后，面对维京人的猛烈攻势，西法兰克显贵越过年仅八岁的加洛林遗腹子糊涂查理，推举抗击维京人的英雄、罗贝尔家族的巴黎伯爵厄德（原书部分译作奥多，888年至898年在位）为王。厄德在889年尚能召集最远来自巴塞罗那与尼姆的全国各地伯爵与主教开会，但缺乏加洛林血统的他很快便在卢瓦尔河以南与阿基坦失去了号召力；到了893年，由于厄德在对付维京人的战事中接连受挫，兰斯大主教福尔克（900年去世）趁机在兰斯为年满十三岁的糊涂查理加冕，掀起了持续四年的夺位内战。897年双方达成妥协，厄德承认糊涂查理为自己的王位继承人，作为交换，查理则在898年正式继位（898年至923年在位）后，将巴黎周边以及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那大片原本属于加洛林王室核心区的伯国与富庶修道院（包括圣马丁修道院与圣但尼修道院），全数合法割让给了厄德的弟弟罗贝尔；与此同时，巴黎以北瓦兹河流域的大部分王室地产，也被加洛林远支后裔（意大利国王伯纳德的曾孙）韦芒杜瓦伯爵埃里贝尔一世（约905年去世）及其子埃里贝尔二世吞入囊中。

被这两大豪族掏空了家底的糊涂查理，手里只剩下东北部拉昂一城以及兰斯周边的零星王室领地。为了打破无地无钱的死局，查理绝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庸主，他在911年采取了极富远见的务实策略，与盘踞塞纳河下游的维京首领罗洛达成《圣克莱尔苏埃普特条约》，正式册封罗洛为鲁昂伯爵，让这批被称为诺曼人（Nortmanni）的维京海盗受洗定居下来替王室看守河口门户（诺曼底公国由此诞生，并在随后几十年里迅速融入了法兰克的政治与封建体系）；同年（911年），趁着东法兰克末代加洛林君主孩童路易绝嗣，糊涂查理果断出兵向东兼并了遍布加洛林祖产的洛泰尔尼亚，试图用亚琛周边的王室地产与兵源来重建自己的财政与军事优势。然而查理重用洛泰尔尼亚新贵的做法彻底激怒了西法兰克本土的各大诸侯，920年，几乎所有西法兰克大贵族在罗贝尔的带领下起兵造反，于922年推举罗贝尔称王；尽管罗贝尔在923年的苏瓦松战役中阵亡，叛乱贵族们依然拒绝迎回查理，转而推举罗贝尔的女婿、勃艮第公爵鲁道夫继位（923年至936年在位），糊涂查理本人则被韦芒杜瓦的埃里贝尔二世诱捕囚禁，最终于929年死在牢狱之中。

糊涂查理的惨败暴露出10世纪西法兰克王权面临的三重结构性死锁。第一是王室直辖领地的极度萎缩，除了拉昂与贡比涅等几处孤点外，王室已无地可封；第二是国王彻底丧失了任免或调动地方伯爵与公爵的人事权（胖子查理在9世纪80年代尚能行使这一权力，但在898年之后便已荡然无存），与东法兰克的奥托一世或意大利的阿尔勒的于格不同，西法兰克国王除非遇到某个地方家族彻底绝嗣，否则根本无法插手各大诸侯领地的世袭交接，手里唯一还能支配的人事筹码只剩下东北部兰斯等少数几个主教区与修道院的任命权；第三则是各大区域诸侯的彻底地方化，从巴黎的罗贝尔、韦芒杜瓦的埃里贝尔、佛兰德伯爵鲍德温二世、勃艮第公爵正义理查，到南方的东阿基坦公爵虔诚者威廉与图卢兹伯爵奥多，所有人的政治算计都完全锁死在各自兼并整合出来的区域领地内部，没有任何人愿意出钱出力去维护一个强大的中央朝廷。

在923年至936年勃艮第的鲁道夫在位期间，国王的实力基本局限在自己的老家勃艮第公国，编年史家弗洛多尔德在记事时甚至写道，每当罗贝尔之子伟大的于格（956年去世）与韦芒杜瓦的埃里贝尔二世在北方需要借用国王的名义去打仗时，就会派人把鲁道夫国王“召唤”到法兰克核心区来充当打手。936年鲁道夫死后，手握二十多个伯国的头号强藩伟大的于格没有自己称王（大抵是为了防范妹夫埃里贝尔二世背刺），而是派人把流亡在英格兰外祖父朝廷的糊涂查理之子路易四世（936年至954年在位）接回国内扶上王位，自己则受封为仅次于国王的法兰克公爵（dux Francorum）。路易四世与他的儿子洛泰尔（954年至986年在位）都是极具进取心的战士，不甘心充当傀儡的路易四世为了摆脱伟大的于格的控制苦战了十余年，甚至在945年至946年一度被诺曼人与伟大的于格联手抓进大牢，不得不靠连襟东法兰克国王奥托一世（路易四世与伟大的于格分别娶了奥托一世的两个同胞妹妹热尔贝加与哈德维格）在948年英格尔海姆大会上施加军事与绝罚压力才迫使于格低头求和。

954年路易四世意外坠马身亡，年仅十三岁的长子洛泰尔继位，接着伟大的于格也在956年去世，留下同样尚未成年的幼子于格·卡佩；在此后的十年间，两位少年表兄弟的母亲热尔贝加太后与哈德维格夫人，在她们共同的弟弟、科隆大主教兼洛泰尔尼亚公爵布伦的直接监护下维持着西法兰克的和平（于格·卡佩在960年正式获准承袭父亲的法兰克公爵头衔）。然而随着洛泰尔长大成人，缺乏本钱的他再次走上了祖父糊涂查理的老路，不仅与表兄弟于格·卡佩彻底决裂，还在978年至980年间冒险发兵突袭亚琛，企图从表弟奥托二世手中强夺洛泰尔尼亚。这场不自量力的豪赌彻底断送了晚期加洛林王室与奥托帝国的家族同盟，当洛泰尔在986年去世、其独子路易五世也在次年（987年）打猎坠马暴毙之后，早已倒向奥托朝廷与于格·卡佩的兰斯大主教阿达尔贝罗（在秘书热尔贝的配合下）在桑利斯大会上公开宣称王位不应靠血统世袭而应选贤任能，说服北方诸侯越过加洛林家族最后的男丁下洛泰尔尼亚公爵查理，直接选举于格·卡佩为西法兰克国王（987年至996年在位）。随着查理在991年被俘入狱，加洛林王朝在西法兰克的统治正式终结，卡佩家族由此开启了毫不间断地延续至1792年的王朝统治。

卡佩王朝虽然创下了仅次于日本皇室的漫长世袭纪录，但987年的改朝换代非但没有重振西法兰克王权，反而标志着王室权力的进一步坍缩。早在985年，阿达尔贝罗（或热尔贝）在一封寄给洛泰尔尼亚亲族的密信里便曾写道，“洛泰尔只是名义上的法兰克国王；于格确实没有名分，但实际上他才是国王”。这番话听起来简直就是751年丕平三世代墨洛温而立的翻版；可于格·卡佩手里的本钱其实远不能与当年的丕平三世同日而语。他的父亲伟大的于格生前在巴黎、奥尔良直到西边昂热之间拼凑起了一个囊括约二十个伯国的庞大领地集团，然而在于格·卡佩年幼丧父的那几年里，这个领地集团的西半部已经彻底失控，原本作为罗贝尔家族附庸的布洛瓦伯爵与安茹（即昂热）伯爵趁机自立门户。到了于格·卡佩之子罗贝尔二世（996年至1031年在位）统治时期，强悍的安茹伯爵福尔克·内拉（987年至1040年在位）与兼并了香槟的布洛瓦伯爵奥多二世（995年至1037年在位），从东西两翼对卡佩王室仅存的巴黎至奥尔良核心走廊形成了死死夹击。到1025年前后，单是在面积仅相当于萨克森一地的卢瓦尔河以北地区，除了困守中央一隅的卡佩国王与东边的兰斯大主教外，就已经并立着佛兰德、诺曼底、布列塔尼、安茹、布洛瓦与香槟等六七个实质上完全独立的领地大公国（principalities）。

至于卢瓦尔河以南的广袤土地，王权更是早已彻底蒸发，且由于缺乏东法兰克那种深厚的部族认同，南方的区域整合完全依靠各路伯爵的武力兼并。在阿基坦，起家于东部奥弗涅的纪尧姆家族（详见第21章）在900年前后自称阿基坦公爵，927年该家族绝嗣后，西部的普瓦捷伯爵家族接过了阿基坦公爵头衔。在威廉四世（963年至993年在位）与大威廉五世（993年至1030年在位）父子手里，阿基坦公国的名义疆域扩张到了比北方任何大公国都大的规模，威廉五世更在994年主动接管了由南方教会发起、旨在遏制贵族私战与抢掠的民众集会，即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大会，将其改造为西法兰克境内仅存的加洛林式大型公共议事集会。但即便是权势显赫的威廉五世，其真正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也只局限在老家普瓦图一地；在普瓦图内部，他也必须整日与手握多座私人城堡的凶悍封臣（如吕西尼昂的于格，一份留存至今的约1025年著名叙事契约《威廉公爵与于格的协议》，事无巨细地记录了这位领主如何为了几座城堡的继承权与婚姻安排，同自己的主君威廉五世反复拉锯、武力对峙并最终达成妥协）讨价还价。而在公元1000年以后，西法兰克的许多地区甚至连伯国这一级的统治也维持不住了，权力进一步向下碎裂到以单座城堡为中心、管辖范围不过几个村庄的城堡主（castellans）手里，查理曼时代覆盖全帝国的公共司法与军事大权，在此时坍缩成了几个村头恶霸的私人领主权（也就是法国史学界常说的封建革命；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极端的权力碎裂仅仅是西法兰克部分地区的特殊病变，绝非10世纪全欧洲的普遍常态）。

18.4

尽管东法兰克、意大利与西法兰克在10世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政权演化轨道，但在公元1000年以前，这三大区域依然共享着一套从加洛林时代继承下来的政治文化与行为语法。

首先，加洛林式的宏大政治神学虽然在10世纪失去了市场（唯有弗勒里修道院院长阿博等极少数人还在西法兰克国王于格·卡佩与罗贝尔二世面前徒劳地宣讲加洛林法统，他的理论反倒在英格兰受到了热烈欢迎，见第19章），但拉丁文读写教育与古典文学研究不仅在圣加伦、科维、兰斯等老牌中心得以延续，还随着政权中心的转移扩散到了欧里亚克以及萨克森东南部的奎德林堡、甘德斯海姆与马格德堡等新兴重镇。这一时期诞生了一批极具个性的文学与史学名作，包括洛泰尔尼亚出身的维罗纳主教拉瑟（974年去世）充满自省的韵律诗文、科维修道士维杜金德（973年后去世）大量模仿古罗马史家萨卢斯特笔法的《萨克森人史》、克雷莫纳主教柳特普兰德夹杂着炫耀式希腊语词汇的辛辣史书，以及甘德斯海姆修道院修女赫罗斯维塔（由奥托一世的侄女、女修道院长热尔贝加庇护）模仿维吉尔体裁撰写的《奥托传》长诗与模仿古罗马剧作家泰伦斯风格创作的六部拉丁文宗教戏剧。

10世纪的史料里确实比9世纪更多地提到了在公开场合使用口头翻译的情况（比如963年奥托一世在罗马主持宗教会议审判若望十二世时，便让柳特普兰德替自己在现场把拉丁语发言翻译成萨克森语；948年英格尔海姆大会上宣读教皇拉丁文信件时也同样安排了德语口译），这反映出大部分世俗贵族日常已不再具备熟练听读复杂拉丁文的能力，但奥托一世在罗马让人翻译，更多也是一种刻意的政治姿态，意在向罗马人宣告他们的新帝国统治者是一位说萨克森语的北方人。在日常行政与外交运作中，简明实用的书面拉丁文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工具，热尔贝书信集里保存的10世纪80年代密集政界通信（如988年12月西法兰克国王于格·卡佩写给摄政太后狄奥凡诺的那封仅八行字、简明问候健康并提议次月举行边境峰会的短函），以及意大利贝伦加尔二世在947年按人头系统征收马扎尔赎金、奥托三世在997年安排萨克森大贵族按每四周一班的轮班表严密防守易北河边境要塞阿尔讷堡（并在换防失守后严令当事贵族提交书面调查报告，这一轮班驻防制度随后在麦森要塞延续了十余年）等案例，均证明10世纪的政府在核心事务上依然保有相当严密的组织与文书监督能力，绝非浪漫派史家所想象的纯粹口头文化社会。

其次，由于9世纪那种由单一皇室朝廷垄断顶层秩序的格局已经瓦解，10世纪增多了的政治玩家们为了在缺乏最高裁判的情况下避免当场拔剑火并，反而更加依赖公开集会与精心设计的仪式规程，也就是德国历史学家格尔德·阿尔托夫所称的游戏规则（Spielregeln）。

在西法兰克，大型公共大会的规模虽然明显萎缩（987年推举于格·卡佩的集会已被里歇尔改称为小范围的朝廷curia，但在南方仍有威廉五世主持的上帝的和平万人大会），可在意大利的司法大会（placitum）与东法兰克的全民大会（universalis populi conventus）上，成百上千名贵族与教士依然作为观众共同见证并确认政治决定的效力。为了在仪式上精准表达双方的权力关系，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要经过事先的反复谈判。当两位国王需要展现彼此完全平等的地位时，他们会像948年英格尔海姆大会上的奥托一世与路易四世那样精确同步地并排坐下，或者像921年糊涂查理与亨利一世在波恩会晤时那样，在两岸随从的注视下各自乘船驶向作为两国边界的莱茵河正中央，同时踏上停泊在河心的一艘大船；而当一方被迫向另一方表示臣服、却又想保住最低限度的体面时，则会像924年西法兰克国王鲁道夫与阿基坦公爵威廉二世在卢瓦尔河畔对峙时那样，双方信使白天在两岸往返磋商一整天，等到夜幕降临遮住围观人群的视线后，威廉二世才渡过卢瓦尔河下马步行，向全副甲胄的鲁道夫国王低头行礼并领受和平之吻。

在内部的君臣互动中，臣属通过公开行屈膝礼乃至全身俯卧在地（deditio）来乞求君主宽恕或援助的做法在10世纪变得极为普遍（据鲁道夫·格拉贝记载，923年诡计多端的韦芒杜瓦伯爵埃里贝尔二世便曾向糊涂查理行全身俯卧大礼以骗取和平之吻）；城市通过盛大的古典入城式（adventus）迎候君主驾临的传统同样在帕维亚（如约930年市民领袖出城迎候于格国王）、拉昂（936年迎候路易四世）与罗马继续上演；而对于战败的叛乱贵族，国王也会动用公开的羞辱仪式来重申权威，例如937年法兰克尼亚公爵埃伯哈德手下的附庸在萨克森挑起武装冲突后，奥托一世便判处这批作乱贵族必须每人怀里抱一条狗（抱狗游行是加洛林时代沿袭下来的专门羞辱军事贵族的刑罚，意大利的路易二世则用过让人背马鞍游街的方式），一路步行穿过马格德堡全城前来向国王请罪。

恰恰因为所有人都熟知这套心照不宣的仪式游戏规则，政治人物（或者事后记录的历史学家）只要在公开场合故意打破或篡改某一个仪式环节，就能立刻向全场观众传递出极具挑衅性的政治信号。11世纪初的诺曼编年史家圣昆廷的杜多在书中便编造过一则著名的段子，称911年诺曼底首领罗洛拒绝亲自向糊涂查理行吻足礼，随便派了一名手下代劳，结果那名维京战士走上前去没有弯腰，而是直接一把抓住法兰克国王的脚踝将其高高拎起凑到自己嘴边，害得糊涂查理当场仰面摔了个四脚朝天，以此在文本里宣告诺曼人根本不把西法兰克国王放在眼里。而在真实的10世纪东法兰克政坛，蒂特马尔在编年史里记下了两桩令他本族长辈惊恐万分的现场越界事件。第一桩发生在968年，趁着奥托一世长年留在遥远的意大利，留守北方的萨克森比隆家族公爵赫尔曼·比隆来到奥托一世最钟爱的王室中心马格德堡主持地方大会，当地大主教竟然按照迎候皇帝本人的最高礼仪拉响全城教堂钟声、点燃全部蜡烛将赫尔曼迎入大教堂，赫尔曼随后大摇大摆地在皇帝行宫的正厅里坐上主位用餐，当晚更直接躺进奥托一世的御床睡觉（暴怒的奥托一世得知消息后并未直接处罚手握兵权的赫尔曼，而是严惩了失职的马格德堡大主教，命令他每逢赫尔曼吃过几道菜就必须向皇室献上同等数量的战马赔罪）。第二桩发生在1002年奥托三世暴毙后的维尔拉王位推举大会上，志在夺取王位的麦森边疆侯爵埃克哈德在发现萨克森诸侯不愿支持自己后，竟然带着随从直接闯进宫殿，强行占用了原本专门为奥托三世的两位亲姐姐（奎德林堡女修道院长阿德莱德与索菲亚）摆好的御用晚宴席位大吃大喝，用这种公开羞辱前朝皇女的粗暴动作宣告奥托王朝已经翻篇（埃克哈德的这种嚣张做派直接激怒了政敌，几天后他便在返程途中遭人伏击砍掉了脑袋）。

最后，10世纪欧洲政治的另一个显著趋势是权力的彻底家族王朝化，这一趋势不仅让加洛林时代的九个顶级贵族家族在888年之后先后戴上过王冠，让各地的公爵、侯爵与伯爵领地彻底变成无人敢质疑的家族世袭私产，还意外地在10世纪后半叶催生出了一大批合法掌权的幼主与女性摄政者。在9世纪的加洛林盛期，由于王位继承竞争激烈且伯爵职位尚受王权调动，几乎不可能出现三岁小孩继承王位或公爵之位的情况；到了10世纪，随着家族世袭原则压倒一切，不仅王国层面接连出现幼主（东法兰克的奥托三世三岁登基，西法兰克的洛泰尔十三岁登基），各个公国与伯国也开始允许未成年幼子直接袭爵，而替幼子出面执掌大权的自然就是他们的寡母。是以我们在10世纪看到了比9世纪多得多的女性掌权者，在王室层面有奥托王朝的阿德莱德太后、狄奥凡诺太后、在998年受侄子奥托三世委托留守北方统管整个德意志朝政的奎德林堡女修道院长玛蒂尔达（999年去世），以及西法兰克的热尔贝加太后；在公国与侯国层面，则有915年后在托斯卡纳为儿子盖伊摄政的贝塔夫人（926年去世）、956年至960年间在西法兰克替幼子于格·卡佩掌管罗贝尔家族领地的哈德维格夫人，以及在978年丈夫死后独自统治上洛泰尔尼亚公国长达十年的比阿特丽斯夫人（于格·卡佩的亲姐姐）。而且，随着9世纪那种由教士主导的后宫道德恐慌逐渐消退，除了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出于抹黑意大利本土政权的政治目的还在书里恶意编造意大利贵妇（如玛洛齐亚与贝塔）的性丑闻外，10世纪的绝大多数史家对这批摄政太后与公爵夫人的执政表现都给予了相当平静甚至尊崇的正面评价。

在现代史学界，学者们往往围绕10世纪究竟是加洛林时代的尾声（后加洛林世纪）、还是11世纪封建与教皇改革时代的前奏争论不休。如果站在公元1000年的时间节点上平心而论，10世纪的欧洲（哪怕是在王权最为衰微的西法兰克）在骨子里依然延续着加洛林时代打造的公共政治框架，从全民大会、公开司法审判、效忠宣誓礼仪到罗马教皇对兰斯大主教废立案件的终审干预（947年至949年教皇阿戈培二世介入兰斯大主教于格的罢免案，以及991年至999年教皇若望十五世与格列高利五世持续施压最终迫使转任教皇的热尔贝恢复阿努尔夫的兰斯大主教职位），全都是9世纪制度遗产的自然延伸。直到1000年乃至1050年以后，当大型公共大会彻底萎缩为领主私人的狭小封臣廷（curia）、公共权威彻底碎裂为私人城堡的领主支配权时，中世纪早期的政治世界才算真正落幕。这种制度逻辑的断裂直接导致11世纪的西法兰克与意大利作家们患上了集体失忆症，仅比里歇尔晚一代人的11世纪初修道士史家鲁道夫·格拉贝（1047年去世），在动笔写史时对1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历史已经茫然无知，只能零星拼凑出糊涂查理被埃里贝尔二世诱捕、洛泰尔与奥托二世交战以及972年阿尔卑斯山阿拉伯海盗绑架克吕尼修道院长迈奥卢斯等几则互不相连的轶事；至于查理曼本人，则彻底脱离了真实的历史语境，与丕平三世和克洛维一道蜕变成了远古神话里的传奇符号。但在公元1000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无论是坐在罗马教皇宝座上的热尔贝，还是正在萨克森动笔写史的蒂特马尔，都绝不会觉得自己活在一个晦暗不明的过渡时代里，在他们眼中，脚下这个由加洛林遗产支撑起来的世界虽然充满了危险与变数，却依然在按照既定的规矩有力地运转着。

Chapter19-“加洛林的”英格兰，800—1000

990年或991年，一位名叫温弗莱德的女地主向英格兰国王埃塞尔雷德二世提起诉讼，控告一个名叫利奥夫文（大抵是温弗莱德的继子）的男子，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伯克郡两处地产的所有权归属。温弗莱德在朝廷里搬出的证人兼后援团队阵容极为豪华，包括国王那位作风强硬的生母艾芙瑞王太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塞格里克，外加一名主教与一名郡长（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郡长在地位与职能上相当于欧洲大陆的公爵或伯爵）。面对如此悬殊的朝廷人脉压制，被告利奥夫文拒绝在王廷当场认栽，他援引法律程序坚持要求这桩官司必须先发回伯克郡的郡大会（scirgemot，即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对应法兰克地方大会placitum的郡级公共法庭）进行审理。利奥夫文的这一程序抗辩不仅完全合法，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他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因为当时艾芙瑞太后虽然在993年之前的那几年里暂时离开了宫廷核心圈，但年仅二十五岁的埃塞尔雷德二世在自己的王廷之上无论如何也不太可能做出直接驳回生母面子的裁决。

不过，把审理地点挪回伯克郡地方大会，最终也没能帮上利奥夫文太大的忙。埃塞尔雷德二世正式将案件发交伯克郡大会审理，并专门派人送去了自己的王室印章以及（大抵是口头传达的）审理指示。到了伯克郡大会开庭当天，艾芙瑞王太后本人亲自到场，领着二十四名在案卷里留下真名实姓的贵族男女准备当众宣誓，为温弗莱德提供有利证词。主持庭审的两位主教与一位修道院院长（当时在场的还有名叫埃夫加尔的王室治安官，此人大抵正是直接对国王本人负责而非听命于郡长的伯克郡治安官，即古英语中的shire reeve，现代英语中郡治安官sheriff一词便由此演化而来），以及到场旁听的伯克郡全体地方名流（档案中称这批由贵族与乡绅组成的与会者为善人），当场向利奥夫文挑明了利害关系。调解人指出，如果官司真的走到让王太后率领二十四名证人正式宣誓决诉的那一步，利奥夫文不仅必输无疑、彻底丢掉土地，还将因为败诉而面临一笔巨额的司法罚款，双方之间的友谊也将就此彻底破裂（尽管双方的关系看起来早就已经破裂了）。在强大的程序与政治压力之下，利奥夫文选择了妥协让步，他同意交出伯克郡的那两处争议地产，作为交换，温弗莱德则必须把她手里一直扣着不放的、属于利奥夫文亡父遗留的金银财宝交还给利奥夫文（温弗莱德极不情愿交出这笔金银，利奥夫文当初之所以霸占那两处土地不放，多半正是为了逼她交出父亲的遗产；存世的古英语诉讼档案到此戛然而止，没有交代后续针对这笔钱财的仲裁是否顺利完成）。

这桩发生在10世纪末的伯克郡土地官司，折射出晚期盎格鲁撒克逊政治运作的几项核心机制。在英格兰的司法实践中，法庭诉讼往往倾向于以双方达成妥协协议的方式收场，考虑到对方证人团队的压倒性分量，利奥夫文能拿回亡父的动产已算保住了底线；但更关键的是，整个博弈与妥协过程完全是在郡级公共司法大会的聚光灯下完成的。到了10世纪后期，英格兰建立起了一套与昔日加洛林帝国高度神似的公共大会体系，规定郡大会必须由当地主教与郡长共同出席主持，召集全郡的贵族与乡绅到场公开审理地方产权纠纷与王室交办案件。在温弗莱德诉利奥夫文一案中，案件最初由王廷受理，最终的裁决结果无疑也顺应了国王本人的意愿，但国王的意志必须通过整个伯克郡政治社群的集体审判程序才能落地执行，况且法庭之所以能逼迫利奥夫文放弃硬顶，靠的也是加洛林式的程序威慑，即一旦正式启动宣誓决诉，败诉方就将承受倾家荡产的严厉惩罚。

真正令人感到反常的是这桩案子发生的时间点。此时已经是公元990年或991年，在第18章所讨论的欧洲大陆前加洛林帝国故土之上，这种由中央王权直接督导、由地方公共政治社群集体参与裁决的常规郡级大会政治，在绝大多数地区早已销声匿迹。在西法兰克，王权本身已经萎缩到无力干预地方司法的地步；而在意大利与东法兰克的部分地区，地方司法大会虽然还在运转，却早已脱离了与国王日常指令的直接挂钩。查理曼在公元800年前后关于地方公共司法大会应当如何协同王权运转的制度设想，到了公元1000年前夕，反而在英格兰这片从未被查理曼家族统治过的海岛土地上得到了最完整的实现。本章要拆解的正是这一历史悖论，我们将首先梳理9至10世纪英格兰从四国并立到统一王国的政治演进脉络，接着考察加洛林政治模式如何跨海移植并改造了英格兰的国家机器，最后再深入到底层的土地制度变革，解释为什么英格兰在全面模仿加洛林外壳的同时，却演化出了一套与欧洲大陆继起国家截然不同的内部权力结构。

19.1

我们在第7章讲述英格兰早期历史时曾停留在8世纪末至9世纪初，当时麦西亚王国依靠埃塞尔博德、奥法与森伍尔夫三代君主近百年的接力扩张，在亨伯河以南确立了稳固的霸权。然而821年森伍尔夫一死，麦西亚的霸权便在一连串短命君主的频繁更替中迅速瓦解，其中第四位国王威格拉夫（827年至840年在位）甚至在829年被南方的韦塞克斯国王爱格伯特（802年至839年在位）击败并短暂逐出王位。威格拉夫虽然在830年成功复位，且到836年时依然能够像8世纪的麦西亚霸主那样把南英格兰的所有主教召集到自己的王廷开会，但南方的地缘格局已经不可逆转地变成了麦西亚与韦塞克斯两强并立。

到了840年前后，整个英格兰在表面上大抵退回了公元700年时的传统均势，即由四个实力大体相当的王国共同瓜分版图。除了南部的麦西亚与韦塞克斯之外，东部是文献记载极度匮乏、但从考古出土遗存来看经济结构最为复杂的东盎格利亚王国；北方则是诺森布里亚王国，该国在9世纪初伊德伍尔夫（796年至约810年在位）及其子伊恩瑞德（约810年至840年在位）治下曾维持过一段相对和平的稳定期，直到9世纪中叶才重新陷入内战。8世纪麦西亚霸权留下的永久性政治遗产，是彻底消灭了早期的那些微型附庸王国，其中伍斯特一带的赫威赛王国被彻底并入麦西亚本土，而东南部的埃塞克斯、苏塞克斯与肯特三国在脱离麦西亚控制后，从825年起便牢牢落入了韦塞克斯的囊中（唯独肯特在森伍尔夫之弟库斯雷德于807年去世后，曾一度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伍尔夫雷德掌握实权，但在825年之后便被固定为由连续三任韦塞克斯国王的长子出任分封副王的直属领地）。在9世纪中叶，统治麦西亚的伯特伍尔夫（840年至852年在位）及可能是其儿子的伯格里德（852年至874年在位），与统治韦塞克斯的埃塞尔伍尔夫（839年至858年在位）之间甚至保持着相当紧密的合作关系。埃塞尔伍尔夫不仅把女儿嫁给伯格里德，发兵协助麦西亚攻打威尔士人，还在晚年出访罗马返程时迎娶了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的年幼女儿尤迪丝，展现出跨越海峡的国际声望；在内部边界上，两国在9世纪40年代通过和平协商完成了防区调整，韦塞克斯从麦西亚手中接管了泰晤士河南岸的伯克郡，同时主动从伦敦撤出，把这座富庶的商业城市留在了麦西亚的势力范围之内。

彻底撞碎这套四国均势格局的外部力量是维京人。从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维京船队便像袭扰西法兰克海岸那样频繁洗劫英格兰沿海（尤其是肯特与东盎格利亚），并在9世纪50年代建立起过冬据点。但在广袤的法兰克帝国，每当加洛林王室正规军集结压境，维京劫掠队通常会选择避实就虚；而在政权体量与军队规模都小得多的不列颠岛上，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率领的本土军队却随时可能在正面交锋中败给维京人，比如851年麦西亚国王伯特伍尔夫便被维京人击败，853年一支肯特军队同样战败。

在试探出英格兰诸王国的军事虚实之后，丹麦的维京首领们意识到这里不仅可以抢掠，更可以夺取永久性的土地收益。865年，多支维京武装在英格兰集结成了一支庞大的联军，用古英语写成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将其称为大军（micel here）。早期的维京劫掠船队每支不过几百人，而865年集结的这支大军兵力多达数千人，规模超过了当时任何一个单一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能够动员的军队上限。这支由多名首领集体统帅的大军在随后十余年间如同推土机一般横扫英格兰，先在866年至867年间攻陷约克，杀死正在内战的两位诺森布里亚国王，一举灭亡诺森布里亚；接着在869年征服东盎格利亚，杀死国王埃德蒙（埃德蒙日后被奉为殉道圣徒）；随后在870年至871年大举杀入韦塞克斯，埃塞尔伍尔夫的两个儿子埃塞尔雷德一世（865年至871年在位）与阿尔弗雷德（871年至899年在位）历经苦战才勉强顶住攻势；大军转而在873年至877年间吞并了麦西亚的东半壁江山，只把麦西亚的西北部与南部残存领土留给了受维京人册封的塞奥尔伍尔夫二世（874年至878年在位）。

到了876年至878年冬天，维京大军再次集中兵力突袭韦塞克斯，打得措手不及的阿尔弗雷德一路溃逃，被迫躲进萨默塞特郡阿塞尔尼的沼泽荒岛之中（这个地方在后世因为阿尔弗雷德替农妇看管烤饼却把饼烤焦的民间传说而家喻户晓，但在11世纪以前的记载里，那片沼泽代表的纯粹是亡国灭种的绝望处境）。然而在878年春天，阿尔弗雷德设法重新召集起周边数郡的西撒克逊军队，在威尔特郡的爱丁顿战役中正面击溃了维京大军。这场决定韦塞克斯国运的胜仗迫使维京首领古斯鲁姆低头求和，古斯鲁姆同意接受基督教洗礼，随后率部撤往东盎格利亚建立起一个定居的维京王国，为韦塞克斯赢得了十余年宝贵的喘息时间。

爱丁顿之战后的阿尔弗雷德不仅保住了父亲遗留的全部南方领土，还在886年派兵占领了战略重镇伦敦，使韦塞克斯成为整个英格兰唯一在维京风暴中完整幸存下来的原生王国，阿尔弗雷德本人也成了当时硕果仅存的一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在麦西亚西部残存的英格兰人控制区，接替塞奥尔伍尔夫二世掌权的埃塞尔雷德二世（约879年至911年在位）迎娶了阿尔弗雷德的长女埃塞尔弗莱德，他在文献里虽然偶尔还被客气地称为国王，但绝大多数时候已被降格称为公爵（dux）或郡长，在政治上彻底沦为韦塞克斯的附庸（除韦塞克斯与西麦西亚之外，当时唯一残留的盎格鲁撒克逊自治领地，是位于诺森布里亚最北端、维京人兵锋未及的班伯格伯尼西亚家族，其首领伊德伍尔夫于912年去世，该家族虽一直延续到诺曼征服时代，却早已不敢自称国王）。

反观定居在英格兰北部与东部的丹麦维京政权（包括东盎格利亚王国、约克王国以及实行军事集体领导的东米德兰麦西亚五市镇），一旦从流动作战的征服大军转化为定居统治者，其内部的政治凝聚力便迅速衰退。丹麦本土的王权传统原本就比英格兰薄弱得多，古斯鲁姆的东盎格利亚与北方的约克政权之间互不统属，内部又缺乏稳固的行政与世袭机制（在西撒克逊史料里唯一留下较深印象的是919年以后统治约克的龙格瓦尔德与西格特里格两任国王，而这两人其实都来自爱尔兰都柏林的挪威维京王朝）。

趁着丹麦人陷入分裂与内耗，阿尔弗雷德在878年之后的二十年里对韦塞克斯的军事与行政体制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不仅将自由民武装整编为轮流服役的常备野战军，更在英格兰南部构建起了一套高密度的公共防御工事网络，即防御市镇（burhs）。每一座防御市镇都按照周边土地面积精确分配了由当地居民承担的城墙修筑与常年驻防定额，当第二波大规模维京舰队在892年至896年间从欧洲大陆跨海袭来时，这套严密的防御市镇网络成功挡住了入侵者的全部攻势。到899年去世时，阿尔弗雷德已正式启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这一全新头衔，《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则尊称他为除丹麦人统治区之外的全英格兰人民的国王。通过将西麦西亚的精英阶层以体面的盟友身份吸纳进自己的政治体系，阿尔弗雷德成了历史上第一位不再单纯站在西撒克逊或麦西亚本位、而是站在全体英格兰人（Angelcynn）视角上谋划统治的君主；而帮他扫平其它竞争王室、让这一全英格兰认同得以成型的头号功臣，恰恰是维京人的屠刀。

阿尔弗雷德打下的防御底盘，在他的儿子长者爱德华（899年至924年在位）与长女、麦西亚人的女领主埃塞尔弗莱德（她在911年丈夫埃塞尔雷德死后独自执掌麦西亚军政大权，直至918年去世）手里直接转化成了凌厉的战略反攻。从911年开始，姐弟二人分从南北两路向东推进，每夺取一地便立刻修筑新的防御市镇加以巩固；到918年埃塞尔弗莱德去世前夕，他们已经全数吞并了丹麦人盘踞的东盎格利亚与麦西亚五市镇。而在姐姐刚一闭眼的919年，长者爱德华便果断撕下韦塞克斯与麦西亚平等结盟的面纱，直接出兵废黜了外甥女埃尔夫温，将英格兰人的西麦西亚连同新征服的东麦西亚一并彻底并入韦塞克斯王室的直接管辖之下。至此，统一的英格兰王国的核心版图在10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正式定型（此后一个世纪里，除了940年至942年间都柏林兼约克国王奥拉夫·古思弗里森曾短暂占领过东米德兰两年外，阿尔弗雷德家族再未失去过对亨伯河以南任何一片土地的控制）。

对于更北方的诺森布里亚与富庶的商业都会约克，长者爱德华之子埃塞尔斯坦（924年至939年在位）及其继承人们又与来自都柏林和挪威的两支维京王族反复拉锯争夺了近三十年，直到954年最后一位斯堪的纳维亚约克国王血斧埃里克在斯坦莫尔被杀，诺森布里亚才算永久并入英格兰版图（尽管在此后两百年里，诺森布里亚大部分地区依然只是王室控制力有限的边缘地带）。在征服北方的过程中，埃塞尔斯坦等君主同样致力于通过军事威慑与朝觐仪式确立对威尔士诸王与苏格兰（阿尔巴）国王的宗主霸权，王室特许状里的君主头衔也随之愈发宏大，埃塞尔斯坦自931年起自称全不列颠的国王，到938年击败北方联军后更直接采用拜占庭式的头衔自称英格兰人和所有周边人民的巴昔琉斯（basileus），皇帝（imperator）一词也在此后的王室文书里屡见不鲜。

19.2

长者爱德华与埃塞尔弗莱德在911年至918年间对米德兰与东英格兰的征服，在社会阶层意义上本质上是一场西撒克逊贵族的对外殖民扩张运动。西撒克逊的大贵族们紧随国王参战分肥，到了下一代人里，被朝廷派往东盎格利亚与麦西亚出任郡长的显贵几乎清一色出自西撒克逊本土家族（尽管麦西亚本土的地区利益在王室兄弟争位时依然颇有分量，比如924年埃塞尔斯坦继位与957年至959年埃德加分治这两次王位纠纷中，最终胜出的都是最初获得麦西亚方面支持的那位王子）。由于这批西撒克逊新贵的祖传地产留在南方老家，新获赐的官职与封地又广泛分布在中部与东部的原丹麦区，韦塞克斯王朝在无意间创造出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加洛林式跨区域帝国贵族阶层（这一点连同时代最强大的东法兰克奥托王朝都未能做到）。因为一旦统一的英格兰王国重新裂解为几个小国，这些地产横跨南北数郡的大郡长家族就会像843年后的法兰克帝国贵族那样面临惨重的资产切割损失，是以维护英格兰王国的政治统一直接成了全体顶层贵族的共同利益所在。

正是这支利益与国家统一深度绑定的寡头贵族集团，支撑英格兰安然度过了10世纪中后期一连串罕见的幼主统治期。在939年埃塞尔斯坦去世之后，接连继位的六任国王，包括他的两个弟弟埃德蒙（939年至946年在位）与埃德雷德（946年至955年在位）、埃德蒙的两个儿子埃德威格（955年至959年在位）与埃德加（957年或959年至975年在位），以及埃德加的两个儿子殉教者爱德华（975年至978年在位）与埃塞尔雷德二世（978年至1016年在位），除了体弱多病的埃德雷德一人之外，其余五位登基时的年龄全都不满十八周岁。在欧洲大陆，如此高频的少年天子接班早就引发地方割据了，可在英格兰却完全没有动摇中央集权的根基。

维持朝局运转的一端是权势显赫的王太后，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埃德蒙与埃德雷德两任国王的生母埃德吉芙太后（966年后去世），以及埃塞尔雷德二世的生母艾芙瑞太后（约1000年去世）；另一端则是几个通过世代联姻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西撒克逊大郡长家族。在埃德吉芙太后主政的二十余年里，东盎格利亚郡长埃塞尔斯坦（因其权倾朝野而在史料中被称为半王埃塞尔斯坦，956年后去世）及其家族长期统管东盎格利亚与部分麦西亚政务；而在955年少年国王埃德威格继位后，为了摆脱老臣与祖母埃德吉芙的控制，埃德威格大肆向一批新提拔的宠臣赐予王室土地，并扶植起另一个西撒克逊豪族出身的埃菲尔出任麦西亚郡长以制衡半王家族。面对埃德威格打乱既有利益格局的举动，埃德吉芙太后与半王埃塞尔斯坦在957年联手在麦西亚拥立埃德威格的弟弟埃德加分疆而治；但与法兰克王室动辄拔刀相向的内战不同，英格兰的这场分治危机全程没有发生流血冲突，由埃德威格一手提拔的麦西亚郡长埃菲尔为了保住在麦西亚的地位干脆直接倒向了埃德加，等到959年埃德威格病死，王国便在埃德加麾下毫无裂痕地恢复了统一。

和平接掌全国的埃德加（959年至975年在位）随即与朝中重臣联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本笃会修道院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由三位兼具修道士与主教双重身份的宗教领袖主导，即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988年去世）、温彻斯特主教埃塞尔沃德（984年去世）以及伍斯特兼约克大主教奥斯瓦尔德（992年去世）。在王权的强力支持下，改革派将世俗教士从各大核心教堂中驱逐出去，自964年起甚至将温彻斯特与伍斯特等主教座堂直接改组为修道院社区（这种由修道士组成座堂神职班子的制度后来成了英格兰教会独有的特征），并在东部沼泽区（Fenland）新建或重建了拉姆西（968年）与伊利（970年）等一批极其富有的独立大修道院。

然而，修道院在短时间内通过王室赐予和强制低价收购聚敛起庞大地产，不可避免地触动了地方世俗贵族的利益，在拉姆西与伊利两座修道院背后各自站着半王家族（埃塞尔温）与埃塞克斯郡长布莱特诺斯等不同派系的贵族庇护人。975年埃德加一死，围绕修道院地产的矛盾在少年国王殉教者爱德华在位期间公开爆发，以麦西亚郡长埃菲尔为首的一批贵族动手强行收回或侵占了辖区内部分修道院的土地；978年，年仅十几岁的爱德华在科夫堡被同父异母弟弟埃塞尔雷德二世的随从谋杀。即便如此，这些派系摩擦也只停留在局部冲突层面，由几大郡长家族构成的寡头共治格局一直平稳延续到了10世纪90年代。

打破这一寡头均衡的，是长大成人的埃塞尔雷德二世自己。从985年以叛国罪名流放麦西亚郡长埃菲尔的继承人兼妹夫埃弗雷克开始，并在992年东盎格利亚郡长埃塞尔温（半王埃塞尔斯坦之子）去世后剥夺其子嗣的袭职权，埃塞尔雷德二世逐步对老牌郡长家族展开清洗。到1006年时，自930年代以来主导英格兰政坛的几大老牌寡头家族已被全部踢出权力核心，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完全仰赖国王个人恩宠、但政治与军事威望都远逊于前辈的新人。不幸的是，埃塞尔雷德二世自毁长城式的内部洗牌，恰好撞上了外部维京劫掠浪潮的全面升级。维京舰队自980年起重新零星袭扰英格兰海岸，991年以后演变为连年不断的大规模入侵，到1009年之后更是彻底摧毁了英格兰军队的防御组织。1013年，曾多次率军劫掠英格兰的丹麦国王斯韦恩亲自发动全面征服战争，将埃塞尔雷德二世逐往诺曼底，斯韦恩之子克努特最终在1016年击败英格兰人的抵抗，正式登基为英格兰国王（1016年至1035年在位）。尽管《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用极其苦涩绝望的笔触记录了11世纪初的这场军事崩溃，但克努特接手的绝非一片废墟，而是一个在长者爱德华以来百余年间早已被锻造得高度协调、富庶且坚固的统一国家机器。

19.3

这套在1016年与1066年两次外族征服中都完好保存下来的英格兰国家机器，在制度设计上处处烙着加洛林帝国的印记。

把加洛林宫廷的政治理念与制度工具系统引入英格兰的源头，是9世纪末的阿尔弗雷德大王。由于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本土的文字史料极为匮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关于阿尔弗雷德的记载其实绝大部分出自阿尔弗雷德自己的宣传手笔，这位深谙政治风险的君主极擅长用崇高的道德与宗教辞令来包装现实政治算计。阿尔弗雷德在880年代主动向海峡对岸搜罗学者，兰斯大主教福尔克写给阿尔弗雷德的一封存世回信便记录了阿尔弗雷德在886年点名邀请圣伯丁修道院学者格林鲍尔德赴英任教的交涉过程；他还从威尔士招揽了圣大卫兹的学者阿瑟尔，阿瑟尔在阿尔弗雷德生前为其撰写的《阿尔弗雷德大王传》，直接拿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作为结构模板，同时掺入了浓厚的圣徒传记笔法（比如传记特意渲染阿尔弗雷德自幼饱受痔疮等神秘怪病的折磨，并将其解释为上帝应允他早年祈祷、帮助他克制肉欲保住贞洁与谦卑的神圣恩赐）。

更重要的是阿尔弗雷德亲自发起并参与的古英语翻译工程。为了提高国内教俗精英的文化与道德素养，他组织学者将教皇大格列高利的《教牧关怀》等早期基督教拉丁文基础名著翻译成古英语，并亲手翻译（包含大量自由发挥的意译与批注）了其中的三部作品。在他译注的波爱修斯《哲学的安慰》里，阿尔弗雷德不仅坦率地指出一位国王必须拥有充裕的祈祷人、军人与劳作者三类资源才能有效施政，还清醒地剖析了权力的虚幻性，指出一个在本国威风八面的权贵一旦走到没人认识他的外国，就会立刻明白所谓的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建立在愚人的赞美之上；而在他颁布的《阿尔弗雷德法典》序言里，他更是大段翻译并引用了《出埃及记》中的摩西律法，引述《圣经》的密度甚至超过了查理曼的敕令集。在阿尔弗雷德之前，英格兰从未出现过一位如此自觉地用系统神学理论来建构王权的君主，他的整套政治意识形态直接脱胎于虔诚者路易与秃头查理时代的法兰克宫廷。

当加洛林式的道德修正与制度建设在10世纪的欧洲大陆日渐退潮时，它却在海峡北岸的英格兰全面生根开花。

在法律与忠诚控制上，《阿尔弗雷德法典》开篇第一条便规定全体臣民必须向国王集体宣誓效忠，这完全是查理曼普遍效忠宣誓的翻版；到了943年前后颁布的《埃德蒙法典》，其条文更是直接翻译引用了查理曼在802年颁布的那部著名宣誓敕令集。而且英格兰国王在执行这条宣誓法律时比法兰克与奥托君主都要严酷得多，在10世纪的英格兰，贵族一旦被裁定违背效忠誓言犯下叛国罪，不仅会丢掉官职，其名下所有的世袭私有地产也会被王室一并彻底没收（这种连私有祖产一起剥夺的严厉惩罚在欧洲大陆极为罕见）。

在地方行政区划与司法组织上，随着长者爱德华及其继承人向北吞并米德兰与东英格兰，西撒克逊王室将韦塞克斯本土的郡（shire）制强行推广至全境，彻底抹平了麦西亚原有的历史区域边界（最直观的例子发生在10世纪20年代，新划定的沃里克郡与斯塔福德郡边界线，直接从麦西亚古老的王室首都塔姆沃思城正中间一刀切过，使这座旧都的政治地位自此一蹶不振）。在郡级政区和遍布全国的防御市镇（burhs）网络之下，10世纪的英格兰政府又全面引入了源自法兰克百户区（centena）的基层行政与司法单位，即百人邑（hundred）。国王的中央贤人会议、每年定期召开两次的郡大会以及每月召开一次的百人邑大会，共同构成了一张严密的三级公共集会网络。尽管百人邑与郡大会有着古老的日耳曼集会传统根基，但10世纪英格兰君主在920年至1020年间密集颁布的一系列成文法典（在体裁与内容上酷似加洛林敕令集，1009年埃塞尔雷德二世颁布的第七部法典甚至直接照搬查理曼在791年与805年的做法，下令全国臣民连续三天赤脚游行、吃面包喝水斋戒忏悔以抵御维京人入侵），以及像本章开头990年伯克郡诉讼案那样由国王通过印章文书与郡治安官直接指导地方大会审案的运作模式，无疑都是对加洛林国家治理技术的深度借鉴。

这种跨海制度移植的背后，是10世纪西撒克逊王室与欧洲大陆空前紧密的外交与文化互动。长者爱德华是第一位系统利用跨国联姻编织欧洲外交网的英格兰君主，他的几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西法兰克国王糊涂查理、法兰克公爵伟大的于格以及东法兰克国王奥托一世；埃塞尔斯坦不仅长期收留流亡英格兰的外甥路易四世，还两次派兵跨海干预大陆政局（是以阿瑟尔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会详细记录887年至888年的法兰克帝国崩解，而大陆的弗洛多尔德与蒂特马尔也在各自的编年史里记下了英格兰的动态）。在宗教文化领域，英格兰修道院改革的三位领袖全都与大陆改革中心保持着直接联系，奥斯瓦尔德曾在卢瓦尔河畔的弗勒里修道院出家修道，邓斯坦流亡期间曾滞留佛兰德的根特修道院，埃塞尔沃德在10世纪60年代后期起草全国统一的修道院守则《修道院规章》（Regularis Concordia）时，不仅明文参考了弗勒里与根特的礼仪规范，其强令全国修道院整齐划一的立法意图更是直接追步虔诚者路易在816年至817年的亚琛改革；到了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先后为埃塞尔雷德二世与克努特起草多部法典的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1023年去世），手头便私人珍藏并亲自批注过一部安日西苏编纂的加洛林敕令集抄本，其布道词与法典条文完全是用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式的道德修正语言写成的。当10世纪的大陆继起政权早已把加洛林的宏大纲领束之高阁时，英格兰的精英们却通过研读8至9世纪的法兰克书籍，在海岛上把加洛林的政治理想认认真真地付诸了实践。

当然，10世纪的英格兰政府绝非加洛林帝国的简单复刻，它在行政手段上既有比大陆更超前的地方，也有比大陆更原始粗暴的一面。英格兰的王室法典与绝大多数神学教育著作全都直接使用日常口语古英语（而非拉丁语）写成，这使得王室法令在基层世俗社会中的传播门槛远低于拉丁语已经脱离口语的罗曼语区；但反过来，英格兰朝廷在日常行政中对书面公文的依赖度在很长时期里却不及9世纪的加洛林宫廷，直到埃塞尔雷德二世在位时期才出现了存世的简短古英语王室令状（writs），此前绝大部分王室指令都是靠信使口头传达的，存世的法庭诉讼记录里也从不直接援引国王颁布的成文法典条文。而且，在精密的郡县制度外壳底下，晚期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在遇到地方抗命时，随时会动用极其原始的军事洗劫手段来充当行政执法，比如969年肯特郡萨尼特岛的居民抢劫了几名约克商人，号称和平之王的埃德加直接派军队把整个萨尼特岛洗劫一空；986年埃塞尔雷德二世与罗切斯特主教发生争执，国王干脆派兵洗劫了罗切斯特主教区的领地；到了1041年，由于两名王室征税官在伍斯特大教堂里被抗税民众杀死，国王哈德克努特（1040年至1042年在位）同样派出大军对整个伍斯特郡实施了焦土式的惩罚性洗劫。

但无论行政手段如何刚猛粗暴，晚期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却在最考验前现代政权能力的财政领域，完成了一项连极盛期的查理曼都未曾做到的创举，那就是建立起一套覆盖全国的常设货币土地税体系（即丹麦金与军税，geld）。在10世纪90年代，为了筹集巨额白银去赎买打发连年入侵的维京大军，埃塞尔雷德二世的政府在短短几年内便依托各郡与百人邑的土地评估单位（hides），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的全国性直接税征收机制，并在短短数十年间征集到了数以万计英镑的白银（相比之下，9世纪的秃头查理在西法兰克只尝试征收过两次类似的维京赎金税便因阻力过大而放弃）。这套严密的土地税评估与征收机器，不仅直接催生了1086年威廉一世编纂《土地调查清册》（Domesday Book）这项中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政府普查工程，更使11世纪的英格兰拥有了公元1200年以前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里最庞大、最先进的国家税收体系（纳税人一旦交不起税款，其名下的土地就会被官府当场没收并转交给替他代缴税款的富人）。

与此同时，尽管维京人的入侵从外部催化了统一英格兰王国的诞生，但定居在北部与东部丹麦法适用区（Danelaw）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在制度与文化上对英格兰造成的割裂影响却小得惊人。约克郡与东米德兰一带固然留下了密集的斯堪的纳维亚语村庄地名，但现代考古与历史研究证实，这些地名大多只是新入主的维京地主用自己的名字重新命名了收购或抢来的庄园，并不代表发生了大规模的底层农民移民；考古发掘中极难找到纯粹的斯堪的纳维亚物质文化遗存，定居下来的维京人在一两代人之内便迅速改宗基督教并融入当地社会（如改革派大主教奥斯瓦尔德本人便是丹麦贵族后裔），而东部丹麦法适用区的法律习俗与韦塞克斯或麦西亚法律之间的差异，甚至比诺森布里亚本土古老习俗与南方之间的差异还要小。

正是在这种高度整合的制度与文化土壤之上，991年埃塞克斯郡长布莱特诺斯率军在马尔顿迎战维京入侵者并全军覆没的惨烈战役，催生出了古英语英雄诗歌的名篇《马尔顿之战》。这首大抵写于战后不久的长诗虽然沿用了《贝奥武甫》式的古老英雄主义笔法，歌颂亲兵在主帅阵亡后死战不退的个人忠诚，但诗中描绘的部队结构与效忠逻辑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布莱特诺斯统领的不仅有自己的私人扈从，还有按阿尔弗雷德以来的国家征兵体系召集起来的郡县民兵；而在主帅倒下后轮番上前发表豪迈誓言并战死沙场的战士们，既有来自麦西亚的贵族、来自诺森布里亚的人质、也有西撒克逊本地的武士乃至普通的自由农夫（ceorl），他们在诗中宣称自己浴血奋战不仅是为了给主帅报仇，更是为了保卫“埃塞尔雷德的王国、我的主人的人民和他的国家”。这种跨越阶层与地域的全英格兰国家认同，哪怕在1010年前后军事最绝望的时刻曾一度动摇（《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痛心地抱怨当时“到最后，没有一个郡会帮旁边的郡一把”），在战后也迅速恢复如初。由于从顶层的大郡长到底层的乡绅（thegns，即贵族阶层的基层主体）乃至各大主教区与修道院，其名下的地产全都跨郡交错分布，直到1066年诺曼征服为止，英格兰从未出现过法国或德国那种地方公国割据或私人城堡主垄断司法权的局面，郡大会与百人邑大会始终牢牢掌握着全境的公共司法权。

19.4

然而，单靠维京人的外部军事挤压与阿尔弗雷德引进的加洛林意识形态，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为什么英格兰自长者爱德华以来能够维持住欧洲大陆继起国家难以企及的长期内部稳定与王权优势。要揭开这一谜底，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9至10世纪英格兰乡村底层正在发生的一场静悄悄却极其彻底的社会经济革命，即排他性私人地产所有权的确立与庄园化。

我们在第7章已经讨论过，在7至8世纪的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里，王室特许状所赐予的大片土地（现代学者常称之为复合大领地，multiple estates），本质上并非由领主直接经营的私有庄园，而是面积往往涵盖后世十几个村庄的广袤行政与贡赋辖区。在这样的大领地内部，居住着从贵族到自由农民（ceorls）等不同阶层的人口，国王、贵族或获赐特许状的教会机构，仅仅是从这片领地上的自由农民手里收取数额相当轻微的食物贡礼（feorm），唯有处于社会最底层、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或刑徒才需要向主人承担沉重的日常劳役。

可到了公元900年前后，一份留存至今的汉普郡赫斯特本普赖厄斯（归温彻斯特主教区所有）地产清册，却展现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乡村世界。在这份清册里，村里的自由农（ceorls）已经不再是只交微薄贡礼的独立耕作者，而是必须向领主温彻斯特主教按亩缴纳沉重的货币或实物地租，同时还必须承担繁重的定期农业劳役，包括替领主耕种自营地、收割庄稼与修剪羊毛。到了10世纪后期至11世纪初，一份出自西米德兰或萨默塞特地区的庄园管理指南《个人权利》（Rectitudines Singularum Personarum），更是系统开列了地产内部从乡绅、自由佃农（geneatas）、茅舍农（cotsetlan）到农奴（gebūras）等各个依附阶层必须向地主缴纳的常年地租与每周固定劳役（week-work）标准；而等到1086年《土地调查清册》编纂完成时，这种由地主直接控制土地并向依附佃农榨取高额地租与劳役的庄园模式，已经覆盖了英格兰的绝大部分地区。

从7世纪的轻度贡赋领地到10世纪的重度剥削庄园，英格兰乡村在9至10世纪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土地所有制革命。原本跨越十几个村庄的巨型复合大领地，在这一时期被不断切割细分，最终裂解为一个个仅涵盖单一村庄（甚至半个或四分之一个村庄）的紧凑型私有地产（即中世纪盛期的庄园，manor）。这些村庄规模的小地产，要么由国王直接作为永久私产（bookland）赐予世俗贵族与乡绅，要么由伍斯特大教堂等大教会机构以三代租约的形式成批分租给地方乡绅（伍斯特大教堂保存至今的10至11世纪租地档案完整记录了这一分租过程）。与此同时，在米德兰与英格兰中南部的大部分平原地区，原本零散居住的农舍也在9至10世纪逐步向地产中心聚拢，形成了围绕庄园主宅邸与乡村教堂排列的集中型核心村落。在这场缓慢推进的产权切割运动中，昔日大领地内较有势力的上层居民摇身一变成了直接占有村落地产的底层贵族，即乡绅（thegns）；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自由农（ceorls），则一步步丧失了对土地的排他性权利，滑落为向地主缴纳重租并服劳役的依附佃农（由于这一剥夺过程是从非自由农奴开始、再按核心地块向边缘地块分批逐步套牢自由农的，是以在存世档案里几乎看不到农民的集体武装反抗记录）。

这场席卷英格兰乡村的地产化革命，直接催生了三项改写英国历史走向的结构性后果。

第一项后果是社会剩余财富向精英阶层手中的急剧集中，进而引爆了10世纪英格兰城市商业网络与手工业生产的繁荣。在8世纪，英格兰的商业交换还仅仅局限于南安普顿（汉威克）、伦敦、伊普斯维奇与约克这四座沿海或河口贸易站（emporia）；到了10世纪，随着国王、大贵族、教会与乡绅从农民身上榨取到的地租成倍增长，精英阶层的购买力推动了国内市场的全面扩张。约克成长为连接斯堪的纳维亚海外贸易网与英格兰内陆的巨型商业都会，伦敦、塞特福德、斯坦福德、切斯特与温彻斯特等中心城市迅速膨胀，而阿尔弗雷德父子与丹麦人修筑的防御市镇（如莱斯特、伍斯特、什鲁斯贝里与牛津）更演化为遍布全国每一郡的毛细血管式集镇网络。在手工业生产上，从900年前后起，由专业工匠使用陶轮大批量烧造的标准化陶器（如斯坦福德陶、塞特福德陶与圣尼茨陶）在东米德兰率先出现并销往全国，开启了中世纪中期英格兰头号出口支柱的羊毛贸易也在10世纪末崭露头角，全国统一流通的高纯度银便士更使货币经济深入城乡（考古学家在北安普顿郡的朗兹与林肯郡的戈托发掘出的9至10世纪乡绅庄园宅邸遗址，连同1000年前后在各个村庄遍地开花的石砌私人庄园教堂，直观地印证了这股向下延伸到乡绅阶层的财富积累浪潮）。

第二项后果是英格兰农民阶层人身与经济地位的全面沉沦。随着土地被严丝合缝地切割进一个个村落庄园，独立自耕农的生存空间在英格兰中南部与西部被挤压殆尽。唯独在从约克郡延伸到东盎格利亚的东部丹麦法适用区（尤其是东米德兰），由于9世纪末维京大军分地定居时打碎了部分旧大领地，地产结构更为碎片化，保留下了比例较高的相对自由农民（即1086年《土地调查清册》中记载的大批农役租佃制佃户，sochemanni或sokemen，这批农民虽同样依附于领主，却享有出席公共法庭与相对独立的土地处分权）；但即便在丹麦法适用区，真正完全拥有土地的独立自耕农比例依然低于同时代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地区。在公元700年的时候，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农民曾是前罗马帝国所有行省里自主程度最高、负担最轻的群体；可到了公元900年至11世纪之间，英格兰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却变成了全西欧丧失土地最彻底、受庄园劳役束缚最深的群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0至11世纪的英格兰领主根本不需要像法国封建领主那样去篡夺私家司法权与城堡领主权，因为他们在经济产权上已经把农民彻底关进了庄园的笼子里，许多农民在法律上直接被视作没有自由身的人，自然也就被排除在了公共司法权利之外，详见第22章）。

第三项后果，也是在政治上最关键的一项后果，就是这场以土地产权集中为基础的财富革命，把最大的一块蛋糕直接送进了英格兰国王的口袋里。在早期的贡赋体制下，国王虽然在名义上对全境未赐予教会的土地享有收取微薄食物贡礼的权利，但实际收益十分有限；而当原有的王室领地在9至10世纪同步转化为直接收取高额地租与劳役的王室庄园时，国王本人的私人财富瞬间实现了几何级数的暴增。到了10世纪，英格兰国王在王国境内直接占有的王室土地比例，远远超过了查理曼在法兰克帝国境内直接占有的王室地产比例（查理曼的绝对财富固然远大于英格兰国王，但那纯粹是因为查理曼统治的帝国疆域面积比埃塞尔斯坦的英格兰大了十倍以上；按单位国土面积内的王室地产占比计算，英格兰国王在全欧洲遥遥领先）。

手握如此庞大比例的王室直辖庄园（到990年代以后再加上覆盖全国的常设货币土地税），让10世纪的英格兰国王在面对国内大贵族时拥有了欧洲大陆君主难以企及的战略缓冲垫。哪怕遇上像埃德威格那样在956年至959年间以中世纪早期绝无仅有的手笔疯狂向贵族赠送王室土地的散财君主，或者连续几代未成年的幼主当国，王室手里的剩余地产与恩庇资源依然雄厚到足以压倒任何地方豪强；一旦成年国王（如980年代后的埃塞尔雷德二世，乃至日后的征服者克努特与威廉一世）决定收紧缰绳，随时可以动用叛国罪名剥夺大郡长的官职与私产，而无需担心引发王权破产。再加之英格兰王权通过全民兵役、防御市镇修筑义务以及郡和百人邑两级公共法庭，始终维系着与基层剩余自由民及庞大的王室庄园佃农（王室庄园佃农的法律地位高于私人领主名下的佃农）的直接制度联系，英格兰的土地政治非但没有像10世纪的西法兰克那样把国家撕裂成无数个封建领主割据区，反而把财富与权力源源不断地泵入了中央王廷。这个中世纪欧洲延续时间最长的统一民族王国，正是在9至10世纪王室寡头军事扩张与底层庄园化革命的双重锻造之下正式定型的。

Chapter20-欧洲边缘地区

安斯卡尔是虔诚者路易派往丹麦与瑞典的传教士，从826年开始直到865年去世，他在这片北方土地上断断续续地传播了近四十年基督教。比他略晚的同时代学者林贝特为他撰写了圣徒生平，这部传记在中世纪早期的宗教文献里颇为罕见，因为它坦率地记录了一场并不成功的传教。安斯卡尔在丹麦多少取得了一点进展，这得益于丹麦国王霍里克一世（827年至854年在位）与霍里克二世（854年至约870年在位）的庇护。这两位君主本人并非基督徒，但对基督教抱有一定好感。即便有王室与部分贵族的保护，安斯卡尔也没能说服任何一位手握实权或有志于政治的大人物改变信仰，真正受洗入教的只有贸易港海泽比的一些商人；等到霍里克二世死后丹麦陷入内乱，安斯卡尔早年的经营便随之瓦解。

在瑞典，安斯卡尔最重要的行动是9世纪40年代在商业重镇比尔卡与瑞典国王奥拉夫的会面。奥拉夫当面告诉安斯卡尔，自己是否能允许他在国内传教，得先通过抽签询问本土异教诸神的旨意，还必须放到民众大会（林贝特在传记里使用的是拉丁文placitum一词）上征求全体成员的意见，“因为（瑞典人的）惯例是，任何公共事务之中，全体人民（populus）的一致意见要比国王的权力更有分量”。随后的抽签结果否决了传教请求，但在民众大会上，一位年长者出面发言，认为基督教的上帝或许能够保佑他们在海上航行平安，与会民众这才点头同意接纳传教士。瑞典的大会政治力量显然比丹麦还要强一些（尽管丹麦同样存在公共大会），而且两国在当时讨论的仅仅是要不要容许传教士入境活动，根本谈不上集体改宗。哪怕后来个别北欧君主自己在海外受了洗，比如挪威的哈康一世（约934年至961年在位），回到国内后也不敢轻易强令臣民改信基督教，当时创作的一首古诺尔斯语诗歌甚至专门称颂哈康一世没有强迫国民放弃传统信仰。丹麦的大规模改宗要等到10世纪后期才正式启动，挪威与瑞典则更晚，其前提是王权得到了初步强化（尽管按照欧洲大陆的标准衡量，那种强化后的王权依然相当有限）。

要理解欧洲西部与南部的罗马帝国故地、加洛林诸王国以及它们的盎格鲁撒克逊模仿者之外的广大欧洲边缘社会，首要的前提就是看清这些地区政治结构的单薄。直到10世纪后期以前，王室政治在斯堪的纳维亚与斯拉夫人的历史上都未曾扮演过持续的核心角色，尽管林贝特这类外来观察者习惯在文献里把当地首领称为国王，但那些统治者自己是否持续使用过类似的头衔都大可怀疑。在挪威北部的特隆赫姆地区，被称为伯爵（jarlar）的地方首领直到公元1000年以后依然作为独立势力存在，斯拉夫人对统治者的称谓同样混杂不清。在这两个族群内部，国王与贵族首领之间、独立统治者与半自治首领乃至依附性头目之间，原本就没有一条清晰的制度分界线；所谓贵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指的也只是武装随从的领头人，而非向佃农收取地租的大地主。我们在第7章讨论过的威尔士、苏格兰与爱尔兰，其公元800年以前的统治者虽然在拉丁文史料里一概被称为国王（reges），但除了苏格兰之外，他们管辖的王国都极为袖珍，手中的实际权能更接近斯堪的纳维亚的小型政权首领，远不能与盎格鲁撒克逊或法兰克的君主相提并论。直到950年至1000年间，这片欧洲边缘地带才在波兰、波希米亚、俄罗斯核心区以及丹麦率先凝聚出权力较为集中的政治体系；与此同时，挪威、苏格兰、威尔士与爱尔兰的国家建构尚停留在半途，而瑞典与一些较小的斯拉夫社群甚至还没有迈出第一步（况且这一进程也绝非单向的线性演进，公元800年前后的丹麦国王就要比900年时强大得多）。本章将把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世界以及不列颠、爱尔兰与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政权放到一起考察，拆解这些史料匮乏的边缘社会如何在内部演化与外部强邻挤压的双重作用下，一步步走向政治权力的集中。

20.1

从农业自然条件来看，丹麦属于欧洲北部大平原向北的延伸，森林覆盖面积远不像瑞典和挪威那样广袤，因此在公元1000年以前及之后的很长时期里，丹麦一直是斯堪的纳维亚最富庶、政治与经济结构最复杂的地区。考古发掘显示，早在5世纪至6世纪初西罗马帝国危机期间，丹麦便已涌现出一些极其富有的权力中心，最突出的代表是菲英岛中部的古德姆遗址。考古人员在古德姆发掘出了数十座农舍住宅与一座宏伟的中心大厅，并在周边墓地与窖藏里清理出了大批本地制造及从罗马帝国进口的黄金器物，其规格之高在目前的北欧考古中尚无出其右者。

550年之后的150年间，丹麦的财富集中度有所回落，政治权力分散到了一个个孤立的富人农场与村落之中。但到了公元700年前后，日德兰半岛南部重新浮现出一个较大规模的中央政权迹象。这个政权先是在705年至710年间兴建了商业港镇里伯（其性质完全等同于8世纪英格兰国王所控制的沿海贸易站emporia），随后又在737年（这一精确到具体年份的断代是通过考古木材的树木年轮测算出来的）动员大批劳力，大规模重建了横贯日德兰半岛南端颈部的巨型防御工事丹麦边墙（Danevirke）。从8世纪70年代起，法兰克史料开始把日德兰南部称为丹麦国王（reges Danorum）的政治辖区。到了国王戈多弗里德（约800年至810年在位）统治时期，丹麦王权的霸权范围似乎已经覆盖了整个中世纪丹麦的疆域（包括今日的瑞典南部斯科纳等地），向北延伸至挪威南部奥斯陆峡湾周边的西福尔地区，向南伸入斯克拉文部族阿博德利人的领地。戈多弗里德不仅在海泽比新建了受自己直接控制的贸易城镇，甚至敢于正面叫板查理曼，发兵袭击法兰克统治下的弗里西亚。戈多弗里德死后，其子霍里克一世花了整整十五年时间才平息了内部动乱坐稳王位，但从史料记载的名字来看，与霍里克一世争夺王位的对手全都是他的同族亲戚，反过来说明戈多弗里德家族在当时已经确立了排他性的王室宗族霸权。

然而到了9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早熟的丹麦王国却突然陷入解体，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史料甚至连那些混战不休的对立国王姓甚名谁都记不清楚。直到10世纪中叶，戈姆（958年去世）与他的儿子蓝牙哈拉尔德（958年至约987年在位）才在日德兰南部的耶灵重新起家（哈拉尔德在耶灵为父亲立起了一块刻满自我炫耀铭文的巨型如尼文石碑；这个新王室大抵与早先的戈多弗里德及霍里克家族毫无血缘关系）。蓝牙哈拉尔德再次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整个丹麦，把霸权重新伸入挪威，并于965年前后受洗改宗，开始在全国强力推行基督教。更重要的是，哈拉尔德政权的内部组织化程度比9世纪的前辈高出了一个台阶。考古学家在丹麦境内发掘出了五处明确建于980年前后的大型军事遗址，其中四处拥有几何形制几乎分毫不差的圆形军营（即特雷勒堡式环形堡垒），如此高度标准化的工程证明当时已经存在一支受王室直接统辖的常备陆军与海军。哈拉尔德之子斯韦恩（987年至1014年在位）能够在1013年大举跨海征服英格兰（见第19章），孙子克努特能够兼领英格兰、丹麦与挪威三国王冠，成为11世纪20至30年代西欧仅次于德意志皇帝的第二大霸主，靠的正是蓝牙哈拉尔德在10世纪末锻造出来的这副军事机器。

相比之下，瑞典与挪威的集权进程要滞后得多。在发展最慢的瑞典，公元1000年以前绝大多数国王的名字均已失考，已知的王室根据地局限在古老的异教祭祀中心乌普萨拉（紧邻受王室保护的富裕贸易港比尔卡），且即便在核心区内部，国王也必须与各路地方首领共享权力，受制于安斯卡尔当年所见识过的那种全民大会体制。挪威的地理环境更为破碎，纵贯全境的险峻山脉将西福尔、西南峡湾与北方特隆赫姆这少数几块肥沃的农业区彻底隔开，各地之间只能依靠海路往来，在很长时期里各自拥有独立的首领与地方大会；反倒是同样擅长航海的丹麦人，可以轻易顺着水道在挪威南部建立宗主权。

唯有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丹麦王权陷入瘫痪的空窗期，挪威西南部才涌现出一位试图统一全境的本土君主，即金发哈拉尔德（约932年去世）。他将霸权一路向北推进至特隆赫姆，要求各地向自己纳贡。但金发哈拉尔德手头并没有足以维持长久集权的行政工具，他的儿子与孙子们很快便在地方豪强的反扑下陷入内讧或遭到驱逐。长子血斧埃里克（约932年至934年在位）被赶出挪威后跑去英格兰的约克当了两任维京国王（948年至949年、952年至954年在位），最终死在斯坦莫尔战场上；埃里克的弟弟哈康一世被侄子杀死，那个侄子随后也在970年前后死于非命。此后上台的两位挪威基督教国王，即奥拉夫·特里格瓦松（995年至1000年在位，在与丹麦国王斯韦恩的海战中阵亡）与他的亲戚奥拉夫·哈拉尔德松（即圣奥拉夫，1015年至1030年在位，在试图确立对挪威的绝对统治时被克努特支持的本土贵族联军杀死），本质上都是依靠海外劫掠攒下本钱、再回国冒险争霸的军事强人。这两位奥拉夫虽然把基督教带进了挪威，但在国内始终面临着北方特隆赫姆地区拉德（Hlaðir）伯爵家族等本土大贵族的顽强抵制（拉德家族在10世纪后期掌控着挪威北半部，他们宁可放弃王号、接受丹麦国王松散的宗主权，也绝不愿容忍身边出现一位集权的挪威本土国王）。挪威直到11世纪中叶以后才真正建立起稳固的王权。

挪威本土精英对王权集中的激烈排斥，在北大西洋上的冰岛结出了最奇特的制度果实。后世12至13世纪的冰岛萨迦传说普遍宣称，诺尔斯人当年之所以扬帆西渡定居冰岛，正是为了逃避金发哈拉尔德的专制暴政。这一说法在年代学上其实站不住脚，因为冰岛的定居浪潮始于870年前后，当时金发哈拉尔德尚未称王，且他后来的统治也远谈不上什么绝对专制。但这批主要来自挪威西部（外加一部分来自苏格兰殖民地、随船带着爱尔兰奴隶）的移民，在冰岛这片无人荒岛上搭建政治框架时，确实有意识地设计了一套严防权力集中的精密制度。全岛不设国王，也没有行政官僚，完全依靠分层的法律集会即庭（thingar）以及一年一度的全岛最高大会阿尔庭（Althing）来裁决纠纷。每一级地方庭由三到四名被称为头领（goðar）的异教政治兼宗教领袖把持，头领无疑是当地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大农场主，每个头领身边都聚拢着一批有人身自由的追随者（thingmenn），由头领在大会上代表他们发言。但这套制度最关键的安全阀在于，自由民与头领之间的依附关系并非与特定土地绑定的世袭枷锁，自由民如果不满现任头领，随时可以脱离关系转投其政敌门下，从而在机制上阻止了任何一位头领将个人威望转化为世袭的领主割据（即便到了公元1000年冰岛通过阿尔庭决议集体改宗基督教前后，像西部的史诺里头领、东部的西达的哈尔以及北部的强人古德蒙德这类权倾一时的头领，也只能凭个人魅力与权术维持生前的暂时优势，死后权力便重新洗牌）。

挪威本土的贵族权力虽然比冰岛稳固，但稍晚时期成文的挪威西部峡湾《古拉庭法》与北方特隆赫姆《弗罗斯塔庭法》同样表明，在挪威与冰岛（乃至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王权中断期的丹麦，当时丹麦的如尼文石刻里也出现了与冰岛相同的头领goðar头衔），公共大会与多层级贵族庇护网络始终占据着社会中心，共同排斥王权的渗透（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北欧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田园社会，自由农家庭内部普遍蓄养着毫无人身自由的农场奴隶）。13世纪写定、但部分内容可回溯至10世纪挪威的古诺尔斯语诗体格言集《高人的箴言》（Hávamál），便直白地记录了这种缺乏国家公共安全保障的武装自耕农社会里时刻紧绷、多疑而崇尚冷酷算计的生存准则。诗中告诫人们，迈步跨进大厅时眼睛务必看清每一扇门背后，因为谁也不知道仇敌藏在哪个角落；蠢人看到别人对自己笑脸相迎便以为交到了朋友，可等到他真正走上庭（thing）的大会打官司时，才会发现现场竟然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替自己说话；农夫下地干活绝不能离开随身兵刃半步；若是出门图财害命，非得赶个大清早动手不可；至于轻信女人的虚情假意，就好比骑着蹄底没钉防滑铁掌的骏马在冰面上狂奔、驾着没舵的船在狂风黑夜里出海，或是瘸着腿去高山上追赶解冻期的驯鹿一样愚不可及。

也正是从这样一片农夫随身带刀、头领各自结党的北欧社会里，走出了9至10世纪席卷全欧洲的维京人。我们大可不必把维京海盗（古诺尔斯语víkingr一词的本义就是海盗）想象成某种异于《高人的箴言》里那些多疑农夫的特殊物种，因为一个手里握着武器的普通斯堪的纳维亚农夫，一旦遇到手无寸铁的外国人，本能的反应就是冲上去抢一把。公元800年以后维京劫掠浪潮的突然爆发，是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内部四项因素叠加的产物。

第一项关键因素是造船技术的成熟。丹麦、挪威与瑞典的内部交通原本就高度仰赖船只，而船帆的普及与龙骨结构的改进，使跨海远洋航行在8世纪末至9世纪初成为可能。挪威人凭借这项技术先在9世纪初占领了人烟稀少、无力抵抗的苏格兰北部诸群岛（奥克尼、设得兰与赫布里底群岛），随后在9世纪后期至10世纪初定居冰岛；从830年代起，挪威船队开始以苏格兰群岛为跳板，大举南下洗劫苏格兰本土、威尔士以及政权极度碎裂的爱尔兰。几乎在同一时间（830年代），丹麦海盗船也从里伯和海泽比启航，顺着既有的北海与英吉利海峡商路扑向多雷斯塔德、伦敦与约克，拉开了洗劫法兰克与英格兰的序幕。

第二项因素是商人与海盗身份的无缝切换。在当时的海面上，为了防范同行黑吃黑，所有商船队都必定全副武装。当这群武装商人驶抵防备森严的大港口时，他们就规规矩矩地上岸做买卖；可一旦发现沿岸的修道院或小镇防务空虚，他们就会立刻抄起斧头抢掠一番，再把抢来的财物和人口拉到下一个港口当商品卖掉（瑞典人顺着东欧内河水系向俄罗斯腹地扩张并建立贸易殖民点，走的也是同一条亦商亦盗的路子）。

第三项因素是人口与社会流动的出口，海盗船为那些不甘心一辈子留在父辈农场里种地的斯堪的纳维亚年轻人提供了一条获取战利品、财富与社会地位的捷径。

第四项因素则主要集中在丹麦，9世纪霍里克一世与二世巩固王权引发的王室宗族内战，制造出了一大批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落败被逐的王公贵族（如第16章提到的受洛泰尔一世册封盘踞弗里西亚的哈拉尔德与罗里科兄弟）。这批流亡王公带着各自的职业武士随从出海谋生，直接把袭击法兰克与英格兰的维京队伍规模从几百人的小股流寇放大成了数千人的正规大军（相比之下，没有丹麦流亡王公介入的爱尔兰战场，维京队伍的规模就一直小得多）。正如历史学家彼得·索耶所总结的那样，维京人的劫掠无非是中世纪早期常见的边境暴力行为在造船技术突破与对手内乱（如830年代后的法兰克内战）的特殊条件下，变得有利可图并向外延伸的结果。

到了9世纪中叶以后，当维京首领们在法兰克、英格兰与爱尔兰从季节性抢掠转向永久性军事占领与建国时（大量青壮武士滞留西欧河口军营，反过来抽空并扰乱了丹麦本土，这大抵正是丹麦王权在870年代后突然瘫痪两代人的重要原因），海外维京社会内部涌现出了像伊瓦尔（873年去世，865年英格兰维京大军的核心统帅之一，同时自850年代起统治都柏林，其后裔即爱尔兰史料中的伊瓦尔家族一直把持都柏林王位至11世纪中叶，并在10世纪初兼领约克）与911年受封诺曼底的罗洛这样完全脱离斯堪的纳维亚母邦、纯靠刀剑在外国土地上凭空砸出新政权的军事创业者，其角色酷似5世纪横行罗马帝国境内的汪达尔王盖萨里克与法兰克王克洛维。但除了苏格兰北端群岛与冰岛之外，维京人在西欧建立的政权（诺曼底与都柏林）很快便在语言和文化上被当地社会彻底同化；而他们在英格兰掀起的征服风暴，最大的历史后果反倒是逼出了阿尔弗雷德与长者爱德华父子统一全英格兰的集权国家。

20.2

如果说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轮廓尚有迹可循，那么研究占据了中欧与东欧半壁江山的斯拉夫人，面临的文献与考古障碍就要严峻得多，况且斯拉夫人的起源问题在整个20世纪都深陷于现代民族主义政治论战的泥潭之中。为了避开后世民族主义的目的论陷阱，我们在考察6至9世纪的中东欧时，必须严格区分三个绝不能简单混为一谈的层面，一是希腊与拉丁文献里用斯克拉维诺伊人（Sklavēnoi）、斯克拉文人（Sklaveni）或斯克拉维人（Sclavi）等词汇所指称的边境群体；二是在西起易北河、东至第聂伯河、南达多瑙河及巴尔干的广大考古遗址里呈现出一套共同物质文化特征的分布范围；三是日常说各种早期斯拉夫语族语言的人群（事实上，9世纪以前中东欧绝大部分居民究竟说何种语言如今已无从考证，且正如本书反复强调的，在中世纪早期，语言从来不等于政治或民族认同，在这片区域周边及内部，同样混居着说日耳曼语、演化为罗马尼亚语的拉丁罗曼语、希腊语、白俄罗斯以北的波罗的语以及俄罗斯西北部的芬兰语人群）。

从考古地层来看，自6世纪起，中东欧越来越广大的区域内确实扩散开了一套高度一致的物质文化组合，其标志是由寥寥几座单间农舍组成的小村落、带有下沉式半地穴地板并在角落砌有石炉或石灶的房屋（在易北河谷的部分地区，这种半地穴式房屋在6世纪晚期至7世纪取代了原本更接近法兰克与萨克森风格的地面长屋及墓地聚落）、妇女佩戴的特定骨针与头饰、火葬习俗，以及极其微弱的社会贫富分化痕迹。这种在考古上近乎扁平的聚落形态，与6世纪以降东罗马作家在描述多瑙河前线斯克拉维诺伊人时反复强调其缺乏统一君主、处于无政府散漫状态的记载完全吻合。这片广大区域里的居民当时只效忠于各自规模极小的部落或村落群，根本不存在任何统一的斯拉夫人身份认同；唯有外部的法兰克人与拜占庭人，才会图省事地把这群生活方式相近的东方或北方邻居笼统地贴上斯克拉文人的标签（本书在讨论9世纪以前的历史时沿用斯克拉文人这一称谓，正是为了指代这套早期物质文化区的居民；直到9世纪初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里明确记载加洛林帝国东部边境的各个部族“说的几乎是同一种语言”，且10世纪斯拉夫语的普遍通行已确凿无疑之后，我们才可以稳妥地使用斯拉夫人这一概念）。

直到8世纪初（在亚得里亚海东岸如君士坦丁七世《帝国行政论》所记载的祖帕尼埃人zoupaniai当中，这种状态甚至一直延续到10世纪中叶），斯克拉文世界依然由成百上千个辖境不过几个村庄的微型部族拼凑而成，平时的首领无非是类似冰岛头领那样的地方强人，仅靠收取微薄贡品维持地位，遇到战事（如7世纪第二个十年五个不同部落联手围攻拜占庭重镇塞萨洛尼基）才临时推举军事统帅结成同盟。到了8世纪后期，今日的德国东部、波兰与乌克兰西部开始涌现出土木结构的环形防御堡垒，显示出地方社会组织复杂度的提升。

真正逼迫这片散漫的斯克拉文世界加速走向政治集权的，是8世纪中叶以后东西两侧帝国邻居施加的巨大生存压力。在西线，丕平三世与查理曼将法兰克帝国的疆界一路推到了从波罗的海之滨的阿博德利人直到亚得里亚海北岸卡兰塔尼人的整条斯克拉文西界上；加洛林大军虽然没有打算永久吞并易北河以东的土地，却年复一年地越界发动劫掠与猎奴战争。正是在加洛林时代，拉丁文里的斯克拉文人（sclavus）一词直接演变成了欧洲各大语言中奴隶（slave）一词的词源，威尼斯等新兴商业港口更是靠着将大批被俘的斯拉夫男女贩往阿拉伯世界而赚得盆满钵满（详见第22章）。与此同时，南方的拜占庭帝国也在缓过气来之后，自8世纪中叶起持续向巴尔干中南部的斯克拉文部族发起反攻。面对不整合就会沦为邻国猎奴场的危局，斯克拉文社会通过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完成了国家建构，第一条路径是接受外来强权族群的宗主统治，第二条路径则是在法兰克与拜占庭的刺激和示范下实现内部集权。

走第一条路径的案例，最早是由中亚闯入南俄草原与多瑙河盆地的突厥语游牧部族主导的，包括6至7世纪初统治巴尔干与中欧斯克拉文诸部的阿瓦尔汗国，以及680年后在多瑙河南岸建国、通过全盘引进拜占庭官僚与基督教制度而一直存续到1018年的保加尔汗国（见第11章及第13章）。在突厥人之外，最早在西斯克拉文（文德人）内部建立起跨部落霸权的也是一个外国人，即第5章提到过的7世纪法兰克商人萨摩，他在今捷克境内联合诸部同时抗击阿瓦尔人与墨洛温国王达戈贝尔特一世，但这一临时联盟随着萨摩本人的去世便烟消云散；而9世纪末闯入潘诺尼亚平原、摧毁摩拉维亚并接管阿瓦尔旧地的马扎尔人（匈牙利人），说的则是乌拉尔语，他们在10世纪中叶被奥托一世击败后定居下来，在伊什特万一世（即圣斯蒂芬，997年至1038年在位）率领下改宗拉丁基督教并仿照德意志与波兰模式建国，成为所有外来统治族群中唯一永久保留了自身非斯拉夫母语的群体。

而在所有非突厥语的外来霸权建立者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毫无疑问是缔造了基辅罗斯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瑞典人）。

从8世纪起，一批来自瑞典的商人与武士便在今日俄罗斯西北部圣彼得堡附近的内河航道沿线建立起贸易定居点，其中最重要的是8世纪的旧拉多加与9世纪的戈罗季谢（戈罗季谢在10世纪中叶以后被紧邻的新兴大城诺夫哥罗德取代），考古人员在这些遗址里挖出了大量与瑞典本土比尔卡港完全相同的北欧手工业器物。这批瑞典移民正是839年首次出现在法兰克《圣伯丁年代记》里的罗斯人（Rhos），当时一队罗斯使节取道君士坦丁堡前往法兰克宫廷，年代记编纂者查明他们其实就是瑞典人（在与罗斯早期据点紧邻的芬兰语系爱沙尼亚语中，至今仍把瑞典人称为Root’si），而令人吃惊的是，839年的这批罗斯使节竟然称呼自己的首领为可汗（chacanus）。

罗斯人最初以北方的森林毛皮贸易与人口贩卖起家，他们从芬兰语和斯拉夫语森林部落手里收购珍贵的兽皮与战俘奴隶，顺着伏尔加河航道运往保加尔人的商业市场，再转销至伊朗与中亚的阿拔斯伊斯兰世界，换回成千上万枚阿拉伯纯银迪拉姆硬币（这批伊斯兰银币随后被大量带回瑞典老家窖藏起来）。很快，雄心勃勃的罗斯首领们便将商业收购升级为武力索取毛皮贡品，并在860年首次组织船队顺河南下，跨越黑海对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发动了一次大胆的突袭。到了公元900年前后，罗斯人的统治重心顺着连接波罗的海与黑海的第聂伯河商路一路南移，越过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格涅兹多沃，一举夺取了第聂伯河中游的东斯拉夫聚落中心基辅，并在10世纪初接连与拜占庭帝国签订了利润丰厚的官方贸易特权条约。

根据10世纪的拜占庭与法兰克文献、以及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在基辅编纂成书的《往年纪事》（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记载，10世纪的基辅罗斯在伊戈尔（约945年去世，曾于941年再次率舰队进攻君士坦丁堡）、在伊戈尔死后为幼子摄政长达二十年的遗孀奥丽加女大公（约945年至965年执政）、成年后四处征伐的斯维亚托斯拉夫（约965年至972年在位），以及斯维亚托斯拉夫之子弗拉基米尔（约978年至1015年在位）这四代统治者手里，迅速膨胀为一个北起诺夫哥罗德、南抵乌克兰草原边缘、西达波洛茨克（弗拉基米尔在此消灭了另一支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统治家族罗格沃洛德）与波兰边境的庞大帝国。在对外战争中，斯维亚托斯拉夫更是一举向东摧毁了伏尔加保加尔人与顿河流域哈扎尔汗国的统治中心，并受拜占庭雇佣南下占领保加利亚（直到971年被拜占庭皇帝约翰一世击败撤出，并于972年在第聂伯河口遭游牧的佩切涅格人伏击身亡）。到弗拉基米尔去世时，基辅罗斯控制的陆地面积已大抵相当于同时代的东法兰克奥托帝国（尽管由于绝大部分国土被森林覆盖、聚落仅沿河分布，其人口密度远低于西欧）；更重要的是，与萨摩或阿瓦尔那种人亡政息的短期霸权不同，伊戈尔与弗拉基米尔所属的留里克家族（Rurikids）在基辅罗斯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宗族正统（早在945年至965年间，女大公奥丽加能够毫无争议地独立统治整个国家长达二十年，便已证明王朝权威的稳固，她在10世纪欧洲所有的女性统治者中握有最完整的实权），此后两百多年间罗斯内部虽然裂解出众多互相攻杀的分封公国，但在1237年至1240年蒙古拔都大军入侵之前，没有任何一个非留里克家族的外姓人能够染指罗斯的最高统治权。

在这个由瑞典人创立的庞大政权内部，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人数其实少得可怜。除了最北端的贸易市镇以及10世纪大公身边豢养的近卫亲兵（druzhina）里还能见到北欧名字外，王室自身从伊戈尔（古诺尔斯语名Ingvar）与奥丽加（古诺尔斯语名Helga）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开始，便已彻底改用纯粹的东斯拉夫语（即古俄语与乌克兰语的前身）名字；考古学家在诺夫哥罗德11世纪地层中发掘出的第一批日常桦树皮书信与契约文书，也全都是用东斯拉夫语写成的。

剥开斯堪的纳维亚王室的家族外壳，基辅罗斯的国家治理技术实际上是由突厥、本土斯克拉文与拜占庭三层元素熔铸而成的。第一层是借鉴自南方草原霸主哈扎尔汗国与伏尔加保加尔人的突厥式统治框架，不仅罗斯统治者早期使用的可汗（kagan）头衔直接借自哈扎尔人，其控制广袤森林部落的核心财政手段，即每年冬季由大公亲率近卫亲兵在各臣属部落之间巡回征收毛皮与蜂蜜贡品（polyudie）、开春后再集中装船顺第聂伯河南下君士坦丁堡变现的运作模式，也完全是草原突厥帝国贡赋体制的翻版（西欧式的王室与贵族私有土地庄园要到11世纪以后才在罗斯缓慢出现）。第二层是本土斯克拉文人的土木堡垒传统，从10世纪后期起，弗拉基米尔大公动员大批当地农村劳力，在基辅以南的草原边境修筑起一道绵延数百千米的土木防线与要塞城镇网，以抵御佩切涅格游牧骑兵的袭扰，密集的大型木构设防城镇让后来的斯堪的纳维亚传奇直接把罗斯称为加达里克（Garðaríki，意为城镇之国）。第三层则是拜占庭的东正教与匠作文化。面对早已改宗犹太教的旧霸主哈扎尔汗国，罗斯统治者为了确立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地位，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贸易与外交往来最密切的君士坦丁堡。继祖母奥丽加于955年前后在君士坦丁堡个人受洗之后，弗拉基米尔大公在988年以派兵援助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平定国内叛乱并迎娶紫室公主安娜为契机（见第13章），正式下令全民受洗改宗东正教。由于基辅距离君士坦丁堡足够遥远，罗斯人在全盘引进拜占庭的主教区制度、斯拉夫语礼拜仪式以及建筑艺术（11世纪初由拜占庭工匠在基辅设计兴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现存11世纪规模最大、马赛克装饰保存最完整的拜占庭式建筑）的同时，完全无需像保加尔人那样担心被拜占庭大军军事吞并，得以在东欧平原上安心打造自己的基督教帝国。

在没有外来族群强行整合的西斯克拉文地区，本土首领们也在9至10世纪顺着第二条路径，即应对法兰克（德意志）威胁并模仿其制度的内部集权道路，先后建立起了大摩拉维亚、克罗地亚、波希米亚与波兰四个区域性政权。

第一个崛起的是9世纪20年代见诸史料的大摩拉维亚公国。在莫吉米尔（约830年至846年在位）、拉斯蒂斯拉夫（846年至870年在位）与斯瓦托普卢克（870年至894年在位）三代强悍君主的扩张下，摩拉维亚的势力范围覆盖了今日的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一部，成为东法兰克国王日耳曼人路易最头疼的劲敌（近年曾有学者依据君士坦丁七世的记述主张摩拉维亚的中心位于南方塞尔维亚北部的西尔米乌姆，但考古发掘证实，今捷克东部摩拉维亚河谷内的斯塔雷梅斯托与米库勒茨采等巨型设防聚落遗址，不仅规模庞大，还出土了多座石砌教堂、大量金银贵族饰品以及专业化的铁器与陶器作坊，确凿无疑地证明9世纪摩拉维亚的政治与经济心脏就在北方）。摩拉维亚在阿瓦尔汗国覆灭后依托8世纪以来的本土小型要塞网络迅速聚拢权力，并从9世纪30年代起主动接纳拉丁基督教（仅在863年至865年间短暂引入拜占庭的西里尔与麦瑟迪乌斯传教团，见第13章），直到894年至905年间在马扎尔游牧铁骑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几乎与摩拉维亚同时，在亚得里亚海东岸达尔马提亚兴起的克罗地亚公国，也在加洛林帝国的直接庇护下完成了内部整合，9世纪克罗地亚的贵族墓葬与教堂建筑深深烙着法兰克金属工艺与意大利石雕的影响，840年代以后的拉丁文特许状里不仅出现了意大利式的土地产权概念，还配备了全套加洛林式的宫廷官员，其统治者托米斯拉夫（约910年至929年在位）更在925年获教皇承认为国王（rex）。

摩拉维亚崩溃后，接过西斯拉夫集权接力棒的是西侧受茂密森林山脉屏障保护的波希米亚。在9世纪后期摩拉维亚的庇护下，普舍美斯家族的博日沃伊一世（约890年去世）开始整合盆地内的各个山丘堡垒部族；到了10世纪初，一个以布拉格为核心的早期捷克政权正式成型，并在好国王瓦茨拉夫一世（921年至约930年在位）与弑兄夺位的弟弟博莱斯拉夫一世（约930年至972年在位）手里确立了拉丁基督教的正统地位。瓦茨拉夫一世因为向萨克森的亨利一世屈膝称臣而被弟弟谋杀（瓦茨拉夫死后很快被封为殉道圣徒），但夺位后的博莱斯拉夫一世在与奥托一世交战多年后，最终也承认了东法兰克（德意志）的宗主权，同时将波希米亚的统治版图向东扩张至摩拉维亚与今日的波兰南部（克拉科夫与西里西亚）。

紧随波希米亚之后在10世纪下半叶异军突起的，是北方波兰平原上的皮亚斯特王朝。波兰全境地势平坦，各斯拉夫部落之间没有任何天然地理屏障，可在中部格涅兹诺与波兹南一带起家的皮亚斯特家族首领梅什科一世（约962年至992年在位）率领下，这片原本散落着无数9世纪部落小木堡的土地在短短二三十年内经历了一场暴烈的人工整合，各地的旧部落堡垒在10世纪后期被成批废弃焚毁，代之以由皮亚斯特王室统一规划修筑的新型军事要塞网，梅什科一世的势力一路向北推进至波罗的海沿岸。在外交上，梅什科一世极其务实地选择与奥托一世的德意志帝国及萨克森边境侯爵结盟，借此避开了萨克森人东扩的兵锋；他于966年迎娶波希米亚公主并正式受洗改宗基督教，968年在波兹南设立第一个主教区，哪怕983年易北河下游的斯拉夫部族掀起反萨克森大起义，梅什科一世也依然维持着与奥托朝廷的盟友关系。到了其子勇敢者博莱斯瓦夫（992年至1025年在位）统治时期，羽毛丰满的皮亚斯特政权直接撕下温顺盟友的面纱，四面出击，不仅短暂吞并了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向东发兵攻入基辅，还在西线与德意志皇帝亨利二世打了十几年平分秋色的拉锯战，并于1025年正式加冕称王。

需要看到的是，无论是9世纪的大摩拉维亚，还是10世纪的波希米亚与波兰皮亚斯特王朝，它们的领土扩张速度都远远跑在了内部行政基础设施的前面。这几个早期政权主要依靠统帅身边的常备亲兵队（druzhina）、通过不断向外掠夺战利品与向臣属部落征收贡品来维持运转；一旦对外扩张撞墙停滞，内部缺乏深厚财税与庄园底盘的弱点就会立刻暴露出来（是以在11世纪30年代，波希米亚与波兰都曾遭遇过严重的政权崩溃与贵族叛乱，波兰甚至爆发了焚毁教堂的异教复辟浪潮；直到11世纪中后期全面引入德意志式的教会官僚网络与贵族私有庄园地租制度后，这两个国家才算真正稳固下来）。而且，在斯拉夫世界内部，并非所有人都甘愿接受王权集权与基督教化。最激烈的反抗爆发在奥得河口以西的波罗的海沿岸，当地的西斯拉夫部落在983年掀起反萨克森大起义后，结成了名为柳提基（Liutizi）的强悍部落联盟。据梅泽堡主教蒂特马尔满怀敌意的记载，柳提基人不仅把萨克森驻军与基督教教堂一扫而空，更在联盟内部刻意废除了任何形式的单一君主制，完全依靠异教神庙前的祭司抽签与全体自由武士参加的民众大会来决定战和大事。正如大西洋上的冰岛一样，柳提基人用部落共和与异教复兴筑起高墙，不仅是为了抗拒萨克森人的外部奴役，更是为了抵制斯拉夫世界内部正在蔓延的阶级分化与王权专制（这群波罗的海斯拉夫人的无君主抵抗一直顽强坚持到了12世纪）。

20.3

把视线从东欧转回不列颠、爱尔兰与西班牙北部，这片位于欧洲最西端的边缘地带虽然早在数个世纪前便已彻底基督教化，且拥有远比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丰富的本土文字史料（唯独苏格兰例外），但在公元800年至1000年间，它们同样在强邻的挤压下走上了政治权力艰难聚合的轨道。

在威尔士，公元800年时由格温内思、波厄斯、德韦达与格莱文思四大王国加上若干小邦构成的碎片化格局（见第7章），在9至10世纪同时承受着文化凝聚与政治洗牌的双重冲击。在文化心理上，面对东邻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日益强大的霸权压迫，威尔士人进一步强化了身为不列颠原住民同胞（Cymry）的整体认同，成书于930年前后的南威尔士著名政治预言诗《不列颠大预言》（Armes Prydein Vawr），便用极具煽动性的诗句痛斥英格兰国王向威尔士索取贡金的暴政，预言威尔士人必将联合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与都柏林的维京人组成联军，将背信弃义的撒克逊侵略者彻底赶回大海，重新夺回哈德良长城以南整个不列颠岛的统治权。

与这股民族复兴情绪相呼应的，是威尔士本土强藩打破原有小国疆界的兼并战争。盘踞西北部格温内思的罗德里大王（844年至877年在位）率先打破均势，于855年吞并东邻波厄斯，872年兼并锡尔迪金，将大半个威尔士纳入自己麾下（877年他被维京人击败短暂逃往爱尔兰，次年死于英格兰人之手）。罗德里大王开创的家族霸权由长子安纳劳特（916年去世）与孙子好人海韦尔（Hywel Dda，950年去世）接力延续，海韦尔先在904年通过迎娶西南部德韦达王室的继承女接管德韦达，随后在942年至950年间吞并北方堂兄弟们的格温内思与波厄斯领地，控制了威尔士全境的四分之三（海韦尔生前频繁出入英格兰国王埃塞尔斯坦等人的宫廷，13世纪存世的威尔士成文法典一致将好人海韦尔奉为威尔士法律的创制始祖；东南部兰达夫主教区留存的10世纪末土地特许状也显示，当时的威尔士统治者已在模仿英格兰制度，在辖区内推行更系统的兵役、贡赋征收与司法豁免权）。到了海韦尔的孙子马雷迪斯·阿布·奥瓦因（986年至999年在位），以及11世纪中叶的格温内思国王格鲁菲斯·阿普·卢埃林（1055年至1063年在位，他在1055年一举吞并了东南部长期保持独立的摩根努格王国，成为整个中世纪历史上唯一一位真正统一威尔士全境的本土君主）手里，威尔士似乎距离建成一个统一国家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威尔士的兼并霸权始终无法摆脱人亡政息的脆弱循环（格鲁菲斯·阿普·卢埃林的统一政权仅维持了八年，便在1063年被英格兰权臣哈罗德·戈德温森发兵彻底摧毁）。从阿尔弗雷德到埃德加的历代英格兰国王持续迫使威尔士诸王称臣纳贡，都柏林与马恩岛的维京舰队也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频繁洗劫并一度控制格温内思沿海；更重要的是，威尔士内部根本没有建立起英格兰那种郡县官僚与铸币税收体系，国王依然只能靠带着几十名私人武装随从（teulu）四处巡回吃喝、收取微薄贡品来维持统治，基层司法权大部分掌握在地方氏族长老与教会手里（甚至到了950年以后，除了格鲁菲斯这类极少数巅峰霸主外，绝大多数威尔士统治者在文书里已不再敢自称国王rex，而是降格改用各类威尔士本土头衔，即后来12至13世纪威尔士大公头衔的前身）。缺乏制度底盘的领土扩张非但没有带来稳定，反而让家族内部的夺位混战变得更加惨烈。

相比之下，不列颠最北端的苏格兰在领土整合上要稳固得多。我们在第7章末尾讲过，达尔里阿达的亚尔宾之子肯奈斯在840年代合并了皮克特王国与爱尔兰人殖民地达尔里阿达，建立起统治福斯湾以北绝大部分苏格兰大陆的单一王国。到了公元900年以后，这个王国在史料中正式抛弃了皮克特之名，改称阿尔巴（Alba），皮克特语随之迅速消亡，整个国家的语言、法律与教会组织彻底实现了爱尔兰化（盖尔化）。除了1040年至1057年在位的麦克白一人之外，从肯奈斯开始的所有阿尔巴国王全都是肯奈斯的直系男系后裔（尽管王位在家族内部两三个敌对支系之间轮流转手，每次交接往往伴随着流血厮杀）。在君士坦丁二世（900年至943年在位）、肯奈斯二世（971年至995年在位）与马尔科姆二世（1005年至1034年在位）这几位在位时间极长的君主持续推动下，阿尔巴越过福斯河与克莱德河向南稳步扩张，在970年代至1018年间从诺森布里亚手中彻底吞并了富庶的洛锡安农耕区，并在1018年以后消化了西南部的威尔士人王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初步奠定了现代苏格兰的陆地疆界（唯独苏格兰大陆最北端的凯斯内斯，以及奥克尼、设得兰与赫布里底群岛，自9世纪起便脱离了本土控制，在10至11世纪牢牢掌握在矮胖子西居尔与强人索尔芬父子等实力强悍的斯堪的纳维亚奥克尼伯爵手中）。不过，由于12世纪以前苏格兰几乎没有留存下任何本土行政档案，我们对阿尔巴王国的内部治理实情知之甚少；可以确定的是，在占王国面积三分之一的北方莫瑞（Moray）等大区里，盘踞着被称为大首领（mormaers）的世袭地方豪强（麦克白本人便出身莫瑞大首领，爱尔兰编年史有时甚至直接把莫瑞的大首领称为阿尔巴国王），国王对这些半独立大首领的控制力相当有限，苏格兰真正建立起协调的中央官僚与封建制度，要等到12世纪大卫一世主动引进盎格鲁诺曼贵族与制度之后。

隔海相望的爱尔兰拥有本章所讨论的所有边缘地区里最丰富的文字史料（包括多部编年史、谱系书与法典），但丰富的文献记录下来的同样是一场旧秩序被缓慢撕裂的阵痛。从8世纪后期开始，爱尔兰传统的五省百国贡赋金字塔（见第7章）便已在内部兼并中趋于瓦解，大国王们不再尊重教会的神圣豁免权，频繁发兵洗劫富可敌国的大修道院，并将被征服小邦（túath）的国王直接降格为受自己支配的地方行政首领（750年以后的拉丁文编年史开始把这些臣属小王改称为公爵dux，不再称其为国王rex）；在尼尔家族与欧根纳赫特家族两大传统霸权边缘的缝隙地带，利特里姆郡的乌伊布里翁布雷夫尼与利默里克郡东部的迪斯·图埃斯基尔特（后改称达尔·凯斯，Dál Cais）等原本不起眼的小部族，也开始通过武力吞并邻近小邦的土地而崛起了。

795年以后维京海盗船的到来，给这盘正在洗牌的棋局浇上了一瓢热油。维京人在最初几十年里只是季节性地抢掠沿海修道院，到了840年代，他们开始在北方的内伊湖、中部的里湖与东海岸的都柏林修筑营寨过冬，并陆续建立起都柏林、沃特福德、科克与利默里克等永久性定居点（利默里克的维京人直接占领了达尔·凯斯部族南半部的土地，迫使该部族向北退入克莱尔郡东部）。由于爱尔兰内陆遍布百余个微型王国、且缺乏集中的金银储备，维京人从未尝试像在英格兰那样发动全面领土征服，而是把都柏林等据点经营成了爱尔兰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与手工业城镇（现代考古发掘证实，当时的都柏林拥有极其密集的造船、皮革、骨角器与纺织作坊，并通过向海外贩卖爱尔兰战俘奴隶赚取巨利，其角色完全等同于英格兰的约克与丹麦的海泽比）。

在政治上，都柏林维京王国的嵌入直接改写了爱尔兰的争霸逻辑。一方面，都柏林正好扎在爱尔兰最富庶的农业核心区米斯（即北方尼尔家族南部支系的大本营）的边缘，长年消耗并削弱了尼尔家族的战略底盘；另一方面，任何一位有野心的爱尔兰大国王，只要能通过结盟或武力降服控制都柏林与利默里克，就能立刻获得传统部族社会完全不具备的海军舰队、商业税收与雇佣兵源，从而向一个在9世纪以前几乎从未真正存在过的目标发起冲击，那就是全爱尔兰的至高王权（High-kingship）。

9至10世纪的三位争霸君主清晰地踩出了这条通往全岛至高王的升级轨迹。

第一位探路者是南方芒斯特欧根纳赫特家族的卡舍尔国王克里梅恩之子费德里米德（820年至847年在位）。费德里米德打破了南北两大王朝互不越界的传统潜规则，在整合芒斯特与伦斯特之后，于830年至831年挥师北上攻入康诺特与米斯，更在840年直接率军驻扎在尼尔家族最高王权的象征中心塔拉。在宗教战线上，费德里米德一面大力庇护主张严格苦行的凯力德（Céli Dé，意为上帝的仆人）修道院改革运动，亲自兼任科克与克朗佛特两座大修道院的院长，并试图插手北方教会首府阿尔马的人事；另一面又毫不手软地焚掠为尼尔家族提供财力与政治支持的克隆马诺伊修道院（先后烧了三四次之多）、杜罗修道院与基尔代尔修道院。

第二位是费德里米德死后接管局势的尼尔家族南部支系（克兰·乔梅因）塔拉国王迈尔·塞奇奈尔一世（846年至862年在位）。与专注内战的费德里米德不同，迈尔·塞奇奈尔一世在抗击维京人战线上战功赫赫，他在845年俘获不可一世的维京首领土尔格齐（托尔吉耳斯）并将其投湖溺死，849年发兵洗劫都柏林，851年更动用同样的溺毙酷刑处死了投靠维京人的本族附庸布雷加国王。凭着抗击外敌攒下的威望，他不仅降服了伦斯特、康诺特与阿尔斯特东部的乌利德诸王，还数次挥师南下杀入芒斯特腹地，于856年至858年间收齐了全岛所有五个省份的臣服人质，是以当他在862年去世时，《阿尔斯特编年史》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全爱尔兰的国王这一崇高头衔来为他盖棺定论。

第三位，也是将这场争霸游戏推向最高潮的人物，是出身克莱尔郡弹丸小邦达尔·凯斯的布莱恩·博茹（Brian Boru，976年至1014年在位；其传奇生平被12世纪初为其曾孙撰写的宣传性史书《爱尔兰人与维京人的战争》极力神化，但核心军事脉络在当时的编年史里均有据可查）。达尔·凯斯原本只是芒斯特边缘一个毫不起眼的三流部族，与尼尔或欧根纳赫特两大王族毫无血缘瓜葛。布莱恩早年跟随兄长马斯格蒙国王（953年至976年在位）与紧邻的利默里克维京人苦战，于967年攻克并洗劫利默里克；976年继承王位后，布莱恩在978年击败欧根纳赫特家族及其诺尔斯盟友，一举夺取了被欧根纳赫特家族垄断数百年的卡舍尔王位，成为整个芒斯特的霸主。随后，布莱恩与北方尼尔家族的塔拉国王迈尔·塞奇奈尔二世（980年至1022年在位）展开了长达二十年的拉锯较量，双方先在997年达成平分爱尔兰南北霸权的妥协，接着布莱恩在降服都柏林维京人、将其舰队与财富收归己用之后，于1002年陈兵塔拉，迫使迈尔·塞奇奈尔二世不战而退，将塔拉至高王的名分拱手让出。1005年至1011年间，布莱恩连续率大军北上远征阿尔斯特，迫使北方最桀骜不驯的尼尔家族诸支系（直至最后一个死硬派王国森内尔康奈尔在1011年投降）悉数纳贡交出人质。在1005年率军访问北方教会首府阿尔马并向大教堂献上二十盎司黄金时，布莱恩的随行秘书在珍贵的《阿尔马书》空白处用拉丁文豪迈地题写下布莱恩的头衔，即爱尔兰人的皇帝（imperator Scottorum）。

然而，布莱恩耗费半生心血、每年打上两三场战役才拼凑起来的这个全岛帝国，底下同样没有任何常设的行政官僚与土地税制支撑，完全靠人质与武力威慑维系。1013年伦斯特国王与都柏林维京人再次起兵反叛，并从苏格兰群岛招来了奥克尼伯爵矮胖子西居尔率领的维京雇佣军；1014年耶稣受难日，年逾七旬（原书误植为27岁）的布莱恩率领芒斯特主力（北方的迈尔·塞奇奈尔二世站在旁观席上按兵不动）在都柏林郊外的克朗塔夫展开决战。达尔·凯斯大军虽然在血战中彻底击溃了伦斯特与维京联军（奥克尼伯爵西居尔与伦斯特国王双双阵亡），但在战场后方营帐里祈祷的布莱恩本人以及他的长子却被溃逃的维京士兵顺手砍死。布莱恩一死，达尔·凯斯的全岛霸权当场烟消云散，迈尔·塞奇奈尔二世兵不血刃地重新捡起了塔拉至高王头衔并一直坐到1022年去世。布莱恩的霸业虽然未能传给后代，但他用刀剑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在爱尔兰，哪怕是一个毫无名门血统的三流小邦首领，只要足够冷酷能打、懂得利用维京海港的钱粮，照样可以把全岛踩在脚下。旧的宗法规矩自此彻底作废，11至12世纪的爱尔兰沦为康诺特、伦斯特、芒斯特与北方诸王轮番争夺至高王位的混战泥潭，直到1169年英格兰的诺曼领主跨海杀入。

20.4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比利牛斯山以南的基督教西班牙。在711年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之后，唯有最北端沿海与山区的狭长地带未落入穆斯林之手。到了9世纪初，这片基督教边缘地带由东向西分布着三个政权，最东边是查理曼在785年至801年间出兵夺取、9世纪末由巴塞罗那伯爵家族世代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即西班牙边疆区）；中间是藏身于比利牛斯山西段巴斯克山区的小王国潘普洛纳（后改称纳瓦拉，9世纪初在首领伊尼格·阿里斯塔率领下见诸史料，该家族早期与南邻埃布罗河谷的穆斯林巴努·卡西家族世代联姻，在建国后的整整一百年里国力微弱，与安达卢斯北境的半独立穆斯林边疆领主并无二致）；最西边则是坎塔布连山脉深处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

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建立于720年前后，最初只是西哥特贵族佩拉约（737年去世）在偏远北部山区发动的一场抗税反叛，第三任国王阿方索一世（739年至757年在位）确立了延续至1037年的王室王朝。在建国最初的一百多年里，阿斯图里亚斯的王位继承规则极为松散，阿方索一世之子弗鲁埃拉（757年至768年在位）死后，王位先后在他的堂弟、妹夫、庶出兄弟与另一位堂弟手里转了一圈，最后才传到他的儿子阿方索二世（791年至842年在位）手中，严格的父死子继直到850年以后才固定下来。阿方索二世与继任者拉米罗一世（842年至850年在位）不再满足于待在山谷小寨里当部落头领，他们将王室驻地奥维耶多扩建为一座刻意模仿西哥特旧都托莱多的都城，兴建了多座留存至今的石砌教堂与宫殿，并在王国西端加利西亚刚刚发现使徒圣雅各遗骨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扶持起一座重要的基督教朝圣中心。与此同时，早期的阿斯图里亚斯君主趁着740年代安达卢斯爆发柏柏尔人与叙利亚军团内战的空档，多次翻越坎塔布连山脉南下劫掠，导致山脉以南广袤的杜罗河流域台地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变成了南北双方均无力实施有效行政管辖的缓冲地带。

到了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趁着科尔多瓦倭马亚埃米尔政权陷入长达数十年的地方割据内乱（见第14章），奥多尼奥一世（850年至866年在位）与他的儿子阿方索三世（866年至910年在位）首次率军永久性地翻越群山向南推进，占领了莱昂等平原城市，将王国的南部边界一路推至杜罗河一线，国土面积整整扩大了一倍。随着政治与经济重心南移至富饶的杜罗河平原，910年阿方索三世的几个儿子联手逼迫老迈的父亲退位，将都城从山北的奥维耶多正式迁往山南的古罗马军营城莱昂，国号也随之改称为莱昂王国。

然而好景不长，当阿布德·拉赫曼三世在10世纪20年代重新统一安达卢斯并自称哈里发之后，莱昂王国立刻从攻势转为苦苦招架的守势。拉米罗二世（931年至951年在位）虽然在939年的西曼卡斯战役中击败过阿布德·拉赫曼三世一次，但到了959年，在国内政变中被废黜的肥胖王桑乔一世（956年至966年在位）却不得不亲自跑去科尔多瓦乞求穆斯林哈里发派兵护送自己回国复位；而在981年至1002年科尔多瓦强人曼苏尔当政期间，穆斯林大军更是年年挥师北伐，如入无人之境，不仅在988年攻陷并摧毁了首都莱昂，更在997年长途奔袭焚毁了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曼苏尔把教堂的大钟拆下来押运回科尔多瓦大清真寺充当吊灯）。如果不是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在1009年突然爆发毁灭性的内部崩溃，奄奄一息的莱昂王国能否活过11世纪初都是个未知数。而当南方穆斯林政权碎裂为三十多个泰法小国时，北方反应最敏捷的赢家是原本弱小的纳瓦拉王国，纳瓦拉国王桑乔三世（1004年至1035年在位）趁机向西吞并了莱昂东部实力强大的卡斯提尔伯国；桑乔三世之子、卡斯提尔伯爵费尔南多一世（1028年至1065年在位）进而在1037年击败莱昂内兄兼并莱昂，建立起联合的莱昂与卡斯提尔王国，通过向南方内斗不休的穆斯林泰法诸国勒索巨额保护费（岁币，parias），在11世纪后半叶彻底扭转了伊比利亚半岛南北双方的财富与军事天平。

审视9至10世纪的阿斯图里亚斯与莱昂王国，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同时呈现出两副截然相反的面孔。

第一副面孔是高度早熟的西哥特帝国遗民姿态。从阿方索二世在奥维耶多仿建托莱多式的王宫礼拜堂开始，莱昂的国王们便在规模袖珍的王廷里配备了名义上效仿托莱多旧制的宫廷官僚班子；当王国南下占领杜罗河流域后，不仅接管了阿斯托加（古罗马城）、萨莫拉（西哥特城）与新建的布尔戈斯等城市网络，还扶持起卡德尼亚、萨阿贡与塞拉诺瓦等一批拥有大型写本室的富庶修道院。在法律实践上，无论是西边的莱昂还是东边的加泰罗尼亚，10世纪留存下来的数以千计的拉丁文地契与诉讼档案，全都严格援引7世纪的《西哥特法典》，其书面司法程序的繁复与规范程度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期的法兰克与意大利。在高层政治中，莱昂国王也像法兰克君主一样，需要时刻与加利西亚、阿拉瓦以及10世纪在费尔南·冈萨雷斯伯爵（931年至970年在位）统领下日益尾大不掉的卡斯提尔贵族派系展开博弈，通过赐予或没收地产来维持王权。单看这副面孔，莱昂简直就像是一个微缩版的后加洛林西欧王国。

可一旦揭开这层西哥特式的官方文书表皮，露出来的第二副面孔却是一个极其原始、扁平的农民社会。阿斯图里亚斯与纳瓦拉的巴斯克山区在罗马与西哥特时代原本就是全半岛城市化程度最低、最闭塞的蛮荒角落（9世纪奥维耶多周边的早期地契里几乎找不到大贵族，满眼全是小自耕农的零碎买卖）。而在9世纪末至10世纪新并入的杜罗河流域，情况更为特殊。20世纪中叶的西班牙史学泰斗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曾提出过著名的杜罗河谷荒漠化与再殖民理论，认为杜罗河流域在8世纪已被彻底清空为无人荒漠，全靠9世纪末阿斯图里亚斯国王组织北方自由农民南下垦殖才重新有人烟；现代考古与古环境研究虽然已经推翻了人口清空的假说、证实杜罗河谷一直有原住民持续居住，但那片土地在740年代至850年代的百余年间确实处于没有任何上级政权管辖的无政府状态。

当10世纪的修道院档案重新记录杜罗河谷的社会面貌时，那里完全是一个由拥有自己土地的独立自耕农组成的世界。农民聚居在一个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山丘村寨（castros）里，通过高度团结的村社议会（concilia）实行自我管理。越往南靠近与穆斯林交战的莱昂南部、卡斯提尔南部与加泰罗尼亚南部前线，这种武装农民社区的自治力量就越强大，因为国王与伯爵必须仰赖这群自备武器乃至马匹的农民去守卫边疆要塞。为了激励前线居民卖命，统治者不得不向他们颁发条件极为优厚的集体特许状（fueros），例如卡斯提尔伯爵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授予前线重镇卡斯特罗赫里斯的特许状，直接免除了全镇男性居民的一切贡赋劳役，并赋予拥有战马的富农与贵族同等的法律身价；986年加泰罗尼亚伯爵博雷尔授予前线要塞卡尔多纳的特许状，甚至直接化用《路加福音》的经文向定居者承诺，“那想要在上的（maior），就要在下（iunior）”。在9世纪至10世纪初的杜罗河台地上，这些高度自治的农民社区与斯堪的纳维亚或早期斯拉夫社会的共同点，远远多于它们与加洛林法兰克庄园社会的共同点。

将这两副面孔缝合在一起的过程，正是10世纪至11世纪初莱昂与卡斯提尔贵族阶层从无到有、将自由村社一步步关进封建庄园笼子里的过程（这一过程与第19章所讲的9至10世纪英格兰的庄园化革命几乎如出一辙，只是在时间上比英格兰晚了大约一个世纪）。在西北部的加利西亚，老牌大贵族成型最早，卢戈地区的权贵寡妇伊杜阿拉（约960年去世）便在10世纪中叶效仿法兰克同行，出资创建塞拉诺瓦修道院并安排自己的儿子罗森多主教（约980年去世）出任首任院长，以此将家族地产转化为世代受控的教会财团。而在莱昂南部与卡斯提尔，贵族势力则通过上下两条渠道迅速膨胀，在上层，国王为了筹措军费与笼络人心，开始将一个个原本自由的山丘村寨（castros）连同向村民收取公共贡金与主持司法的权利，成片打包赐予大贵族（magnates或seniores）与大修道院，国家的公共贡赋一旦落入私人领主与修道院手中，便在几十年内迅速变质为沉重的私人土地租金；在下层，村社内部那些买得起战马、常年跟随伯爵出征的富裕农民骑兵（milites），也开始凌驾于普通种地邻居之上，在11世纪凝固为享有世袭免税与司法特权的底层小贵族阶层（infanzones）。尽管杜罗河谷的村社传统极其顽强，但在11世纪向南大举反攻安达卢斯的前夕，莱昂与卡斯提尔已经彻底告别了早期的扁平自耕农时代，建立起了一套由大小土地贵族与修道院领主牢牢主导的等级社会。

在公元400年的时候，欧洲大陆上真正拥有稳固官僚、税收与常备军的国家政权，严丝合缝地终止于罗马帝国的莱茵河与多瑙河边界线以内；到了公元750年，这条文明政权的边界除了向东把法兰克霸权下的德意志中南部圈进来之外，并未向外推进多少，甚至在不列颠与巴尔干半岛还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可等到公元1000年的时候，从大西洋边的威尔士、苏格兰，经丹麦、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一直到第聂伯河与伏尔加河流域的基辅罗斯，原本处于部落散漫状态的半个欧洲边缘地带，全都涌现出了初具规模的区域性集权君主国，将国家政权的边界线一举推到了北极圈边缘的芬兰语狩猎采集部落面前（今日欧洲版图上至少有一半的现代民族国家，都能把自己的政权源头直接追溯到公元1000年前后成型的这批边缘王国或大公国身上）。

驱动这场横跨半个大陆的同步政治演变的底层机制其实高度一致。公元750年以后，加洛林法兰克（以及随后的德意志奥托帝国与统一后的英格兰）与复兴的拜占庭帝国（外加南俄草原上的哈扎尔汗国）这两大核心强权在东西两翼同时向外扩张，给所有接壤的边缘部族带来了不集权就会被征服、被掠为奴隶的生存危机。为了在强邻的卧榻之侧活下来，边缘地带的野心家们不得不主动把强邻的统治技术全盘照搬过来，包括引进一神教与垂直管理的教会官僚体系、组建脱离生产线的常备近卫亲兵、修筑标准化的土木要塞网络，以及扶植起一个依靠榨取农民地租而非单纯收取微薄贡礼过活的土地贵族阶层。一旦紧挨着核心帝国的第一圈邻居（如摩拉维亚、保加利亚、丹麦与阿尔弗雷德的英格兰）借由这套技术完成了自我武装，它们自己转头就会变成威胁并示范更外圈邻居（如波希米亚、波兰、挪威、威尔士与苏格兰）的次级帝国中心。当然，这场在历史学家笔下被称为国家建构与融入欧洲主流的宏大进程，对于占边缘地区人口九成以上的普通农夫而言绝非什么福音，因为无论是在丹麦的环形军营、波兰的皮亚斯特要塞还是卡斯提尔的修道院庄园里，国家权力的每一次拓宽与加深，最终都是靠收紧套在耕作者脖子上的赋税与地租枷锁来买单的。

Chapter21-加洛林世界与“封建”世界之间的贵族

967年，萨克森贵族维希曼（比隆家族成员）在作战时遭到了波希米亚人的偷袭，这支波希米亚部队是维希曼的敌人、波兰大公梅什科一世的盟友。维希曼当时正率领瓦格里人与阿博德利人这两个较小的斯拉夫部族，同自己的亲叔父、萨克森公爵赫尔曼·比隆交战。赫尔曼在国王兼皇帝奥托一世的扶持下成为比隆家族中最显赫的人物，而维希曼与自己的父亲一样，从未原谅过叔父赫尔曼的上位，叔侄之间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世仇。梅什科一世在一年前（966年）刚刚改宗基督教，并与赫尔曼及奥托一世结成同盟，维希曼因此在战场上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绝境。他试图率部突围却被斯拉夫人团团围住，一直厮杀到精疲力竭。斯拉夫首领认出维希曼的显贵身份后劝他放下武器投降，并承诺保他性命无虞。然而，正如历史学家科维的维杜金德借用古罗马史家萨卢斯特的词句所记载的那样，维希曼“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高贵和美德”，断然拒绝向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下等人投降，要求对方派人去通报梅什科一世，表示自己只愿向波兰大公本人交出武器。对方答应了这一要求，但在派人前往通报并原地等待的空当里，围攻的散兵并未停止砍杀，不肯放下武器的维希曼最终在混战中被当场杀死。

这种死到临头还要坚持讲究等级身段的做派，在今人看来或许显得荒谬，但在9至10世纪的贵族圈子里却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准则。维杜金德在立场上原本对叛乱者维希曼之死感到高兴，可他在落笔记录这一幕时，依然情不自禁地把维希曼写成了一位捍卫尊严的英雄。当时的贵族阶层深信自己与社会上的普通自由民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物种。

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优越感，甚至在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奥多于930年前后撰写的《欧里亚克的杰拉尔传》里也能清晰地看出来。逝世于909年的欧里亚克领主杰拉尔是一位家资巨富、大抵拥有伯爵头衔却终身未曾出家修道的世俗贵族，奥多为他撰写的这部传记，是中世纪历史上第一部以在俗世俗贵族为主角的圣徒生平。为了把这样一位地方世俗领主塑造成合乎教会标准的圣徒，奥多在书中让杰拉尔反其道而行之地打破了当时世俗贵族社会几乎所有的日常潜规则，而这些被传主刻意违背的规矩，恰恰从反面为我们还原了当时普通贵族的标准脸谱。

在奥多笔下，杰拉尔从不穿戴金银饰物，除非自己事先帮过某个穷人，否则绝不收受穷人献上的礼物，甚至允许穷人在自己面前坐下说话；他厌恶酗酒，从不在喝得酩酊大醉的状态下坐堂审理司法案件；每逢卷入地方武装冲突，他都严禁手下武士在乡间烧杀抢掠，行军途中遇到农夫售卖樱桃，他也坚持掏钱购买而非直接动手白拿。杰拉尔手下曾有一名随从逃亡到了另一个地区，后来杰拉尔在前往罗马朝圣的路上偶遇此人，发现这名昔日的下属正在当地伪装成一个富有且社会地位颇高的大人物，杰拉尔竟然当众替他保守了秘密而没有戳穿其低贱底细，这一举动让传记作者奥多惊叹不已，在书中感叹“除了杰拉尔以外，还有谁会这样做？”。还有一次，杰拉尔受到了自己名下一名农奴女儿的吸引，随口吩咐女孩的母亲让女孩准备妥当等着自己过来临幸，就在两人即将发生关系的一刹那，神迹突然降临，帮助杰拉尔保住了童贞。奥多在书里用了很大篇幅去赞美杰拉尔的守贞美德，却对杰拉尔此前吩咐农奴母亲把女儿洗干净送上门来的举动未置一词，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观念里，随意支配名下农奴女儿的身体本就是每一位领主天经地义的日常特权。在同周边邻居的武装争端里，杰拉尔永远只做被动防守的一方，严禁部下打伏击战，他之所以还同意保留一支正当防卫的武装力量，纯粹是因为手下的武士们整日替他鸣不平，无法容忍“这样一个大人物竟受到地位低下者的暴力伤害，让他们破坏自己的财产”却从不实施报复。

凭借这一系列反常规的善行外加诸多神迹，杰拉尔在奥多笔下成功跻身圣徒之列。这部传记在10世纪30年代引发了强烈反响，杰拉尔生前在欧里亚克拥有的圣皮埃尔修道院到10世纪中叶直接改用他的名字命名为圣热罗修道院，演变为我们在第18章看到的培养出热尔贝的那座地区性朝圣中心。奥多本人同样出身于中小贵族家庭，年纪只比杰拉尔晚了一代人，且与杰拉尔一样受阿基坦公爵虔诚者威廉的庇护。奥多在传记里默认并批评的那套世俗贵族价值观，精准概括了9世纪后期至10世纪初各级贵族的普遍行为模式，即对小规模地方私战习以为常，认定武装人员天然有权抢走农民的任何财物，酗酒易怒，动辄对他人施加肉体暴力，并用严酷而自以为是的态度看守着自由民与非自由民、无军事身份的平民与军事贵族、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阶级界限。这套贯穿了加洛林与后加洛林时代的贵族行为逻辑，并没有因为11世纪所谓的封建革命而发生突变；要理解这群贵族在公元750年至1000年间的所作所为，我们需要先脱离国王与修道士史官的宏大视角，走进四个不同区域的贵族家族内部，看看他们是如何应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变局的。

21.1

发迹于勃艮第的纪尧姆家族大抵是加洛林王室丕平家族的远亲，在查理曼统治时期跻身于跨区域的帝国贵族之列。该家族第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是热洛讷的威廉（812年去世），他在8世纪90年代被朝廷派往南方统辖图卢兹与塞蒂马尼亚，在靠近今日蒙彼利埃的地方创建了家族修道院热洛讷修道院，并于806年退隐该院成为一名修士。威廉的儿子塞蒂马尼亚的伯纳德（844年去世）在9世纪20年代出任巴塞罗那等地的伯爵，随后于829年至830年间被虔诚者路易召入亚琛朝廷担任宫廷总管，引发了震动全帝国的政局危机（见第16章及第17章）。伯纳德的妻子多达（约843年去世）在841年至843年间为长子威廉撰写的道德训诫书《教子手记》（又译《人生指南》），要求儿子勤于祈祷、温和待人，并对父亲伯纳德、整个纪尧姆家族以及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保持绝对忠诚。

然而在真实的政治博弈中，纪尧姆家族在9世纪30至40年代的表现与多达笔下的温良忠诚相去甚远，甚至沦为了那个时代最惨痛的政治输家。早在834年，伯纳德的兄弟格兹海姆便被处决，姐妹热尔贝加更被洛泰尔一世当作女巫装进木桶沉河淹死；到了840年代初的内战期间，塞蒂马尼亚的伯纳德在交战各方之间首鼠两端，最终于844年被秃头查理以叛国罪处决；多达悉心教导的长子威廉倒是忠于王室，却选错了效忠对象，他追随阿基坦的小丕平对抗秃头查理，结果在五年后的849年同样兵败被杀。

接连遭受灭门级的打击之后，纪尧姆家族却并未从他们的龙兴之地勃艮第消失。塞蒂马尼亚的伯纳德留下的幼子小伯纳德（886年去世），在史料里顶着一个毛爪子（Hairy-paws，意为狡猾多诈）的绰号，于9世纪60年代初重新在勃艮第出任奥坦伯爵。864年，毛爪子伯纳德不知出于何种动机，企图谋杀强人罗贝尔或秃头查理本人，败露后当即丢掉了几乎所有官职，两年后连奥坦伯爵的头衔也被剥夺。但家族的私有地产帮他撑过了低谷，到872年时，毛爪子伯纳德不仅重返秃头查理的朝廷，设计杀死了自己的政敌，还重新开始大举聚拢伯爵官职，拿下了此后成为其权力核心的奥弗涅公爵之位。878年，趁着同名的哥特亚侯爵伯纳德起兵反叛口吃者路易而倒台，毛爪子伯纳德一举接管了叛乱者留下的大批头衔，将父祖昔日经营的哥特亚侯国（塞蒂马尼亚）重新收入囊中；到了879年，他更成为新继位的西法兰克国王路易三世的首席监护人。在886年去世前夕，毛爪子伯纳德手里的领地已经从卢瓦尔河一路串联到比利牛斯山，并将绝大部分地盘直接传给了儿子虔诚者威廉（918年去世）。

自称阿基坦公爵的虔诚者威廉在阿基坦东部维持了长达三十年的地方自治，他虽然只顶着公爵与伯爵头衔，却完全按照国王的排场坐堂裁决官司，并在893年从西法兰克国王厄德手里拿到了奥弗涅最大修道院布里乌德的支配权，同时强行要求辖区内的王室封臣（包括欧里亚克的杰拉尔）不再效忠国王、转而效忠自己。918年虔诚者威廉死后，他的两个侄子相继接任阿基坦公爵，直到927年双双去世、家族男系绝嗣。纪尧姆家族跨越百年的兴衰轨迹，充分展示了加洛林帝国贵族惊人的政治韧性与投机能力。哪怕在9世纪40年代遭遇连环处决，只要挺过一代人的时间，顶级豪门依然是王室挑选地方代理人时的天然人选；毛爪子伯纳德在9世纪后期重建的领地帝国，精准地沿着父祖当年的根据地向南延伸，展现出强烈的家族地理记忆；而直到920年代家族绝嗣为止，哪怕纪尧姆家族已经实现了实质自治，他们赖以统治的伯国法庭网络、王室修道院支配权，乃至那条南北长达600千米、东西宽度却不超过150千米的奇特狭长领地形态，也依然完全运行在加洛林式的公共制度轨道之上。

如果把视线转向10世纪王权依然强盛的英格兰（如第19章提到的半王埃塞尔斯坦家族与麦西亚的埃菲尔家族）与德意志萨克森，就会发现那里的贵族家族无论野心多大，依然必须在王室划定的规则框架内行事。位于马格德堡以西的萨克森瓦尔贝克伯爵家族便是一例，由于编年史家梅泽堡主教蒂特马尔本人就出自该家族，我们在他的《编年史》里得以看清这个家族四代人的完整活动细节。

瓦尔贝克家族的第一代柳塔尔一世于929年在效忠亨利一世讨伐斯拉夫人的战事中阵亡。到了第二代，其子柳塔尔二世（964年去世）在941年卷入了刺杀奥托一世的未遂叛乱阴谋，当即被剥夺了全部官职与私有土地；但仅仅过了一年，柳塔尔二世在向国王缴纳了巨额现金与土地赔偿后便重新拿回了全部家产，并特意在老家瓦尔贝克捐建了一座修道院教堂来为自己的叛乱罪行赎罪。柳塔尔二世死后，两个儿子瓜分了家产，弟弟齐格弗里德（991年去世，即蒂特马尔之父）袭任瓦尔贝克伯爵（后传给长子即蒂特马尔之兄亨利）；哥哥柳塔尔三世（1003年去世）则在983年斯拉夫大起义爆发后，于985年获任萨克森北边疆区侯爵，一跃成为萨克森政坛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1002年奥托三世绝嗣去世后的王位争夺战中，柳塔尔三世之所以倾尽全力拥戴巴伐利亚的亨利二世继位，最直接的动机是为了打击自己的私人死敌麦森侯爵埃克哈德。此前埃克哈德曾与柳塔尔三世订立婚约，许诺将女儿柳德加德嫁给柳塔尔三世的长子维尔纳，随后却因为想攀附皇室而单方面悔婚；咽不下这口气的维尔纳在征得柳德加德本人同意后，直接带人把未婚妻抢回了家，结果在999年的大会上被埃克哈德逼着当众认罪受辱。1002年埃克哈德在争位途中遇刺身亡后，维尔纳如愿迎娶柳德加德，并在一年后（1003年）顺利继承了父亲柳塔尔三世的北边疆区侯爵之位。

然而这位第四代的维尔纳是个行事鲁莽的惹祸精。1009年，由于怀疑宿敌德迪伯爵在国王亨利二世面前进谗言坑害自己，维尔纳竟然带人在王廷附近截杀德迪伯爵，当场被暴怒的亨利二世剥夺了侯爵官职与全部王室采邑；1013年，维尔纳又因私下勾结波兰的勇敢者博莱斯瓦夫而被控叛国，靠向亨利二世缴纳大笔罚金并献出部分地产才勉强保住性命与剩余私产；到了1014年（原配妻子柳德加德已于1012年病逝），维尔纳再次率人强抢另一名并不情愿嫁给他的贵族女子，在冲突中身受重伤而死（即便不死也难逃国王处决，而他的伤重毙命反倒让被杀的德迪伯爵之子迪特里希深感失望，因为迪特里希就此失去了亲手杀他报杀父之仇的机会）。透过蒂特马尔明显偏袒自家亲戚的笔触，我们依然能看到萨克森大贵族的野心、世仇与日常暴力；但更关键的是，整个政治游戏始终围绕国王的朝廷运转，而且在蒂特马尔的叙事世界里，政坛主角清一色是伯爵、侯爵与主教，更低层级的城堡小领主几乎完全不存在，证明加洛林式的顶层政治结构在萨克森一直稳固延续到了11世纪第二个十年乃至更晚的时代。

纪尧姆家族与瓦尔贝克伯爵家族都是以祖传私有地产为根基，去谋取王室授予的伯爵或侯爵官职与采邑。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萨家族起步路径与之相同，最终却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卡诺萨最初只是雷焦艾米利亚南侧亚平宁山脉里的一座山顶城堡。10世纪60年代，城堡主人阿达尔贝特阿托（989年去世）因在奥托一世讨伐意大利国王贝伦加尔二世的战事中出力甚多，获封雷焦、摩德纳与曼托瓦三郡伯爵。但阿达尔贝特阿托拿到伯爵头衔后，主要精力全都放在了借官职之便疯狂囤积土地上，通过直接买断、长期租借或从教会及修道院手中换取恩地采邑等手段，他在波河流域各伯国与亚平宁山区攒下了连片地产。阿达尔贝特阿托与他的儿子泰达尔德（约1010年去世，任内进一步兼并了布雷西亚伯国的土地并自封为侯爵）、孙子博尼法斯（1052年去世）在这些私人地产上到处修筑设防城堡。到了公元1000年前后，卡诺萨家族在艾米利亚核心区的统治基础已经发生了质变，无论他们是否担任当地法定的伯爵，他们都在自己庞大的私人地产与城堡周边直接行使着原本专属于伯爵的司法审判与军事征调全权，也就是历史学家所称的领主权（seigneurial power）。卡诺萨家族当然不会拒绝传统的加洛林式公共官职，当1027年康拉德二世皇帝将富庶的托斯卡纳侯国赐予博尼法斯时，该家族便欣然接管并一直以传统的公共制度治理托斯卡纳，直至1115年绝嗣；但在波河流域的老家，依靠私产与城堡网络站稳脚跟的卡诺萨家族早已不再依赖伯爵官衔或皇帝的日常恩宠来维系自身地位，而是长成了一头连帝国皇帝都必须小心应付的地方巨兽。

世俗贵族无需担任伯爵官职也能在地方上拥有绝对强权，这在中世纪早期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到了10世纪后期，尤其是在西法兰克，涌现出了大批像卡诺萨家族那样把全部兴趣集中在兼并土地、修筑私人城堡与行使地方实权上的家族，只是他们的体量比卡诺萨家族袖珍得多。位于勃艮第南部马孔伯国境内的于克赛莱领主家族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马孔伯国早年曾受虔诚者威廉统辖，10世纪20年代后落入本土伯爵家族手中，11世纪初则由通过联姻继承的意大利前王贝伦加尔二世之孙奥托威廉（1026年去世）接管；由于奥托威廉将主要精力投向了整个勃艮第的宏观争霸，马孔本地的控制力随之松弛下来。于克赛莱原本只是一处普通的乡村庄园与城堡，由马孔伯爵的附庸若斯朗一世（约990年去世）看管，并在伯爵默许下就地代为行使部分低级司法与征敛权。但在公元1000年至1030年间，马孔伯爵彻底丧失了对若斯朗后代的控制；到了11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若斯朗一世的孙子伯纳德二世（约1050年去世）已经依托于克赛莱城堡与周边家族私产，建立起了一套完全独立的私有化权力体系。无论是于克赛莱家族自己的佃农，还是城堡周边拥有独立产权的自由农邻居，都必须向于克赛莱城堡缴纳军事保护费与各类由领主自行发明的日常杂税，并接受城堡法庭的私人审判。

于克赛莱家族行使的同样是领主权，但他们整个领地的覆盖范围加起来只有大约100平方千米，且其中还有不少地块并不在他们的直接产权名下（单在马孔一郡之内，像于克赛莱这样半径不过十来千米的微型城堡领地就有十几个之多）。更重要的是，于克赛莱的这套权力完全是自下而上构建起来的，他们不仅根本不需要跟远在北方的西法兰克国王打交道，从1000年以后甚至连近在咫尺的马孔伯爵也无需理会，因为在他们眼里，马孔伯爵无非是另一个地盘局限在马孔城西侧一隅的同行领主罢了。得益于紧邻的克吕尼修道院保存下来的数千份地契档案，以及法国历史学家乔治·杜比在1953年完成的划时代区域研究，马孔与于克赛莱成了学界最熟悉的标本；而这种伯国公共结构彻底瓦解、私人城堡主将国家公共传统拆解吸纳为私家领主权的现象，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西法兰克几乎随处可见。

21.2

把上述不同区域的案例放在一起比对，我们可以提炼出公元750年至1000年间西欧贵族地方权力结构的几项核心要素。

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土地。在公元1000年以前的欧洲，任何人想要获取政治权力，都必须在当地拥有大片的地产（无论是完全归自己所有的世袭私产，还是从国王与教会手里长期获赐或租借的恩地）。加洛林与后加洛林时代最显著的社会经济特征，就是贵族占有的土地总量持续膨胀，留给独立自耕农的空间同步萎缩。这一进程在英格兰（见第19章）与萨克森表现得最为剧烈，查理曼征服萨克森后，在极短时间内便将大批原本属于自由农的土地集中到了王室、教会、外来法兰克领主与本土萨克森贵族手中，直接激起了841年至842年间震动帝国的斯特林加农民大起义；起义被血腥镇压后，萨克森贵族与王权的利益捆绑得愈发紧密。在法兰克本土与意大利，750年至1000年间同样是世俗大贵族与大修道院兼并土地的黄金期，到公元1000年时，独立自耕农在人口中的占比已比750年大幅缩水，贵族手握比前代丰厚得多的土地资产，并在850年以后将这些土地筹码集中投放到区域政治博弈之中。

排在第二位的是由王室授予的伯爵官职與采邑（honores），以及家族修道院。世俗贵族的私有地产（allods）受到习惯法的严格保护，除极端的叛国大罪外，国王即便罢免某位贵族的官职与采邑（如1009年亨利二世处置维尔纳），通常也会允许其保留名下的私产。而在官职与采邑方面，尽管自查理曼时代起贵族们便千方百计试图让儿子承袭自己的伯爵职位，但在公元1000年以前，除了西法兰克在900年前后率先陷入公爵与伯爵职位全面世袭化、进而掏空王权的死局外，英格兰、德意志与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官职自动世袭仅出现在诺森布里亚、斯波莱托南端或皮埃蒙特等偏远边缘地带，国王在核心区依然握有调整人事的战略主动权。

为了防止家族私产在世代诸子均分继承与女儿嫁妆分割中不断碎裂（在11世纪初以前，除伯国与王室采邑逐渐走向不可分割外，私有地产在继承时依然普遍实行分家析产），自7世纪法兰克兴起的创建家族私有修道院的做法，到10世纪已普及到除最底层小领主之外的所有贵族阶层。贵族家族不仅指派本族成员出任修道院院长（在萨克森等地则普遍建立由本族女性出任院长的女子修道院），更将修道院的共同所有权与庇护权作为不可分割的家族共有纽带。例如在意大利托斯卡纳，贝拉尔登戈家族创建的丰特博纳修道院，在1030年由该家族的6名男性成员共同掌控，到1060年共同行使控制权的家族男丁增加到了11人，修道院直接充当了把不断繁衍的宗族分支维系在一起的制度锚点。

排在第三位的是10世纪遍地开花的私人城堡（castles）。有防御功能的聚落在6世纪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便已普遍存在，但那些早期堡垒，连同9至10世纪为抵御维京人、斯拉夫人与马扎尔人而兴建的萨克森堡垒城（urbes）与英格兰防御市镇（burhs），绝大多数属于由国王及其官员控制的公共防御设施，围墙内部面积宽阔，性质更接近设防村庄而非贵族私宅（弗洛多尔德《年代记》记录的10世纪20至60年代塞纳河谷战事中，伯爵与主教们反复争夺的焦点正是这批由公共要塞下放而来的城堡）。对于贵族私自筑堡的苗头，秃头查理早在864年颁布的《皮特雷斯敕令》中便曾明令禁止任何人在未获国王许可的情况下自行修建城堡或要塞（castella et firmitates），痛斥这类私堡沦为骚扰和抢掠邻里的窝点，并下令限期拆除一切违建私堡（不过欧里亚克的杰拉尔在9世纪后期便已拥有一座几乎可以肯定是私人所有的城堡）。

考古发掘与文献资料共同证实，私人修筑城堡真正演变为一种普遍现象是在10世纪，且在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集中在伯爵与主教这一顶层阶层（中小贵族广泛修筑私堡要等到11世纪）。到950年前后，欧洲大陆绝大多数地区的大贵族名下都已拥有一座乃至多座城堡，将其作为自身伯国与核心地产的权力标志。城堡不仅在军事上庇护着合法或非法的地方权力，更像家族修道院一样成为凝聚宗族认同的物理中心（到了11世纪贵族开始普遍采用固定家族姓氏时，绝大多数家族都是直接拿自家主城堡的地名来充当姓氏的），彻底锁死了贵族阶层的地理流动性。

排在第四位的，则是依托私人城堡生长出来的领主强制权（seigneurie banale）。从公元1000年前后开始，在西法兰克与意大利的许多地区，无论是世袭伯爵还是像于克赛莱家族那样的中小城堡主，都开始将一系列原本属于加洛林国王公共强制权（bannum）的权力据为己有，将其变成在自己地产乃至周边独立邻居土地上行使的私人特权。这套被乔治·杜比命名为领主强制权的权力包，涵盖了强制征发周边农民修筑守卫城堡或为领主武装提供食宿、私设关卡征收道路通行费与码头费、收取集市税与公共森林伐木费、规定农民每年必须在特定日期无偿提供马车运输劳役、强制要求农民必须使用领主私人的磨坊并缴纳费用，以及最核心的一项，即垄断日益私有化的地方司法审判并坐收诉讼罚金（到了12世纪或稍晚时候，西法兰克部分地区领主从这套强制权里榨取到的货币收入甚至超过了传统的土地地租）。当贵族的政治利益通过城堡与领主强制权深深扎进一个个百十平方千米的狭小地块里时，除了英格兰那种依然维持跨郡分散持地的特殊体制（如伍斯特主教奥斯瓦尔德的亲戚埃尔菲姆波尔加，其在10世纪80年代立下的遗嘱显示其地产散落于埃塞克斯至亨廷顿郡的广大区域，连一处固定的家族中心居所都没有）外，欧洲大陆的贵族政治已彻底完成了向地方主义的转向。

21.3

贵族地方权力的膨胀与下沉，直接重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武装依附关系。

大贵族身边向来需要供养一班武装随从，这批人在加洛林早期被称为忠臣（fideles），从8世纪后期起普遍改称为封臣（vassals），通过效忠宣誓与臣服仪式与领主结成个人依附关系。在查理曼时代，尽管全体自由男性在理论上依然负有服兵役的公共义务，但真正上阵打仗的主力早已是这批大多作为领主封臣的职业军人（milites）。从9世纪开始，持有武器与军事身份越来越被视作精英阶层专属的特权，获得这一身份需要经历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授剑仪式（是以不少学者主张，公元1000年以后的拉丁词miles不应再简单译作士兵，而应译作骑士）。

在10世纪的萨克森，蒂特马尔著作里提到的军人（milites）社会地位依然不高，只是一群次要的武装随从；可在10世纪后期的西法兰克、意大利与英格兰，军人（milites）已经彻底脱离富裕农民的范畴，正式上升为整个贵族等级体系的最底层。在英格兰，拉丁文miles直接对应古英语里的塞恩（thegn），作为晚期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基层主体，每名塞恩在理论上至少拥有5海得（约合2平方千米）的完全产权土地，像身为国王塞恩的埃尔菲姆波尔加名下的地产更是远超这一标准；在西法兰克，公元1000年前后的于克赛莱城堡主们家底比英格兰的塞恩还要丰厚，他们在文书里既被称为军人（milites），同时又顶着贵族（nobiles）的头衔；在意大利，德意志皇帝康拉德二世于1037年颁布了一部著名的法律（《封地法》），正式授予所有军人合法继承名下采邑的权利（无论这些采邑是由国王、伯爵还是主教授予的），且意大利的军人阶层内部在此时已经分化为上层大封臣（capitanei，最迟到1000年已成为公认的地方政治领袖）与下层小封臣（valvassores，日后在12世纪成为意大利各城市公社的统治阶级）两个清晰的层级。

军人阶层集体跻身贵族（nobilis）行列，意味着到公元1000年时，西欧能够被称为贵族、并有资格在地方建立独立政治体系的人数比加洛林时代成倍增加。在加洛林时期，贵族（nobilis）虽然没有严格的成文法定义，但实际上特指那群拥有跨区大片地产、有望谋取伯爵官职的顶级豪门圈子；而到了10世纪末，像于克赛莱领主这样地产局限在本地一隅的武装军人也被承认为贵族，甚至被伯爵们当作近乎平起平坐的伙伴对待。这批新兴底层贵族的渊源相当混杂，有的来自大贵族宗族的旁支庶出，有的是加洛林时代伯爵与主教手下封臣的后代，还有的则直接脱胎于8世纪乡村里的中等土地所有者家族。恰恰因为他们的家底远不如昔日的加洛林帝国贵族丰厚，且世代居住在乡村里与农民邻居朝夕相处，这批军人小领主对在村头建立排他性的地方统治权表现得最为热衷，前文提到的领主强制权（seigneurie banale）的诸多具体剥削名目，正是由这批贴近基层的军人在实践中率先摸索并细化出来的（从9世纪后期的阿尔弗雷德大王到11世纪初的西法兰克政论作家，理论家们越来越频繁地强调作战者与劳作者之间的三功能等级划分，从意识形态上将军事贵族与普通农民彻底切割开来，为哪怕最微小的城堡主统治乡里提供了合法性辩护）。

当伯爵、主教与修道院院长们为了扩充私人武装，把越来越多的土地以采邑形式分封给手下的军人，并委派最得力的军人去镇守各处城堡、代管周边防务与司法时，土地政治的零和博弈规律便在10世纪后期开始反噬大领主自身。在9世纪，一名看守城堡的军人若是胆敢脱离领主自立，立刻就会遭到毁灭性的镇压；可到了10世纪末，既然西法兰克的伯爵们早已脱离国王实现了世袭自治，手握城堡与武装随从的城主（castellans）自然也可以有样学样地脱离伯爵自立门户。于克赛莱领主摆脱马孔伯爵控制的过程正是如此。一旦伯爵与主教丧失了对辖区内城主的控制，原有的伯国政治基础便会瞬间瓦解，政治权力一路向下碎裂到只剩几个村庄大小的私人城堡领地。

近年来，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的许多历史学家将公元1000年前后的这一权力碎裂过程称为封建革命（或封建突变，mutation féodale），并围绕这一概念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学术论战，最激进的学者甚至将其奉为古代世界终结的分水岭。站在全欧洲的比较视野下审视这场论战，有两点必须厘清。

第一，许多封建革命论者所渲染的公元1000年暴力大浩劫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11世纪新浮现的封建世界或许确实比前代更为暴力，但只要读过弗洛多尔德《年代记》、《圣伯丁年代记》或奥多《杰拉尔传》的人都会明白，各种层级的军事贵族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其崇尚暴力的，这只是程度上的增减而非性质上的突变。不过，在那些确实发生了变迁的地区，政治权力的结构在1000年前后确实经历了深刻的重组，加洛林式的公共统治权被私人领主强制权取代，郡级公共司法大会（placitum）最终消失，人身依附关系压倒了公共制度。10世纪的自治伯爵在治理领地时往往还在模仿加洛林王廷的微缩模式，而11世纪的村头城堡领主权却绝不是加洛林政治体系的微缩版。

第二，也是更关键的一点，这种马孔或加泰罗尼亚式的激进封建革命，在公元1000年的欧洲版图上绝非普遍规律，甚至连主流都算不上。在欧洲边缘地区，除莱昂与卡斯提尔外，贵族的土地权力尚未发育到这一阶段；在晚期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与德意志奥托帝国，公元1000年时完全看不到任何封建革命的苗头（英格兰的领主权此后长期局限在领主自营庄园内部，且只针对无自由身的农奴；德意志境内直到1100年以前也几乎没有出现法国式的城堡碎裂）。在意大利，尽管乡村领主权同样高度碎片化，但米兰、卢卡等绝大多数地区的军事贵族（无论是上层capitanei还是下层valvassores）在拥有乡村城堡的同时，依然世代聚居在中心城市里，从而完整保留了覆盖整个城市领地的公共政治共同体。哪怕是在被视作封建革命大本营的法国本土，这种彻底的权力崩解也仅限于失去区域强藩控制的局部地带；在佛兰德（鲍德温四世）、诺曼底（理查德二世）、安茹（福尔克内拉）与南方的图卢兹等大公国里，强悍的伯爵与公爵们通过避免内战、严密监控手下城主、发动对外战争获取战利品与新土地分赏军人、牢牢把控高级司法权、用繁复的效忠礼仪收紧人身依附，以及用最残酷的暴力手段粉碎一切背叛企图，成功将权力的天平维持在伯爵一端，把加洛林式的公共制度要素一直延续到了12世纪。马克·布洛赫在1940年提出的权力碎片化确实是土地政治中时刻潜伏的危险趋势，但它绝非不可逆转的历史宿命。

21.4

在从加洛林世界向封建世界过渡的两个半世纪里，决定一个人能否被承认为贵族的因素始终包含高贵的血统、土地财富、官职、王室恩宠、生活方式与同侪认可等多个维度。在中世纪晚期以前，欧洲并不存在一个由成文法严格锁死的世袭贵族种姓，在顶层豪门与普通自由民之间始终留有一条可供讨价还价的灰色地带。9世纪的传记作者德根在痛骂农奴出身的兰斯大主教埃勃时，曾尖刻地宣称虔诚者路易“给了你自由，但没有给你贵族身份，这是行不通的”（见第17章）；10世纪的史家里歇尔与蒂特马尔也曾分别嘲讽糊涂查理的宠臣赫格纳与奥托王朝的美因茨大主教威利吉斯（975年至1011年在任）出身卑微。但除了埃勃确系农奴出身外，赫格纳与威利吉斯其实都来自中小贵族家庭，只是在顶级门阀眼里显得不够高贵罢了。当10世纪末的基层军人（milites）纷纷穿戴起贵族行头、并在1000年前后获统治者承认为贵族阶层的一员时，他们必须在日常行为方式上全面向老牌大贵族看齐。

贵族外在行为方式的标志，自第8章所讨论的750年以前以来几乎一脉相承，依然是穿戴丝绸衣物与金银首饰、垄断狩猎特权、崇尚武勇与随时施暴。克吕尼的奥多在《杰拉尔传》里记载，杰拉尔幼年接受的标准教育是“贵族男孩按惯例都要进行的世俗技能的练习”，包括骑马、狩猎、射箭与驯鹰，而拉丁文读写起初只学到能读懂《诗篇》为止（直到杰拉尔少年时患上一场严重的痤疮，父母担心他难以在世俗婚姻市场上立足，才决定让他接受完整的拉丁文教育以便日后当神父；如果奥多记录的确系9世纪60年代杰拉尔年少时的实情，说明在远离宫廷的偏远中小贵族圈子里，加洛林式的文学教育热潮当时已明显退却）。在同侪交往中，贵族必须展现出慷慨好客的胸怀，蒂特马尔便在编年史里称赞亨利一世在尚未当上东法兰克国王之前，曾邀请周边贵族出席他在梅泽堡举办的婚宴，“非常亲切地招待他们，让他们把他当朋友一样喜爱，当领主一样拥戴”。叙事史料里还频繁夸赞贵族在宴饮中表现出的欢愉（hilaritas），这种欢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杰拉尔传》所批评的那种喝醉酒后拿底层人寻开心甚至肆意殴打羞辱的特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教会文献里对基层军人暴力恶行的控诉之所以突然激增，除了这批人在建立村头领主权时确实手段粗暴外，也是因为这群刚爬上来的新贵在老牌精英眼里还没有攒够可以理所当然施暴的资格）。

在家族认同与亲属结构方面，10世纪贵族的家族王朝意识虽然比前代有所强化（体现在官职世袭垄断与寡母摄政现象的增多上，见第18章），但宗族内部的结构依然保持着相当大的弹性，固定父系姓氏尚未普及，男女双方均未按照单一的父系族谱来界定自身认同。蒂特马尔在编年史里对自己母系施塔德伯爵家族的关注度丝毫不亚于父系瓦尔贝克伯爵家族；当母系祖先的地位比父系祖先更显赫时，后代更是会毫不犹豫地突出母系血统，例如1012年前后为梅斯主教阿达尔贝罗二世（1005年去世）撰写传记的作者康斯坦丁，在书中大肆宣扬传主是东法兰克国王亨利一世的曾外孙，却对其父上洛泰尔尼亚公爵弗雷德里希的父系祖先略而不提。当然，由于土地财产主要沿着父系血缘继承和分割，父系血统在产权争夺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分家析产引发的同族内斗也随处可见，比如本章开头维希曼与叔父赫尔曼·比隆的死战，或是1002年蒂特马尔为了接管老家瓦尔贝克修道院教堂的堂长职位，不得不向百般阻挠的亲叔父柳塔尔三世侯爵及其安插的前任支付一大笔赔偿金。

家族之间的流血世仇（faida或bellum）同样在10世纪高频上演，最著名的案例是10世纪初莱茵河中游巴本堡家族与康拉德家族围绕法兰克尼亚霸权展开的惨烈世仇，902年巴本堡的亨利在交战中被杀，其兄阿达尔贝特随即在906年攻杀康拉德一世之父老康拉德，最终招来孩童路易朝廷出兵将阿达尔贝特诱捕斩首；世仇的义务甚至可以跨越父系血缘通过姻亲传递，892年洛泰尔尼亚的显贵梅金高德伯爵遇刺身亡，其遗孀改嫁后，由第二任丈夫的叔父在896年动手杀死了凶手阿尔贝里克，替梅金高德报了仇。

与这套崇尚世仇、暴力与等级傲慢的世俗价值观紧密咬合在一起的，是贵族阶层对宗教功德与修道院庇护权的执着追求。在加洛林时代于8世纪后期掀起过一波向教会捐地的高潮之后，10至11世纪的欧洲贵族再次掀起了向修道院捐赠土地并推动修道院改革的热潮。后世11世纪的教会改革文献常常把世俗贵族对修道院的控制描绘成对修道院属灵生活的污染，仿佛修道院改革的目标就是彻底摆脱世俗家族的控制；但在10世纪的贵族与绝大多数修道士自己眼里，改革修道院与家族利益非但毫不冲突，反而相辅相成。933年至934年，梅斯主教阿达尔贝罗一世（阿达尔贝罗二世的叔父）高调发起对洛泰尔尼亚庞大修道院戈尔泽（Gorze）的改革，用华丽的辞藻痛批该院此前信仰缺失，并任命著名苦行僧戈尔泽的约翰（976年去世）出任院长；但在现实政治层面，这场戈尔泽改革同时也是阿达尔贝罗所属的家族从政敌梅斯伯爵马特弗里德家族手里强行夺取戈尔泽修道院控制权的政治行动。贵族家族主动在自己控制的修道院里推行严格的《圣本笃会规》、允许修士按教规选举院长，同时保留家族的外部庇护人地位，不仅能让纯洁苦行的修士们为家族祖先与生者献上的代祷更加灵验，还能凭借修道院崇高的宗教声望吸引外人源源不断地向修道院捐赠土地，从而进一步做大受本家族庇护的教会资产盘子。

把10世纪贵族的这套宗教与社会价值观推向极致的典型标本，正是位于马孔伯国境内的克吕尼修道院。这座修道院由阿基坦公爵虔诚者威廉于909年至910年间创建，威廉在建院时做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制度安排，由于马孔地处纪尧姆家族势力范围的边缘（且该家族到927年便已绝嗣），威廉主动放弃了自己及家族后代对修道院的一切世俗支配权，将其直接置于遥远而在10世纪毫无实际干预能力的罗马教皇的独家庇护之下，从而使克吕尼在法理上彻底隔绝于任何地方伯爵、主教或世俗领主的控制之外。在第二任院长奥多（927年至942年在任）等一连串出身贵族且手腕强硬的院长统领下，克吕尼凭借严格纯净的礼拜仪式与代祷声望，一跃成为整个西欧宗教活动的标杆。单在10世纪一百年间，克吕尼修道院收到的土地捐赠特许状就多达1000份以上，捐赠者里既有顶层大公与伯爵，也有像于克赛莱领主那样的村头城堡主，乃至普通的乡绅与富裕农民，使其成为马孔地区最富有的超级大地主。克吕尼聚敛起如此庞大的地产，靠的并非对世俗贵族进行宗教恐吓，而是主动吸引并说服了他们，毕竟正是克吕尼的第二任院长奥多亲手写出了《欧里亚克的杰拉尔传》这部把在俗贵族封为圣徒的开山之作，奥多本人更受邀四处指导西法兰克乃至罗马阿尔贝里克大公辖下的修道院改革。在暴力横行、城堡林立的10世纪，克吕尼修道院非但不是世俗贵族社会的对立面，反倒是这套贵族价值观在宗教领域结出的最圆满的果实。

Chapter22-农民阶层的囚笼化，800—1000

859年，丹麦维京人南下斯海尔德河流域烧杀抢掠，居住在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的一些普通百姓自发宣誓结盟，勇敢地在塞纳河上与丹麦人展开战斗。然而按照《圣伯丁年代记》的记载，由于这群百姓在结盟时没有经过充分的考虑，他们很快就被本国实力更强的贵族武装杀死了。这是加洛林时期史料中唯一一次由普通民众自发组织抗击维京人的行动，结局却是被本国的统治阶级镇压。年代记作者所谓的没有经过充分考虑，一方面指向查理曼早年颁布的严禁臣民私自宣誓结盟的法令（朝廷担心私人结盟誓词会威胁到臣民向国王效忠的普遍誓词，见第16章），另一方面则暴露出9世纪下半叶法兰克政治阶层对农民自行其是的高度戒备。在传统体制下，拥有自由身的农民原本具备为国王服兵役的法定资格，查理曼时期的敕令集里依然保留着相关条文；尽管真正上阵作战的农民比例不高，但参军资格与出席公共大会、参与法庭审判的权利一样，都是确认自由民身份的核心标志。到了9世纪50年代，随着军队结构日趋贵族化，服兵役已经演变为贵族阶层的专属特权（见第21章）。塞纳河与卢瓦尔河流域的农民在军情紧急时聚众拿起武器，自以为只是在效仿祖辈保家卫国的旧例，可在秃头查理麾下的贵族眼里，农民根本不该具备军事动员能力，更不该在没有官方召集令的情况下擅自参战。一旦自由农民被彻底剥夺了服兵役的职能，他们对国王的利用价值便大幅缩水，国王自然也就不再像从前那样费心保护农民的其余自由权利。

859年的这起流血事件，预示了公元800年至1000年间西欧农村社会演进的总体方向，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被缓慢而稳步地排除出公共空间，日益彻底地依附于世俗贵族与教会大地主。这一演变由五股彼此独立却最终合流的社会经济趋势共同推动。第一，在昔日加洛林帝国疆界之外的欧洲边缘地区，土地所有权在9至10世纪从分散走向集中，孕育出第一批真正富有的地主贵族阶层。第二，在加洛林帝国的故土之上，世俗贵族与教会通过诱导或强力手段大举吞并周边农民邻居的土地，使不依附于地主的独立自耕农数量急剧萎缩。第三，依附于地主的佃农面临着不断上涨的地租，其日常劳动力也受到庄园体制愈发严密的管控。第四，农民被系统性地排斥在由军队和公共司法大会构成的公共世界之外，进而淡出了国王的视野与保护范围。第五，在法国与意大利的许多地区，这种排斥到公元1000年前后进一步硬化为领主强制权，整个农民社区在司法上直接沦为地方领主的私产。第9章所描绘的早中期中世纪农民享有的相对自治状态，在这两个世纪里消耗殆尽。借用法国历史学家罗贝尔·福西耶提出的社会分割成囚牢的概念（encellulement），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称为农民阶层的囚笼化。促成农民囚笼化的力量与上一章讨论的封建革命密切相关，但它并非仅仅局限于封建革命所涉及的私人司法权领域，而是上述五重经济社会变迁叠加共振的产物。

22.1

我们在第20章已经看到，公元800年以后，加洛林帝国故地之外的欧洲边缘地区普遍经历了王权的强化，而王权的强化无一例外伴随着贵族土地权力的成型。在8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与布列塔尼，贵族主要扮演着周边自由农邻居的政治庇护人角色；在早期的英格兰与稍晚的基辅罗斯，贵族则从保持内部自治的臣属村落手里收取小额贡金，这与拥有排他性产权的地主向无地佃农收取高额地租有着本质区别。从贡金向地租的制度跨越，在英格兰大部发生于9世纪，在西班牙北部各区发生于8世纪晚期至10世纪，在克罗地亚大抵发生于9世纪，在丹麦则发生于10世纪后期至11世纪（丹麦的土地档案虽然要到11世纪后期如埃斯鲁姆修道院文书里才成批出现，但那时贵族对大片地产的绝对占有早已定型）。至于欧洲边缘的其余地区，同样的转型也在11世纪以后陆续完成。由于缺乏早期的基层文书，我们已无从复原这些边缘地区贵族圈占土地的具体细节，但最终的结局毫无二致，即各地都崛起了一批手握强制权力的地主精英，他们的权力终于追上了6世纪墨洛温法兰克与伦巴第意大利贵族的水平，而代价则是自由农民私有土地的全面缩水（其中英格兰走得最极端，到11世纪时自耕农几乎彻底绝迹）。

在文献留存相对丰富的加洛林帝国故地，世俗贵族与大教会机构吞并农民土地的过程可以通过两类档案拼合出来。

第一类档案是保存最为系统的向教会捐赠土地的契约。在8世纪至9世纪初的意大利中北部、德意志中南部，以及10世纪的勃艮第、加泰罗尼亚与莱昂，留存下了成千上万份土地捐赠文书。捐赠者里固然有许多家底丰厚、捐出几块地根本不影响自身生活水准与政治权势的贵族男女，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明确属于亲自下地耕作的普通自耕农，有的人捐出了名下的一小块田地，有的人（尤其是无儿无女的老年夫妇）甚至把全部家产都捐了出去。农民慷慨解囊的首要动机无疑是宗教上的灵魂救赎，契约文书里普遍写明捐地是为了灵魂得救或换取神职人员的代祷，意大利的一些文书更直接引用经文期待在天堂获得百倍的回馈。

但在纯粹的虔诚之外，农民向教会捐地同样包含着现实的社会与政治算计。当农民把土地捐给新建的本村小教堂时，面对的只是一个方便日常礼拜、神父与村民知根知底的中立社区机构；而当农民把土地捐给像10世纪初克吕尼那样声名远播的大修道院，或是背后有大贵族与主教撑腰的教会机构时，捐赠行为便成了攀附强权、为自己和家族换取现实政治庇护的手段（许多农民在捐出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会立刻与修道院签订租约，把同一块地租回来继续耕种并缴纳低额租金）。问题在于，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涓涓细流式的农民捐赠会把受赠修道院喂养成垄断一方的巨型大地主。在8世纪至9世纪的德意志与意大利许多村庄里，当村民发觉某座修道院已经变成具有侵略性的地方霸主、不再具备温良的中立属性时，自愿捐赠的浪潮便会迅速退却；可在另一些地方，农民社区未能及时看清形势，持续不断的土地捐赠最终让地方权力的天平彻底倾覆。到850年前后，德意志中部的富尔达修道院、洛尔施修道院与意大利中部的法尔法修道院均已在各自周边确立了绝对统治地位，布列塔尼东部的雷东修道院在900年前后、勃艮第的克吕尼修道院在1000年前后也完成了同样的蜕变。这些超级修道院随后在辖区内建立起严酷的领主强制权，而当年那些为了寻求灵魂救赎与温和庇护而主动捐地的自耕农后代，最终全都沦为了修道院铁腕统治下的依附佃农。

第二类档案则记录了贵族与教会直接动用暴力或司法讹诈强夺农民土地的零星踪迹。900年，意大利米兰附近的库萨戈小镇有11名农民走上米兰法庭，起诉权势显赫的米兰伯爵。这11名农民名下各自拥有一部分私有田产，同时又租种着属于米兰伯爵的一部分土地；米兰伯爵据此宣称这些农民只拥有半自由民（aldii）的身份，企图连人带私产将他们一并吞并。库萨戈的农民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指出自己既然拥有完全产权的私有土地，就必然属于完全的自由民，因为按照法律只有自由民才配拥有私有地产。这桩官司的最终裁决极不寻常，库萨戈的农民居然打赢了官司，保住了自由身与私产；但在绝大多数类似的诉讼档案里，败诉并沦为农奴与佃农的几乎永远是农民。

对于地方权贵利用行政与司法特权巧取豪夺自耕农土地的伎俩，查理曼与虔诚者路易其实心知肚明，并曾多次颁布敕令加以训诫。查理曼在811年的一份敕令中便公开提到，各地有许多穷人（即缺乏政治势力的普通自由民）向他控诉，称自己的土地正在被当地的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伯爵们强行瓜分；如果某个自由农拒绝出卖祖产，伯爵和主教就会故意找茬陷害他，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利用自由民必须服兵役的法定规则，点名征发这个不听话的农民无休无止地参加每一次军事远征，直到他彻底破产、不得不含泪把土地贱卖给权贵为止。可无论亚琛的皇帝在敕令里表现出多少道德同情，皇帝在地方上指派来主持法庭审判、征发兵役的代理人，恰恰就是那批正在抢夺土地的伯爵、主教与修道院院长，指望这群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权贵在法庭上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判决，无异于痴人说梦。

面对步步紧逼的产权剥夺，走投无路的农民偶尔也会诉诸武力反抗，但面对训练有素的贵族重装骑兵，农民的零星暴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能够长期坚持抵抗的农民社区，大多分布在远离政治中心的高山、森林与牧场边缘地带（如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山与比利牛斯山区），那里的村民依靠共同伐木与高山放牧维系着极强的集体凝聚力。最顽强的抗争案例发生在意大利亚平宁山脉中段海拔最高处的特里塔山谷，从779年到873年的近一百年间，财大气粗的沃尔托诺圣文森佐修道院一再企图吞并特里塔山谷的土地、并将山谷居民整体降格为无自由身的农奴，山谷农民为此与修道院展开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拉锯战，先后九次走上法庭抗辩，并在873年败诉后又顶着压力硬撑了将近一百年，才最终丢掉土地与自由。至于平原核心区，整个中世纪早期唯一一次波及全境的大规模农民武装起义，就是841年至842年萨克森爆发的斯特林加起义；而那场起义之所以能动员起如此庞大的规模，正是因为查理曼征服萨克森后，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把法兰克式的领主庄园制强加到了原本扁平的萨克森农村头上，面临全方位奴役的萨克森农民才会趁着加洛林三兄弟内战的空档铤而走险。随着斯特林加起义被日耳曼人路易淹没在血泊之中，到公元1000年时，西欧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勃艮第与阿尔卑斯山以北，法国南部与意大利的自耕农虽有留存但也大幅萎缩）的独立自耕农阶层已在合法捐赠与非法强夺的双重夹击下走向瓦解。

22.2

当独立自耕农纷纷沦为依附佃农之时，原本就依附于地主的佃农阶层在8至9世纪也遭遇了剥削强度的显著升级。从公元750年往后的一个世纪里，一种被称为两分地产（bipartite estates）或庄园（manors）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在法兰克北部（塞纳河至莱茵河核心区）、德意志南部与意大利北部迅速扩张开来。

这种两分制庄园在空间与管理上被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由领主直接控制的直属地（demesne，拉丁文作dominicum），其上的全部农作收成直接归领主所有；另一部分则是分给各个佃农家庭耕种的份地（mansus），佃农除了要从份地收成里拿出一部分以实物或货币形式向领主缴纳地租（包括由农妇在家纺织的布匹）之外，还必须定期带着自己的农具和耕畜，无偿前往领主的直属地上服农业劳役。佃农交租自古有之，真正构成加洛林庄园制核心特征的是直属地上的高强度强制劳役（这类记载在8世纪40年代以前的法兰克文献里几乎从未出现过）。直属地的规模与劳役的轻重因地而异，在巴黎盆地等法兰克北部的大修道院庄园里，直属地面积庞大，佃农每周被迫为领主无偿干活的时间可高达三天；而在莱茵河以东以及直属地较为零散的意大利大部，劳役负担则相对较轻，有时一年只有两三周。

劳役负担的突然加重在公元800年前后已经引起了尖锐的社会摩擦。800年查理曼巡幸勒芒地区时，当地在王室领地与教会地产上耕作的佃农集体跑来向国王申诉，控告领主强迫他们承担漫无止境的劳役，有些人甚至整周整周地被拴在直属地上干活。查理曼为此专门下达了一道裁决敕令，规定在勒芒地区，凡租种四分之一块标准地（quarter-factus，当地土地面积单位）且自家拥有耕畜的佃农家庭，每周为领主服劳役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天（若自家没有耕畜，则每周出工两天），租种土地更少的农户劳役天数依比例递减。查理曼的这道敕令看似在保护佃农，实则从国家法律层面正式确认并规范了领主向佃农摊派每周固定劳役的合法权利。

领主们之所以费尽心思扩大直属地并严密组织劳役，绝不是为了搞什么封闭自给的自然经济，而是为了集中生产大宗粮食与葡萄酒拿到市场上出售牟利。加洛林时代的修道院档案里随处可见强令佃农承担长途马车与船只运输劳役的条款，要求佃农把直属地产出的谷物和酒水运往修道院本部、区域集市乃至沿海港口。商品贸易的繁荣与庄园对佃农劳动力的严酷榨取，从一开始就是同步推进的。

我们之所以对9世纪加洛林大庄园（尤其是大修道院庄园）的内部运作细节了解得比12世纪以前的任何时代都要清楚，得益于9世纪盛行一时的土地调查记录（polyptychs）。存世最早也最著名的一部土地调查记录，是巴黎郊外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在9世纪20年代初编纂的清册（见第9章），里头逐村逐户登记了每一名佃农家庭成员的姓名、夫妻各自的法律身份（自由民、半自由民或奴隶）、所承租份地（mansus）的面积与构成（耕地、葡萄园、草场分列），以及每户应付的货币实物地租和五花八门的劳役明细（除了犁地收割，还包括织布、赶车运输、伐木、编筐、修缮房屋乃至冶炼铁器）。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留存至今的同类修道院土地调查记录有二十余部之多，最晚的两部重要清册分别是893年特里尔附近的普吕姆修道院清册，以及900年前后意大利北部布雷西亚的圣朱利亚修道院清册（此外还有记录了儿童具体年龄的813年至814年马赛大教堂清册、850年前后兰斯圣雷米修道院清册，以及查理曼堂弟阿达拉尔德于822年制定的科尔比修道院管理章程和825年至830年间绘制的著名的圣加伦修道院理想平面图）。

这股在9世纪初突然井喷的庄园清查与文书记录浪潮，直接源于加洛林王室的行政示范与道德修正工程。在公元800年前后写就的王室档案范本《简例》（Brevium Exempla，收录了阿纳普斯等五处王室直属庄园的详细财产盘点清单，并附有维森堡修道院的清册样本及编写说明）所依附的同一部手抄本里，紧挨着抄录的正是著名的王室庄园管理手册《农舍法令集》（Capitulare de Villis）。这部由王室高官起草的法令集，把加洛林朝廷对秩序和道德的执念直接贯彻到了田间地头，严令各王室庄园的总管（iudices）必须将每一寸土地的产出与开销记录得清清楚楚，确保王室地产“完全为我们的需要，而不是其他人的需要而服务”，同时严密监管庄园内的依附劳力（familia），确保他们“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市集上”。查理曼的朝廷固然没有发明两分制庄园，但王室推广的标准化记账与管理技术，无疑帮助各大教会与世俗领主把对庄园佃农的控制收得更紧了（世俗贵族名下的地产由于经常面临诸子分家与买卖转手，其庄园规模与组织严密程度通常不及长生不老的大修道院，但剥削的逻辑并无二致）。

到了10世纪，长篇累牍的土地调查清册虽然不再编纂，但庄园制度本身并未消失。在英格兰，两分制直属地庄园在900年前后全面铺开（如第19章提到的汉普郡赫斯特本普赖厄斯清册），并在法国、德意志与英格兰一直稳固延续到12世纪乃至14世纪。唯独在城市网络密集、市场需求旺盛的意大利，庄园体制在900年以后走向解体，文献中提及农业劳役的次数在10世纪直线下降，领主们纷纷将直属地拆散分租给佃农，改收固定实物或货币地租，把直接去城市集市售卖农产品的任务交给了佃农自己。

在加洛林与后加洛林庄园内部，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变化，那就是传统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民与非自由民（奴隶）界限的逐步模糊与消融。在9世纪初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的庄园里，原本属于不同法律等级的自由佃农（coloni）、半自由民（lidi）与无自由身的农奴（servi）早已比邻而居，跨等级的通婚比比皆是（在圣日耳曼清册里，许多没有自由身的男农奴迎娶了自由身的女佃农，以便让生下的孩子依照法兰克习惯法获得自由民身份）。站在领主的立场上看，既然庄园里所有的耕作者都已经沦为背负沉重地租与每周劳役的依附佃农，且外头的公共法庭与军队大门已经对自由农关上，那么再去费力区分哪个佃农在法律上算自由人、哪个算奴隶，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

结果，古罗马与日耳曼法典里那种把人当成动产的传统非自由民（奴隶）概念，从10至11世纪起在西欧农村缓慢退场。这一过程率先在意大利完成（到11世纪时意大利农村已几乎不见非自由佃农，仅在城市富豪家里还留有家内奴隶），随后是法国，德意志、英格兰与斯堪的纳维亚则启动较晚。取而代之的，是中世纪盛期全新的农奴制（serfdom，尽管在罗曼语区的拉丁文里依然沿用古词servus来称呼农奴），其核心不再是古老的奴隶法条，而是将农民在土地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与领主的私人司法管辖权死死焊在一起。唯有在公共郡大会与百人邑法庭始终保持活力的英格兰，为了把占人口多数的庄园佃农挡在国王的公共法庭门外，领主与王室法学家才在11至12世纪特意保留并强化了自由民与非自由民（维兰，villeins）的严格法律界限，使得公元1200年前后的英格兰反而成了全西欧法律意义上非自由农民占比最高的国家。

22.3

当土地兼并、庄园劳役以及被排斥出军队和公共大会这几股力量在公元1000年前后汇合时，法国与意大利的许多地区最终衍生出了彻底锁死农民的领主强制权（seigneurie banale）与城堡化（incastellamento）。

在西法兰克与意大利，随着国家公共权力的下移，拥有私人城堡的领主不再满足于仅仅向自己名下的佃农收取地租，而是以城堡为中心划定势力范围，强行要求辖区内所有居民（包括那些自己拥有私有土地、原本与领主毫无租佃关系的独立自耕农邻居）一律接受自己的私人司法审判，并缴纳名目繁多的保护费、通行税、磨坊垄断费与筑堡劳役（见第21章）。

在意大利中部（尤其是罗马周边的拉齐奥与萨宾地区），法国学者皮埃尔·图贝尔所揭示的10至11世纪城堡化进程，以最直观的空间重组展示了领主对农民的集中管控。在意大利北部，由于领主地产高度分散，新建的城堡大多只是紧挨着既有平原村落的防御据点；而在地产连片的意大利中部，大修道院与世俗贵族直接动手拆毁了平原和山谷里原本散居的开放式古老农舍，强行或半强行地把辖区内的自由农民集中驱赶到新建在险峻山顶上的设防石砌村寨（castella）里居住，并趁机重新划分了农民的耕地地块与地租标准。农民一旦搬进山顶城寨的围墙之内，就彻底脱离了外部的公共世界，在日常起居、耕作与司法上完全落入了城寨主人的手掌心（直到12世纪以后，羽翼丰满的城寨农民社区才开始反过来利用集中居住的组织优势，与领主谈判争夺成文的社区特许权即franchises，但那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故事了）。

我们可以通过几组保存在修道院档案里的微观村庄切片，直观地对比9世纪加洛林时代的乡村社会与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的乡村社会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深刻的阶层固化。

先看9世纪的四个乡村切片。第一个是第9章详细讨论过的布列塔尼东部雷东修道院周边的吕菲阿克等村庄，在9世纪30年代修道院刚刚建起时，村里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由本村富农充任的头领（machtiern）主持村级法庭自治。第二个是莱茵河中游美因茨周边的丁海姆等村庄，尽管这里地处加洛林王室核心区、洛尔施与富尔达大修道院及大贵族在村里拥有大片地产，但村内依然活跃着大批拥有私产的中小自耕农，他们独立行使土地买卖见证权，与贵族庄园平分秋色。第三个是莱茵河上游阿尔卑斯山区康斯坦茨湖南侧的兰克韦尔，9世纪20年代存世的一批私人档案显示，朝廷派驻当地的基层行政官督导官（scultaizus）福尔克文，非但没有用强权砸碎当地的农民社区，反而通过频繁的土地微调买卖与通婚，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当地富农的互助庇护网之中。第四个则是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脉东坡、紧邻特里塔山谷的维科提亚提诺村。根据路易二世皇帝于873年创建的卡绍里亚修道院所保存的840年至880年间档案，该村在修道院降临之前活跃着一位名叫柳特普兰德之子卡罗尔（约870年去世）的富裕农民兼中型土地所有者。卡罗尔在几十年间通过数十次精明的土地买卖与交换，不断整合家族田产，为儿女攒下丰厚的嫁妆，最终成功让子女与当地的世俗官员及小贵族家庭联姻，实现了家族阶层的向上跃升。在整个9世纪的加洛林世界里，尽管大贵族与大修道院无处不在，但乡村内部依然保持着相当大的自主空间与向上的社会流动性。

再看一百年后（10世纪后期至11世纪初）的两个乡村切片，景象已截然不同。

第一个切片位于勃艮第马孔伯国克吕尼修道院北侧的弗拉基与梅尔策等村庄。10世纪下半叶，当地活跃着一个与当年意大利的卡罗尔家族高度相似的中型土地所有者家庭，家主名叫英格利姆之子阿尔鲁斯（1002年后去世）。为了在乱世中寻求保护，阿尔鲁斯家族把位于弗拉基村的大部分土地捐给了克吕尼修道院以换取修道院的庇护，同时把家族重心收缩到邻近的梅尔策村；但在修道院之外，阿尔鲁斯还必须承认附近于克赛莱城堡的主人若斯朗是自己的大人（senior，即领主）。随着于克赛莱领主强制权的成型，梅尔策村的居民被一道无形的铁幕劈成了两半，阿尔鲁斯的儿子们凭借较丰厚的家底置办起战马与武器，以军人（milites）身份投靠大领主，最终在11世纪成功在梅尔策村混成了底层小贵族，挤进了统治阶级的门槛；而当年在阿尔鲁斯家族地契上并排签名作证的那些普通自耕农邻居与亲戚，却没能跨过这道门槛，悉数沉沦为受领主强制权支配的依附农民。

第二个切片位于意大利中部法尔法修道院附近的萨利萨诺村。在城堡化浪潮中，法尔法修道院于953年至961年间在萨利萨诺修筑了山顶城堡，将周边散居的村民集中迁入堡内。萨利萨诺的大部分土地早在9世纪便已归修道院所有，到了10世纪后期，村里仅存的几户独立自耕农也在法庭败诉或压力之下，将最后的私产捐给修道院再租回来，彻底变成了修道院的佃农。然而就在全村农民集体沉沦的同时，村里一个名叫安德烈之子阿佐的富裕土地所有者，却在961年直接向修道院整体承租了萨利萨诺城堡本身的管理权；到了11世纪，阿佐的继承人或竞争对手瓜拉福萨家族，更是摇身一变成了为法尔法修道院披甲作战的军人（milites）家族，并自己掌控了一座附属小城堡当起了村头小领主（法尔法修道院直到1093年才好不容易从瓜拉福萨家族手里收回那座附属城堡的直接控制权）。

从9世纪的卡罗尔到10世纪末的阿尔鲁斯与瓜拉福萨家族，乡村上层富农向上爬升的通道虽然没有完全堵死，但爬升的性质已经变了。在10世纪末，极少数爬上去的富农直接变成了披甲持剑、协助大领主看管城堡并压榨昔日同村邻居的军人小领主；而没能爬上去的绝大多数村民，则被彻底焊死在城堡围墙与庄园地租的囚笼底部，再也无法像9世纪那样与村里的富裕邻居平起平坐地交易土地或主持村社事务了。

22.4

与农民阶层一步步被关进庄园与城堡囚笼同步发生的，是公元800年至1000年间西欧人口的回升、荒地的开垦以及城市手工业与商业网络的全面复苏。

从加洛林时代开始，西欧走出了后罗马时代的长期人口低谷，开启了一波一直持续到14世纪初黑死病前夕的人口增长长周期（期间欧洲总人口大抵增长了两倍以上）。在9世纪初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与马赛大教堂的土地调查清册里，我们已经能从农户家庭中较高的存活儿童比例看出人口缓慢增长的苗头；到了9世纪后期至10世纪，原本由单一农户耕种的标准份地（mansus）在档案里越来越频繁地被切分为半份地甚至四分之一份地，由两户或四户人家合种，直观地反映出农村人口密度的上升。

为了养活增加的人口，西欧农业在9至10世纪通过集约化耕作与外延式开荒两条途径扩大产出。在集约化方面，欧洲北部肥沃平原区在公元800年前后开始零星采用三圃轮作法（即将耕地分为冬麦、春麦与休耕三区轮作，使每年耕种的土地比例从传统二圃制的一半提高到三分之二，地中海地区因夏季干旱则继续沿用二圃制），到公元1000年前后随着人口压力增大，三圃制与重犁、水磨在北方得到了更广泛的普及。在外延式开荒方面，9世纪的文献里频繁出现农民在既有村庄边缘砍伐林木、开辟小块新耕地（assarts）的记录；到了950年以后，针对大片森林与沼泽的系统性开荒运动正式拉开序幕。

值得指出的是，在开荒运动启动的初期阶段，农业边缘地带的农民曾短暂地享受到了一波实实在在的经济红利。由于山区与大森林边缘荒地广袤，领主为了吸引劳力前去垦殖，往往愿意提供极低的地租定额与较宽松的人身条件，而新垦土地的粮食产出增速在短期内跑赢了人口增速与领主剥削收紧的速度。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麓多菲内地区帕拉德吕湖畔的沙拉维讷（Charavines）水下考古遗址，为这一时期的边缘开荒繁荣提供了一处绝佳的实物标本。这处小型垦殖聚落建于1003年，在1040年前后因湖水上涨而被废弃淹没，湖底淤泥完好封存了木屋的建材与大量有机质遗物。考古人员在仅存续了三十多年的农舍里，挖出了极其丰富的木制工具、碗盆、精巧的乐器、衣物、皮鞋、外地进口的陶器，以及数量远超早期普通农村水平的铁制农具、武器与钱币（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绝大多数是猪骨，说明这群垦荒村民通过向周边市场大批量出售生猪换取了可观的现金与工业品）。当然，沙拉维讷这种垦荒红利只是局部且暂时的窗口期，一旦开荒定居点成熟，领主的地租与强制权很快便会追上来将其重新套牢。

在农业产出增长的同时，西欧的手工业生产与商品交换也在800年以后迈上了新台阶。

整个西欧经济最活跃、最复杂的核心区，依然是卢瓦尔河与莱茵河之间的法兰克腹地（见第9章）。在莱茵兰与默兹河流域，美因茨在9至10世纪追上科隆与巴黎，成长为大型手工业与商业都会，莱茵兰各城活跃着资金雄厚的犹太商人群体；多雷斯塔德在9世纪末衰落后，莱茵河口的蒂尔（Tiel）在10世纪迅速接替了它的转口枢纽地位；在法兰克西北部，巴黎郊外的圣但尼修道院外围生长出繁华的商业关厢（burgus），佛兰德的布鲁日、根特与圣奥梅尔之间更首次织就了密集的城镇纺织与贸易网（到了10世纪，梅斯于924年、康布雷于958年先后爆发了城市居民联合起来武装反抗本城主教统治的起义，标志着市民阶层已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在东法兰克（德意志），奥托王朝在10世纪大举向主教与修道院颁发设立市场、铸币厂与税关的特许状；在多瑙河上游，巴伐利亚首府雷根斯堡在10世纪突破了古罗马城墙的边界向外扩建，城内富商攒下的钱财已足以在乡下购置田产；905年前后在林茨附近多瑙河畔制定的《拉菲尔施泰滕税则》显示，巴伐利亚人、摩拉维亚人、波希米亚人乃至远道而来的基辅罗斯商人，正顺着多瑙河航道频繁交易萨尔茨堡的食盐、斯拉夫奴隶与战马。在手工业制品方面，铁器产量大幅增长，科隆附近的巴多尔夫与平斯多尔夫陶窑、默兹河畔的昂代讷陶窑以及巴黎北部的博韦陶窑，烧造出大批标准化的精良轮制陶器，不仅行销整个法兰克腹地，还远销至丹麦的里伯与海泽比；大修道院庄园直属地产出的勃艮第与巴黎盆地葡萄酒，则顺着河流与陆路网北上换取佛兰德的羊毛与织物（不过我们仍需保持清醒的尺度感，考古出土的加洛林与10世纪钱币里，有大约80%都是在距离其原铸币厂直线半径100千米以内的区域里发现的，说明绝大多数日常商品交换依然高度集中在区域内部）。

在亚平宁半岛，意大利走的是另一条由沿海国际奢侈品贸易先行、内陆城市市场随后跟进的道路。在亚得里亚海北端，威尼斯自8世纪后期起便通过向阿拉伯世界贩卖中东欧斯拉夫战俘奴隶与木材、换回东方丝绸与香料而迅速暴富；829年威尼斯总督朱斯蒂尼亚诺立下的遗嘱里，明确将一笔正在海上随商船队周转的商业投资列为遗产，这是整个中世纪欧洲历史上关于海上商业金融资本的最早文献记录；到992年，已是海上霸主的威尼斯更从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手里拿到了大幅减免君士坦丁堡商税的黄金诏书。在意大利南部，阿玛尔菲、萨勒诺、加埃塔与那不勒斯等沿海城邦同样在与突尼斯及埃及的跨海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而在意大利内陆，波河平原上的帕维亚、克雷莫纳與米兰（10世纪米兰城内的地价与房价出现了显著暴涨）等大城市虽然人口远多于北方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城镇，市民与主教为了争夺波河码头的渡河税权从850年一直打官司争抢到1050年，但10世纪北意大利内陆城市与威尼斯之间的商业联系其实还相当薄弱，其本土手工业的专业化与批量出口能力在公元1000年时反而比卢瓦尔河至莱茵河核心区滞后了大约一百年，正处在11至12世纪经济大腾飞的前夜。

至于北海与波罗的海贸易圈，尽管9世纪后期的维京劫掠摧毁了多雷斯塔德与昆都维克等老牌贸易站，但由于维京海盗本身就是武装商人（见第20章），跨海贸易网在10世纪非但没有中断，反而随着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殖民定居，向西延伸至爱尔兰的都柏林、英格兰的约克与诺曼底的鲁昂，向东则顺着俄罗斯内河一直打通到旧拉多加、诺夫哥罗德与基辅。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这张横跨北欧的大网里流转的主要还是毛皮、白银、精致武器与奴隶等高价值奢侈品，在经济成熟度上尚不能与同一时期已经普遍开展亚麻、橄榄油、陶器与奶酪大宗贸易的伊斯兰地中海世界相提并论（见第15章）；但正是8至10世纪铺就的这条北海与波罗的海航线，为11至12世纪英格兰羊毛、佛兰德呢绒、法国葡萄酒与挪威木材及鱼干的跨海大宗贸易提供了现成的骨架。

把公元800年至1000年间西欧人口增长、商业复苏与农民阶层的囚笼化放到同一张资产负债表上核算，两者的因果关系便一目了然。我们在第9章已经指出，在前现代的早期中世纪经济里，驱动手工业专业化生产与商业流通的头号引擎始终是精英阶层的购买力。到了950年以后，人口的自然增长与农民开荒固然为市场注入了一定活力，但在9至1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普通农民手头那点微薄的余钱根本撑不起跨区域的商业网络。9至10世纪西欧之所以会出现城镇扩张、新铸币厂林立、平斯多尔夫陶器行销四方以及威尼斯商船满载丝绸香料归航的繁荣景象，最核心的物质前提，正是世俗贵族、主教与大修道院通过吞并自耕农土地、推广两分制庄园劳役以及强推城堡领主强制权，把原本留在农民手里的很大一部分农业劳动剩余强行抽调并集中到了统治阶级自己手中。领主手里的余粮、葡萄酒与货币地租越多，他们用来购买武器、丝绸、高档陶器与修筑石砌教堂城堡的消费需求就越旺盛。在公元800年至1000年的欧洲，商业与城市的繁荣和占人口八至九成的农民阶层丧失自治权、一步步被关进庄园与领主权的囚笼，从头到尾都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Chapter23-总结：欧洲历史的规律，400—1000

本节没有AI总结，仅原文翻译

本书提出了一个观点：中世纪早期不仅在整体上需要在当时的语境下分析，存在于这个时期的每一个或大或小的社会也都需如此，不能做事后诸葛亮。有鉴于此，再做总结似乎已无必要，因为我在书中始终强调各地的差异。我在全书中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对比，而不是归纳，其目的是尊重这些差异并指出这些差异的意义。

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往往用道德批判的方式对待中世纪早期的历史，我反对这种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认为那个时代的人“和我们一样”，更不应该对那个时代抱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怀旧情结。这是因为中世纪早期显然和我写书的时代——21世纪的西欧——截然不同。当代的一些价值观，如自由主义、世俗主义、宽容、讽刺性、对他人观点的兴趣等等，无论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多么根深蒂固，在中世纪早期的时候都是压根不存在的，最多也就是刚有了一些苗头。实际上，这些价值观在过去的绝大多数社会中都是不存在的。中世纪早期的人无疑是有幽默感的，但是他们的笑点（大部分是嘲弄式的模仿或者令人不快的双关语）跟我们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1] 他们也会讽刺，但风格往往相当粗野刻薄。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作者——包括那些信奉《新约》或《古兰经》中平等主义思想的严守教义者在内——都认为社会的阶层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贵族阶层天生具有道德上的优势。这些作者自己大多来自贵族阶层。下等人对上等人的奴性，以及上等人对下等人的自觉压迫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甚至被认为是美德。男人也（就我们掌握的情况而言）被普遍认为天生就比女人优越。当今社会的各种恶行之中只有一样是在中世纪早期找不到的，那就是本质主义的种族主义，不过中世纪早期那种认为异族人低等且愚蠢的泛沙文主义思想填补了这个空白。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古典时代晚期或中世纪早期的所有作者中，是否有人能让我在与之在见面时不感到厌恶。这样的人屈指可数：居鲁斯的狄奥多勒、大格列高利、艾因哈德，或许还有萨拉戈萨的布劳略，奥古斯丁也勉强算一个，这是因为他惊人的智慧和自我认识，而不是因为他的宽容。但是，正因为中世纪早期和我们的时代截然不同，这个时代以及其中各种不同的现实状况才显得有趣。我在本书中尽最大努力描述并展现的，正是这些有趣的地方，而不是这个时代笼统的结构性规律。如果要展示笼统的结构性规律，那么这本书就会变成一本元史学（metahistorical）著作，而当今的元史学叙述大多捏造成分很大，这么说的理由已经在本书第一章里提过了。

23.1

不过，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历史中确实存在趋势，最后一章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趋势提炼出来并解释清楚，尽管本书中已多少提及所有这些趋势。在本书所涵盖的六个世纪的历史中，我认为有六种重要的变化（或称转折），三种在西方，两种在东方，一种在北方。我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分析它们。此外，我还想在本章的最后重点分析一系列基础结构，正是这些基础结构支撑起了这个时代所有的政治和社会体系。

第一个转折，也是最重要的转折，还得说是西罗马帝国的解体。我们已经讲过，以前的历史学家喜欢用道德主义的眼光解读“古典文明的终结”，而近几十年来，人们更倾向于强调5世纪从始至终的连续性，尤其是在文化和宗教行为方面，政治观念上也存在一定连续性。这些连续性的确存在，因此，认为罗马文化被可怕的日耳曼蛮族清除殆尽（在天主教教会人士的庇护下，罗马和日耳曼随后发生了“融合”）的传统观点已经过时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5世纪的西方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见前文，以第4章为主）。罗马帝国的财政基础是土地税，而在后罗马时代的各个王国里，土地税逐渐退出了中心舞台。这个过程即使没有在5世纪完成，也一定是在6世纪就完成了。除了东哥特人的意大利的情况可能有些特殊以外，所有这些王国都没有尝试在较小的规模上复制罗马帝国的模式，阿拔斯王朝覆灭后的各个伊斯兰政权也没有做过类似的事（见第14章）。西方的现实情况就适合简单的政治体系，在具体的做法上，各个地区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只有政治文化的军事化是一个在拉丁欧洲普遍出现的趋向（见第5—6章）。地中海西部的经济统一瓦解了。贵族变得越来越地方化，通常也越来越穷，绝大多数地方的物质文化出现了简单化的现象（见第9章）。中世纪早期政治和文化行为中常见的“因地制宜”，正是罗马的模式和资源分崩离析（见第8章中的例子）的自然结果，尽管分崩离析后的各部分在很长时间内仍能维持运转。因此，我才在第2章和第3章解释了罗马帝国晚期的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从而为分析其后的世界打下必要的基础。在罗马分崩离析的情况下，这些“因地制宜”都是很有创造力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在中世纪早期很多世纪内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2]

与西方在5世纪发生的转折相对应的是东方最关键的转折点，也就是636—651年间阿拉伯人的征服行动（见第11—12章）。这导致东罗马/拜占庭世界陷入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危机，实际上也将拜占庭永久推上了不同的政治轨道，比西方更集权，也更军事化。当然，阿拉伯哈里发国是纯粹的新鲜事物，尽管有观点认为它的结构根基和拜占庭一样接近于罗马。哈里发国的财富和7世纪时拜占庭的虚弱（西方诸王国就更弱了）使政治活动的中心从近千年来一直保持最重要地位的地中海地区逐渐东移，先是转移到叙利亚，公元750年之后又转移到伊拉克。公元800年左右之后，地中海的中距离贸易活动开始复苏，其中心埃及与东方的贸易几乎和与北方、西方的贸易一样多（这一点和罗马帝国时期不同，见第15章）。东方在7世纪及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在政权结构方面保持了连续性，因此，其在公元640年之后的变化不像西方5世纪的变化那样彻底。但是，东方的变化更为激烈，可以说比本书提到的其他变化都更可怕（对胜利者和失败者而言都是如此）。哈里发欧麦尔一世和奥斯曼主导了不可逆转的政治和（最终到来的）文化巨变。在这一方面，本书所述时代中的任何人物都无法和他们相提并论——即便是查理曼都不行，盖萨里克和克洛维这样的5世纪的征服者就更不行了。

西方的第二个重大转折发生在文化领域：西方发展出了明确的道德化政治行为。这一变迁主要发生在780—880年。当然，基督教政体从罗马帝国晚期开始就有道德化的传统（见第3章），但那时的道德化与世俗政治计划之间还没有直接的联系。西哥特人的西班牙（见第6章）可能是第一个发展出道德化政治的政体，但查理曼和他的继承者们（见第16—17章）首先创造出了一个以带领全体人民走向宗教救赎为目标的完整政治计划，并将这个计划覆盖到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加洛林王朝让国家政权和半自治的教会建立起了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成了之后两个多世纪里西方拉丁世界的常态。直到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VII，1073—1085年在位）之后，教皇们才开始尝试与国家政权再度分离，但他们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在16世纪欧洲北部的宗教改革之后，这部分成果也再次丧失了。加洛林王朝所做的另外一件事可能更有意义，那就是它创造了这样一种理念：国王们和他们的行为应该在道德层面上接受教会人士的监督。这种监督在9世纪时就已让虔诚者路易和洛泰尔二世等人吃到了苦头，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给欧洲的许多当权者造成了麻烦（包括从10世纪开始的英格兰，见第19章）。这一系列变化是加洛林王朝的原创，在那之前只有一些临时性的先例。西方的政治行为也正是从此开始走上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拜占庭帝国和哈里发国在宗教方面的信心并不亚于加洛林王朝，但是我们在第17章末尾已经讲过，加洛林政治计划的急迫性是那两个东方大帝国无法相比的。穆斯林政治世界中的救世主义行为贯穿了整个7世纪，并且在747—750年（于北非）和10世纪再次出现，但这些行为更关注谁应该成为哈里发，而不是制订一个精确的计划。因此，这个转折是西方世界所独有的。

西方的第三个转折是加洛林世界的终结，但这并不是指法兰克政治体系在7—9世纪之间所维持的统一走向瓦解，因为即使是当时的人也不认为这个体系能持续下去。真正的变迁在于这个体系内某些部分的公共权力结构的瓦解，尤其是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西法兰克和（某种程度上的）意大利（见第18、21、22章）。这一瓦解标志着本书的终结，并使欧洲大部分地区从11世纪开始呈现出了与此前极为不同的基本范式。我稍后再讨论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些影响。与5世纪的那次转折一样，这次转折也遭到了道德主义者和其他浩劫论者的过分夸大，同时被持连续性观点的人过分质疑。我们必须认识到变化的真实情况，避免让自己陷入情绪化的状态。

东方的第二个转折与西方类似，那就是哈里发国在10世纪早期的崩溃（见第14章）。我们提过，哈里发国的国家结构比西罗马帝国的结构更容易在地区层面上复制，而后阿拔斯时代的各个政权也确实保留了这些结构。这样，王朝瓦解对阿拉伯世界的改变可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即便如此，阿拉伯政权还是失去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为其分裂程度肯定还是太高了。这使得刚刚获得稳定的拜占庭帝国在10世纪中叶开启了为期一个世纪的军事辉煌期，并在它周边的政权中建立起了霸权（见第13章）。自从安达卢斯在公元1009年之后因内战而陷入分裂状态，巴西尔二世就成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统治者，而且可能也强过了地中海南部的穆斯林法蒂玛王朝。直到11世纪后期，拜占庭的势力才被东方的新征服者——塞尔柱突厥人——破坏，而地中海地区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更是要等到16世纪奥斯曼人的征服行动后才得以重建。从某种程度上说，奥斯曼人重建了查士丁尼的帝国，让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重新成为地中海的中心，而且其保持这一状态的时间比查士丁尼时期还要长。但是，由于这两个时代之间相差了1 000年，这种重建最多也就是一个历史学层面的有趣现象而已。两者在宗法上的联系远远不如它们在结构上的巨大差异重要。这种差异从7世纪就开始出现，并于10世纪进一步扩大。

北方的重要变化主要发生在10世纪：在南部的法兰克和拜占庭两大帝国之间的广阔区域内，以及极北部森林中的狩猎-采集者人群中，稳定的政治和社会阶层分化稳步扩展。第一个利用这方面机会的是8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们（见第7章和第19章），丹麦人、波兰人、波希米亚人和罗斯人在10世纪时也加了进来，但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地区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仍相对滞后（见第20章）。我认为，造成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以及延伸出来的英格兰人和稍后的丹麦人）的稳定和扩张野心，这使得北方各政权既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也为了对抗他们的威胁而完成自身的重新组织。在北方的绝大多数地方，王权的集聚和阶层的分化都是永久性的。这个事实本身证明，由西方的查理·马特、丕平三世和查理曼，以及东方的反圣像运动和马其顿王朝诸帝王在中世纪早期后半段创造的政治体系是坚固的。在西方，这种坚固性甚至在加洛林王朝解体后仍然延续了下来，因为在东法兰克，奥托家族及其继承者们在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土地上建立的霸权比查理曼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从750年左右到中世纪早期结束，法兰克和拜占庭加在一起主宰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其控制范围不亚于300年前的罗马帝国。它们没有罗马帝国那么强大，而且它们在东南方的敌人——阿拔斯哈里发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可称世界最强国）——要比罗马帝国的敌人们强大得多。但是，它们对北方邻居们的冲击超过了罗马帝国。

这样，欧洲和地中海地区从公元400年到1000年的政治发展就可分成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大体可按时间先后顺序分割开来。在第一阶段，罗马帝国统治着欧洲西部、南部，以及地中海地区，而在北方则完全没有对手。当然，这一阶段于5世纪在西方终结了，尽管查士丁尼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逆转。在东方，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7世纪早期。第二个阶段是多极化的时代。在公元700年时，西方有3个主要政权：墨洛温的法兰克、西哥特的西班牙，以及伦巴第的意大利。三者实力相当，而且都比各自的其他邻居强大得多，与扩张中的倭马亚哈里发国和命悬一线的拜占庭帝国形成了制衡。第三个阶段则是法兰克、拜占庭和阿拔斯三足鼎立的阶段，到公元950年时又发展成法兰克和拜占庭两强对立，其中法兰克正在衰落，而拜占庭的实力则在增强。这两强在8世纪末时就是欧洲的霸主，在公元1000年或晚些时候以前促进了其北方各个政权的发展。我在前面比较过这第三个阶段中三大强国所表现出的惊人自信。它们都知道自己比前一代政权更加强大，也比中国以西的任何政权都要强大。而且它们认为，这种强大恰恰证明了自己的道德优越性，也证明继续扩张是正当的。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不仅加洛林人有优越感，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也有，只不过方式有所不同。此外，这三者都给后世留下了长久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能抹杀第二个阶段中诞生的小规模创新，例如墨洛温王朝把巴黎-莱茵河地区建设为政治活动的中心（这个创新的成果一直延续到今天），西班牙7世纪时的宗教政治，以及拜占庭的反圣像运动，等等，最重要的则是倭马亚王朝的政治和解。任何人在研究了上述史实之一（就更不用说全部史实了）之后，都不可能得出“中世纪早期在‘真正’的历史叙事之外”的结论。而且，现在也不会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了。

23.2

支撑上述政治体系和政治变迁的，是本书涉及的所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结构体系。这些体系不是中世纪早期所特有的，实际上，有观点认为它们存在于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绝大多数时期。但是，要想理解这个时期，就必须认识到它们的存在。我将分三点阐述：财富的聚集、政治的制度化，以及公共文化。下面，我就来分别简述这三点。

在本书所述的时代，绝大部分财富和权力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之上。一个人能够从土地中获取的东西越多，从农民那里收取的地租或税收越多，他就越富有，能操纵的资源也就越多，还能支持更多的武装人员，拥有更多的权力。剥削农民和土地价值的最可靠手段就是征税，因为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需要缴税，而不仅仅是佃农向地主缴税——因此，拜占庭和哈里发国这样的征税国家就相对强大一些，而后罗马时代西方的那些国家就相对弱小。但是，即使是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兰克，国王们也可以通过在广阔的王室土地上收租而致富，即便是在7世纪后期他们无法从邻居那里取得财富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个逻辑也适用于每个政治体系中的贵族阶层。富裕的贵族一般会帮助统治者，因为在中世纪早期的政治环境中，绝大多数贵族和国王/皇帝走得很近。国王能赏赐的财富越多，就越能吸引精英阶层的支持者，因而也就越强大。这样，政治上的联合加倍强化了财富的聚集。唯一突出的例外是哈里发国，在那里，地方贵族相对来说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不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哈里发们的财富都十分可观，因此贵族的问题还无关紧要。但是，贵族的问题最终还是成了导致阿拔斯王朝解体的因素之一。

财富和权力的联系意味着国家必须依靠剥削农民才能强大。对于农民来说，我们很难确定他们喜欢下面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是大多数强力统治者都能给予他们的安定（这种安定只是相对而言的：查士丁尼、查理曼和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都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当时存在着地方暴力和反抗活动），还是像10世纪以前不列颠、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那些弱小政权里的绝大多数农民一样，保持自治，并缴纳更低的地租和贡金？当强大的入侵者前来袭扰或者劫掠奴隶的时候，这种自治会让农民陷入危险。我们没有相关的信息，也就不知道农民会如何选择，实际上，中世纪早期的绝大多数农民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哪种情况更好的问题，恐怕就要依赖个人的判断了（我想他们会更喜欢自治）。但是，富人的财富和权力确实是与对穷人的剥削，以及对农民生活的种种限制相伴而行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北方的农民所受的限制在很长时间内都相对较小。在西罗马各行省的部分故地上，或许还有拜占庭帝国的部分地区，农民们在6—8世纪（在拜占庭是7—9世纪）享有的自治程度比之前和之后都要高。中世纪早期刚开始时，国家和贵族总体来说都弱于加洛林王朝或马其顿王朝时期。更强大的势力出现后，其对本地农民的控制也越来越强。在西方，这种控制甚至在加洛林的权力崩溃后继续保持加强态势，并向北贯穿了欧洲大陆。

与财富相伴而来的是贸易。富有的贵族（以及教会和国王）有了更多可支配的财富以购买手工制品，从而使手工制品的产量得到提升，销售范围也更广，有时甚至会卖给农民。在贵族较穷、农民自治程度较高的地方，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水平就相对较低。罗马帝国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要比它解体后的那些西方国家复杂得多，也比8世纪的拜占庭复杂得多。再往后，法兰克北部的墨洛温王朝核心地区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虽然不如罗马帝国复杂，但是要强于英格兰和北方的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加洛林王朝的贸易活动再次在法兰克境内扩张，但还是达不到罗马或伊斯兰世界中那些活跃经济体的水平。一方面是贵族财富和剥削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复杂性，这种情况在中世纪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大规模生产随处可见、产品销售对象范围不断扩大，以至于贸易可以靠农民——而不是贵族——的需求得以维持的时候，这种现象才开始弱化。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这种弱化最早开始于公元1200年，而在很多地区还要晚上许多，只有埃及的情况可能是例外（但是，我们对那里的研究还在进行，无法在这个问题上给出答案）。在本书所述的时代，财富集中、剥削、贸易和政治权力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每一环都可以（在应有的谨慎态度下）作为其他环节的参考——考虑到史料的残缺不全，这种参考往往是很有用处的。

我要在这里强调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权力扎根于永久性政治模式的深度。国王拥有土地资源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他的权力仅仅建基于手下武士的忠诚——这种忠诚从来都不是白得的——那么，除非他能一直扩大自己控制的土地范围，否则土地早晚有送光的那一天，权力也会随之而去。马克·布洛赫认为这是公元900年后西方封建社会的一个永恒趋势，我们在本书中也好几次看到“土地政治” [3] 所带来的问题，其中出现时间最晚的例子发生在10世纪西法兰克王权崩溃的背景下（见第18、21章），这都是能够反映出上述规律的经典事例。统治者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毕竟，除了罗马帝国覆灭后的不列颠和爱尔兰等高度个人化且规模很小的政治系统之外，中世纪早期的统治者们即使不断把自己的资源封赏出去，也确实经常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一个庞大而运转得当的国家。

对于罗马和拜占庭帝国，以及绝大多数伊斯兰政治体等征税的国家来说，要做到这一点相对容易。在这些地方，税收是国家资源的主要基础，可以用来供养职业军队，而国家则大体上不需要依赖贵族的支持，国王还可以大手笔地封赏那些忠于王室的人。通常情况下，贵族会在统治者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拉近自己和统治者的关系，只有在极端的危急情况下（例如5世纪的西方，或1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解体的安达卢斯）才会考虑自治。征税国家要完成征税工作，还需要一个复杂的官僚阶层体系，这个体系与军队的阶层体系一起，形成了一整套稳定（尽管往往不成熟）的机构体制，为那些有政治野心的人创造出了升迁路径。这种政治行为的体制化是拜占庭和哈里发国直接从罗马帝国（以及萨珊王朝）继承而来的。这两个时代的国家政治体制都足够复杂，能维持两个彼此独立的精英阶层，一个是文官阶层，另一个是军人阶层。在罗马，文官阶层地位最高，对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吸引力最强。在罗马解体后的那些政权里，军人阶层占了统治地位。但是，无论国家处于哪种状态，其基本的结构都是相当牢固的，拜占庭帝国在阿拉伯人的征服行动后依然幸存就是明证。

在罗马帝国解体后的西方，绝大部分官僚层级体系和税收系统一起解散了，军队则成了军事贵族们的集合体。但是，精英阶层并没有彻底消失。法兰克、意大利和西哥特人的西班牙仍然有伯爵、公爵和宫廷官员，而且这些职位都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官职与土地挂钩），人们对职位的争夺也非常激烈。加洛林王朝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在一段时间内为官员封赏“荣誉”，荣誉可以包括官职、王室土地和对修道院的控制权。几乎每个政治人物都有某种官职，或是像艾因哈德一样，与国王有非常亲近的私人关系。同样，脱离王室而自治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一些政治边缘地区例外，例如6世纪时的西班牙北部山区，以及6—8世纪时库尔 [4] 附近的阿尔卑斯山东部地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物还会定期地在公共大会、教会大会、军队集会以及国王的朝廷上相聚。没能参加这些聚会的人就可能会失去土地，至少是失去那些国王赐予的土地。这些聚会足够频繁，使得它们即使在法兰克和西班牙这样庞大而松散的政治体中都能像官僚体系一样重要，并起到支撑体制化政治行为的作用。我们在第5章和第16章里已经讲过，法兰克的政治人物——包括居住地离朝廷很远的人——都需要知道国王的动向。庇护和派系斗争都需要国王的支持，有时就连履行公共责任也要看国王的意思。当时的人们知道，那些对国王不忠的人即便暂时平安无事，早晚也会得到惩罚。这种认知强化了国王——或者国王年幼或被边缘化时的朝廷，例如在7世纪晚期的法兰克——的中心地位。在贵族阶层的政治考量中，恐惧心理强化了利己主义的倾向。这两方面的强化合在一起，对后罗马时代各主要国家的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政治逻辑最迟到10世纪时就已传到英格兰，而其中一些方面更是在8世纪就在英格兰出现了。

与此相关的，便是我想在这里强调的中世纪早期政治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要素，也是从罗马时期继承最多的要素，那就是公共文化。罗马帝国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有很明确的区分，而公共空间起着国家角力场和社会共同体的作用。当时的公私界限与今天不完全相同，公与私之间也没有严格的对立关系，但是他们对“公共”（publicus）一词的使用与我们今天的用法类似。这种公私之间的区隔在征税国家是比较容易维持的，因为税收用于公共空间，支持着公共空间的运转。拜占庭原封不动地沿袭了罗马时期的公共空间概念，而穆斯林政权虽然使用的语汇不同，但也将资金用于法律、集体祷告等同等重要的“公共”功能。 [5] 后罗马时期的西方各政权也保留了公共角力场的理念。在西哥特、伦巴第、墨洛温和加洛林的政治活动中，公共空间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纪早期的拉丁语文献中，王室财产、法庭、王室官员，以及或大或小的大会都经常被描述为“公共”的。

我们从西方的史料中得到一个明确的感觉，那就是王室权力的世界也是所有人（自由男性）的公共世界。我之所以在本书和其他地方始终用“国家”（state）这个词来描述西方的这些政治体系，这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公共空间的一大重要资源——税收——到7世纪时就已经萎缩了，但是从北方日耳曼部族中引入的重要政治活动——大会——则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及相当长时间内的英格兰，政治权力结构几乎完全依赖国王（或领主）与其亲密随从之间的私人关系，而其中唯一的集体元素就是大会。而在法兰克和其他罗马-日耳曼王国里，在原本完全继承自罗马的公共空间意象之中，外来的大会成了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并且实际上拓展了公共空间，因为它至少在理论上把国王和所有的自由男性直接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现实政治同样建立于国王对不断变化的派系斗争以及私人关系的操纵上，这些因素也没有被从公共空间的概念中移除。实际上，在加洛林王朝的巅峰时期，国王和王国的整个道德计划——也就是对忠诚者们的“修正”运动——就可以被描述为一项（或唯一的一项）公共事务（res publica）。 [6] 从这个层面上说，秃头查理在起草法令时原样照搬罗马法律条文，这样的做法并不意外。罗马时期对政治系统性质的理解仍然是完全适用的。对于那些有政治野心的人物来说，这一点无疑凸显了王室政治的重要性。至于“私人”（privatus）这个词，它在这个语境下出现的时候并不是指任何一种“私人的”政治行为，而只是指那些“无权者”。因此，即便罗马公共世界的资源已经不再适用，公共权力仍是公共世界的全部。

这种意义上的公共世界的弱化在西方发生于10世纪，在11世纪也很突出，主要是在西法兰克的土地上。我们在前面几章中讲过，政治活动的要素发生了变化。领主强制权出现后，地方领主接管了旧有的公共权力。他们将其视为自己财产的一部分，是可以遗留给继承人或分割出去的。得到领主权的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国王，在有些地区，任何足够强大的人都可能获得伯爵头衔并传给自己的继承人。在12世纪的时候，法国和意大利各城市的国王还使用“公共”这个词，但他们必须从零开始建构公共世界，因为此时的所谓公共空间只是各种私人依附关系和共同目标的大杂烩，与罗马的公共世界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个更加“私人化”的世界并不比加洛林王朝或之前的政治体更糟糕，因为无论在哪个世界里，贵族的行为都很恶劣：对贵族同僚是如此，对自己的（和别人的）农民也是如此。但是，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公共空间和（所谓的）私人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不复存在。领主们在其城堡周围的村庄里所行使的地方权力不再与国王的公共法针锋相对，摆脱了非法或半非法的地位，成了新的合法权力。这种现象在法国尤其突出，某些地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只有领主权力，而没有公共权力。

我们把公元1000年前后作为中世纪早期的终结点，这对欧洲的一些地区来说是合适的，对另一些地区不太合适，对拜占庭则完全不适用。在欧洲的另一端，这个时间点对安达卢斯很合适（对阿拔斯哈里发国也不错，不过这里的分界线划在950年更准确）。在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大部分地区，10世纪后期也出现了一次转折，那就是稳固的国家形态的诞生。在东法兰克/德意志和英格兰，加洛林王朝的政治特征轻松存续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实际上，这些特征在英格兰一直都没有消失），因此用公元1000年来划分时代就不是很合理。这个时间点对西法兰克/法兰西来说正合适，但是对意大利来说就早了一点（公元1080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那是公共空间消失的时间。公共空间中至关重要的司法大会比较容易地存续到了这个时候）。换句话说：把时间的界限划在哪里都不完美。我选择公元1000年，只是因为我既想探讨10世纪后加洛林时期各个继起国家的不同走向，以及后阿尔弗雷德时期的英格兰，又不想涉及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的崛起，或是“格列高利改革”的问题，以及我在第1章里抨击过的那种以道德水平提升为线索的宏大叙事。但是，以政治权力概念的根本转变为终结标志看起来还是有道理的，哪怕这种转变只发生在欧洲的少数地区。罗马帝国的遗产至少在那些地区一直延续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在那之后就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扩展阅读

第1章

关于整个中世纪早期，能够代表目前基本研究方法的英文著作在本章的正文中有所引用。如果想要初步了解文献史料或阅读基本的文献综述，剑桥出版的五卷本史集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五卷均出版于1995年以后，每卷覆盖一个世纪。它们是CAH , vols. 13 and 14，以及 NCMH , vols. 1–3。考古学方面没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史料。剑桥五卷本没有涉及阿拉伯世界，但是最近修订再版的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 vol. 1可供参考。中世纪早期研究方面的主要英文期刊是1992年创办的EME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sbook.html网站有非常丰富的中世纪早期史料译文，而且资料库还在稳步扩大。这些译文大多是旧版，但是作为入门读物来说是很不错的。

第2章

对于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最好的短篇介绍包括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London, 1971), 以及Averil Camero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London, 1993)和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95–600 (London, 1993)。细节翔实的英文研究报告包括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Oxford, 1964)以及CAH, vols. 13 and 14。S. Mitchell,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 284–641 (Oxford, 2007) 是另一本有用的介绍类读物。关于6世纪东方的研究，可参考的读物有M. Maas (ed.), The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 (Cambridge, 2005)。关于以上所有主题，还可以读我的著作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Oxford, 2005)中对本章提到的一些问题有非常详细的讨论。其他重要的罗马晚期研究著作还有：G. Bowersock et al . (eds.),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 Mass., 1999); A. Giardina(ed.), Società romana e impero tardoantico , 4 vols. (Bari, 1986); A. Carandini et al .(eds.), Storia di Roma , vol. 3 (2 vols.) (Turin, 1992); A. Demandt,Die Spätantike (Munich, 1989)。

第3章

第2章列出的大部分书目对了解本章的内容同样重要。P. Garnsey and C.Humfress, The Evolution of the Late Antique World (Cambridge, 2001), pp. 132–215，以及P. Brown, Power and Persuasion in Late Antiquity (Madison, 1992)都是对史料的#### 第一手解读。关于基督教，关键的参考著作有：A. Cameron, Christianity and the Rhetoric of Empire (Berkeley, 1991); P. Brown,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2nd edn., Oxford, 1997); and R. Markus, The End of Ancient Christianity (Cambridge, 1990).

第4章

关于这一时期的最完整的总体记述仍然是E. Stein, Histoire du Bas-Empire , 2vols. (Paris, 1949–59)；关于西方的最新（且非常不同的）分析叙述式著作是P. Heath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2005)，以及G. Halsall, 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 376–568 (Cambridge, 2007)，这两本书探讨了物质文化。CAH, vol. 14；M. Maa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 (Cambridge 2005)；以及A. Camero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65–600 (London, 1993)是经典的概述，H. Wolfram, 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Germanic Peoples (Berkeley, 1997)也是。关于“蛮族”进入罗马世界，Brill出版的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系列现在是很重要的入门读物，这套丛书包括W. Pohl (ed.), Kingdoms of the Empire (Leiden, 1997)，以及H.-W. Goetz et al. (eds.), Regna and Gentes (Leiden, 2003)。B.Ward-Perkins,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Oxford, 2005) 是对过度的“延续论”的有力反驳。对于本章所讨论的话题，学者们的观点彼此相左，经常出现激烈冲突，这种情况看起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第5章

在研究墨洛温时期的所有语言的著作中，最好的一本是Ian Wood,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Harlow, 1994)。简短一些的介绍中较好的有S. Lebecq, Les Origines franques V e –IXe siècle (Paris, 1990)，以及P. Geary, Before France and Germany (Oxford, 1988)。E. James, The Franks (Oxford, 1988)包括更多考古学的内容，但只讲到公元600年左右为止。不过，他的The Originsof France (London, 1982) 一直讲到了公元1000年。I. Wood (ed.), Franks andAlamanni in the Merovingian Period (Woodbridge, 1998) 收录了一些令人兴奋的文章。J. M. Wallace-Hadrill, The Long-haired Kings (London, 1962) 是较早的著作中的一本基础参考文献。重要的社会史著作有G. Halsall, Settlement andSocial Organization (Cambridge, 1995) 以及R. Le Jan, Famille et pouvoir dans le monde franc (VIIe –Xe siècle) (Paris, 1995). R. Van Dam and P. Fouracre, in NCMH, vol. 1, pp. 193–231, 371–96中有节奏明快的综述。

第6章

关于西哥特人的西班牙，细节最丰富的英语著作是E. A. Thompson, The Goths in Spain (Oxford, 1969)，但其方法论和研究手段已经过时；L. A. García Moreno, Historia de España visigoda (Madrid, 1989) 也有缺陷。比上述两本好得多的著作有D. Claude, Adel, Kirche und Königtum im Westgotenreich (Sigmaringen, 1971)，以及R. Collins, Early Medieval Spain (London, 1983)，后一本一直叙述到公元1000年，现在已经过全面更新，而且细节同样丰富。R. Collins的Visigothic Spain 409–711 (Oxford, 2004)是目前来说最佳的入门读物。篇幅较短、较新的概述有G. Ripoll and I. Velázquez, La Hispania visigoda (Madrid, 1995)。
关于意大利，见C. Wickham, Early Medieval Italy (London, 1981), P. Cammarosano,Nobili e re (Bari, 1998), C. La Rocca (ed.), Ital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Oxford, 2002)。上述著作均叙述到公元1000年，还有G. Tabacco,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Medieval Italy (Cambridge, 1989), 叙述到公元1350年。N. Christie, The Lombards (Oxford, 1995)，以及P. Delogu, ‘Il regno longobardo’, in G. Galasso (ed.), Storia d’Italia , vol. 1 (Turin, 1980), pp. 3–216，包括伦巴第地区。重要的反思，可参见P. Cammarosano and S. Gasparri (eds.), Langobardia (Udine, 1990), W. Pohl and P. Erhart (eds.), Die Langobarden (Vienna, 2005)，以及P. Delogu (ed.), The Langobards (Woodbridge, 2009)。T. S. Brown, Gentlemen and Officer (Rome, 1984) 是一本研究拜占庭意大利的杰作，E. Zanini, Le Italie bizantine (Bari, 1998)则为其补充了考古方面的内容。以考古学为基础的调查报告，入门读物是N. Christie, From Constantine to Charlemagne (Aldershot,2006)。关于罗马的著作有很多，可参见J. Richards, The Popes and the Papacy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London, 1979，以及T. F. X. Noble, The Republic of St Peter (Philadelphia, 1984)。

第7章

关于本章所述内容的英语历史学著作汗牛充栋，原因显而易见。威尔士是相对来说研究最少的地区，W. Davies, Wal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Leicester, 1982) 是一本基础著作。关于英格兰，可参见F. M. Stenton, Anglo-Saxon England , 3rd edn. (Oxford, 1971) 和J. Campbell (ed.), The Anglo-Saxons (Oxford, 1982)。前者是一部经典著作，后者则是近期的综述类著作中（相对）最好的一部。基础著作还包括S. Bassett (ed.), The Origins of Anglo-Saxon Kingdoms (Leicester, 1989)，以及B. Yorke, Kings and Kingdoms of Early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1990)。关于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的考古研究，见C. J. Arnold, An Archaeology of the Early Anglo-Saxon Kingdoms , 2nd edn. (London,1997)。
关于爱尔兰，F. J. Byrne, Irish Kings and High-kings (London, 1973)；N. Edwards,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edieval Ireland (London, 1999)，以及T. M. Charles Edwards, Early Christian Ireland (Cambridge, 2000)是几本关键的参考书。短一些的综述可参见G. Mac Niocaill, Ireland before the Vikings (Dublin, 1972)以及D.ÓCróinin, Early Medieval Ireland, 400–1200 (London, 1995)。D. ÓCróinin (ed.), A New History of Ireland, vol. 1 (Dublin, 2005)是一本被期待了几十年的著作，其中包括有价值的论文和范围很广的参考书目，但是对政治结构的论述比较简略。关于教会，除了Charles-Edwards的著作外，还可参见K. Hughes, TheChurch in Early Irish Society (London, 1966)以及L. Bitel, Isle of the Saints (Ithaca, NY, 1990)。
关于苏格兰，M. O. Anderson, Kings and Kingship in Early Scotland , 2nd edn.(Edinburgh, 1980) 是一本基础著作，A. A. M. Duncan, Scotland: The Making of the Kingdom (Edinburgh, 1975)叙述到1286年，A. P. Smyth, Warlords and HolyMen (London, 1984)是一本观点独特、论述有力的著作。这一时期爱尔兰和苏格兰历史的编修仍在不断变化，对于一些基本问题的解读还存在明显分歧。T. M. Charles-Edwards (ed.), After Rome (Oxford, 2003)是唯一一部试图把四个地区的历史编修结合到一起的著作。W. Davies, ‘Celtic Kingship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in A. J. Duggan (ed.), Kings and Kingship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93), pp. 101–24，以及NCMH , vol. 1, pp. 232–62则联系起了四个地区中的三个。

第8章

关于本章整体情况的重要综述性著作是P. Brown,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2nd edn., Oxford 1997)，以及J. M. H. Smith, Europe after Rome (Oxford, 2005)，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文化史综述。还可参见B. Rosenwein,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Ithaca, NY, 2006)。关于基督教和传统文化的接触，V. I.J. Flint, The Rise of Magic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Oxford, 1993) 是必看读物；关于东方和西方，必看读物是J. Herrin, The Formation of Christendom (Princeton,1987)。J. M.Wallace-Hadrill, The Frankish Church (Oxford, 1983)是一本有价值的综述。R. McKitterick (ed.), The Early Middle Ages (Oxford, 2001)论述了社会和文化史。关于社会史的总体情况，最好的研究著作是法语的P. Depreux, Les Sociétés occidentales du milieu du VI e à la fin du I e siècle (Rennes, 2002)以及R. LeJan, La Société du haut Moyen Âge (Paris, 2003)。上述所有著作均包括加洛林时代。关于性别，见本章尾注65。

第9章

关于这一时期的农民社会，见P. Depreux, Les Sociétés occidentales du milieu du Vie à la fin du I e siècle (Rennes, 2002); R. Le Jan, La Société du haut Moyen Âge (Paris, 2003); J.-P. Devroey, Puissants et misérables (Brussels, 2006)，以及早期经典著作A. Dopsch,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London, 1937)。关于经济，见J.-P. Devroey, Économie rurale et société dans l’Europe franque (VIe –IXe siècles) (Paris, 2003); M. McCormick,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Cambridge, 2001); S. Loseby and S. Lebecq, in NCMH, vol. 1, pp. 605–59; R. Hodges and 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London, 1983); R. Hodges and W. Bowden (eds.), The SixthCentury (Leiden, 1998); I. L. Hansen and C. Wickham (eds.), The Long Eighth Century (Leiden, 2000)。这里的经典是G. Duby,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London, 1974)。本章将比其他各章更多地直接呈现我在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Oxford, 2005) 中提出的论点，那本书里列出了更多的参考书目。但是，我在这里会尽可能地挑选不同的例子以证明本章中的观点。

第10章

本章得到了Leslie Brubaker的很多建议和启发，尤其是她即将出版的著作Looking at Byzantium ，我看过这本书的草稿。关于建筑展示的政治效果，有价值的启示来自M. de Jong and F. Theuws (eds.), Topographies of Power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Leiden, 2001)。关于本时期的建筑有三本经典的研究著作，包括R. Krautheimer and S. Ćurčić, Early Christian and Byzantine Architecture ,4th edn. (Harmondsworth, 1986); R. Ettinghausen and O. Grabar,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slam , 650–1250 (Harmondsworth, 1987); K. J. Conant, Carolingian and Romanesque Architecture, 2nd edn (Harmondsworth, 1966)。此外，还需要看更多包括最新研究进展的著作。当然，还有很多关注范围较小的论著，包括对单个建筑的论述，我们在下面会提及一部分这样的著作。

第11章

关于拜占庭历史的英文著作很多，最好的单卷本入门书是M. Whittow,The Making of Orthodox Byzantium, 600–1025 (Basingstoke, 1996)，关于本时期最好的专题研究是J. F. Haldon, 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 , 2ndedn. (Cambridge, 1997)，以及L. Brubaker and J. F. Haldon, Byzantium in the Iconoclast Era (ca.680–ca.850) (Cambridge, 2009)。我感谢那些让我看他们著作打字稿的作者。C. Mango, Byzantium: The Empire of New Rome (London, 1980)、A.Cameron, The Byzantines (Oxford, 2006)，以及J. Herrin, Byzantium (Princeton, 2008) 都是很有见地的著作。J. Herrin, The Formation of Christendom (Princeton,1987) 对教会研究而言十分重要。ODB 是非常宝贵的参考书。

第12章

关于阿拉伯历史中的一些问题，整体框架性的著作是R. S. Humphreys, Islamic History , revised edn. (Princeton, 1991)。关于公元750年之前的历史叙事，见H. Kennedy, 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s (London, 1986); G. R. Hawting, The First Dynasty of Islam (Carbondale, Ill., 1987); P. Crone, Slaves on Horses (Cambridge, 1980)干脆、简明，但是需要一些知识储备才能读懂；M. A. Shaban, Islamic History: A New Interpretation , vol. 1 (Cambridge, 1971)成书时间较早，问题也较多；老的经典是J. Wellhausen, 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 (Calcutta, 1927)。重要的研究工具书是Encyclopaedia of Islam , 2nd edn. (Leiden,1954–2001)。

第13章

关于9—10世纪的历史，没有一本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著作。M. Whittow,The Making of Orthodox Byzantium, 600–1025 (Basingstoke, 1996)，仍是一本不错的研究著作。还可参见J. Shepard in NCMH , vol. 3, pp. 553–604。还有一些关于拜占庭总体情况的综述也对这一时期给予了有价值的关注，这些著作包括J. F. Haldon, Byzantium: A History (Stroud, 2000); P. Magdalino, ‘The Medieval Empire (780–1204)’, in C. A.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2002), pp. 169–208。还有年代较早的（有些地方已过时）经典：G.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Oxford, 1956)。关于几位皇帝（利奥七世、尼基弗鲁斯二世、巴西尔二世），近期有一些不错的英语分析: 见下文。但是，无论哪种语言，都没有一本著作将这个时期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关于保加利亚，见本章尾注14。

第14章

关于阿拔斯王朝及之后的历史，英语著作中最好的综合指南是H. Kennedy,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s (London, 1986)，该书探讨这一时期的章节是最精彩的。关于10世纪的情况，这本书是除M. A. Shaban, Islamic History: A New Interpretation , vol. 2 (Cambridge, 1976)外唯一的概览著作，M. A. Shaban那本书的问题比较大。（更着眼于各地的研究，见本章尾注28—32。）关于公元908年以前的时期，Kennedy的其他三本著作也值得一提，即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 (London, 1981)、The Armies of the Caliphs (London, 2001)，以及The Court of the Caliphs (London, 2004)，这是引人入胜的通俗历史著作，主要基于阿拔斯王朝的叙事，这应该是最好的起点。关于阿拔斯王朝整体，涉及范围最广的综合研究是D. Sourdel, L’État impérial des califes abbassides (Paris, 1999)。关于该时期的文化，经典通览是G. E. von Grunebaum, Medieval Islam , 2nd edn. (Chicago, 1953); M. J. L. Young et al . (eds.), Religion, Learning and Science in the ‘Abbasid Period (Cambridge, 1990)以及J. Ashtiany et al . (eds.), ‘Abbasid belles-lettres (Cambridge, 1990)，这三本书详细讨论了每一种文学体裁。P. Crone, Medieval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 (Edinburgh,2004)和C. F. Robinson, Islamic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2003) 涉及范围都很广。基本的原始资料The History of al-Tabari 翻译后有39卷，编者是E.Yar-Shater (Albany, NY, 1985–2000)；27卷以后是750—915年的情况。大部分研究该时期的学者（包括上面提到的一些学者）倾向于相信al-Tabari和其他作者所说的一切，T. El-Hibr在重要著作Reinterpreting Islamic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1999)中有效批判了这种情况。

第15章

拜占庭经济的总体研究收录于三卷本的合集EHB 中。关于这一时期整体情况的最好著作是编者A. E. Laiou自己的综述文章‘Exchange and Trade, SeventhTwelfth Centuries’, EHB , vol. 2, pp. 697–770，以及Laiou and C. Morrisson, The Byzantine Economy (Cambridge, 2007)的前半本。关于早期的情况，见F. Haldon, 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 , 2nd edn. (Cambridge, 1997), pp. 92–172，以及L. Brubaker and J. F. Haldon, Byzantium in the Iconoclast Era ca.680– ca.850 (Cambridge, 2008), ch. 7。关于后期的情况，见A. Harvey, EconomicExpansion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900–1200 (Cambridge, 1989)。关于财政系统的经济层面，关键的著作是M. F. Hendy, 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 c.300–1450 (Cambridge 1985)。关于乡村社会，见M. Kaplan, Les Hommes et la terre à Byzance du VIe au XIe siècle (Paris, 1992)。
关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情况，并没有质量上能够接近上述著作的书。E.Ashtor,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1976)是唯一有竞争力且重要的文本，但其内容已经过时，有道德化倾向，且包含了一些缺乏说服力的结构性假设。关于公元800年前的情况，我推荐我自己写的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Oxford, 2005)，其中包括一些专题研究的参考书目。公元800年之后的情况，我们将在叙述过程中推荐相应的地方研究（其中一些非常重要）。

第16章

研究加洛林王朝的著作很多，多于对西罗马帝国覆灭后中世纪早期历史上任何其他主题的研究。在由一名作者完成的研究中，最好的一本仍是R.McKitterick, The Frankish Kingdoms under the Carolingians, 751–987 (Harlow, 1983)；也力争完整的重要文章集是NCMH , vol. 2以及R. Le Jan (ed.), La Royauté et les élites dans l’Europe carolingienne (Lille, 1998)，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英语。读者可能已经想到了，法语和德语——尤其是后者——的参考书目也非常有价值。上述著作对这两种语言的著作都有相当多的引用。有很多关于查理曼个人的历史著作，最新（且最好）的是J. Story (ed.),Charlemagne (Manchester, 2005)以及R. McKitterick, Charlemagne (Cambridge 2008)。关于虔诚者路易的著作相对较少，但是可参见P. Godman and R.Collins (eds.), Charlemagne’s Heir (Oxford, 1990)，这是一本很重要的文献集。关于他的儿子查理，首先参考J. L. Nelson, Charles the Bald (Harlow, 1992)。关于加洛林文化，见下一章。其他的关键参考书有J. L. Nelson的文集Politics and 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86), The Frankish World, 750–900 (London, 1996)，以及Courts , Elites and the Workings of Power in the Early Medieval World (Aldershot, 2007); M. Innes,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Cambridge, 2000)。关于加洛林政治文化，有一本很有新意的重新解读：P. E. Dutton, The Politics of Dreaming in the Carolingian Empire (Lincoln, Nebr.,1994)。很多重要的史料都有译本，尤其是P. D. King, Charlemagne (Kendal,1987)和P. E. Dutton, Carolingian Civilization (Peterborough, Ont., 1993)。这些近期成果大体上取代了之前的同类英文著作，但仍可以参考H. Fichtenau,The Carolingian Empire (Oxford, 1963); F. L. Ganshof, Frankish Institutions under Charlemagne (Providence, RI, 1968)，以及D. Bullough, The Age of Charlemagne (London, 1965)。

第17章

关于本章所述主题的总体研究，见第16章，尤其是NCMH , vol. 2；进一步阅读可参见R. McKitterick (ed.), Carolingian Culture (Cambridge, 1994)，以及P. Wormald (ed.), Lay Intellectuals in the Carolingian World (Cambridge,2007)。McKitterick的专题研究，尤其是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Written Word (Cambridge, 1989) 以及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Carolingian World (Cambridge,2004), 还有J. M. Wallace-Hadrill, The Frankish Church (Oxford, 1983) 也都是重要的入门书。年代较早的则有W. Ullmann, 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and the Idea of Kingship (London, 1969)。

第18章

关于加洛林时期的著作浩如烟海，但大多止于10世纪，只有德语著作除外。关于后加洛林时代（不带政治色彩）的整体情况叙述，包含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只有一本，即J. Fried, Die Formierung Europas 840–1046 (Munich, 1991).NCMH , vol. 3提供了关于政治和宗教思想史的最好的英文综述集； Settimane di studio , 38 (1991) 也聚焦于10世纪的研究。关于单个继起国家历史的基础英文记述是T. Reuter, German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c. 800–1056 (Harlow, 1991)中的相关章节，他的Medieval Polities and Modern Mentalities , ed. J. L. Nelson(Cambridge, 2006) 中也有几篇关键的文章，此外还有C. Wickham, Early Medieval Italy (London, 1981); G. Tabacco,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Medieval Italy (Cambridge, 1989); J.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1180 (Oxford,1985)。我们会在后面陆续提到其他语言中的类似记述。H. Fichtenau, Living in the Century (Chicago, 1991) 是这一时期政治史整体研究中的最佳入门读物；G. Althoff, Family, Friends and Followers (Cambridge, 2004) 是对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导读。

第19章

关于9—10世纪的英格兰，最好的综述是P. Wormald and E. John in J.Campbell (ed.), The Anglo-Saxons (Oxford, 1982), pp. 132–206; S. Keynes in NCMH , vol. 2, pp. 37–42, and vol. 3, pp. 456–84; 以及（关于公元900年后时期的关键文本）P. Stafford, Unification and Conquest (London, 1989)。P. Stafford的‘King and Kin, Lord and Community’和Gender, Family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Aldershot, 2006), study VIII是对本时期英格兰社会的重要分析，和本章的观点接近。老的经典还是F. M. Stenton, Anglo-Saxon England , 3rd edn.(Oxford, 1971)。基础性的参考书目导览是S. Keynes, Anglo-Saxon History: A Select Bibliography (Cambridge，定期更新并再版），比现版本稍早一些的版本可在这里找到：<http//www.trin.cam.uk/sdk13/asindex> 关于政府，最新的研究是A. Williams, Kingship and Government in Pre-Conquest England, c.500–1066 (Basingstoke, 1999)；关于教会，新的经典是J. Blair, The Church in AngloSaxon Society (Oxford, 2005)。

第20章

没有一本综述性的著作能将本章涉及的社会全部包括进去，我会为每一个广义上的文化区域单独列出更通用、更具体的参考书目。关于公元1000年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历史，基础的英文入门读物是K. Hell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andinavia , vol. 1 (Cambridge, 2003)，以及B. and P. Sawyer, Medieval Scandinavia (Minneapolis, 1993)；两本书的叙述都持续到公元1500年。还可参见P. Sawyer, Kings and Vikings (London, 1982)。有价值的文章，见J. Jesch(ed.), The Scandinavians from the Vendel Period to the Tenth Century (Woodbridge,2002)。
关于维京人，英语的参考书太多，无法列举，这里只能推荐一些最重要的研究。G. Jones, A History of the Vikings (Oxford, 1968)是一本传统的文献研究；P. Sawyer, The Age of the Vikings (London, 1962) 是经典的问题分析，影响了后来的所有研究；最近的作品集包括J. Graham-Campbell (ed.), Cultural Atlas of the Viking World (Abingdon, 1994) 以及P. Sawyer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Vikings (Oxford, 1997)。

第21章

关于这一时期的贵族，最好的单卷本分析是R Le Jan, Famille et pouvoir dans le monde franc (VII e –Xe siècle) (Paris, 1995)，该书主要研究对象是法兰克。文章集的英译本ed. T. Reuter, The Medieval Nobility (Amsterdam, 1978) 仍然很重要，此外还有G. Duby, The Chivalrous Society (London, 1977)，以及C. B.Bouchard, ‘Those of my Blood ’ (Philadelphia, 2001)，也都是文章集。关于公元900年以前的情况，先读S. Airlie, in NCMH vol. 2, pp. 431–50；公元900以后的情况，见H. Fichtenau, Living in the Tenth Century (Chicago, 1991), pp. 30–156，以及G. Althoff, Family, Friends and Followers (Cambridge, 2004)。关于本时期的社会和文化，见J. M. H. Smith, Europe after Rome (Oxford, 2005)；还有终止于公元900年之前的P. Depreux, Les Sociétés occidentales du milieu du VI e à la fin du I e siecle (Rennes, 2002)，还有R. Le Jan, La Société du haut MoyenÂge (Paris, 2003)。关于本时期的最后阶段，见P. Bonnassie and P. Toubert (eds.),Hommes et sociétés dans l’Europe de l’An Mil (Toulouse, 2004)，这是一本重要的研究文章的合集。

第22章

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包含本章讨论的所有主题。G. Duby的两本经典研究著作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London, 1974) 和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London, 1968) 是英文著作中最接近全面综述的作品。关于9世纪，A. Verhulst, The Carolingian Economy (Cambridge,2002) 是基础读物。NCMH , vols. 2 and 3. 的社会经济章节中还有一些导论。在法语著作中，J.-P. Devroey最近出版的两本书Économie rurale et société dans l’Europe franque (VI e –IXe siècles) (Paris, 2003) 和Puissants et misérables (Brussels, 2006)，以及R. Fossier, Enfance de l’Europe, X e –XIIe siècles (Paris, 1982)加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而翔实的地区性记述，但这两位作者的叙述中存在很大差异（在有差异的地方，我都支持Devroey）。Fossier用英语复述了他的观点，见NCMH , vol. 3, pp. 27–63. M. McCormick,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Cambridge, 2001)，这是一本信息量很大的分析著作，除贸易和通信外，还涉及了很多其他问题。